爱华网郁达夫与孙荃、王映霞、何丽有的爱情
文/赵冬
富阳城里清末民初的轮船码头是商业中心，附近有条满舟弄，居住着郁家三兄弟——曼陀（1884-1939）、养吾（1891-1971）、达夫（1896-1945）。他们的父亲郁企曾（1863-1898）早年亡故，全家的主心骨是母亲陆氏（1866-1937）。陆氏深明大义，含辛茹苦奉养婆婆和3个儿子，又教育儿子刻苦攻读。老大郁曼陀从小品行端正，发奋努力，终于黄榜题名又获得公费留学日本。民国期间，郁曼陀担任了法官和教授，得以赚钱养家。长兄代父，郁曼陀还带领两个弟弟读书，使三兄弟都成了富阳乃至省内外的名人。
拍摄于1935年前后的上海 郁曼陀夫妇和他们2子4女，
(左起:幼女郁晓民、次女郁隽民、夫人陈碧岑、长女郁风、
郁曼陀、长子郁兴民、幼子郁兴治、三女郁怡民）
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浙江富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他七岁入私塾。九岁便能赋诗。幼年贫困的生活促使发愤读书，成绩斐然。1908就读于富阳县立高等小学，1910年考入杭州府中学堂，与徐志摩是同学，后又到嘉兴府中学堂和美国教会学堂之江大学预科等校学习。1912年考入浙江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4年7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东京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1922年3月，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1923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1928年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2月小说《迟桂花》发表。
郁达夫懂得日、英、德、法、和马来西亚五国语言，才华横溢，任情适性。他的一生给文学爱好者留下了大量
脍炙人口的名篇，包括小说、散文、诗词。有人说作为有个性的作家，郁达夫的小说惊世骇俗，而作为一个多情的男子，他的情爱也非同凡响，他在爱情和婚姻上的传奇经历，也往往为后人所注目，留下了不少风流韵闻。他与四个品貌各异的年轻女子的情感纠葛。其间有对日本少女隆子的痴情，有对原配夫人孙荃的怜惜，有对新加坡情人李小瑛的依恋，更有对王映霞的一见钟情与狂热追求……他也因此而遭受了分离之苦、嫉妒之伤、背叛之羞和毁家之痛，他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也由此得到充分展现，并闪烁出独特的人性光辉。
少年时期的郁达夫就是个情种，在他的小说集《沉沦》里就曾经因暴露青年性的苦闷，那时展示灵与肉的冲突而风行一时，文中那个饱受性压抑苦闷的青年其真实生活中的影子正是郁达夫自己。当他十三岁还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性意识就开始萌动，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这种同水一样的淡淡的春愁，竟扰乱了他两年的童心。及至后来赵家少女订婚，他还深深懊丧自己失去了良机。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
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孙荃原名兰坡，1897年出生在富阳县一个地主家庭，上过私塾，知书达理，能诗善文，在郁达夫的家乡浙江富阳名气很大，当时是乡间少有的才女。1917年8月30日，当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时，奉母命与孙兰坡订婚。郁达夫四海漂泊，见识过无数的奇花异草，当他第一次见到孙兰坡时，并未对她名动乡里的容貌产生多大的兴趣，孙小姐的三寸金莲和瘦小的身子令他非常失望，而独对她超群不凡的学识和风趣谈吐惊讶不己，她的知书达理让他油生怜惜之情。郁达夫对女性美的标准有3条：一是外貌，二是品德，三是才华。而孙荃是三者皆备，以至郁达夫在致长兄的信中对她赞美不已。他在与孙荃初次见面到分别的一个月里，经常书信来往，诗歌唱和，甚至还商量过结婚的具体事宜，很有感情。郁达夫对孙荃的诗情向来赞赏，有一次回信点评曰：“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他还曾试着把孙荃的两首小诗夹在自己诗作内寄出发表，几可乱真。
在日本留学期间，郁达夫又曾经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
