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55：胡风案中的鲁迅（上）
李新宇
众所周知，胡风对鲁迅的继承早已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他毕竟不赞同为政治需要而改写五四传统，不赞同文学为获得大众喜闻乐见而在价值和形式上全面迎合大众，也不赞同以民族风格和民间形式复活五四所竭力抨击的旧传统。他的文艺思想不同于左翼文艺主流之处，说到底就是要保留一点儿鲁迅所代表的五四传统，保留一点儿启蒙精神。所以，胡风与鲁迅是连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风的命运也就是鲁迅精神的命运。但是，如果从时代的文化表层考察，情况却完全不同：胡风被反复批判，最后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鲁迅却依然大写在新时代的文化旗帜上，作为偶像被顶礼膜拜。这一现象显然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内容。考察胡风案中的鲁迅，不仅可以看到鲁迅在当时的真实处境，也可以发现时代文化整合过程中的一些奥秘。
一、一个缺席的被批判者
考察当年对胡风的批判，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鲁迅是一个缺席的被批判者。
根据批判中的指控，胡风的罪名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当然，罪名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开始时只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唯心论”、“轻视人民群众”和“宗派主义”，而在批判的过程中，问题却日益严重起来，先是“反马克思主义”，后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而且有“反民族”、“反爱国主义”之说；最后是最高领导人大笔一挥，成了“反革命”——“胡风反革命集团”。
这是当年权威人物的判词：“多年来，胡风在文艺领域内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小集团。解放前，在他的全部文艺活动中，他的主要锋芒总是针对着那时候共产党的或党外的进步文艺家。解放后，他和他的小集团的大部仍坚持他们一贯的错误的观点立场，顽强地和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胡风以肉搏的姿态向当前的文艺政策进行猛打猛攻并端出了他自己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纲领。这个纲领共有六条：反对作家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反对作家和工农兵相结合；反对作家进行思想改造；反对在文艺中运用民族形式；反对文艺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①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他的这种思想是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①
这些罪名非常抽象，像大多数权威论断一样，并不能显示具体的问题。要弄清问题之所在，还需要把抽象罪名与具体罪状结合起来。胡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是什么？反人民的证据是什么？反马克思主义的证据又是什么？只有进入证据的考察，才能看到实际的问题。
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那个年代非常严重却又常见的罪名。对于胡风来说，赢得这样的帽子可谓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他坚持人格的独立，顽固地运用自己的大脑，无论对文艺界领导的要求，还是对最高领袖的方针，都没有及时地表示顺从。在反复“帮助”和施加压力之后，他的检讨仍然似乎很不情愿。根据这样的表现，当然可以认定为反党。至于反社会主义，则是难以讨论的罪名，因为它似乎随时随地都可以按在任何人的头上，证据确凿，铁板钉钉；不过，又随时随地都可以推翻，平反的结论也有理有据。那么多人曾被认定反党、反社会主义，后来都得以平反昭雪，这本身就证明了事情的荒诞。正因为这样，此类是非本不是我所关心的。然而，胡风“反人民”、“仇恨中国人民”等罪状却引起了我的兴趣。多年来我一直没写过关于胡风的文章，原因是不愿为一些集团内部的是非耗费精力。当我注意到胡风罪状时，却猛然意识到，一些集团内部的是非并不是全无意义，比如胡风，之所以为集团所不容，就因为他虽然一脚深陷，而另一脚却经由鲁迅而连接着现代知识分子的许多大问题。也正因为这样，对胡风的批判才牵连到鲁迅，而且有了更复杂的内涵。
胡风的罪状之一是拒绝承认人民的伟大，看不到人民的革命精神，眼睛盯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竭力侮蔑人民群众。这是几乎所有文章都曾指控的罪行，开始的说法比较温和，只是“轻视人民群众”，“夸大人民群众的落后性”，后来则不再那么温和，成了“侮蔑人民群众”、“仇视中国人”，于是，“反人民”的罪名就成立了。胡风被打倒之前两年，林默涵指控胡风反对马克思主义，证据之一是：“他在农民身上所看到的，几乎只是一些封建的落后的东西，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一种‘精神奴役创伤’的东西。”②“精神奴役的创伤”之所以成为问题，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抹杀了阶级性，没有站在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在胡风被打倒之后，周扬对胡风进行了这样的批判：“他把人民看成历史惰性的力量或者看成盲目破坏的力量。他特别地仇视中国人民。他认为中国人民身上尽是‘精神奴役创伤’。在胡风眼中，人民群众就是一片‘创伤’的海洋。正当我们党号召一切进步作家应该认识和表现人民的劳动和斗争的伟大，作家应当和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的时候，胡风却要作家‘一鞭一血痕’地去鞭打人民身上的‘创伤’，并且警告作家不要被人民的‘汪洋’所淹没。因此，不是偶然的，胡风派的作家，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作家路翎总是把人民表现为不是麻木到连人的感觉都失去的蠢猪，就是充满了‘原始野性’，充满了神经质的疯狂性、痉挛性的怪物……胡风集团的人们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和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盲目崇拜，正是同他们的轻视和仇视中国人民，不相信中国人民有任何创造力这种反动的立场观点相联系的。”①众所周知，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之说源自鲁迅的“国民性”思想，而胡风揭示精神奴役创伤的倡导，也正是鲁迅批判国民性的继续。阶级立场模糊不清，满眼都是群众的落后性，也正是鲁迅存在的“问题”。阿Q是贫雇农，而且有强烈的革命愿望，鲁迅却对他冷嘲热讽，这是什么立场观点？对胡风的这种批判，就是这样指向了鲁迅。
