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庄子思想的当代性
严春友
[内容提要]所谓“庄子思想的当代性”，是指庄子思想在每个时代的意义、作用和价值，而不仅仅是指它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庄子的思想，正如一切伟大先哲的思想一样，具有深刻的当代性，在每个时代都激起思考，引起共鸣，激发出思想的火花。其所以如此，在于庄子所提出的问题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每个时代的人都会遇到、都无法回避的，换句话说，这些问题是终极性的问题；而庄子所提供的独特答案则无法不令人深思。真理是永恒的，真正智慧的东西历久而弥新，永远不会过时。庄子的思想就是这样的思想，人们可以不赞成他的观点，但不能不思考他的观点，由此它在每个时代都引燃了思想的火炬，因而活在每一个时代之中。
[关键词] 庄子当代性 庄子问题的当代意义 他者的魅力
1．关于思想的当代性
所谓“庄子思想的当代性”，是指庄子思想在每个时代的意义、作用和价值，而不仅仅是指它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庄子的思想，正如一切伟大先哲的思想一样，具有深刻的当代性，在每个时代都激起人们的思考，引起人们的共鸣，激发出思想的火花。其所以如此，在于庄子所提出的问题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每个时代的人都会遇到、都无法回避的，换句话说，这些问题是终极性的问题；而庄子所提供的独特答案则无法不令《庄子》的读者深思。崔宜明有句话说得好：“真正属于智慧的东西，其实根本没有陈旧之虞，它必然历久而弥新，永远投射出照亮这个世界的理性之光。”[1]庄子的思想就是这样的思想，它在每个时代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这是它具有当代性的原因。
然而，庄子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遭遇却有些不同，那么多的研究著作和论文，几乎总是或多或少地予以否定，即便有一些称赞也是带着勉强的口气，或者只是对其枝节的肯定，而总体上还是否定，说他消极或反人类等等。就连刚刚说过上面这段话的崔宜明也这样说：“先秦思想大师们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从具体理论命题的层面说，很多已相当陈腐了，以致成为我们今天的‘问题’，成为我们必须摆脱、扬弃的历史重负。”[2]那么，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庄子的思想是不是就失去意义了呢？我们这个时代是否真地光辉灿烂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先哲的思想显得暗淡无光了呢？恐怕不是。如果先秦思想大师的命题还是今天的“问题”，那就说明它们还没有过时；如果已经没有问题，那才是真正过时了。
在对待传统这个问题上，全世界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个民族那样仇恨自己的传统，那样丑化自己的祖先，似乎否定了祖先就会使今天进步，这实在是数典忘祖。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民族把自己的灿烂文化看作是“必须摆脱、扬弃的历史重负”，相反，他们都以自己的古老历史而自豪。我不能不说，“陈腐”的并不是历史和先哲的思想，而是这种“陈腐”的心态，以这样陈腐的心态去看待历史，当然看不到历史之树是常青的，看不到它只要有适宜的气候就能够生长出嫩绿的新芽。这样的新芽不可能生长在一个陈腐的心灵里，而是生长在思想的田野上，而思想活动永远富有青春的生机，不会衰老。
在我们的观念里充满了的是进化论，其在对待历史和文化遗产方面表现为历史进步主义，越是往后的就越进步，而对于前人，我们常常轻蔑地称之为“古代”。历史进步主义必定伴随着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即总是厚今薄古，甚至是否定古。于是，人们便拿着今天的概念——实质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去衡量古人，以此来表明我们今天的“进步”。
然而，历史和思想是否符合进化论的规律呢？前者不属于这里应该讨论的问题，而就后者来看，则很难说思想是否是进步的，是否后来者一定会超越前人，根本就没有定准。试问，今天的哲学研究者的思维水平，有几个达到（更不用说“超越”了）了老庄孔孟的水平？人类的思维能力并不是递进式的，而是起伏不定的，伟大的思想家有时上千年也碰不上一个。而作为普通人的大众，他们的思维水准更谈不上进步与否，甚至可以说，现在的大众与两千年前的大众并无实质的不同，他们思维的特点就是惯于随波逐流而已。
一谈到尊崇先哲，有人就会担心“复古”或干脆指责为复古。在我看来，复古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虚无主义。因为，无论怎样复古，都不可能恢复到古代，而在复古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导致中国的文艺复兴，如同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那样，这个运动的宗旨就是要复兴希腊文化，但其后果却是新文化的诞生。西方哲学家们，几乎每一代人都重新回到古希腊，比如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西方哲学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倒退，反而推进了哲学的进展。而虚无主义却不可能有任何积极的结果，它否定掉了传统，便失去了立脚之地，一种没有根的“思想”不可能存在下去，它没有存身之处。这样的所谓“思想”只能是惟我独尊的独断论，既然是独断的，也就不可能有创生新思想的能力。