，是郁达夫住处附近的“小家女”。他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情愫，并为她写下了四首诗。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郁达夫与她交往数月，同样也为她写有诗词。玉儿也是侍女，郁达夫为她所写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身体孱弱的郁达夫在军训时由于反抗日本教官的侮辱，被关进了禁闭室，后被同学郭沫
若和许昭然设法救出，三人遂结成好友。预科结业后，郁达夫来到名古屋读书，寄居在后藤家。后藤的女儿隆子对他颇有好感，殷勤地给他送饭铺床，他表面上对她装得很冷谈，心底却慢慢地燃起了爱火。一日解手时，隆子正在隔壁洗浴，他忍不住偷窥了她雪白的裸体……郁达夫精神上的苦闷在隆子的关心和抚慰下慢慢地消除。他开始了自己的初恋，对隆子表达了自已的情感，送给她一柄扇子，隆子则题了一首情诗在扇子上回赠于他。
家人催郁达夫回国成亲。他勉强应承了婚姻之事。1920年7月24日，郁达夫与孙荃举行了婚礼。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更没有点上一对蜡烛，放几声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乘上一顶小轿到了郁家。新婚之夜，孙荃送给了他一枚钻石戒指，新婚妻子虽温顺体贴，可郁达夫终是不能十分满意，急着要回日本完成学业。临别前夜，夫妻对坐达旦，竟无有话说。郁达夫赴日留学，两人多有鸿雁传书。郁达夫甚至决定给未婚妻改名，改名为“孙荃”，并且赠诗曰：“赠君名号报君知，两字兰荃出楚辞。别有伤心深意在，离人芳草最相思。”她在郁达夫指导下，曾写了不少好的古体诗。他对孙荃这位才女还是很依恋的。
郁达夫忘不了隆子。一天去名古屋找她，但后藤家已毁于火灾，没人知道她的下落。郁达夫到东京一酒馆借酒
浇愁，竟发现隆子和几个男人在一起喝酒调笑。郁达夫不忍相看，转身就逃，隆子却追上他，坦言为生活所迫，她已开始皮肉生涯。郁达夫想将隆子赎出妓院，但他手头十分拮据，无奈之下，将所带的一幅古画委托日本友人出卖，谁知却是一件赝品。他一咬牙，将妻子赠送的钻戒当了……但隆子不想连累他，再次消失了。
郁达夫与孙荃结婚后，不断爆出婚外恋，其中轰动一时的共有3次：一是在安庆时与妓女海棠的荒唐恋情，二是在北京与银娣的交往，三是抛妻离子，追逐杭州名花王映霞。由于郁达夫的放荡不羁与风流任性，本来是一桩美满的姻缘，最终以悲剧收场。
郁达夫与发妻孙荃
郁达夫与郭沫若等人成立了创造社，回到上海，投入到繁忙的文学活动之中。他的成名作《沉沦》一经出版，
便轰动了文化界。1921年，为养家糊口，郁达夫告别了郭沫若等朋友，携妻到安庆教书。郁达夫风流倜傥，浪漫多情。在这里，郁达夫与孙荃时有矛盾发生。郁达夫结识了一位妓女海棠姑娘，两人过从甚密。他每日任教结束，必到位于城外的海棠姑娘处，而由于有早课，他又必须凌晨时分早早赶到城门洞里，耐心地等城门打开。同期，郁达夫创作小说《茫茫夜》，可以认为是真实地记录下他的这一段感情生活。其中女主人公海棠，正是郁达夫过从甚密的海棠姑娘。他给了她许多同情与帮助，他的善举却遭受了同事的嘲笑与奚落。在外受气的他只好回家中发泄一通，孙荃总是默默地忍受。忧患中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龙儿。不久郁达夫辞去教职，成了一个失业者，只好送妻儿回老家。为生活所迫，郁达夫只好去北京教书。到了北京，郁达夫结识了鲁迅。鲁迅的旧式婚姻令郁达夫有同病相怜之感。他遇到了饥寒交迫的文学青年沈从文，他则倾其所有给予帮助，并写了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而在富阳，孙荃与郁母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她带着龙儿回娘家去住了，郁达夫不得不远赴富阳，将妻儿接到北京。孙荃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在北京时，他又与妓女银娣的交往过密。
1927年郁达夫与王映霞在上海同居，这对孙荃的打击不可想象。“在长夜漫漫中，她只得断荤茹素，成了虔诚的佛教徒。”孙荃遂告与郁达夫分居，此后，孙荃携子女回富阳郁家与郁母同住，与儿女们相依为命，守斋吃素，诵佛念经。1931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的矛盾升级，回到了富阳老家。见到久别的妻儿，他分外激动。但孙荃不肯原谅，她把郁达夫安顿在楼下的西厢房，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出“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不过在饮食上还是按照郁达夫过去的爱好细心烹制。
半个月过去了，郁达夫要赶回上海，孙荃带着郁天民到渡口送别。回家时，她发现郁达夫留下一张字条，上面
