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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序
》
真迹的版本！
东阳何氏《兰亭序》长23.3，宽11.1cm，封面题旧拓东阳本兰亭序寒松阁旧藏，山阴陈治题引首，后有张鸣珂、邓承谓、高振霄题。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贴》。行书法帖。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蓝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并由羲之作序。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法帖相传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唐时为太宗所得，推为王书代表，曾命赵模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太宗死，以真迹殉葬。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石刻首推“定武本”。经郭沫若考证，以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疑为隋唐人所伪托。但也有不同意其说者。
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他采用明夺暗换等非正常手段，从民间获得王羲之《兰亭序》后，敕令当时最著名的几位大书法家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人精心临摹了一些，用以赏赐给王公贵族和手握重兵的外地方镇。有的方镇就把这些摹本上石刻碑上以示纪念。而王羲之《兰亭序》真迹则在唐太宗李世民驾崩后作为最珍贵的随葬品埋入昭陵，从此永绝于世。岁月茫茫，真迹既已殉葬，临摹本也日久沦失。所以现存故宫博物院的一两件《兰亭序》唐朝摹本被列为国宝，平民百姓轻易不能见到。而唐朝摹本的石刻拓本自然也是极为珍贵。
据考证，东阳何氏《兰亭序》拓本应为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临的石刻拓本，是所有临本中的上上品，其笔法、神韵最接近王羲之原作。
关于东阳何氏《兰亭序》的由来，明代中期隆庆年间状元山阴（即今绍兴）人张元忭是这样记述的：公元1127年，金兵大举南下，攻破北宋汴京（今开封市），掳走宋徽、钦二帝及众皇亲大臣，皇宫御府宝藏抢劫殆尽，北宋朝廷随即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所幸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即宋高宗）不在京城而幸免于难。金兵北退后，东京留守、义乌人宗泽在清点御府劫余藏物中发现欧氏定武石刻原石，在第二年（1128年）把这块石刻用盒子装好驰送给当时在扬州的宋高宗赵构（当时称康王）。赵构见之喜爱异常，不时拓印几份用于赏赐身边有功之臣。不料几个月后金兵得知赵构在扬州，就一路追杀而来，赵构仓促渡江之际，因石重不易携带，就命内臣把这块刻石悄悄投于扬州石塔寺之井中，从此，此刻石沉埋于地下，“臣庶不知也”。300多年后，到了明代宣德四年（1429年），扬州石塔寺僧浚井，发现了《兰亭序》定武石刻，为当时两淮转运使、东阳南上湖人何士英所得。何士英将此石送至京师，宣德皇帝感念何士英乃一大清官，“历事五朝，两袖清风”，遂将此石刻赐于何士英。何士英在告老还乡时就将此石带回东阳老家南上湖乡。到了明隆庆五年（1571年），何士英的后人何静虚到京城请“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修撰”的状元张元忭为东阳何氏定武兰亭序作跋（见图二）。此后几百年来，此兰亭石刻一直存留在东阳南上湖何士英的子孙后代手中。
由于张元忭是明中期天下闻名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大学者，考证颇为完备，决非信口开河、胡言乱语之辈，再加之其所在年代距北宋“靖康之变”仅400余年，各种史实比之今人杜撰更加可靠，故张元忭对东阳定武《兰亭序》的由来所述应该是基本可信的。
文物专家认为东阳何氏《兰亭序》系定武嫡裔，最接近真迹。