一种思想，只要它所提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还能够激起后人的思考，就没有过时，庄子思想就是这样一种思想。这除了庄子思想本身的魅力以外，还在于现今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与两千年前并无实质不同，甚至更加严峻。这也就是说，庄子所提出的那些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对于我们而言亦然还是问题。这样，庄子的思想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们不能不说，与庄子那个时代相比，人类至今还没有学会怎样本真地生存，还没有文明多少，甚至可以说今天的人类仍然是一种低级动物，这里只需列举一条理由就足够了：他还没有学会怎样与自己的邻居或他人相处，互相残杀或欺压。这样一种动物能够说是文明的动物吗？在许多方面人类远远不如一些普通动物更文明。而人们争斗的原因亦然是庄子早就指出过的，不过是名、权和利，人们依然是这些东西的奴隶。而庄子在两千年前就早已指出，这些东西都是束缚人的枷锁。如果把这些枷锁当作是目的，那就完全错了。然而人们却宁愿生活于这种枷锁之中，为了进入这枷锁而不惜生命，他们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都忘记了，那么他们的生活还有什么价值呢？尽管我们不能放弃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把它们看得高于生命，那么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庄子的批判不只是对他那个时代的批判，而是对整个人类的批判，因此这种批判具有普遍意义，在今天同样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2．庄子思想的当代意义
庄子所教导于人类的，并不是什么出世，而是要真实地活着，活得像个真正的人。为此，必须摆脱那些虚假的东西，不把虚假的东西信以为真，不把那些对人有害的东西当作是有益的。庄子所呼唤的是人之野性，亦即人的本真之性。只有抛弃那些功利的目的和行为，人才能够摆脱各种人为枷锁的束缚，人的本真之性才能够得以恢复，人才能够进入自由的境界。这或许也是庄子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反对孔子的原因。庄子看到了仁义礼智之类所潜在着的危险，这些东西一旦成为一种制度，成为社会规范的标准，就会失去它本来的意义，成为一种外在化、形式化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成为虚伪的东西，这时人的真性就隐没了。同时，它也隐藏着为人利用的危险，谁能够说仁义道德不是变形了的权力呢？人的本真之性是不能用任何规范去束缚的，即使这个规范是高尚、善良的，因为人的本性超出了任何规范之外，任何概念、认识都不能加以概括，若要用人为的道德和制度去规范它，那就如同被驯服的马一样，人就只能生活于畸形的、丧失了天然本性的生活之中。而天然的本性也就是任性而为，无所刻意，渴则饮，饥则食，如此而已。与在各种规范中形成的人性相比，这种本真之性就是野性，亦即自由之性。一匹丧失了野性的马那还是马吗？那只能是为人驱使的奴隶！
这禁不得使我们发生这样的疑问：究竟是一个规范少的社会更文明，还是一个规范多的社会更文明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假如一个社会只有很少的规范或者几乎没有规范，那就说明这个社会的人心还是比较纯白的，人们的行为多出自天性，所以无须多少约束；而如果一个社会需要无数的规范去约束，那就表明这个社会中的人们已经从根子（即人心）上变坏了，只有强暴的约束才能够使之合乎“道德”。这两种社会中的人们，谁更自由，谁更纯真，是明摆着的。
庄子所一再描述的至德之世和真人，所表明的就是人的本真之性。那些真人并不是后来有些人所理解的“神仙”（无论是神仙家们还是批判者们所谓的“神仙”），而是隐喻着人的本真之性。“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何谓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逍遥游》）这里所描述的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它所寓意的是超出了一切日常规范束缚的人的本真状态，是不能用日常的思维去看待的，就是说，不能把这些描述当作一种事实来理解。当一个人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人们日常所用的那些价值判断也就失去了作用，因为这种境界远远地超出了日常的视野。
庄子常常用“浑沌”来描述这种境界。从根本上说，人的本真之性也就是人尚未分化的无知状态，或婴儿状态，而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则是人类的初始状态，即庄子常说的“至德之世”。处于这种浑沌状态中的人们是无我的，因而没有纷争，也不知道纷争。他们的心灵纯白无物，只凭着天性任性而为。一个自觉的人应该追求这样一种状如婴儿的境界，一个这样的人能够“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芒然仿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大宗师》）他就像醉酒者一样无所畏惧：“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达生》）。一个忘我的人才能够得到一个全我。