写道：“钱牧斋受人之劝，应死而不死，我受人之害，不应死而死，使我得逢杨爱则忠节两全矣！”孙荃想起杨爱就是钱牧斋之妾、吴江名妓柳如是的本名，顿时痛哭流涕，不知道是怜还是恨。
长女郁黎民完全由母亲抚养成人，在感情上自然更倾向于母亲孙荃。郁黎民觉得母亲起初对父亲有所怨恨，但
是随着时间流逝，“她由怨恨转为理解，最后转为同情，等到得知父亲殉难印尼苏门答腊的消息后，更变成了深深的悼念了”。郁达夫的侄女郁风也提到后来三婶慢慢抛弃了对三叔的怨恨，“而是饶有兴味地像谈起老朋友似的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里。”
“文革”期间，郁黎民从湖南逃到母亲身边，母女俩经常彻夜长谈。一次，母亲说起她有一桩未了的心事，就
是当时郁达夫的作品还没有整理出版。她对女儿说，等到政治清明的那一天，总会有人来从事郁达夫研究，让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公正的地位。1978年3年29日，孙荃患心力衰竭逝世，享年82岁。
郁达夫与孙荃育有两女一男，长女郁黎民，1925年生，现在湖南省桂阳一中当老师，她还是湖南省政协委员。儿子郁天民，生于1926年，幼名阿熊。他本住在杭州，后来携妻儿回富阳县乡下与母亲同住。在县文化馆工作。天民和他父亲一样，爱喝酒，最喜边喝酒边谈天。他曾是富阳县政协主席，1987年底病逝。小女儿郁正民，1927年生，幼名胖妞。她生前是河南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去世2004年去世。
1926年12月15日，由于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现混乱，郁达夫自广州上船，赶往上海。次年1月14日，便在留日同窗孙百刚家邂逅了杭州美女王映霞，对她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王映霞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长身玉立，肌肤白皙。她鼻梁是希腊式的，挺而直，娇躯略现丰满，曲线窈窕，骨肉停匀，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一向都有“校花”之誉，及笄而后，更居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难怪郁达夫会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
王映霞
王映霞(1908—2000)本不姓王。她本姓金，小名金锁。“锁”，由金、小、贝三个字组成，意为金家的小宝贝
，学名金宝琴，生于杭州。童稚时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做孙女，易名为王旭，号映霞。王二南先生系南社社员，琴棋书画俱精，满腹经纶。王映霞自幼承欢在王二南先生膝下，春雨润物，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她先在外祖父开的蒙馆读《三字经》，后入教会学校弘道女校，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杭州女师人才辈出，王映霞是她们中的一位佼佼者。是时，班主任老师是位刚从北大毕业的文科生，他把五四新文学的清风带进校园。王映霞始知鲁迅、郭沫若，后来才知道郁达夫，对郁的文才十分倾倒。在拜读其《沉沦》时，她对文中的大胆描写，觉得颇“有些难为情”。令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几年后的一个偶然，竟在世伯孙百刚先生的寓所邂逅郁达夫。
这时，郁达夫收到妻子孙荃寄来的皮袍子，嘱郁达夫谨慎为人，他心中十分感激，还盘算着要写一篇小说，卖
几个钱寄回家中。当然，王映霞长得很漂亮，比较符合郁达夫心目当中理想的女性。王映霞是一个新式女性，受过新式教育，思想比较开放，比较开明，郁达夫看了以后觉得这个女孩子很特别。陷入热恋的郁达夫，这时突然燃烧起了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他感到，如果能得到王映霞的爱，此后的创作力恐怕要更强。
他终日徘徊在王映霞的窗下，一向生活拮据的他突然变得挥金如土，他与王映霞的恋爱方式不是花前月下的清幽境界，而是上高级饭馆，看好莱坞电影，尽情地追赶着摩登都市的时尚。但是年轻美丽而又受过新式教育的王映霞面对这位比自己大十几岁家有妻儿的著名作家始终处于矛盾彷徨之中。
达夫的同学许绍棣此时已当上了浙江省教育厅长，也暗恋着王映霞。郁达夫几乎天天去找王映霞，并不断地给