王羲之《兰亭序》的问世，犹如石破天惊，上至皇帝，下至庶民都将其视为“神品”，历代书法家更是对其顶礼膜拜，临摹者鱼龙混杂，数不胜数。尤其是《兰亭序》各种不同的摹本石刻，越翻刻越多，到了南宋中期宋理宗时，皇宫内府收藏的各类《兰亭序》拓本就已达到170多本，到了清朝中期乾隆年间各类拓本已多达300多种。可见《兰亭序》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确实是不同凡响的，在中国书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历朝历代以来《兰亭序》的石刻本虽多，但佳本却为数甚少。据《善本碑帖录》所载，“自王羲之《兰亭序》问世以来，临摹本中上佳者有《定武本》、《神龙本》、《褚摹本》、《薜稷本》、《落水本》、《东阳本》、《上党本》等18种”。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历代数百种不同的《兰亭序》拓本中，东阳何氏《兰亭序》拓本能脱颖而出，独树一帜，实属不易，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是相当突出的。
一、何氏《兰亭序》东阳本出身高贵，为“定武嫡裔”。清代大学者、大书法家翁方纲在其《苏米斋兰亭考》中，对东阳何氏《兰亭序》拓本作了颇为细致的辨析，他认为何氏东阳本缘于《定武本》，是存世极少的定武善本之一，更接近于唐代定武真本，也更接近王羲之的原迹神韵，是当之无愧的“定武嫡裔”。
二、何氏《兰亭序》东阳本流传有绪，较珍贵少见。当代著名学者、大书法家启功先生在其《丛稿·论文卷》中说：“自东晋后历代以来，王羲之《兰亭序》摹本刻本，多如牛毛，伪造传刻本，也层出不穷。这类刻本源流无可据，笔法无可取，百怪千奇，指不胜屈，更无足论了。”而《兰亭序》东阳本则是定武善本出身，其刻石源流可据，流传有绪。明清两代大学者张元忭、翁方纲经考证皆认为“东阳本入石，又在姜、赵之前，即以为薜绍彭所易、宋高宗所失者，未可厚非也”。到了明后期，进士、著名学者王稚登从东阳学者赵贤练处获得何氏《兰亭序》拓本，爱之不已，特地进行翻刻。可见，在明代，何氏《兰亭序》拓本就已被时人所看重和赏识。
三、何氏《兰亭序》东阳本有历代众多学者研究，较可靠可信。明中期大学者杨士奇的《东里集》就有记载：“近年扬州僧舍发地得二石，皆《兰亭》旧刻。一缺其前，一缺其后。盐运使何士英裁齐为之一。”清中期大学者翁方纲、吴大炜、孙焯等人对东阳何氏《兰亭序》进行了认真研究，皆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东阳本胜过众人所推崇的《兰亭序》落水本。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书法家张鸣珂、邓承渭、高振霄等人经考证，更是对东阳本赞誉有加，一致认为“何氏《兰亭序》本实不失兰亭定武本之真面目，不失王右军原迹笔意，海内不能多也！”
传世《兰亭序》拓本往往粗制滥造的多，精细善本少，称得上《兰亭序》善本的原石，更是寥若晨星。而难能可贵的是东阳何氏《兰亭序》虽历经千年风雨，其原石现尚在人间，实属万幸。
其实，东阳何氏兰亭本在明代就遭到过厄运。万历年间，东阳县令黄文炳喜欢舞文弄墨，当他听说何士英得到宣德皇帝赏赐《兰亭序》石刻后，就到东阳南上湖何士英后裔处借观《兰亭序》石刻之事，一见欣喜异常，顿生贪鄙之心。他不顾何氏子孙们的苦苦哀求，也不顾读书人的“圣贤之道”，竟将兰亭石刻硬生生地放入自己的轿中就往县城而去。何氏子孙和当地群众为保护祖宗留下的《兰亭序》石刻不致外流遗失，冒着犯上作乱的罪名，纷纷上路阻拦黄文炳的坐轿。黄文炳眼见要把《兰亭序》石刻窃为己有的图谋落空，恼羞成怒，将石刻从轿中往外掷落于地，怏怏而去。可惜何氏子孙已保存了140多年的《兰亭》石刻，竟被黄文炳一扔裂为三块（由于此石刻为两面刻，在拓本中易被误裂成四块）。为减少收藏风险，便于保护宝物，何氏子孙当即商量：由三房子孙各分藏一块，今后不管谁要观赏，须三房会齐才行；如要传拓，须支付银两若干，而且不肯轻易传拓。由于拓本少之又少，流传不广，致使清著名学者阮元编辑《两浙宝石录》时，竟不知浙江保存有如此珍贵的何氏定武兰亭石刻。到了1934年，龙游籍著名书画家余绍宋主编《东南日报》时，曾刊登了东阳绅士赵伯苏提供的何氏《兰亭序》拓本，此本为清著名学者东阳人卢珩仁旧藏，平时也不轻易示人。
600多年来，东阳南上湖何氏子孙后代，把祖先所得的《兰亭序》石刻视为传家之宝，一代又一代地加以精心保管，躲过了许多天灾人祸，使得这么精美的《兰亭序》石刻能完整地留存于世。何氏之孙们所付出的心血，实非常人能够想象。因此，民国政府曾命名南上湖一带为兰亭乡，以表示对定武兰亭石刻的重视。
解放初，何士英的三房子孙为使《兰亭序》石刻能得到妥善保护，并使其有个好的归宿，经过商量，忍痛割爱，将《兰亭序》石刻无偿捐献给国家，现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存放在浙江博物馆。上世纪90年代初，东阳市要编市志，曾派人到浙江博物馆拍了何氏定武兰亭石刻的照片。笔者曾见到过照片，其中《兰亭序》石刻（三块），合装在一个精致木框内，字体清晰，两面皆可观赏。
