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来，由于高考题目中涉及到了“吐蕃”的读音，使这一争议许久的问题又热了起来。吐蕃到底怎么读，必须根据唐音来定。我的意见是只能读tufan,读tubo是站不住脚的。我曾在《中国语文》上发表《古译名勘原辨讹五例》，其中专门写了关于吐蕃的读音问题，兹转抄如下：
藏族来自古代西羌的一支。据《后汉书•西羌传》，河关之西南为羌地，“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英国汉学家F.托马斯说赐支/析支即古藏文文献中Skji国的译音）。和帝永元十三年居于赐支河曲的烧当羌之米唐打败后，“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则发羌所处，正远在河源之南，“发”古音*pad又与藏人自称bod接近，很可能是其译音。这一支发展到唐时，其中的雅隆部吞并相邻各部建立了强有力的吐蕃王朝。“吐蕃”原语是藏文什么词呢？有人认为是“大蕃”转音。查看823年所建《唐蕃舅甥会盟碑》，碑上藏文“大唐”对译为Rgja-thjen-po ，“大蕃”对为Bod-thjen-po。明显rgja并不是当时“唐”[dang]字的译音，可能沿从古称“夏”来；而 bod 跟当时“蕃”字之音 [bʉɐn]虽然声母相同，但韵母一为塞尾促声字，一为鼻尾平声字，也大不一样，因而不能说就对“蕃”字，很可能也是对的古称“发”。且大字thjen-po都在后,不能前置于名词.
把“吐蕃”读做“吐播”，任乃强先生1933写《西康图经》时就提出来了，1943又在《吐蕃音义考》中予以强调，依据是“番原读若婆”，可对译bod，并提出吐蕃是“大蕃”转音（引张逸僧，说唐恶其称大蕃，故意据‘大可读如杜’而写做吐，示其贬意），其说番读婆，大读杜，也都是推想于古音方言，并无当时的韵书依据。文章载在《康导月刊》，见者也不多。最有影响的当是牙含章先生《关于“吐蕃、朵甘、乌斯藏”和“西藏”的语源考证》（《民族研究》1980年4期）一文。他说根据《广韵声系》407-408页，番、蕃二字，有“补过切”、“孚袁切”两读，认为唐时“蕃”就是依补过切读做“播”的，说这可从甥舅联盟碑中“蕃”藏文作bod得到证实。此文引韵书为据，言之凿凿，影响到后来词典都采用tubo作为吐蕃读音了。不过我们查对《广韵声系》407-408页，发现“蕃”实际只有“附袁切、甫烦切”两读，而“番”有“博禾切、补过切、普官切、孚袁切、附袁切”五读。牙先生所引两读都是“番”的读法，并非“蕃”的读法（虽然“番蕃”某些场合可通假，但“吐蕃”从来不写“吐番”）。因此，说“蕃”唐时可读如“播”，并无确切根据，这在《广韵》、《集韵》各韵书都是一样的。
但最近有谢仁友先生《“吐蕃”音辨》（《中国语文》2003年6期）又说鲁国蕃县的“蕃”应劭音皮，《史记•太史公自序》作鄱，鄱有婆音，音皮相当于音婆。所以认为任、牙先生等蕃读bo是有根据的，并说“番”声字只见于果山两摄，《集韵》列“蕃鄱”于支韵音“皮”是误列。文章还列出支持吐蕃读“吐播”的学者7人以上，而读“吐番”的只伯希和、祁振纲、张济川3位，显示吐蕃读tubo是目前大占优势的说法，好像已成为公认的定论了。此外，《民族词典》（陈永龄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吐蕃条释文：“原为唐人据吐蕃自称‘大蕃’而对这一政权的称呼（吐，汉语‘大’字之唐音；蕃，藏族自称）”。也是接受任先生的说法的。
纵使我们承认“蕃”因通“番”而可读“播”，因通“鄱”而可读“婆”，但此说还是绝对不能成立。虽然我们也觉得，藏人现在还自称“播巴”的说法的确很诱人，问题在于这些说法中的“播婆”读o韵都是立足于今音的，根本跟唐音不合，怎么能够用来解释唐代“吐蕃”的对音呢？
依据汉语语音史，歌（戈）韵的历史语音演变过程是：al>ai>æ>a>ɑ>ɔ>o，也可简化为四段：先秦al—汉ai—魏至宋a—元以后 o。（汉以前元音分长短，歌部的长aai变中古歌韵，短ai变中古支韵，所以“婆皮”汉以前读音相近，同部而只有长短差别。说歌韵字误列支韵那是不了解语音史，要知“婆皮”俩字就是既同谐声又同歌部的，能说皮字是误列吗？可参看拙著《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从汉末至宋的千余年中，歌韵一直都在上述的低元音段的变化范围内，到元代以后才向 o走。所以唐代音里歌戈韵字只能读 ɑ韵母。