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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隋炀帝下诏开汴渠，麻叔谋被任命为开河督护。他到达宁陵后患病，卧床不起，求医诊治。医生说必须用肥嫩的羊肉蒸熟后加入药物，一起服食。麻叔谋让人找来几只羊羔，同杏酪、五味子一同蒸食，名为“含酥脔”。乡村百姓前来献羊羔约有数千人，麻叔谋收下羊羔，给了他们优厚的报酬。宁陵县下马村有个叫陶榔儿的，家财万贯却为人凶暴，他家的祖坟靠近河道，害怕挖河时被发掘，就偷了别人家一个三四岁的男孩，杀死后砍掉头和脚，蒸熟装入食盒献给麻叔谋。麻叔谋吃着这肉，香美异常，和羊羔肉味道不同，十人满意，就下令让河道在经过陶家坟地时绕了个弯。陶榔儿兄弟感谢麻的恩德，继续偷盗小儿蒸熟献给麻叔谋来讨赏。其他百姓得知也效仿他们，偷盗了乡间小儿换取赏赐。当时，附近村庄接连丢失小儿达数百名，到处可以听见失去孩子的母亲的哭声。于是，当地凡是有小孩的人家，都特别制了一个大木柜子，用铁皮裹封，夜里就把小孩藏在柜中，用大锁锁牢，而且全家人点着蜡烛轮班看守。到天亮打开柜子若小孩还在，全家老幼一齐庆贺。即使如此，丢失小儿的事件仍不断发生。后来麻叔谋恶贯满盈，隋炀帝以“食之人子，受人之金，遣贼盗宝，擅易河道”等罪名惩治他，派大将把他逮捕处死，陶榔儿兄弟也同时正法。麻叔谋吃人的事在《隋唐演义》中有，明末阮大铖的传奇《牟尼合》中也写了这样的情节。
因此，浙江义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提及某人举止粗鲁、缺少教养时，常会说上一句：“这人和麻胡佬一样，人肉都会吃的。”但南方人认为，麻胡指的是隋朝的大将麻叔谋，因他是个胡人(匈奴)，故世称“麻胡”。看来，鲁迅先生的说法，在南方人中相当流行。
也难怪，五胡十六国时的麻秋，活动在山西，山西人就把“麻胡子”认作“麻秋”，而鲁迅是浙江人，尽管他说的是北京的事，但“蒸死小儿的麻祜（字叔谋）”是为隋炀帝在扬州开运河，所以他就认为“麻胡子”是指“麻祜”。无论麻秋还是麻叔谋，他们都是酷虐到极点的恶魔，难怪要遗臭万年了。
后来发现，晋中一带的老百姓把狼也叫作“麻胡子”。平遥人刘先生还特意写了一篇《“麻胡”考》，很是生动。但有人说，狼之所以叫“麻胡子”，“是因为多如麻的胡人，曾疯狂侵害中原人，他们对人的危害与狼一样，中原人就把狼称之为麻胡了”，这就有点望文生义了。
但《隋书》和新、旧唐书中都没有麻叔谋其人的任何记载，《隋书•炀帝纪》载大业元年营建东京，营显仁宫，皆载主持大臣姓名，而开通济渠（即运河）不载主持者。《资治通鉴》载主持者为尚书右丞皇甫议，非麻叔谋。故疑其人其事为小说家虚构，不足信。但唐代颜师古的《隋遗录》（又名《大业拾遗记》）有麻叔谋：“大业十二年，炀帝将幸江都，……车驾既行，师徒百万前驱。大桥未就，则命云屯将军麻叔谋濬黄河入汴堤，使胜巨舰。叔谋御命甚酷，以铁脚木鹅试彼浅深。鹅止，谓濬河之夫不忠，队伍死冰下。至今儿啼闻人言麻胡来，即止。其讹言畏人皆若是。”
唐昭宗时宗正少卿李匡文《资暇集》卷下有《非麻胡》条云：“隋将麻祜性暴酷，炀帝令开汴河（即运河之西段），积威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曰麻祜来。童稚语不正，转祜为胡。”文指当时民间称麻祜为麻胡系音讹；但麻祜为将军为开河者，性暴酷，与《开河记》又吻合。麻祜字叔谋，可能就是这么来的。
元末的陶宗仪在《说郛•开河记》中写道：隋炀帝大业元年，征发民工五百余万人，命将军麻叔谋开运河，自大梁至淮口，趁机贪墨，收宋襄公、宋偃王鬼魂之贿，应允不伤害其坟墓，乃擅自改变开挖线路。又常蒸食民间小儿。后奸赃败露，被腰斩。《隋唐演义》中的故事情节估计就是由此而来。
有了麻叔谋的传说，就有麻叔谋的“故迹”。现在商丘古城外西北角的九间楼地方，早先还有一座麻叔谋庙。当地传说，隋朝时麻叔谋主办为隋炀帝开运河事，奉旨说睢阳有王气，要乘开河一事把此城掘掉，睢阳百姓托人暗中用重金贿赂了麻叔谋，麻叔谋便改了原定的开河路线，才保住了睢阳城，有阿谀者为其盖庙。
商丘为麻叔谋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山西洪洞县竟也有一座麻叔谋墓。据洪洞县文物部门调查，墓在淹底乡柏庄村，土冢高10米。这座墓还曾被确定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麻叔谋墓，《洪洞县志》未见记载。洪洞县怎么会埋着麻叔谋，真是匪夷所思。也许与毗邻的尧都区乔李镇北麻、南麻两村早先为麻姓人聚居之地有关，不过这已是题外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