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我想现在还是多点阮籍好过多些只会明泽保身之辈。
今天本来想发小说的，可是因为看到一些事情，想起自己之前读到的哪一篇写了阮籍生平的文章，很有感触，于是就想写点什么。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政治上变革，文化上变革，思想上更是大变革，仿佛一切都在变，应运大变革而生的是一大批狂人，其中最具代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竹林七贤”。而七贤中颇具特色的一位，当数阮籍。
阮籍(公元210年—263年)，字嗣宗，三国魏时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
有关阮籍的潇洒风姿，史书记载曰：“容貌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经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从中足见阮籍的孤傲洒脱。
鲁迅曾说：“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而阮籍那沉醉的酣睡和酣睡的呼噜，那似醉的清醒和若愚的智慧，都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阮籍生活在魏晋乱世，他一生54年先后目睹了汉魏和魏晋两次残酷的“禅代”，他不愿像其他名士那样被卷入漩涡，成为野心家阴谋家互相倾轧改朝换代的牺牲品，而躲开这一切的惟一的办法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因此，酒是阮籍用来躲避问题的有力武器。对他来说，酒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它既能消愁，又能保身。阮籍之所以整日沉浸在酒的王国之中，即是一种嗜好，更是一种逃避与解脱。
《晋书·阮籍传》记载：“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阮籍听说步兵校尉兵营的厨师特别善于酿酒，而且打听到还有三百斛酒存在仓库里，就主动请求去做了步兵校尉，这就是“阮步兵”这个称号的来历。
这段文字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阮籍是冲着三百斛酒去当步兵校尉的。其实，阮籍入仕不是为酒，而是为了避祸，三百斛酒只是阮籍做官的一个借口而已，它使阮籍对司马氏和世人都有了一个交待，尽管这个交待对两方面都不太圆满。带着这样的心态，哪里是做官？简直是受罪！阮籍只有一头扎进酒窖，“纵酒昏酣，遗落世事”，求得须臾潇洒。但像阮籍这样堂而皇之为仓库里的那几斛酒来做官的，实在绝无仅有。阮籍拿金印作为敲门砖，就这么随手一敲，敲开的却是一个芳香浓郁的酒窖，“魏晋风度”的芳香，也就从这里飘散出来了。
阮籍名望很大，经常有人请他喝酒，因为阮籍的到来能提高宴会的等级。但阮籍又偏偏不拘于礼教，酒桌上常常惹来麻烦。《世说新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阮籍在安葬母亲后不久，应邀参加了司马昭的一个宴会，按礼教的规范，家属在重丧期间是不准喝酒吃肉的。阮籍不管这些，他把对母亲的怀念和桌上的酒肉一起装入五脏六腑，并深深地埋进自己的心窝。司马昭的宠臣、“日食万钱”的伪君子何曾跳了出来，说阮籍违背孝道，理应严惩。没想到司马昭却说阮籍因悲伤过度身体虚弱，吃点喝点补补虚弱的身子没什么大不了的，因此也就没有追究。
一次，阮籍刚离开司马昭主持的宴会回到家里，突然心血来潮，邀来了一群猪一起喝酒，闹得不亦乐乎。这件事千百年来非议不断：一个大学者居然跟一群猪同桌共饮，确实有点荒唐，不仅有辱斯文，而且有伤风化。
阮籍在思想上政治上被禁锢得太死、压抑得太久了，总得有个发泄途径来缓解一下。他以酒为媒介，把权贵们和蠢猪们扯在了一起。这是多么深刻的怪诞，又是多么的辛辣!在当时司马昭皇室尤其强调礼俗的情况下，能够有如此表现，可见阮籍对于礼俗的蔑视到了何种程度。
阮籍的酒量有多大很难说，只知道《晋书》上有他一口气“饮酒二斗”的记录。阮籍的大半生都是在酒的陪伴下度过的，他的诗文、他的叹息、他的眼泪都飘溢着酒的芬香。离开了酒，我们就无法领悟阮籍古怪的思维、分裂的人格、矛盾的心理，无法理解他的痛快与痛苦、胆大与胆怯、自傲与自毁。阮籍生活在一个黑暗的压抑人性的时代，那是一个酿造黑暗的古老酒坊和充满恐怖的阴冷酒窖，只有借助于酒来换得暂时的解脱。不提及酒，就无法品尝阮籍那一坛坛积满历史尘埃的陈年老酒中所搀杂的血腥与苦涩。
阮籍一生醉了多少次没法统计，但他醉酒的时间之长很吓人，他曾经“醉六十日”没醒。《晋书·阮籍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文帝初欲与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司马昭希望阮籍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司马炎即后来的晋武帝，借这桩婚姻笼络阮籍，与士人搞政治联盟。在世俗之人看来，这种事求之不得，但阮籍却根本不想结这门亲事。面对司马氏的提亲，阮籍陷入了困境：若是拒绝，这就是立场问题，有丢掉脑袋的危险；若是同意，又于心不甘，怎能让自己的女儿受这等罪！就在阮籍束手无策的时候，他突然摸到了屋角一堆积满灰尘的酒坛，于是便开始拼命地喝酒，每天都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一连两个月，天天如此，那个奉命前来提亲的 人根本没法向他开口。司马昭无可奈何地说：“唉！算了，这个醉鬼，由他去吧！”