当时“补过切”的“番播”都是要念pɑ音的（比较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波”藏文注pa，唐蕃会盟碑立盟官员里头，蕃官有三人名字中有“波”字都对译pa，唐官中书侍郎王播的“播”注pha），这音跟 bod可相差远了，并不如牙先生所说是bod的“很准确的译音”。bod是促尾字，唐人想译bod，也只会用“勃”而决不会用“播”的，如果只译bo，也只会用“部”字而不可能用“播”（唐蕃会盟碑户部礼部的“部”皆对译为bo）。元以后歌戈变 o，所以才出现元代王磐以“土波人、土波国”指西藏，明《西番译语》用“播”对译bod，和今藏人自称听起来像“播巴”的现象，这些都是符合语音史分段的现象，不能越段推前，用来做唐代吐蕃读法的佐证。用后世音bo来比附一千多年前的历史名称，而不理会其间历史音韵分段变化，那是很不科学的。
元代胡三省《通鉴音注》注吐蕃：“吐，从暾入声；蕃，甫袁切。唐音读‘大’为‘土’，吐蕃意为大蕃。”任乃强1982《〈吐蕃传〉地名考释》又进一步说了蕃音皮读如婆对译bod的bo，吐蕃从其自称“大蕃”读别的主张，说唐代关中“大”音代（他盖切）、音堕（吐卧切），后者与杜字音近，今吴语尚呼“大少”作“杜少”音。这两者应是《民族词典》说‘吐’为汉语‘大’字之唐音的根据。然而，这和真正的唐音毫无关系（任先生文章所列反切大抵是从《康熙字典》所列几读中选抄的，所以连所注直音也不配合）。依前述唐代歌戈韵读音，我们查对了《广韵声系》，“大”字有“徒盖切”dɑi“、唐佐切”dɑ，《集韵》加“他佐切”thɑ（按并非音吐卧切唾thuɑ或徒卧切惰duɑ）。这些音同样跟当时的“土”thuo、“杜”duo音差得很远。再看“大”在《唐蕃会盟碑》“大夫、大将军”中音da’i，“大食”中音ta，而“杜”音do，“土”译lho；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杜do、土tho/thuo”而“堕dwa”，这些音都明显不支持胡、任两位的主张。要为“吐蕃”说音，如果通不过《唐蕃会盟碑》、《唐五代西北方音》藏文注音的检验，那还能有什么价值呢？
在讨论“吐蕃”原语为何时，当然先要确定两字唐代的读法。当时“吐”是姥韵他鲁切，唐音[thuo]上声，“蕃”妥当点要先承认其正读是元韵“附袁切”，唐音[bʉɐn]平声。按贾岛《寄沧州李尚书》诗“青冢骄回鹘，萧关陷吐蕃。”以“喧、蕃、冤、言”相叶，皆元韵字，这已证实唐人“吐蕃”就是读元韵平声的。宋史炤《通鉴释文》注“方烦切”与胡三省《通鉴音注》注“甫袁切”，虽皆注读清母阴平，但他们不过依傍汉语通称边裔各族为蕃，按《周礼》“九州之外，谓之蕃国”的惯例来注的。那通称来源于屏藩，乃是“藩”的通读字，其实跟这里专作一族的译名本就不该混同，如若把《周礼》的“蕃国”看成跟“吐蕃”同源，那岂不成了笑话了。所以还是用“蕃”的常读“附袁切”浊母阳平为是。
“吐蕃”原语的探讨，可由“名从主人”或“从邻称”两个方向来进行。首先自然看藏文方面有无合适的。依 [bʉɐn] 看来，其原语应近于bon。此音在藏文中音义与吐蕃有关的有 dbon“甥”，bon“本教”两字。
吐蕃之称起于唐太宗时，贞观八年（634）其赞普松赞干布遣使请婚，史书始有记载。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嫁往吐蕃，二十年（646）玄奘《大唐西域记》已记有婆罗吸摩补罗国“东接土蕃国”。吐蕃与唐交际时，称唐为舅zjang，自称甥国dbon，《唐蕃会盟碑》也称舅甥二主会盟，其甥字藏文皆作dbon。在古代西裔各国族，常以能联姻上国，继承其高贵血统为荣，最早的是周季历联姻殷王族任氏，故而被越其二兄立为储君，使子姬昌获得殷外孙身份（参看王晖《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中华书局2003中解季历选立之谜与贵族等级名号传嗣制），晚些的如《宋史•高昌传》记西州回鹘王自称“西州‘外生’师子王阿厮兰汉”。《回鹘传》也说“先是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未知这些“外甥”是都借汉语音呢或改为回鹘语。《新唐书•吐蕃传》则记了贞观十五年护送文成公主赴吐蕃时曾“筑馆河源王之国”，河源郡王是唐对吐谷浑的封号，斯坦因第三次探险劫去的一件吐蕃古文书正记载了此事：“吐蕃松赞干布于狗年娶中国皇帝之女文成公主为妻，吐谷浑王率文武百官和贵妇们迎接文成公主，举行盛大宴会后，文成公主然后再进入到Dbon国中。”（见黄盛璋《有关吐谷浑故都—伏俟城的若干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882），据托马斯（F.Thoms）屠次（G.Tucci）等人研究，Dbon古藏语意为甥，除吐蕃对唐自称为Dbon外，他称只见用于吐谷浑。甥国作Dbon之音正跟“吐蕃”颇相近，或者即由此翻译是有可能的。敦煌藏汉对照文书中P.T.1263卷bod对汉文为“特蕃”，以此音来对Dbon则更为切合。但既然它又可用称吐谷浑，就还不是最妥当的解释。