据了解，何氏定武兰亭序东阳本石刻自捐献后再无拓印，传拓量非常之少，加之年代久远，现在拓本存世已寥寥无几，东阳本地也已十分珍贵和罕见。
《兰亭序》原文：
永和九年，岁在癸（guǐ）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kuàijī）山阴之兰亭，修禊（xì）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tuān），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shāng）曲（qū）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shang)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chěng）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hái）之外。虽趣（qǔ）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xì）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jiē）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shāng)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兰亭序》今译：
永和九年，即癸丑年，三月之初，（名士们）在会稽郡山北面的兰亭聚会，到水边进行消灾求福的活动。许多有声望有才气的人都来了，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这里有高大的山和险峻的岭，有茂密的树林和高高的竹子，又有清水急流，（在亭的）左右辉映环绕。把水引到（亭中）的环形水渠里来，让酒杯飘流水上（供人们取饮）。人们在曲水旁边排列而坐，虽然没有管弦齐奏的盛况，（可是）一边饮酒一边赋诗，也足以痛快地表达各自埋藏在心中的情怀。
这一天，天气晴朗，和风轻轻吹来。向上看，天空广大无边，向下看，地上事物如此繁多，这样来纵展眼力，开阔胸怀，穷尽视和听的享受，实在快乐啊！
人们彼此相处，俯仰之间一辈子。有的人喜欢讲自己的志趣抱负，在室内（跟朋友）面对面地交谈；有的人就着自己所爱好的事物寄托情怀，不受任何约束，放纵地生活。尽管人们的爱好千差万别，或好静，或好动，也不相同，（可是又都有这样的体验）当他们对所接触的事物感到高兴时，自己所要的东西暂时得到了，快乐而自足，竟不觉得衰老即将到来；待到对于自己所喜爱或得到的事物感到厌倦，心情随着当前的境况而变化，感慨油然而生，以前感到欢快的事顷刻之间变为陈迹了，仍然不能不因此感慨不已，何况人寿的长短随着造化而定，最后一切都化为乌有。古人说：“死和生也是件大事啊！”怎能不悲痛呢？
每当我看到前人发生感慨的原由，如果碰到和我想法一样的，（我）总是面对着（他们的）文章而嗟叹感伤，心里又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本来就知道，把生和死同等看待是荒谬的，把长寿和短命同等看待是妄造的。后人看待今天，也像今人看待以前一样，真是可悲啊！因此我—一记下当时与会的人，录下他们作的诗。纵使时代变了，世事不同了，人们的思想情趣是一样的。后世的读者也将有感于这次集会的诗文。
王羲之（303—361或321-379），字逸少，会稽山阴人（今浙江绍兴），卒於会稽金庭。父王旷，历官淮南丹阳太守、会稽内史。伯父王导，历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出将入相，官至太傅。羲之幼时不善于言辞，长大后却辩才出众，且性格耿直，享有美誉。晋大尉郗鉴选中他为女婿，“袒腹东床”的典故就出于王羲之（见《世说新语·雅量》）。朝廷公卿着重王羲之的才器，屡屡召举为官，他都辞谢。后为征西将军瘐亮参军，累迁长史，进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王会稽”。后与太原王述不和，称病去职，归隐会稽，自适而终。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廙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烁，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书管窥》）