在对胡风的批判中，民族虚无主义、主张西化、否定民族传统也是被反复声讨的罪状。在《我们必须战斗》中，周扬指控说：“胡风对于民族文化遗产历来也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的。他把‘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一律看成‘封建文学’，而且在‘封建文学’和‘民间文学’两者之间画下等号。因此他认为，在过去中国文艺作品中‘得不到民主主义观点的反映，甚至略略带有民主主义观点底要素反映也很难被我们发现’。就是在《水浒传》里面，他也认为决没有‘发自二心的叛逆之音’，这就是说，他也仍然是一部拥护封建的书罢了。”②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中，郭沫若也说：“胡风历来否定民族遗产，主张把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形式不加区别不加改变地‘移入’中国来，其结果难道不是必然地要把自己民族的独立的文艺变成西方资产阶级文艺的附庸吗？”他列举了胡风的一系列罪证：“他认为‘五四’以前，全部中国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在内，都是‘封建文学’；他说：‘五四以前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没有写人，没有写人的心理和性格’。他认为，我们重视民间文艺是‘拜物情绪’，探求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是使文艺‘降低’。”郭沫若由此认定：“胡风所以要反对文艺的民族形式，盲目鼓吹外国形式，正是企图削弱和毁灭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便拉着人们和他一道滚进世界主义的泥坑里去！”③事实上，胡--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对五四以前文学的认识、对“封建文学”与“民间文学”关系的看法、对《水浒传》等小说的评价，全都来自鲁迅的见解。至于所谓“世界主义的泥坑”，鲁迅更是早已理直气壮地跳了进去。这一点，郭沫若、周扬等人应该早就清楚，所以，这种批判的炮弹落到哪里，其实是在他们的预料和设计之中的。
在大量的批判文章中，有代表性的首先是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它指控胡风“在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而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一贯采取了非阶级的观点来对待文艺问题”。胡风强调和捍卫现实主义；林默涵指出，在胡风的理论中旧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界限不清的。胡风认为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是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与客观现实的结合；林默涵指出：“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没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东西。”胡风强调继承世界现代文艺和五四新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林默涵认为，旧的批判现实主义虽然由于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丑恶而有进步作用，“但它的反映现实和批判现实，却不能不受它所依据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所限制，因此不可能充分反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众所周知，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代表，鲁迅的现实主义正是所谓旧现实主义。这是林默涵等非常清楚的，因为胡风试图为鲁迅五四时期的作品贴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签，以避免被抛弃的命运，这“阴谋”正是由林默涵等人识破并给予猛烈批判的。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林默涵也指出：“胡风始终不承认鲁迅在思想上经历过一个飞跃的变化，其实际用意，无非企图证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本来就在人民中，用不着经过什么思想改造，用不着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去。”在林默涵那里，胡风的重要问题就是拒绝用阶级的观点看问题。正因为缺少阶级的观点，胡风不仅错误地强调“主观战斗精神”，而且错误地强调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还对五四新文艺产生了错误认识，把它看作完全正确的，而看不到它所具有的“严重缺点”。在他看来，胡风赞美五四新文艺，但他所赞美的新文艺却存在盲目否定民族传统的倾向。