她写情书。王映霞开始并不动心，还将他的情书公开。相识之初，王映霞在“犹豫、困惑、烦恼、兴奋”中举棋不定，后终于敌不住“欲撰西泠才女传”的郁达夫的苦心孤诣的追求。说郁达夫的苦劝起了作用，不如说王映霞对他的爱，让她相信了达夫向她说的许多善意的假话。只是，当郁达夫求孙大可代向她求得一个答复时，她则要求郁达夫必是一个“清清爽爽的身子”。这便使郁达夫陷入两难境地，他可怜他的妻，但更舍不下美丽的王映霞。达夫虽然在散文中伤感得无以复加，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无论是伤感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是几乎坠入颓唐境地的时光，他的心中总有一个诱惑着他的理想。这个理想谈不上崇高，也不具备多么深刻的内涵，但对郁达夫来说，却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动他奋斗，创造的动力，这就是女人的爱。1927年郁达夫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的爱，那么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关于爱情，郁达夫说过：“得之，我幸；不得，我命！”郁达夫在绝望之中给王映霞写了一封绝交信，岂知第二天王映霞拿着信来找他了，并表明了心迹：愿意和他一起走下去……
王映霞
郁达夫整日捕捉王映霞的踪迹，为此遭受了同事不少的捉弄。在雍容华贵的王映霞面前，他既自尊，又自卑；
他一心想早日摘取爱的果实，王映霞关注的却是要他早点离婚。在郁达夫的穷追之下，王映霞终于和他单处双宿了，但他没有突破最后的防线……爱情的烦恼折磨着郁达夫，同时也激发了他的恋火。此时，远在北京的孙荃面临生产，生活窘迫，郁达夫自责不已，想法筹措了钱给妻儿寄去。尽管家人百般反对，郁达夫对王映霞的爱却不可逆转，他得到了王映霞的祖父和母亲的首肯，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丰园餐厅举行了订婚宴，向世人公开了他们的关系。
郁达夫与王映霞
1928年2月，她与郁达夫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才子佳人，名动全城。那一年，她20岁，郁达夫32岁。当时柳亚子赠诗郁达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侣”一句传诵一时。落花有意随流水，近代文坛上从而演绎出一阕“风雨茅庐”的趣话。3月他俩迁入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居住，算是正式组建了小家庭。婚后郁达夫和王映霞过着虽然清贫但却平静充实的生活，据郁达夫1936年日记，“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说明即便结婚十年之久，他们之间的感情生活依然浓烈。王映霞对郁达夫也无尽地满意，甚至还在自传里写：每月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3-40年代王映霞便活跃在上海滩，见过大人物，应酬过大场面，但她却没有交际场上人的嗜好。她不抽烟、不喝酒，不看戏、不打牌，也不跳舞，连茶也属可有可无，暮年更是如此，唯一有兴趣的是看看报纸翻翻书。
郁达夫与王映霞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由于年龄、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间渐生裂隙
。温饱之后，欲望便过盛起来，他们的情变也是因为这个。婚后一年，郁达夫与王映霞有了爱的结晶，王映霞嫌郁达夫“不事生产”，好酒贪杯。郁达夫与鲁迅过从甚密，并加入了“左联”，又由于不愿上街游行，被说成只是作家，不是战士而主动退出了“左联”。许绍棣表面上是郁达夫的好朋友，但一直嫉恨他，以至暗中向国民党中央呈请通缉鲁迅、郁达夫等文化名人。危急之中，郁达夫匆忙离沪避居富阳。在老家见到孙荃，郁达夫羞愧有加，怜悯之下，欲与孙荃同居，却发觉孙荃房门上贴着四个字：“闲人免入”。
八·一三事变后，在王映霞的坚持下，举家从上海迁到杭州，并在杭州修建了寓舍，郁达夫将它命名为“风雨
茅庐”。王映霞还为郁达夫生下两个儿子，但双方的性格矛盾日益激化，家庭争吵越来越多。移居杭州后，爱慕虚荣的王映霞尽与达官贵人交往，并与许绍棣关系暧昧。许绍棣此时刚刚丧偶，也正携三个女儿在丽水，与王映霞朝夕相处。许绍棣将郁达夫逃回富阳的消息告诉了王映霞，暗示郁达夫与原配情丝未断。于是王与郁间的温柔亲密全然不见。两人纠纷不断。
1936年，郁达夫为参加抗战活动南下福州，留下王映霞独自带着孩子和老母在富阳、丽水、汉口的漫天烽火中逃难。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正是妻子最需要丈夫在身边共渡难关的时刻，而郁达夫的远走，使王映霞感到郁达夫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郁达夫远在福州任职，风闻好友许绍棣“新近借得一夫人”，却不知竟是指王映霞。王与许打得火热，郁达夫蒙在鼓里。郁达夫应国民政府的要求，东渡日本，邀老友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工作。在日本友人家，郁发现了隆子，原来日本友人感念郁达夫对隆子的深情，特意将其赎出为妻。
