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在福州路上的星巴克咖啡馆里，记者和周丹面对面坐下。他个子不高，举止斯文，一张白净的脸上始终挂着灿烂的笑容，像个孩子，浑身充满着活力和朝气。
周丹是国内第一个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律师，他和记者简单地寒暄之后，便开始讲述自己的同性恋经历。他的语速很快，一开口便如黄河水滔滔不绝，具有律师惯有的能言善辩。
召开家庭会议公开同性恋经历
我在读初中时就发现自己很喜欢跟男生在一起，对女孩子没有那种感觉。当年我还悄悄地爱上了一个同班男孩，但我不敢表达我的爱慕之心，我的心底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如果我说出口后他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这场苦涩的初恋一直到初中毕业才结束。
进入大学后，我才知道我的这种性取向叫“同性恋”，但我仍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要不是妹妹发现了我的秘密，我也许今天还是一名游走于城市边缘的“同志”。
那是2001年1月初，我的男友小鹿送给我一本原版的美国电影词典，作为我的生日礼物。在这本词典里，小鹿还夹了一张精致的书签，上面画了个图案——一支箭穿过两颗心，以表达我们两人间的亲密之情。
当时看了之后，我随手将之扔在书架上，哪知这下闯祸了。妹妹读的是大学英语专业，很喜欢看英文词典。一次，她进入我的房间发现了这本词典，打开时一张书签掉到了地上，她捡起来一看大吃一惊：哥哥竟是同性恋者？！
妹妹很气愤，她找到我开始兴师问罪。当时我已经是律师，律师最注重证据，面对铁证如山，我很冷静，我知道，事情不可能再隐瞒下去。我给她看了一些国外有关同性恋的资料，以表明同性恋不是精神病态，哥哥还是原来的哥哥，还是一个正常人。
妹妹捂住眼睛，哭着说：“不听，我不听……我要你立即改邪归正。”说实话，当时我没有生气，我知道妹妹是为我好，只是脾气急了点。我们在房间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此时已是晚上10点钟，妈妈被吵醒了，她听了女儿的哭诉后也很震惊，对我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人不能学坏”。然后说：“你们不要吵了，深更半夜被邻居听见了影响不好。”
妹妹越想越气，说：“我跟外公说去。”说完摔门而去。第二天，我主动请来了外公外婆大姨小姨等召开家庭会议。会前我定了个规则，每人发言最多10分钟，其间不准许别人插嘴，大家都表示同意。于是，我向家里人详细讲述了我的性取向及同性恋经历。还没说到一半，妹妹怒目圆睁，打断了我的话：“你们听听，他还好意思说得出口，真是羞煞人啊！”
见过世面、有着家族权威的外公“啪”的一拍桌子，对外孙女说：“你插什么嘴？你以为这种事情我不懂吗？”外公转过头来问我：“这个人对你好吗？”我说：“好”外公说：“万一他是流氓或者小偷，骗你感情呢？”我说：“不会的，我们彼此之间都很了解。”外公说：“那好，我们尊重你的选择。”老人一锤定音，家里人再也没有人反对。
画外音：尽管外公没表示反对，但其他家庭成员还不死心。一次，外婆对周丹说：“我帮你介绍个女朋友吧，你见了准会喜欢。”周丹笑着说：“没用的，我对女孩子没感觉。”外公慎重地说：“那你约他（小鹿）出来一次，我们见一次面。”周丹很感动，他觉得老人走到这一步已是很不容易了。
经过了一次“家庭地震”后，妹妹从网上了解了许多有关同性恋方面的知识，她开始把哥哥和哥哥的同伴当成普通人来看待。经哥哥介绍，妹妹和小鹿逐渐熟悉了。一次，周丹和小鹿在陕西南路一家书店看书，妹妹正巧经过这里，她竟把哥哥甩在了一边，和小鹿谈了很多，她甚至半开玩笑地对周丹和小鹿说：“你们也可以结婚呀。”
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既然我的家里人知道了我的同性恋身份，我索性豁出去了，干脆对外公开自己的身份。我在网上以自己的真名进入同性恋BBS。直到今天，许多网友还不相信网络上经常发表见解的“周丹”就是我的真名。
在“同志”圈中，大家都有一个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公开自己的身份后受到歧视。说实话，我也曾这样想过，我怕我公开身份后，我的亲戚朋友投来异样的目光，我怕我的律师事务所业务受到影响，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我的前途是吉是凶。
2003年，本市一家报纸要做有关同性恋专版，文章提到了我的同性恋经历，尽管只有几句话，但我同意用自己的真名。报纸刊发时，我正在香港出差，等我回来后，所里开了锅了，我的同事对我说：“周丹，你出名啦。”原来，报道刊发后，所里接到了许多电话。电话那头问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所里有没有一个自称同性恋者的周丹？”，同事很为难，他们不知道说“是”还是“不是”。直到今天，背后有人问起我的同性恋身份时，我的同事还是闪烁其辞。