为什么要复归于婴儿？为什么要保持浑沌状态？在于这种状态具有不确定性，只有不确定性才具有强大的魅力。其魅力在于尚具有可变性、未知性，因而具有神秘性、冒险性。越是初始的状态就越具有可变性，具有着更多的可能性；而越是成熟的状态其可能性就越少，就越来越不具有可变性了。当人处于一种确定性中的时候，则现在就可以看到遥远的未来，那就没有意思了，这实际上等于没有未来。而当事物处于确定性的状态时，便只有死亡一条路了。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齐物论》）的一个重要含义。事物的分化意味着它的成熟，而其成熟也就意味着它的死亡即将到来。随着事物的分化和成熟，其可能性就日益减少，越来越没有别的可能性了，最后只有死亡这一种确定性。父母都渴望着自己的幼儿尽快长大成人，可是，这成长的过程同时不也是一个死亡的过程吗？他成长了多少，也就死亡了多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得即是失，当我们得到了全部的人生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全部的人生。
这种不确定性的魅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实在具有着深长的意味。当事情处于原始的、尚未分化状态的时候是其最自然、最真实、最富于生命力的状态，当它走出这一状态的时候，也即当它走向成熟的时候，往往意味着死亡。
人生历程中几乎到处都在经历着这样的过程。兄弟之间小的时候，两小无猜，彼此不分，有着最真挚的情感。但是成家以后就不同了，不仅变得越来越生分，甚至还会变成仇敌，因为这时有了你、我之分，有了利害冲突。而且关系越是亲近，仇恨就越大，而与那些关系疏远的人之间反而不会产生矛盾，至少不会产生很剧烈的矛盾，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利害冲突或冲突较小。
儿童尚处于“浑沌”之中，其心灵还处于模糊、朦胧状态，“我”还没有明确产生，与世界、与他人几乎是融为一体的。他天真而淳朴，具有最强大的生命力。随着智慧的发展和生理上的成熟，他越来越聪明，心灵变得越来越清楚，他与世界、与他人的距离和冲突也就随之发生了；他的生命力也随之越来越弱。当他对人生的事情都已明了，他的人生智慧已经成熟的时候，生命的意义就已经丧失了，人生的种种美好也没有了，除了等待死神来收获它的果实，便无事可做了。浑沌的状态也可以说是“无”的状态，即具有不确定性，浑沌没有面目等器官，所以尽管他存在着，但却没有具体的形状，似乎又是没有存在。事物初期的存在状态也是这样，是个“无”。比如植物的种子就是“浑沌”，它似有似无，说它是“无”，但它却存在着；说它是有，但还没有展现出具体的细节。儿童也处于这样的状态，他虽然已经存在了，但是他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是不确定的。
事情的这种似有似无的状态是最有魅力的。人们之间的爱情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震撼力，就是由于它处于这种浑沌状态之中，而人们对家庭的失望则是由于这种状态的丧失。“浑沌”状态的魅力来自于它的不确定性，由于一切都还是没有眉目的，都处于朦朦胧胧之中，所以在人们心中尚存在着巨大的想象空间，从而产生诗意的憧憬；而且这种不确定性使人对未来有一种神秘感，当人们在这种处境中的时候，还会体会到一种冒险的快乐。爱情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由于一切都还没有确定，因此人们就努力想去抓住它，使它成为确定的东西。家庭就是这种努力的产物。然而，当人们进入具有确定性的境域时，便发现确定性是没有吸引力的，它是机械的、整齐划一的、沉闷的，因而是缺少生机的，因为它失去了不确定性或可能性。在这种状态中，一切都展露无遗，一切都按照既定的轨道运行，按部就班，一开始就知道结果，从现在就可以看到未来。家庭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之中，这或许就是人们为什么说“家庭是爱情的坟墓”的根本原因，既然一切都已经成为现成的东西，便不再会令人荡气回肠。
人们的创业过程也是这样，最初处于浑沌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是最有魅力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和听到，那些功成名就的人最喜欢谈论的不是他们现在的富有和权势，而是他们创业时期的经历和故事，是他们所经历过的苦难和冒险的经历，其原因就在这里。在这种初始的状态中，他们憧憬着未来，描画着美好的蓝图，充满了勃勃生机。从事经济活动的设想着有了钱以后怎么办，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则设想着夺取了天下以后去建设怎样一个社会。但当理想真地实现了的时候，理想就破灭了，因为理想化为现实的时候常常意味着灾难，即使没有灾难，也远没有原来想象的美好，原因就在于它成为了现实，成为了既定的东西，没有想象的余地了。