局势恶化，杭州危在旦夕，王映霞携子女躲避至富阳，不得已与孙荃相处，两人面面相觑，处境尴尬……然日
军压境，富阳也非久留之地，王映霞和孙荃各带子女匆忙外逃。郁母孤守祖宅，日军攻占富阳后，闭门不出，竟冻饿而死……噩耗传到福州，郁达夫悲痛万分，设堂拜祭，书对联：“无母可依，此仇必报。”决意赶赴武汉，参加郭沫若领导下的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7月，郁达夫从浙东前线返回武汉，王映霞与郁达夫矛盾日深，争吵成了家常便饭。汪静之前去探望却碰上王映霞与郁达夫因小事正吵得不可开交。当天晚上，王映霞离家出走。郁达夫找不到她，便回到家里喝酒消气。无意之中，郁达夫发现了许绍棣写来的三封信，便误以为是许写给王映霞的情书，立即气急败坏地在王映霞的一件旗袍上写下“下堂妾王映霞改嫁之遗物。”几个大字。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刊登《启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他还将许氏情书照相翻印寄给各路名人，使难言家丑大白于天下。
王映霞躲在好友家，郁达夫寻到此，求她回去，因他还爱着她。王映霞却不肯原谅他的所为。经朋友努力撮合
，郁达夫登了一则道歉启事，把一切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而此时，为摆脱乱局，许绍棣也迅速地与人结了婚。郁王二人两人勉强复合，还订下协议，决心“让过去埋入坟墓，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再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但彼此心中都留下伤口。
诗人汪静之说：“郁、王离婚的主要原因是王映霞与戴笠关系暧昧。”总之是王映霞那边出现火烧云，郁达夫不扑火，还拚命扇火，让王映霞下不了台。从郁达夫的性格看，他明显带有颓废文人的气质，其处世为人，也颇有歇斯底里的倾向。这一点，在他处理与王映霞的婚姻关系中表露无遗。
1938年，郁达夫应《星洲日报》的邀请来到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王映霞带着他们的长子郁飞也一同来到新加坡。此时夫妻已是貌合神离，即使在外人面前，也免不了冷言相讥。1939年，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著名的《毁家诗记》，自暴家丑，包括谈及王映霞的红杏出墙，公开披露了他与王映霞之间的情感恩怨，并且痛心疾首地指出王映霞在情感上对他的背叛，是导致“毁家”的重要原因。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予以反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毁家并非郁达夫本意，他认为向世人倾吐烦恼无损于他对王的感情。郁达夫将王映霞护照锁在办公室保险柜里，使她无法离开。王映霞本不想放弃这段婚姻的，她也尝试过努力去维系，跑到印尼的荒岛上执教，终无法忍受那里的贫瘠，只待了一个学期。王映霞再难容忍，逼着郁达夫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他俩在新加坡协议离婚。这对曾被喻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才子佳人，就这样以彼此怨恨的方式分手了。1940年8月，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只身返国，寻觅自己归宿去了；而郁达夫则携带儿子郁飞继续在南洋风雨飘萍。
郁达夫与王映霞育有三个孩子，郁飞、郁云和郁荀。郁飞跟郁达夫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因战乱达夫决定把郁飞
送回国。本来是想托付给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沈从文教授，但那时后方公教人员生活极清贫，怕以后接济中断，给沈从文造成困雄，最后交给已在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陈仪。陈仪不负故友的托孤，在音讯始终不通的情况下，将郁飞抚养成人。1949年，郁飞毕业于浙江大学外文系，被分配到新疆当记者和编辑，1957年被打成右派，关押劳改长达20年之久。原来在广抪电台担任抪音员的妻子也被迫离婚。平反后，郁飞进入浙江文艺出版社工作。1992年移居纽纽，夫妻相濡以沫，晚年生活幸福。郁云，1931年出生。王映霞和郁飞去新加坡时，郁云和郁荀使寄居在福建的外婆金氏家中。嗣后又寄居在父亲的朋友家中，再三转居。郁云先在东吴大学读法律，后又读企业管理。较长时间在上海红星轴承厂工作，现已退休。郁荀，1936年生，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在昆明大学任教。