“本教”或译“苯教”（苯，《广韵》布忖切：“草丛生也。”与本同音。因“本”有本来义，组词易误会，故下面除引书外，一般就写作“苯”），是藏区固有的本土宗教，吐蕃人在松赞干布信仰佛教之前是笃信苯教的，藏文bon-po指苯教、bon-pa则指藏人，可见藏人除自称bod-pa“发（博）巴”外也自称“苯巴”（所以在嘉戎语里也叫藏兵作pon-mɐk“苯兵”（林向荣《嘉戎语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词汇附录第1090条）。藏族《本教史•四州之源》就认为远古时西藏并不称‘博’bod，而是称‘本康’bon-khams（苯区域）。因为《格言宝库》说“在西藏未有王前先有本教，在未有王法前已有本教之法，故此乃称本康”。（《西藏本教源流》，民族出版社，1985）这跟顿群佩《白史》的观点一样，都认为bod是从 bon 转换来的，这也就犹如因为印度人笃信婆罗门教，以至“古称印度曰婆罗门地”（《旧唐书•天竺传》）。既然bon是藏人的古称，那么“蕃”就很可能是bon“苯”的对译。
纵使“蕃”能对bon，但前面为何要加“吐”字呢？牙含章先生已否定沙畹等人以“吐”对藏文stod（上部），说吐蕃相当“上蕃”，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测。看stod其音为促声字，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128页指出西山八国的“咄霸”的“咄”当是stod的古译，所以的确不宜对“吐”。但除去stod外，在藏文中可与“吐 thuo”相对，而音义较适合的也还有tho界石、mtho高，是否可以之加bon，而表“苯界”（意如“本康”），或“高苯”（高地苯族，一些欧洲学者也用过mtho-Bod）呢，这要请精于古藏语的先生来酌定了。
再看从邻称方面，也有不少论述。清代早期称西藏为“图伯特”是学蒙古人，而蒙古人则学于突厥人。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吐蕃被写作Tübüt,古突厥碑文作tübüt或tüböt（ü/ö是同一元音的转写问题），723年的《阙特勤碑》作tüpüt或tüpöt，依安瓦尔•巴依图尔等《关于“吐蕃”一词的语源考证》（《新疆社会科学》1982第3期）说它很可能是由突厥语tüp（宗族）加bod组成的，意为“蕃部落”“蕃部族”。
法国L. 巴赞、哈密屯《“吐蕃”名称源流考》则提出另一主张，说是由突厥语tüpü/ tüpä（顶峰、高地）加 -t作复数形式，用来指称处于世界屋脊高原的藏区。tüpüi/ tüpät 传入波斯文，又被马可•波罗写成Tebet，传入其西方而成为通行的 Tibet。其所以在汉语里译为吐蕃，是突厥-蒙语言复数有-n-t 两式，-n更早些并在蒙语族更常用，因为汉人接触吐蕃是先经其北边的吐谷浑为中介的，吐谷浑属鲜卑族蒙古语族，所以就因他们说 tüpän而译为“吐蕃”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9辑，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2。）查《突厥语大词典》töpü条解为“丘冈；头顶”，确有高冈之意。但是它不也有可能作为前加词素，和bon组合成“吐蕃”吗？
看来本源说和邻源说也可以交汇，以“蕃”对“苯”为基础，则“吐蕃”来自mtho-bon或tüpü-bon也好，都可以指“高地苯”，或者来自tho-bon或 tüp-bon则指的“苯族区界”，哪个是最早的起源，有待对“吐”字的语源再综合研究来解决。
但“吐蕃”不读tubo，要读tufan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在声调上我还倾向定之为tŭfá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