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那些打天下的时候齐心协力的英雄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朋友，但在取得天下以后往往会成为敌人，他们没有死在敌人的手里，最后却死在了自己弟兄的手中，没有死在夺取天下的战场上，却死在了自己所夺取的天下里。那些曾经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人们，常在事业蒸蒸日上、日进斗金的时候分崩离析，成为仇敌。有的夫妻，在贫穷的时候曾经恩恩爱爱，发了财以后则反目成仇。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创业的初期没有什么可分的利益，而事业成功之后就产生了利益的分配问题，公平与否的问题也就随之产生了，人们之间的争斗也就不可避免了。有了“分”，就有了彼此，有了彼此，人们之间的疏远就会产生，而过去的那种真诚的友谊、无私的合作、相互的信任，也必定会像浑沌一样死去。孔子所说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真切地表明了这个道理，人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没有什么可分的东西，当然也就不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而当有了可供分配的东西的时候，均与不均的问题就出现了，而且永远不会出现所有人都认为分配公正的情况，总会有人认为分配不均，争斗则必然要产生。“浑沌”之所以美好，在于它提供了想象的余地，处于浑沌时期的人们能够纯白无私地团结一致，就是由于这种未来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理想性的东西的存在，一旦这种东西不存在了，浑沌中的美好也就随之消失。
凡此种种似乎都说明，使人发生争斗的不是无，而是有，不是贫穷，而是财富。在这方面，庄子的“消极”思维方式或许可以提供有益的思路，即不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只去积极地考虑问题，而是从消极角度考虑问题，这样的结果可能会更积极。积极的思路是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财富，为人们提供更多其所需要的东西，以此来解决人们之间的冲突。这种解决方案的逻辑是，当财富达到极大丰富的时候，人们的各种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或基本满足，冲突也就可以避免或减少。然而，问题在于：物质财富不可能达到极大丰富（更不用说到底“极大”到什么程度才算是“丰富”？），财富总是有限的，要达到满足一切人的一切需求是不可能的。其次，这还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在于人的欲望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物质财富的增长，这就是说，物质财富的增长速度永远追不上欲望增长的脚步。在一百年前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就已经超过了人类此前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的总和，从那时以来又创造了更多的物质财富，恐怕已经超过了过去物质财富总和的数倍，可是，人们还是没有满足，世界上仍然有数量可观的人们生活于贫穷之中，甚至还有许多人因饥饿而死。这说明，仅靠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解决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还必须限制人的欲望，尽管我们难以做到像庄子主张的那样，抛弃世俗的欲望，但确有必要限制自己的欲望。欲望少了，财富当然就显得多，冲突自然就会减少。当人类学会限制自己欲望的时候，人类才能够真正变得文明起来，否则就仍然与弱肉强食的动物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当然，还可以有其他附带的措施，比如减少人口，人口少了，财富就显得多，人们之间的生存压力也就没有那么大了。据说，日本有科学家在研究如何从粪便中提取食物，以便开辟新的食物来源。这不禁令人生疑：难道我们生育了后代是要他们来吃粪便的吗？为什么不少生一些人，让他们过着更优雅的生活呢？如果人类还不会限制自己，那么就很难说他是有希望的。这两条简单的措施要做到虽然很难，但却有可能是人类的最终出路之所在。
庄子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没有终点、没有中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处于变化无定的过程之中，一切都在过渡，一切都在成为“他者”。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面前，人类的认识显得无能为力，人类的价值观念显得虚妄荒谬，人自以为是这个世界和自己的主人，实际上却生活于漂浮不定的状态，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这给人类的主人意识以重击，对于今天的人类依然具有效力，因为过于“现代的”人类不仅没有摆脱主人意识，这种意识反而比古代更加严重了。