映霞在新加坡与郁达夫离婚后，由香港转道至重庆。经亲朋故旧介绍，曾先后在保育院当过保育员、军委会特
检处做过秘书，后到外交部文书科当过科员。这时王映霞已34岁，最好的年华都给了郁达夫，如今又不愿以“郁达夫弃妇”的形象示众，只好用力打扮自己。她美丽如初，再交际场上左右逢源，出尽风头。有戴笠撑腰，王映霞是没人敢招惹的。她像是回到另一个自由王国，成为自己的主人。那边的郁达夫还是想念她的，后悔过，心疼过，给她写信，“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但这回这个阿娘是铁定心思不会回头了，就是孩子的呼唤也不能令其动心。她想结婚，在戴笠死后，这个想法尤为强烈。
1942年4月，由国民政府前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牵线搭桥，与他的学生、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的经理钟贤道结成连理。新郎钟贤道是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是王正廷的得意门生，拥有不错的地位与权力。王映霞与钟贤道的婚礼极为排场，贺客盈门，宴宾三日，震动了整个山城。王莹、胡蝶、金山这些当时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郁达夫的朋友、专栏作家章克标在《文苑草木》中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记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怎样阔绰。”有说法称“钟贤道拐了个大美人!”著名作家施蛰存还专门为王映霞赋诗一首：“朱唇憔悴玉容曜，说到平生泪迹濡。早岁延明真快婿，于今方朔是狂夫。谤书欲玷荆和壁，归妹难为和浦珠。蹀蹀御沟歌决绝，山中无意采蘼芜。”对于这次隆重的婚礼，王映霞本人也是念念不忘，她回忆说：“我始终觉得，结婚仪式的隆重与否，关系到婚后的精神面貌至巨。”
婚前，钟贤道许诺：“我懂得怎样把你已经失去的年华找回来。请你相信我。”钟贤道是努力实践他的诺言的
。他让王映霞辞去外交部的工作，专事家政。王映霞“三日入厨房，洗手作羹汤”。他们共育一子一女：嘉陵、嘉利。1948年，钟贤道率家人回上海定居。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前夕，达官显贵纷纷逃往台湾，钟贤道却退了预定的机票，留了下来。解放后，他参加中国航运公司办的学习班，后任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副处长，月入几百元，生活富裕，后虽然多次减薪，生活仍较安定。
王映霞与钟贤道
“三反”运动中，钟贤道被怀疑贪污，受到审查；后查实为冤案，平反恢复名誉继续工作。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因她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幸只口头参加，没有党证，也没缴过党费，在向组织说清楚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前后仅二十天。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探视、送物，竭尽所能，关怀备至。回家后，钟贤道为了给王映霞“压惊”，在锦江饭店开了个房间，让她休养，又带她到苏、锡、常各地旅游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在王映霞身上用钱，钟贤道慷慨潇洒，而对自己却相当刻薄。他不吃烟不喝酒，穿的衣服是家里最旧的。他给自己买的帽子也仅是五毛钱的便宜货。王映霞说：“他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1956年，周恩来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王映霞曾与周恩来有一面之交，那是1938年在武昌，郁达夫和她曾请周恩来、邓颖超吃过饭。王映霞便给周恩来写了封长信，表达了想参加工作的愿望。数月后，她便接到通知，参加市里的师资培训班。学了一年，五十岁的王映霞被分配到上海六合路的一所小学做了小学教师。她与钟贤道抚育的两个儿女，已逐渐长大成人。“文革”之前，他们已经是北大、复旦的学子。