“这个缺点，发展起来，就是‘五四’以后新文艺中的有些作品脱离了民族的形式，缺乏‘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为胡风说过中国的民间文艺也是封建文艺，说过在《水浒传》中也找不到民主性，林默涵写道：“这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民族文化的观点的。列宁说过：‘在每一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着即使是没有发展出来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在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和被剥削的群众，这些群众的生活条件，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毛泽东同志也说过：‘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胡风的错误，就是不了解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①只要读过一点鲁迅著作的人们都知道，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民族文化的观点的大概不仅是胡风，同时也包括鲁迅；不了解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的大概也不仅是胡风，同时也包括鲁迅。
在当时的批判文章中，邵荃麟的《胡风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也是有代表性的。该文认为：“胡风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主要特征，就是片面地强调人的主观精神的作用，抹煞它对于客观世界的依赖关系；而在他对于历史的看法上，就是片面地强调个人的作用，抹煞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把人民群众看作消极力量，抹煞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强调人民斗争中的自发性，抹煞革命理论的作用。这些都是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在论述胡风“否认唯物主义”时，邵荃麟指出：“照胡风看来，封建奴役剥削之所以可能，似乎并不是因为封建阶级掌握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掌握了政治和经济的权力，而只是因为人民自己身上有这种‘安命精神’，甘心做牛做马；人民的解放要求之所以不能实现，也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以及新的生产力还没有产生，而只是因为这种要求被人民自己的‘安命精神’所闷死。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历史责任都推在人民身上，把封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罪恶轻轻地一笔勾销了。”在批判者那里，胡风之所以是唯心主义的，就因为他看重的是人民的精神状态，要解决的是人民的精神问题，而不是解决人民的物质问题，不是帮助人民夺得生产和生活资料。而胡风这样做的结果，又必然导致人们对阶级斗争及其结果持怀疑态度。邵荃麟对“精神奴役创伤”分析道：“什么是‘精神奴役的创伤’呢？据他自己解释说，‘在科学的分析上，可以用缺点去指明’，那末就是指人民中间的缺点了。说得明白一点，就是长期以来封建统治阶级遗留给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庸俗等等，和‘安命精神’实际上是同一类的东西。胡风认为要解放人民，首先必须‘一层一层的’去剥掉人民身上的那些‘创伤’，必须‘一鞭一血痕’的去批判那些‘创伤’，然后才能从密密层层的‘创伤’下面去寻找出‘支配历史命运的潜在力量’。而这也就是胡风所认识的五四运动的基本内容。”通过这样的分析，在胡风的学说中的确看不到阶级斗争的影子，而且看不到阶级立场。然而，众所周知，胡风对五四新文化内容的把握是通过鲁迅而完成的。所以，邵荃麟对胡风的批判就在事实上成了对鲁迅的批判：“胡风实际上完全看不到阶级压迫的力量，看不见人民的英勇和智慧，只看到人民满身都是所谓“精神奴役的创伤”。……他把人民群众看成了什么，把人民的缺点夸张到了什么程度？……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人民是有无限前途的。新的东西是一天天在生长，旧的东西是一天天在衰老；新的东西即使微小，但终究不可克服地要成长起来。所以我们必须向前看，善于辨别出生活中新的东西、革命的东西，才能使我们具有生气勃勃的乐观主义的战斗精神，看到革命的光明前途。只有那些脱离群众的反动的个人主义者，才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愚昧、无知、庸俗、自私的芸芸众生，仿佛只有他自己才是背着十字架的救世主。这正是没落时期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特点之一。”①读着这样的文章，所有对鲁迅有所了解的人们都会明显感觉到，如果把胡风的名字换成鲁迅，这种批判才更为贴切。
客观地说，在事实取证层面，批判者并未冤枉胡风。根据当时的逻辑，他们的推论也是不错的。但是，只要读一读鲁迅著作，任何人都会发现，这些批判已把矛头指向了鲁迅。因为在这些问题上，胡风与鲁迅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他继承了基本的文化立场，却早已没有鲁迅的激烈，从鲁迅的立场上后退了许多。作为一种立场和观点，作为一种文化倾向，真正的代表人物应该是鲁迅。众所周知，是鲁迅宣告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是“吃人”的历史，是鲁迅把中国历史划分为“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这样两个时代，是鲁迅做出了这样的宣判：“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②也正是鲁迅，开创了批判国民性——即“精神奴役创伤”的启蒙之路。所以，对胡风的这种批判，投枪也罢，猛烈炮火也罢，事实上都落到了鲁迅身上。也就是说，对胡风的批判已经是对鲁迅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整肃也成了对鲁迅思想和文学方向的整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