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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刘居英院长二三事
杨昂岳
文化大革命中我家与哈军工刘居英院长家同住一个”牛棚”，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我结识了逆境中的刘院长，他的行为和音容笑貌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扫地出门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这张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被点名的陆平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原名刘志贤，是刘居英（原名刘志诚）院长的胞兄。在那“株连九族”的年代，刘院长在劫难逃，很快就被批斗、罢官、扫地出门了。他们的父母一直在哈尔滨与刘院长住在一起，两位老人为新中国养育了两个七级高干。在解放前的十几年间，两个儿子被日伪通缉，音讯全无，生死不明，两位老人作为“匪属”，担惊受怕，艰难地熬过来了。然而，这一次他们没能熬过，刘院长半身不遂的老父亲在听到广播聂元梓大字报后受惊吓，想不通，绝食身亡；刘院长的老母亲在红小兵看押的家属劳改队中倍受折磨，不堪侮辱，悬梁自尽。
我的父亲杨仲枢教授和母亲王禄臻助理员均于1957年在哈军工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父亲被开除军籍，剥夺军衔，降两级；母亲被开除公职。“文革”伊始，我的父母即被当作“黑五类分子”受冲击，抄家，罚劳役，扣发工资，后又多次被当作刘院长招降纳叛的牛鬼蛇神之一，在批斗刘院长的大会上陪斗。
当时我是吉林工业大学五~六年级学生，惶恐不可终日。到1967年10月，长春市两派武斗，学生宿舍楼也被两派占来占去，我的被褥、冬装遗失，无法御寒了；再加上当时社会上两派忙争斗，对“牛鬼蛇神”的折磨有所放松。于是，在同学的鼓动下，我回到了哈军工老红楼的家里，看到分别了二十个月的父母苍老、憔悴了不少。没想到第二天（10月18日）一早，来了一群造反派，是山上派65兵团的红卫兵（一名男生、五名女生）和一名印刷厂的工人，勒令搬家，将我母亲打得口鼻流血，就连我放在桌上学生证里的十几元钱和十余斤粮票也不翼而飞了。这是全院第一批教授被扫地出门，除我家外还有曹鹤荪、曹国惠、胡振渭、龚家鹿四家，在老红楼各家窗口惊恐的目光注视下，在瑟瑟的秋风中，我们搬离了住了十多年的老红楼。黑帮中也还是分等级的，给我家安排的住处最差，是先期扫地出门的刘院长和政治部沙克主任家住的55号楼里两家的厨房，靠近防风门的阴面。当时刘院长正被关押在外地农场，这里除了刘、沙及我家外，还有三间房住着三位单身锅炉工人。刘、沙两家有七个孩子，一名学龄前儿童、三名小学生、三名中学生。孩子们怕受欺辱，很少出去玩；大人们都愁眉苦脸，噤若寒蝉，互不交往，真是一座“死牢”。我在搬完家后，怕父母寻短见，索性也不走了。
“牛棚”里的笑声
11月初的一天傍晚，我和母亲正在走廊里做饭。突然，走廊防风门被一脚踹开，进来两名红卫兵，喝令“靠边！”随即，刘院长进来了，他目不斜视，匆匆走到最里边他的家。两名解差刚走，我母子惊魂还未定，刘院长就从屋里出来了，他对我母亲说：“王禄臻，你们啥时候也搬来了？这回好了，咱们轧邻居了。”他说话的声音仍如以往一样的洪亮，笑容仍如以往一样的爽朗，这是我到“牛棚”以来见到的第一张笑脸。他看到我家因楼上是单身洗漱房，天花板渗水，一面靠厕所的墙上也布满了水印，窗玻璃还有破损，气愤地说：“这屋怎么能住人呢！这帮家伙太没人味了。”当晚，我父亲劳役回来，他对我父亲说：“老杨，你还好吧？”又说：“你怎么没杀我回马枪呢？现在大家都抢着杀，你该杀就杀，该砍就砍，别讲情面。”我父亲也露出了苦涩的笑。这是刘院长在被造反派劫持到五百里外一个农场关押五个月后回家的一幕，我初见他时的拘谨、戒备心情，被他的谈笑风生消解了。