这样一种主人意识对于人类是危险的，因为人类根本不是世界的主人，他不可能控制这个世界。原因在于，正如庄子所反复揭示的，世界不可能是我们的对象，因为我们就在世界之中，是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既然如此，就不能脱离这个世界的规定，而只有脱离这个世界、站到这个世界的对面的时候，它才能够成为我们的对象，但我们无法站到世界的对面。庄子一再强调忘我，其实质是说世界、存在和自我都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对象，因而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如果我们把它们当作对象来控制，反而不仅不能控制它们，而是被它们所伤害。只有忘掉所要控制的对象，才能够融入“对象”之中，当人不把自己当作是控制对象的主体的时候，他才能够获得自由，因为这时他成为了存在的一部分，或者说他就是存在本身。“孔子观于吕梁，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以子为鬼，察子则人也。请问：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谓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达生》）只有忘水、忘我，才能够顺其自然，才能够融入水流本身。如果执意要控制自我，则自我就与水流分离，就不可能融入水的境域，则水流和自我就对象化了，一旦对象化就不能全心，不能全心其技艺就不精。而全心也就是忘心或无心。“‘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达生》），不能忘水，水就仍然是一种外在于我之物，我就还没有进入存在，而仍然执着于成心，这时，水就是一种可怕之物，会予人以灭顶之灾。只有“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达生》）的时候，才能够达到“以天合天”（《达生》），即进入了存在的境域，与存在融为一体，我即存在，存在即我。这时，水，就不再是可怕之物，因为我性与水性之间没有任何距离了。
我本身更不可能对象化。作为对象的我就存在于作为存在的我之中，我无法脱离开我的境域来看待我，我总是我的境域的一部分，我不可能从我的境域中抽身出来，我对自身的看法也就是从我这个境域出发所得出的看法，换句话说，这个看法就是我的境域的一部分。因此，我永远不能把自己推向自己的对面，使之成为一个可以客观考察的对象，无论你对自己的看法多么客观，都不可能是那个客观存在着的我。只有忘掉这个我，我才是一个如其本来所是的那个我。“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达生》）“履之适”在于“忘足”，合适的鞋穿在脚上，人感觉不到脚的存在，这时脚和鞋是一体的；而不合适的鞋则时时提醒你脚的存在，这时脚和鞋总是二，而不是一。从来没有感受到不适的人，便没有适与不适的分别和感觉，这样的人就是完全融入了存在的人。他没有离开存在，因而没有把自我和存在当作一个对象来审视，所以也就没有把存在和自我对象化以后的烦恼。存在本身正如那湍急的河流，处于瞬息万变的过程之中，以人的成心去把捉这存在之流是不可能的，人之心是有限的、线性的，难以与变化保持同步。于是，就只有无心时才能够把自我融于存在之中。只有忘却了存在的时候，存在才会出现；只有忘却了自我的时候，自我才会本真地存在着。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只能如同河流中的浪花，随波逐流，而那些想逆流而上的人只会被浪涛所淹没。人诚然不会放弃抗争，总要力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能否改变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图——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人都会如愿以尝了——而是取决于他的处境。一个人生于其时，处于其势，无论这时势的好与坏，都是难以改变的。若时运不济，纵然有回天之力也无济于事。时、势犹如从山而降的巨石，谁能够阻挡得了呢？人不能改变世界，不能改变他人，甚至于不能改变自己，那么，除了融入那永恒地流转不息的存在之洪流以外，还能够怎么样呢？
庄子所提出的种种惊世骇俗的观点，人们也许并不赞同，但却无法回避，无法不去思考——有了这一点就足够了，一种在每一个时代都能够引起人们思考的思想一定是一种富有着永久青春活力的思想，她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融入了每个时代，从而构成了这个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在这个时代之树上生长出新的枝叶和花朵。
只有独特的东西才对他者产生魅力，这种魅力来自它对他者的陌生感。如果一个人所说的话是人人耳熟能详的东西，那么它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吸引力，因为他没有提供值得理解的东西。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所以还具有魅力，正在于其独特性，正在于它对于他者的陌生感。法国学者于连说：“我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惟一拥有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异域’，只有中国。”[3]而庄子的思想恰好是这种“异域”性或独特性的一个永不枯竭的源泉。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正在于她的这种独特性，因而我们需要的不是抛弃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而是如何寻回这种思维并使之焕发出新的青春。为此，难道我们不应当怀着敬畏之情精心地看护好她的每一个源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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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人文杂志200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