阮籍可能有强烈的“恋母情结”。在幼年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将他抚养长大，所以阮籍对母亲始终抱有很深的感情。他在早年做官时，过问的惟一一件案子就是逆子杀母案，他判了凶手死刑。这本不奇怪，奇的是他的结案词。
《晋书·阮籍列传》记载：
及文帝辅政，……帝引(籍)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杀扭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无论怎么说，在阮籍心中，父亲的地位是远不能与母亲相提并论的。由于他从小就没有严父的约束，只是在温馨的母爱中长大，总免不了常常依恋于此，因而更容易养成敏感、放任的性格。
阮籍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和别人赌棋。听到这个消息，对手劝他别下了。他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弱点，故意绷着劲，坚持把棋下完，等到他自己回到家里，就一头扎进酒缸里，不知不觉喝下去两斗酒，直到喝得吐了好几升血。在母亲的葬礼上，他又一次喝得吐血，酩酊大醉，披头散发，两眼翻白。
在阮籍看来，真正的爱不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形式的东西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那份心。他要放弃虚伪，找回本真。所以说，阮籍的放诞，至少相当一部分，是以背离道德来追求道德。可以看出，这种黑色幽默是一种人性被扭曲的滑稽，是对命运无可奈何之时的一种自我嘲弄，看似疯癫、糊涂，其实心中却如热天喝凉水滴滴在心头—一点也不含糊。
阮籍的母亲死后，他的这种“恋母情结”便转移到嫂子身上。众所周知，礼教对于男女间接触的防范极严，叔嫂间不能对话，就是嫂子掉到水里也不能直接用手拉。朋友的女眷不能见面，邻里的女子不能直视，诸如此类的规矩，成文和不成文地积累了一大套。对于这一切，阮籍断然拒绝。每次阮籍的嫂子来看他，他都和嫂子聊个没完。有一次他嫂子要回娘家，阮籍特意跑去和她告别。别人对此说三道四，他却置若罔闻。
再后来，他这种“恋母情结”进一步扩大化到其他妇女身上，有时确实有点荒唐离奇。《晋书·阮籍传》有这样一个故事：阮籍家隔壁的酒店有位老板娘长得很漂亮，阮籍经常去喝酒，喝醉了就睡在她的脚边。阮籍自己不避嫌，那位老板娘的丈夫也不怀疑。按照礼教习俗，男女授受不亲，阮籍不信这个邪，他追求浪漫和自由，在他眼里，那些披着礼教外衣的家伙只不过是一群欺世盗名的无赖之徒，那些自诩忠孝的臣子只是一伙窥视权力的小偷而已。
特别让人既感动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是：一位极有才华又年轻貌美的女孩，还没有出嫁就不幸亡故。阮籍根本不认识这家的任何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孩，听到消息后却匆忙赶去吊唁，在灵堂里大哭一场，把满心的哀悼倾诉完了才离开。
阮籍饱含真诚的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洒，只是怜香惜玉，献给一个美好而又早逝的生命罢了。荒唐在于此，高贵也在于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声，中国数千年来其他许多死去活来的哭声就显得太具体、太实在、也太自私了。终于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模像样地哭过了，没有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尽致。
阮籍之所以这样放诞不羁，是因为他对传统礼法的极端不满和蔑视，充分显示了他“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个性。在当时，有人喜欢抿虱而谈，有人喜欢赤身*地喝酒，有人发怒时会挥舞着宝剑去追杀一只蚊子……总之，行为越怪异就越显示出名士风度。阮籍的这种行为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追求名士风度的时尚吧。
阮籍的哭是非常有名的，阮籍酒后动不动就哭，而且哭得非常伤心，看上去有点疯疯癫癫、神经兮兮。《晋书·阮籍传》称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阮籍时常任由马车前行，不加阻拦，待到了路尽头，已无路可走时，就会失声痛哭一场。哭什么呢，哭自己喝醉了信马由缰迷了路，还是哭历史的车轮已经陷入迷茫、到了尽头?阮籍哭出了士人的千般痛苦和万般无奈，哭尽了历史的困惑和时代的悲凉!男儿有泪不轻弹，要有怎样的伤痛，才能积攒出如此的号啕大哭！
这种“口不能言”的窒息生活使阮籍陷入了如此深重的痛苦之中。一个是非鲜明、情感饱满的人有满肚子话要说，却只能将畅所欲言化作满胸块垒。长期郁抑的精神苦恼，如果不经发泄，势必如洪水一样，蓄满则溢，酿成大祸。所以，放诞的行为就被阮籍所采取，以放诞古怪的行为作为不满情绪的发泄口和遮盖衣。这样，对政治不满意的危险行为就被转换成一种私人生活习性的放诞，而这种放诞的行为方式又曲折地反映了阮籍内心的反抗以及被压抑的痛苦。正因为内心有着强烈的痛苦，他才会呈现出如此放诞的外表。
看似阮籍猖狂不堪，确实不适合好好处世，可是，我想还是需要如此狂人来警醒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