此后，他白天挨批斗、扫厕所，晚上回来，“牛棚”里就有了笑声，他与人们聊天，与孩子们说笑，仿佛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都没发生过。他身体好，精力充沛，经常拿来扑克牌，邀我和锅炉工人一起玩。牌手不够时，他就拿围棋或象棋来下，他嫌我棋艺太臭，就拉我父亲大战一盘，苦中求乐。他经常与我对面而坐聊到深夜，我们结成了忘年交。他讲了许多见闻、趣事，令我着迷；也讲了许多哈军工的往事，口无遮拦，直抒胸臆。我有两位大学同学分别来看我，那是“牛棚”里罕见的客人，他马上过来和我的同学侃一通，给我的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说：“这个院长不简单，他的精神状态不一般！敞亮，可见他心里没鬼。”他们被刘院长的人格魅力折服了，四十多年来，这两位同学与我重逢，还总要回忆起与刘院长邂逅的情景。
他虽处境艰难，却还关心着别人。锅炉工魏连金师傅爱人带着儿女从山东老家来探亲，生活困难，他非常同情，与魏一家相处得十分和谐。晚上回来，经常抱着魏的一双儿女玩，用山东话叫“小妮”、“小偏”。他家包了饺子，刘院长夫人许良毓阿姨都要送一碗到魏家，许阿姨做的一缸朝鲜风味酸白菜，也要分给魏家和我家一些，刘院长还操推剪为我们理发……
在他的影响下，“牛棚”里有了生气，孩子们活跃了，大人们也由谨小慎微、互不说话，到互相帮助，增添了战胜严寒的热量。锅炉工徐全如师傅让我睡到他屋里去，我睡的那张铁床原来是刘院长老母亲睡过的，老人家就是在此床头自缢身亡的。魏连金师傅主动帮我们两家采购物品，每晚还用捡来的煤核烧成一炉火送到我家，他还利用“职务之便”，安排刘院长、我父亲和我去他的锅炉房里洗澡，那是刘院长半年多洗的一个澡……，这个“牛棚”仿佛成了一个大“家”。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毛泽东主席在革命战争年代说过的话：“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发芽。”
“天衣无缝”
刘院长从文革运动一开始就被打倒，被罢官，成了众矢之的，直至被关进了监狱。他在逆境中对各种问题仍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听我说外面大字报讲彭德怀有野心，想搞军事政变时，气愤地说：“胡说八道！纯粹是瞎想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在听说沈阳军区一把手和毛远新宣布宋任穷是叛徒时说：“这年头叛徒、特务都是随意封的。”他在听我说吉林省委文革之初就将分管体育的老副省长张文海打成全省最大的走资派时，他说：“张文海是我的老战友，历史没问题。”原苏联总顾问的翻译锻钢同志被打成苏修特务，说他里通外国，罪证是给已故总顾问的夫人写过信，刘院长出具证明：信是我让他写的。听说一次学院的批斗会上，一位领导干部站在他身傍违心地检讨哈军工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他趁红卫兵不注意，压低嗓门说：“你是个叛徒，我早该撤了你！”
我为了了解他的“罪行”，找来一套哈尔滨工程学院文化革命办公室1966年编发的铅印《大字报选编》（20集）、《整风鸣放材料汇编》（4集），这两套材料属“官办”的，此外还有红色造反团刘居英专案组铅印的《刘居英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等材料，看后觉得真是颠倒黑白、牵强附会，鸡蛋里找出了骨头，有的人可劲地朝他泼脏水，真所谓“墙倒众人推”。其中，可笑的是列举刘院长“亲近、包庇、纵容的都是些什么人”里，排名第一的是他已故的老父亲，排名第二的就是我可怜的父亲杨仲枢。刘院长对强加于他的诸多“罪状”并不回避，有些也给我解释过，心态非常平静。他说：“凡我做过的事，我不怕揭发批判，不怕上纲上线，我怕就怕无中生有，给我瞎编我受不了。”他还说：“现在都杀我回马枪，原来集体研究过的事，现在都推到我头上了，我就全担着吧！”有许多陈赓院长说过的话、办过的事，如“端盘子”、“两老办院”等等，都变成了他的“罪行”，他全都认领，一句推脱的话都没有，据此，我觉得他真是个男子汉，不愧是陈赓的接班人。
