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曲啸先生，悲剧后的悲剧
丁弘
1989年，我从深圳回到北方来。
1991年，我因病住进南通医院。没有想到，曲啸先生也来了，成为病友。我住在老干部病房的东区，他住在西区。查房的时候，我问医生：“曲啸怎么样，是什么病呀？”主任医生只用两个手指点点自己的额头，意思是说：这里有病，算是对我作了回答。医生忙着查房，认为这是题外的话。我不止一次踱到西边病区，看望这位心仪已久的著名人物。没有想到情况这样严重，他已失语。我看看他，他看看我，相对无言，奈何！不久，他回北京，了无信息。两年以后，得到他去世的消息。
今生有幸，和他在我的家乡重逢，因为他失语，实际上是失之交臂了。我感到遗憾。
一
曲啸出名，首先因为他是电影《牧马人》的原型，他真是家喻户晓。左的路线给了他太多的苦难。几十年，当“右派”，当“现行反革命”。在奍马厂劳攺，后又被判刑二十年，家破人亡，苦头吃足。问题在于他是无辜的。所以著名导演谢晋先生艺术再现了他的故事，创作了震撼一时的电影名篇《牧马人》。这一惊世的巨著是说：这样的悲剧还应该重演吗？
曲啸平反后，被任命为辽宁省营口市教育学院副院长，最终调往北京，成为中宣部的局级调研员，他成为名噪一时的宣传家。所到之处，到处是鲜花和掌声。在那些年代里，对他的评说不一。有人说，他因改造好而在位；也有人说，他因在位而变成一个新人。当时，他和另外两个同志李燕杰、彭清一，公认是“三大演说家”，青年的导师。
据说，他们讲了两千多场，震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们讲了什么呀？文革过去不久，意识形态一元化。他们奉命宣传着共产主义的人生观，社会主义的伦理观和要热爱党和祖国等等。这很正常，但是曲啸有一句名言，说左的路线的迫害是“母亲打了孩子”，认为这是不应计较的。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对这句话只是感到很新鲜，并没有人去理论个中的是非。这样讲，当然就抹煞道义和法理了。
二
八十年代后期，发生“蛇口风波”。我正在蛇口，得以瞻仰曲啸等人的风采。那一事件是中华大地在意识形态上矛盾激化的有趣的历史篇章。
春节前夕，北方已是坚冰在地，万里雪飘，深圳的春天是提早到来。主干道的一段路，形成了花市。蛇口青年活动中心，那个小院子的铁栏杆上，还有牵牛花绽放，盘着青藤。院子里有个不大的礼堂，大约可坐两百人。没有想到，在这个小屋里，发生了震动海内外的事情。曲啸他们应邀来演讲，强调应该“无私奉献”，强调应该“安贫乐道”。他举例说明自己很穷，孩子还住着双架床。离机场二三十里，是骑脚踏车去的。不料他说：“你们中也难免有一些‘淘金者’。”他推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情操。
这样，蛇口的青年坐不住了，纷纷举手要求发言。他们年轻气盛，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说：
“你批评淘金者。老师，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都是淘金者。我们到深圳来，就是要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改善我们的生活。
“你生活贫困，无可羡慕！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无私奉献是唱高调。
“说‘毫不利己’是大话空话而已，不可能做到的。这样反而不讲道德。”
如此等等。这些老师在各地巡回，据说讲了上千场，到处是受欢迎。居然在这儿碰壁，他丝毫没有准备，一时也缺乏冷静，当场质问发言的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你能告诉我吗！”有的年轻人并不示弱，当即递上了名片。这个小小的思想火花，来源于那个时期不同地区伦理观、价值观的碰撞，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产生，岂偶然哉！
这立即在海内外形成一个重要的理论话题，热烈开展讨论。大量涌现的文章很快形成了《蛇口风波》这一专题著作出版。讨论的热潮已经过去时，深圳的报纸发表了我的《时差》一文，说明“蛇口风波”反映了曲啸先生等人和开放地区之间思想的时差、价值观时差、伦理的时差，最终表现为政治观念的时差。当时的蛇口，在袁庚同志的领导下，民主选举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那氛围造成人的自尊和自由人格的昂扬。深圳大学教授和学生治校，形成中国教育事业崭新的风光。所以蛇口当局认为，年轻的朋友对曲啸等这些“导师”诘难，是正常的事，算不得什么风波。和内地对照，感到是异乎寻常惊天动地的大事。
三
1989年后，回到北方来，有幸在大学里听到彭清一先生的一次演讲。原来他还是一个舞蹈演员，他演说不仅是助手势，而且整个肢体动作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感人。他居然在舞台上表演周总理一系列动作，用以刻画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毛主席要坐的凳子，他先要跑过去坐一下，看是不是稳当；宴席上有人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主动代饮，生怕主席伤了身体；面对主席讲话时，半弯着腰，总使人联想到清廷中应诺的某些人物。总之是最大限度地歌颂当朝的威严和风光。那氛围分明是说：吾皇万岁，万万岁！只是对周恩来的矮化，给年轻的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文革刚刚过去不久，君权和神权的幽灵仍在徘徊。这样的演说，居然在大学的课堂有热烈的掌声，或是出于礼貌。他们不知道“造神”是在铸造着民族的悲剧，一个被奴役和矮化的民族，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现代化国家的。我们社会虽然进步很慢，但毕竟还是在向前发展的。这些演讲家的奉命之作，碰到一些质疑和抵触，他们也难免有所思考。只是没有想到，曲啸的美国之行，在异国第一站就受到质疑。