1966年“文革”期间，钟贤道、王映霞自无法幸免灾难的浩劫，红卫兵对王映霞进行连续3次抄家，把家中的藏书、字画、相册都作为“四旧”抄走。在里弄批判会上，王映霞被抓到台上，当着那些连“作家”为何物都不懂的大妈、大姐面前去批判“郁达夫的罪行”。接着又被命令一日两次到里弄去扫地、洗晒棉被、当油漆工，漆门窗和乒乓球台。当时，社会上被审查的对象自杀成风。儿子嘉陵和女儿嘉利，生怕父母想不开，常常回家或写信恳求父母千万别自寻短见。他们终于挺了过来。“文革”后期，儿女分别先到农场接受“再教育”，尔后再分配到农村工作，她也告老退休。
王映霞晚年回忆称：“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
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1986年11月，上海市长江泽民聘王映霞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并发了聘书。她参加了馆内的春潮诗社，忙于撰写回忆录，整理郁达夫书信。她平生有一大愿望，就是要把和郁达夫在一起的第一手资料留下来供文学史家研究参考。已出版的有《半生自述》《王映霞自传》和《郁达夫书简》。在老朋友的劝说、鼓励下，她为报刊匡正一些关于郁达夫往事的误记，兼写一些与鲁迅、许广平、陆小曼、丁玲和庐隐等交往的文字在大陆、台湾出版。另编就她与郁达夫的散文合集《岁月留痕》等。1980年，与王映霞过了38年平静婚姻生活后，钟贤道病逝于上海，终年72岁。2000年，王映霞病逝于杭州，终年92岁。与钟贤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
王映霞离开星洲之后，郁达夫的心境极其孤寂和颓唐。这时，一位国色天香的女播音员李小瑛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已是一潭秋水的心池，又波动起一层层涟漪。一次演讲时遭遇空袭，郁达夫将一漂亮女士掩在身下，但女士立即反过来掩护他，笑言郁比她重要。就这样，郁达夫结识了英国情报部的华籍职员李小瑛。一个是文坛名人，一个是军中美女，两人互相倾慕。
李小瑛
李小瑛，26岁，福州人，在上海长大，暨南大学文科毕业。中英文均佳，具有非凡的语言天才，银铃般的声音
令人着迷。那时李小英是守活寡的怨妇、郁达夫是离了婚的鳏夫，同病相怜，也不怕人言可畏。她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郁达夫示爱。郁达夫此时焉有不回应的道理，两人居然一拍即合。
李小瑛介绍郁达夫到英国情报部办的《华侨周报》当了主编，使他多了一份收入。李小瑛租房困难，郁达夫不
顾外人非议，让她住进自己的书房，不久，二人即赋同居之爱。时局艰难，郁达夫和李小瑛都没有结婚成家的念头，但他们真诚相爱着。可是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却强烈反对父亲和李小瑛的结合，而郁达夫也不便和李小瑛正式结婚。
新加坡危在旦夕，英军开始撤退，郁达夫托人将郁飞带回国内。1941年12月，李小瑛痛苦地搬出了郁家。郁达夫与李小瑛依依告别，泪水淌过他清瘦的脸……此时在重庆，王映霞与钟贤道已结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小瑛退到爪哇岛，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他在这时创作了著名的《乱离杂诗》，其中前7首就是为思念李小瑛而作。
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45岁的郁达夫为躲避日本人迫害，化名赵廉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与朋友经营赵豫记酒厂。在这里，郁达夫时常到小镇上去找收音机听。因为李小瑛是英军电台的播音员，负责向民众播送战况，漫漫长空里可听到她的玉音……后来，他碰到年仅20岁的何丽有。
何丽有与长子郁大雅
何丽有原籍广东，年仅20岁，生父姓何，幼时为一陈姓人家收养，所以原名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庸，郁达夫跟
她开玩笑，改名何丽有，即何丽之有。因她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华文，欣然接受这个名字。9月经朋友介绍，和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婚。何丽有那时并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
当日本宪兵与一华侨因语言不通起了争执时，郁达夫出面解了围，但也因此暴露了他精通日语的事实，不久就
被强行征去日本宪兵司令部当了翻译，接触到了许多机密。郁达夫设法辞去翻译一职后，当起了小酒厂的老板。为掩人耳目，他与当地华侨小姐何丽又成了家。但是，他还是被一个汉奸告了密，为防不测，郁达夫提早立下了遗嘱……