有一次，我说：“专案组材料上说你的第一条罪状是说了‘毛泽东思想不是天衣无缝的’，这条可严重呀！”他说：“我是说过，可你知道是怎么说的吗？那是1964年我在高等数学教研室蹲点，有空我就常往数学教研室跑，和教员们聊聊天。有一次我去时，他们正在谈论报上讨论的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问题，我就说没有绝对的，只有相对的。有一位教员反驳我说‘数学推导、计算的结果就是绝对真理！’我说：‘你说的那是自然科学，我说的是社会科学。’另一位教员顶我说：‘毛泽东思想就是绝对真理。’我就说：‘那也不是天衣无缝嘛，还要再继续发展嘛。’”听完这段话，我觉得他这么大的官，能经常下教研室聊天，教员还敢跟他抬杠、顶嘴，说明他能深入基层，没有架子；抬杠时话赶话，即使说出点过头话也是情有可原的；偷抓别人的话把子，断章取义的人才是阴暗的小人。
刘院长与数学教研室的老教员们感情很深，每次到长沙来，一定要与数学教研室的老人们会面。2004年4月，刘院长来国防科大，一天晚上，数学教授、前政委汪浩同志拿来几幅自己的书法作品送刘院长，其中一幅上书四个大字“天衣无缝”，还有小楷说明是：“六十年代关于天衣无缝理论的一场辩论，已有趣地载入文革闹剧史册，任何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总是有其局限性，所谓天衣无缝的终极真理只能是自欺欺人。 2004年3月8日 汪浩识”。刘院长和我看到“天衣无缝”，都会心地大笑起来。
飞车
刘院长还给我讲过文革时的一段小故事：他被关在一号楼一段时间后，造反派将他和赵本源等四名“走资派”一起从滨江站押上了闷罐车，火车在慢慢爬行，刘院长对身边的赵本源说：“这车开得太慢了，每小时也就十来公里，我在铁路工作时，时速二、三十公里可以随便上下。”这话被旁边的红卫兵听到了，汇报到头头那里，该头头马上召开红卫兵紧急会，说：“老家伙会飞车，提高警惕，别让他跑了。”他让刘院长一人坐在车厢地板中央，布置红卫兵围坐两圈，严密看护。
火车开到阿城，将他们关到某党校。刘院长在打饭时，一名炊事员小声说：“刘院长，你也来了？”刘院长说：“你认识我？”那人说：“以前开大会见过。”刘院长看此人面善，有关切之意，就趁机小声说：“你能不能给我弄个刮脸刀？你看我这一脸长胡子，太难受了。”当天晚上那人果真送来了刮脸刀。第二天一早，那位红卫兵头头一见面说：“哎，你的胡子哪去了？”刘院长打趣地说：“谁知道呢？没啦！”该头头当即决定，此处不安全，走资派有内应，赶紧转移。
在当时情况下能跟“黑帮”说句话，还送来刮脸刀，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刘院长三十多年后和我谈起这件事，仍流露出对那位不知名的炊事员的感激之情。文革中，多数人明哲保身，六亲不认；少数人变得疯狂，丧失理智；但在锅炉工、炊事员这些普通劳苦大众中，仍是良心不泯。
2004年4月刘院长访问国防科大，临行时几位校级领导去火车站送行，开车前在站台上说笑。有位领导说：“快开车了，老院长上车吧。”刘院长说：“不急，再等会儿。”我调侃一句：“等火车开到二、三十公里您再随便上下吧。”众位领导愕然，刘院长哈哈大笑。
又入囹圄
1968年2月起，以潘复生为首的黑龙江省革委会刮起了一股“彻查”风——彻底清查阶级队伍，哈军工尤甚。一时间专案组林立，隔离室爆满，非正常死亡的消息不断，其残酷程度超过了一年前的红色恐怖。对刘院长的迫害又进一步升级了，刘居英专案组的一个65级小丫头三天两头光顾“牛棚”，殴打许阿姨，接着再到我家殴打我父母，以此为乐，心狠手辣。一次刘院长在家，小丫头又习惯性地打了许阿姨，刘院长上去就给了她一耳光，把她给镇唬住了。在那个年代，只有刘院长才有那个胆量和力量。
