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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札记
金庸先生写过一本《鹿鼎记》，里面有个韦小宝，是个运气奇好、滑稽可笑的人物。他知进退、通权变、有谋略，终于由一个市井无赖一步步攀到鹿鼎公的高位。观康熙一朝，没有韦小宝这个人物，连韦小宝的原型也没有。韦小宝纯粹是金庸先生杜撰出来的。一部《鹿鼎记》，洋洋洒洒百万言，其实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权术”。可以说，《鹿鼎记》是一本集权术之大成的教科书。不过，《鹿鼎记》毕竟是小说，不能当做正史来读。
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就是理论的提倡与实际的进行常常是背道而驰。就说孔子吧，孔子有一整套的理论与语录，我们称之为论语，至今读来依然让人动容。可是千百年来，无论是奉儒家为经典的帝王，还是视孔子为宗师的臣工，都没有真正地全面地准确地实行儒家学说。亚圣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历朝历代，没见帝王不把自己不当回事，都是倒过来的，君为重，社稷次之，民为轻。《吕氏春秋.贵公》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说得好听吧？可是，转过身来，吕不韦就把天下装到兜里了。“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狼虫虎豹、山川河流、芸芸众生，都是帝王的私有财产。因无人敢与帝王比肩而立，形影相吊的他只好称孤道寡了。因为是一人说了算，围绕着寡人的公关工作就是所有臣工的主要工作，而平衡臣工们之间的你争我斗，也考验着帝王的政治智慧。这是权术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可以大行其道的根本缘由。
儒家是带着面纱跳舞，耻与权术为伍。老庄不搞权术，也不想干点实际的事情。法家是赤裸裸地上阵，以耍权术为荣，以耍权术为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本钱。韩非就认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为此韩非写过一本奇书《权术》，供帝王们参考。先秦诸子的经典著作传世已久，孔孟著作自不待言，墨子的、庄子的、老子的，都有别裁什么集。就是这本有关权术的书，就成了秘籍，被束之高阁，只供少数人研读。这也是帝王的意思，你想，人人都知道帝王之术，那玩意儿就不灵光了。从广义讲，凡有权力角逐的地方就有权术运用。在台上的，要用权术保其既得利益；在台下的，要用权术让自己拱上台。朱元璋是玩权术的高手。在台下时，把自己的竞争对手陈友谅玩死；在台上，把自己的亲密战友玩完。陈友谅本来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明史.陈友谅传》说他：“友谅，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不过，他还是玩不过朱元璋。
权术本来不是一个贬义词，或者说应该是一个褒义词。《尹文子.大道》说，“奇者，权术也，以权术用兵，万物所不能敌，”看来春秋时代的政治家们，是把权术与智谋等同看。韩非公然鼓吹权术，且有众多门徒，是与那个时代的政治气候相适应。汉代以后，权术的名声就与阴谋挂钩了。虽然权术与阴谋大家都在耍，但是都不说。唐太宗李世民靠什么上台？靠玄武门之变，他在玄武门布下重兵，杀了毫无准备的兄与弟。正史上谴责的不是玩权术的李世民，而是他的兄弟。说李世民的兄弟耍权术在先，唐太宗是被迫还击。看来，历史也是马屁精。若李世民被杀了，正史又会去骂李世民。宋代有个叫叶适的人，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说“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圣王是指尧舜禹，还是神农黄帝伏羲？说法不一，且不论。权术在这里是一个贬义词却是很清楚的。叶适认为，帝王统治国家应当用至诚，不应当玩权术。墨子说，“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这些书面文章说说也还罢了，若真有那么一个帝王不用权术而靠至诚，非亡国不可。南唐李后主李煜算是一个至诚至性的人，不会玩权术，天天发愁，只好“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玩权术的人都有一点野心。何为野心？《左传.宣公四年》有“谚云，狼子野心。”野心就是野兽之心，有一种血腥气。动物的贪婪是生存的本能，人的贪婪一半是本能，一半是诱惑。《淮南子》说,“故有野心者,不可便借势；有愚质者，不可与利器。”说是不能给有野心的人以机会。唐代以后才有人给了野心以新的解释，说野心是山野闲散之心。唐代诗人钱起有诗，“谷口逃名客，归来遂野心。”元代仇远诗云，“野心直与闲云似，去笑孤云出岫轻。”虽然这种解释有望文生义之嫌，但也未必解释不通。从历史的角度看，权术也好，野心也罢，其实都不应当受到谴责。权术是智慧的体现，野心是上进心的动力。秦始皇没有一统天下的野心，分崩离析的战国时代就不会结束。赵匡胤没有一点野心，五代十国的纷乱就会继续下去。历史上所谓的开国皇帝、盛世天子，那一个不是野心勃勃玩权术的高手？明代天启皇帝倒是没有野心，也没有权术，把治天下的重任都交给了乳母客氏和太监魏忠贤，自己天天在后宫里干木匠活儿，弄得大明朝气数已尽。荀子跨儒法两道，儒为本，法为用。是个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他在《君道》中说：“上好权谋，则臣下百吏诞诈之人，乘势而后欺。”他不说权术而称权谋。轻巧地为帝王所作所为合法化。汉代，特别是东汉，一群有野心的政治家算是把权术玩了个炉火纯青。《汉书》却说：“权谋者，已正守国。”用谋代替术，偷了梁却未换柱，还是一回事。
说到底，权术不过是机宜之法，变通之道，制胜之策。没有时代的局限，没有阶级的属性，没有地域的区别。也就是一件耕作政治田地的工具而已。佛家的《摩诃止观》说得更明白：“权谓权谋，暂用还废。实谓实录，究竟旨归。”宗旨高于一切，手段可以随用随丢。目的是崇高的，手段就不能被称之为卑鄙。正史以汉室为正统，诸葛亮的那些花活儿，如借东西不还，三气周瑜，火烧连营，都被后人津津乐道。岂不知多少生灵都死在他的权术中。搁到现代，恐怕要判个反人类罪。那么目的的崇高性由谁来说了算？因为这关乎权术也就是手段的正当性。这就牵涉到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出发点是为一己私利？还是为了国家和百姓？毛泽东诗云：“六亿神州尽舜尧。”舜尧是中国人公认的圣人。尧在选择接班人时有一句名言：“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史记.五帝本纪》）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仁人志士，其中不乏会用权术的智者。他们何以流芳千古？无一私利己，有天下为公矣。即使是敌对阵营，也不妨碍他们的清名。如伍子胥与范蠡，张良与范增，诸葛亮与周瑜。他们的权术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智慧的象征。而为了一己私利而操弄权术的，历史上不乏其人，现代或者将来也不会绝迹。大到国家，小到单位，隐隐约约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到头来断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殷鉴其远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