1945年的8月29日，也就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欣喜若狂，准备组织人迎接盟军。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郁达夫随即回到客厅，与朋友打个招呼就出去了，衣服都未来得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此时，何丽有在产床上痛苦呻吟，突然，一声婴啼划破了黑夜，郁达夫的女儿来到了世间；而在富阳老家，孙荃正闭眼念经，仿佛为他超度灵魂……
1945年9月17日，因怕他在战后审判庭上作证，日本宪兵残忍地将他掐杀于荒野，终年49岁。
何丽有和郁达夫生了二子一女。儿子取名郁大雅(亚)，郁达夫的用意是含有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
共荣圈"之意；次女美兰在郁达夫被日本人杀害翌日诞生。1949年，何丽有在印尼再婚，嫁给一个商人，并生了两个女儿，生活还不错。1960年印尼排华，何丽有全家因没有加入印尼籍，只好坐船回国，被中国政府安排去海南岛华侨农场做工。不久丈夫逝世，何丽有靠30多元人民币来维持一家5人的生活费用，生活艰苦。后来大儿子参加工作，大女儿到北京上大学，生活才得到改善。1976年，何丽有带一个小女儿到香港定居，不久郁大雅和另一个女儿也先后到香港。初到香港，何丽有一家都到工厂做工，她在制衣厂做剪线头工作，收入仅够糊口，住在九龙湾木屋区。不幸木屋区发生火灾，他们被安置在新界大埔安置区居住。郁大雅，1944年生，————现住九龙牛头角东华南村。他初到香港是在烧腊店做工，现在当司机。郁美兰，1945年生，1970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以后分配去南京市南开中学教书，现专职在南京搞侨联工作。丈夫胡序建是胡愈之的侄儿，南京市委书记。
郁达夫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因此，他常常把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小说和散文
的创作的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地勾勒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个性和人生际遇，郁达夫的自传体小说代表作品是《沉沦》，郁达夫在《沉沦》中大胆地描写了男女性爱、性心理，同时也发出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吧！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的悲号。这篇自传体小说一出版，立即在中国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受“五四”运动洗礼后的青年一代，从他的小说中找到了与自己心灵相撞的东西，那些不敢与封建道德决裂的文人，也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郁达夫。郁达夫在自传体小说中，除了反映下层知识分子失意、苦闷外，还有一些作品通过知识分子的视角反映处于社会底层民众的疾苦，表现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关怀，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
胡愈之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夏衍先生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郁达夫在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曾赴台儿庄劳军。1936年任福建省府参议。1938年，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1938年12月，郁达夫应邀赴新加坡办报并从事宣传抗日救国。星洲沦陷后流亡至苏门答腊，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至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写了大量政论、短评和诗词。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民族解放殉难烈士”，并在其家乡浙江富阳建亭纪念，郁达夫的故居也修膳后作为纪念馆供后人参覌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