刘居英专案组的威逼恐吓，终于取得了“战果”，有一名锅炉工人被迫招供了，交代了我们两家及与魏、徐师傅之间的来往琐事。于是，院革委会召开全院“刘居英与杨仲枢勾结新罪行批斗大会”，三名锅炉工人也被押上了台。不久，哈军工革委会向省革委会送上了一份《关于刘居英三特一叛问题》的报告，所谓“三特一叛”是指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叛徒，后来，又加了一个“朝修特务”，信口雌黄，无所不用其极。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曾是刘院长的下属，1966年初调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时，他夫妇俩还专门到刘院长家拜访，一口一个“老首长”地讨好着，没想到此公文革一开始就投靠了“四人帮”，此时风头正劲，但刘院长知道他曾被捕自首的老底，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顺水推舟下毒手，命令逮捕刘居英，企图置其于死地。于是，刘院长在1968年3月8日被关进了监狱，饱受折磨和摧残，直到1969年8月才被放出来，长达一年半。在铁路局工作的许阿姨也被哈军工捍联总关起来了，随后又被逮捕关进了监狱。他家三个女儿也被赶下乡，去了劳改农场。我的父亲杨仲枢在基础部革委会“彻查”后期的所谓宽严大会上，被宣布作为唯一的从严对象，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成了“回锅肉”，此后除扫厕所外又在哈军工和长沙工学院各挖了两年防空洞。魏连金师傅拒不和我们两家划清界限，被关在一号楼四个多月后，开除回乡务农去了。我在1968年10月毕业分配时被发配去解放军农场围海造田，1979年我父母亲的“错划右派”改正后，我单位的组织科长找我谈话，说清理销毁了我档案中的相关材料，哈军工材料共四份，最后一份是1969年的。我估计是和彻查及父亲重新戴帽有关，此乃后话。
劫后重逢
1970年3月，我结束了农场劳动，回到哈军工家里。此时，我家已改善了生活条件，搬到了55号楼二楼的一间单身宿舍。母亲告诉我，刘院长从监狱死里逃生，他和许阿姨都放出来了，刘院长快要“解放”了，他们还住一楼那儿。我说：“他快要‘解放’了，我不去看他了，以免影响他的‘解放’。”第二天我在楼门口遇见了刘院长的幼子小明，过了不一会儿，刘院长就来我家了，他说：“小杨，你回来怎么不上我那儿去呀？你还怕粘包咋的？”接着他说准备被“解放”，正在写“检查”呢。他问了我劳动的农场位置，说日本投降后他从山东渡海登陆就在那一带。他又谈起最近还有一些人还躲着他，怕粘包……。我看他瘦了不少，气色还可以，精神头仍非常好。
1983年8月30日，刘院长来长沙参加30周年校庆，这是他首次来国防科大。当天晚上，校里安排他去体育馆看篮球比赛，球赛结束，将近十点钟来到我家，这是我们文革后的重逢，我的父母亲异常兴奋，互相有说不完的话，谈到十二点多，门外车里的随员进来催了几次才告别。魏师傅回乡十年，1979年落实政策回到国防科大上班，我和魏师傅去宾馆看他，他非常高兴，马上吩咐随员“别人暂不见了”。时间晚了，我们怕影响他休息，几次告辞都被他推后。以后他每次到长沙，一定要与魏师傅见面。许阿姨到长沙，还要到魏家探望。前几年夏天，刘院长常到哈尔滨工程大学避暑，2007年他在请军工老同志聚餐时，特意交代要请徐全如师傅，哈工程大学工作人员谁也不认得徐全如，多方打听才找到，有人还奇怪：刘院长怎么和锅炉工熟呢？
2012年10月，杨昂岳教授（右）等探视刘居英老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