最近看到润涛阎的文章《当年的洗脑大师曲啸是咋死的》，讲曲啸奉命去向美籍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按理，这是他的强项。他去美国进行巡回演说的第一场，当地华人三四百人，到场的只有二三十人，一般对政治话题不感兴趣。但是曲啸毕竟是演说家，他还有亲身的体会，所以几句话就把大家镇住了。他右派和现行反革命改造生涯的漫长岁月，使大家惊骇。虽然世上有很多不平之事，但他本人亲身的感受诉说，使大家感动不已。纷纷说：“怎么会这样！”
曲啸故事讲完，话头一转，开始他的宣传了，教育大家说：“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听到这句话，大家明白了 曲啸来美国巡回演讲的目的了。
突然间，汪荣祖教授要求发言。他面色通红，激动地说：“曲啸教授的演讲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年轻学者，平白无故坐22年的牢，这真邪乎，令人愤怒。”这时，陪同曲啸前来的刘中海先生面色苍白，显示着吃惊，恐惧和遗憾。曲啸教授的嘴唇也在发抖，感到这是突如其来的打击。汪教授情不自禁，继续他的评论：“什么党是亲娘，可以如此长时期地打自己的孩子，这还是亲娘吗？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自己？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里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汪教授这时的愤怒令大家震惊。刘中海先生抓紧站起来说：“他们十分疲劳，明天还要赶路，会议到此为止。”散会后，刘中海考虑巡回演说会造成的后果，决定退了一些预订的飞机票。曲啸教授的这次访美任务这样提前结束了。
润涛阎说：“我当时看曲啸的表情，真担心他的心理崩溃，导致精神崩溃，而致身体垮掉。他那苍白的脸上，折射出死人般的昏暗，令人感到寒冷和悲凉。那不是一般的失望，而是绝望。可能他这次来美国，是计划回去再大展宏图的，可能由中央宣传部调研员再有上升。”曲啸教授可没有这么说。但从他发言前兴高采烈的情绪，可以看出他对此行的结果是何等志在必得。
曲啸回国后，停止了一切社会活动。没想到，1991年他又应邀到南通演讲，病倒在讲台上，从此半身不遂，一病不起。
四
没有想到南通成为他最后的驿站，使我有幸得以和他这样近距离地再次重聚。我不止一次踱到他的床前，本想和他交流，不幸他失语了。他用两个眼睛看看我，我用两个眼睛看看他，只能是对这位著名人物点头致意而已了。在病房里，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向他请教，我有很多问题呀：
一、我想问他，“蛇口风波”你是当事人，一定激起了思想的波澜，对南方、港澳台和海外华文作家的大量文章，不知道是怎么看的。这些文章，总的说来是讲道德、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並为它服务，不是脱离实际的抽象的概念呀。按理，曲啸先生以他的水平和人生的经历，应该是能够理解的。但在后来的实践中，他仍然一直唯上唯书，教条地站在左的方面，不知为什么？
二、蛇口那些年轻人，对“老师”们的诘难，反映了市场经济派生的概念，也是为生产力服务的一种伦理概念。安贫乐道是反其道而行之，无私奉献是理想主义的，虚幻的概念，也应该容易理解。是否因为发生了“六四”。那一次风波不仅动了枪，而且动了笔呀。《人民日报》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专家的座谈会，对蛇口青年门那些“离经叛道的谬论”进行鞭挞，认为我们精神上应该追求的是共产主义道德。这当然是冠冕堂皇的。
三、我奢望曲啸先生能跟我说几句悄悄话。你作中宣部的调研员，红遍全国。根据领导的需求，总结自己的苦难时，是由衷的语言，还是适应需要而扭曲了灵魂？我看得出你是一个好人，天良未泯，所以你后来陷入沉重的痛苦之中。这是精神的劫难，比《牧马人》过去的悲剧更为深刻的悲剧。
你从左的路线给你的苦难中走出来了。但你没有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从左的桎梏中走出来，这令人遗憾，叫人深感同情。
有人感到很奇怪，曲啸饱经苦难，甚至有漫长牢狱生活的“锻炼”，他的承受力应该是很强的。为什么到美国听到人家几句话，精神就崩溃了呢？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在敌人的法庭和牢狱中，浩气凛然，视死如归，是有充分精神准备的。有革命的老干部，历经战争岁月烈火的锻炼，坚贞不屈。可是面对自己同胞和组织的诬陷，几个小红卫兵一斗，他就自杀了，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据说曲啸同志在国内演说，得到的总是鲜花，总是掌声，总是欢呼。一旦有人触及他的灵魂，他立即崩溃了。他终于沒有直起腰来，形成独立的人格。首先他作为演说家，对自己“封口”了，而后是一病不起。说明对漫长的左祸的虐杀，他承受了。他的思想没有得到解放，没有想到对他更是“捧”出了大问题。
曲啸同志的一曲悲歌，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值得我们深思和品味。
2013年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