今年6月27日，我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之后，《南方人物周刊》也刊登了我的同性恋经历。然后凤凰卫视记者对我作了采访，拍摄时我告诉那名记者，电视画面不用打“马赛克”。
我是一名律师，经常跑到法院办案。一些法官对我说：“周丹，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啦。”周丹笑笑，他知道这些法官是出于关心而跟他提起这桩事，有的还乐意谈谈同性恋的话题。
但是圈里的一些“同志”自从我公开身份后，只要一见到我就躲得远远的，因为和我在一起，无疑证明自己是个“同志”。
我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已有足够的勇气生活在阳光之下。但是，我的小鹿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秘密。他是一名白领，他的家人、亲戚、朋友以及同事目前还不知道他的“同志”身份，对我如此张扬心怀“不满”，他担心随着我身份的公开，他的身份也大白于天下，为此还跟我吵过架呢。
我和小鹿在外面租房子居住，我的母亲非常关心我们两人的生活起居。她担心我们的衣服由谁来洗，饭由谁来烧。这一段时间天气转凉了，她还打电话提醒我们，要多穿衣服。我们斗嘴的时候，我的母亲跑过来安慰小鹿：“我家的周丹脾气不好但心眼很好，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画外音：周丹正说着，他的电话响起来了，是他的母亲打来的，母亲要他和小鹿今晚一起回家吃饭。周丹说：“我问一下，看他肯不肯。”周丹拨通了小鹿的电话，说了吃饭的事。电话那头犹豫了一下，最终拒绝：“算了，还是到外面随便吃一点吧。”周丹没勉强，他知道小鹿的心事——怕发生尴尬，小鹿尽量与他的家里人少接触。
周丹说，在他和小鹿住的房子里，他的摆设和他的为人一样，是积极的，高调的。在客厅精心布置、贴满照片的墙边一角，只有周丹一个人的照片。小鹿不想在房间里有丝毫的痕迹说明他俩有非同寻常的关系。
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同志”事业
我在上海“同志”圈内是出了名的，职业又是律师，有许多“同志”遇到麻烦都会向我求助。我们同性恋者几乎都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身份一旦暴露，就可能遭遇敲诈勒索。类似案子就我所知一年总要发生数起。我会陪着“同志”们去报案。我常常鼓励他们，摊上事了就别怕，总有解决的办法。
实际上，目前法律对受害的同性恋者的保护是有限的，比如给你一点精神赔偿，但隐私公开后所受到的伤害将是难以弥补的。
今年同性恋者与异性配偶的离婚案子特别多，就我手上已接了7起。同性恋者结婚前被父母逼进婚礼典堂，结了婚后因为事业上的成功，又不愿意和异性配偶离婚，于是，矛盾就产生了。
今年1月初，一名女子来到我的所里，说坚决要和丈夫离婚。这名女子姓张，她和老公都是白领，月薪各有15000元，车子、房子、票子都有了，就缺孩子。结婚三四年，同房寥寥可数。张女士怀疑丈夫外面有花头，一次，她终于瞅准一个机会进入丈夫的房间，发现丈夫电脑QQ聊天记录上都是男性朋友，说的都是暧昧语言。
张女士顿时感到天旋地转，次日，她向丈夫摊牌。丈夫承认他是一名“同志”，但他坚决不同意离婚，双方闹得很僵。
作为张女士的代理律师，我支持张女士离婚，因为张女士还年轻，不应该失去女人应有的幸福。在我的主持下，两人在不久前心平气和地签订了离婚协议。
美国《时代》周刊称我是中国的gay right lawyer（同性恋权益律师）。目前我最想做的是，把自己的法律工作与同性恋知识推广工作结合起来，尽管这条路很艰难，但我要坚决走下去。
原本我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但我现在要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到“同志”事业上，当律师倒成了我的副业。
画外音：自2004年起，周丹在复旦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今年秋季，该课程向本科生开放，“周老师”更忙碌了。他说：“我的课场场爆满，学生们不知道我是律师，更不知道我是同性恋者，只知道我的课给他们带来了丰富的知识。”
除了在复旦大学讲课外，周丹在社会上还有一群特殊的学生，他们的职业是为男同性恋者提供有偿的性服务，名叫Mb(moneyboy)。每年八月到九月的周二、周四下午，周丹在闸北区一幢商住两用楼里，为他们上两个小时的课，教他们如何防范性病、艾滋病。
上海法治报记者刘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