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己置身于新的历史层而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爵、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鶱腾之势，所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抵，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瓘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抒。唐代张怀耿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入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东阳何氏宗谱》所载定武《兰亭序》碑刻考证
永和九年（公元前353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与谢安、孙绰、支遁等人修禊于山阴兰亭，饮酒赋诗，王羲之慨然写下《兰亭集序》共324字，后世公推《兰亭集序》为“天下第一行书”，至唐太宗时，派御史萧翼于辩才处得《兰亭序》原本，命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书法家临摹，又命御用拓书人赵模、韩政道等拓模，遍赐王
公大臣。
至后世，明朝宣德年间何士英得《兰亭》碑刻于石塔寺，据《东阳何氏宗谱》所载，何士英所得之定武《兰亭集序》的碑刻，世传《兰亭序》的拓本共有10本，赐予藩镇，而定武军（原“义武军”，宋初避太宗讳，改定武军）得到的碑刻系欧阳询的临摹本，后世称为“定武《兰亭》”。
定武《兰亭》石刻最早出现在宋朝元丰年间，唐末辗转契丹，最后在庆历朝，这块碑刻被一李姓人士得到，后又将石碑复制一份，献与韩忠献，至宋景文时，从李生儿子处索得原本，放于库房之中。熙宁年间“薛师正岀牧，其子紹彭又刻别本留于库中，易古刻携归长安，刻损‘天、流、带、又’数字，以记真膺。”而薛绍彭把定武《兰亭》石刻带回家后，于政和年间为“祐陵（宋徽宗）取入禁中，龛置睿思东阁，靖康之乱，金人尽取御府珍玩以北，而此刻非虏所识，独得留焉，宋汝霖（宗泽）为留守，见之，并取内帑所掠不尽之物，驰进于高宗，时驻跸维扬，上每置左右，月之后，虏骑忽至，大驾仓促渡江，竟复失之，向叔子故为杨帅，高宗尝密令冥搜之，竟不获。”而根据悔堂老人《越中杂识》记载，石刻是在慌乱之中被扔到某口井中。此后，这块石刻便不见于史料记载，直至明朝宣宗“宣德庚戌（1430）扬州石塔寺僧眢浚井得之，归于运使东阳何公士英，何识其为《定武兰亭》也，宝而藏之。”在百多年后，定武《兰亭》终于重现人间，并由何士英带回东阳“宝而藏之”，但是，世传定武《兰亭》石刻有多个版本，光是在南宋理宗时，内府就收藏有定武古刻本、定武阔行本、定武肥本、定武瘦本、定武断石本等等。北宋黄庭坚也有定武本，那么，究竟何士英得到的是不是欧阳询的定武原版碑刻？
何士英在得到石碑后，曾对该石刻做过一番认识：
“余承乏两淮卤差使，实治维扬石塔寺者，石之木兰院也，寺僧浚井得兰亭本，缺其一角，字多削落，其绍彭所易高宗失着欤？昔黄庭坚与周子发游得荆得名本兰亭，意唐时临仿，多有存者，南宋悦生堂禊帖，廖莹中参校定武诸本，命工王用和勒石几至数千匣，余幸得诸未渡江以前者，计中间遗失凡三百又二年。”
何士英通过考证，从诸多流传版本中做出判断，认为南宋悦生堂禊帖、廖莹中参校定的定武诸本都系宋室南渡后所刻的版本，唯独何士英所得到的兰亭石刻为“未渡江以前者，遗失凡三百有二年”的欧阳询临摹本石刻，但这仅为何士英一家之说，尚不可足以为信，且需其他证明之词。
最早记载何士英得到定武兰亭石刻的是与何同时代的杨士奇，杨士奇在《兰亭十四帖》提到：近年扬州僧舍发地得二石，皆兰亭旧刻，一缺其前，一缺其后,盐运使何士英裁其合之为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犹不”二字，后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世传宋思陵（宋高宗）驻跸于扬金人奄至，车驾仓猝出避，御用物皆不及，将所爱兰亭石刻瘗（埋藏）之而去，此其是耶。”这是最早有关于何士英得到定武石碑的记载。百年之后，何士英的五世孙何静虚请张元忭为之作序。这篇序文名曰《序东阳何氏家藏石刻兰亭》，序中提到：“东阳一白公（何士英字一白）历事五朝......天子每称公为天下清官第一，当转运使时，于石塔寺中得此石，时公匣置京师，章皇帝诏赐携归。”这篇序文不见于张元忭的《不二斋文选》或《张阳和文选》，疑为佚文。但张所言与定武兰亭石刻遭遇相仿，这不排除是何氏后人言之张，请其代写，或是以张之名伪作其序。但是，清代悔堂老人对此是有所记载。清凉道人有提到张元忭为之作序（此证据将于下文后提及）。由此可见，张元忭所作之序属实，所言之事当真。
清代清凉道人就何氏《兰亭》石刻的真伪做出一番考证：
“公（何士英）识其定武兰亭也，宝而将献之朝，公宣宗升遐，不果，遂携之以归。”（此虽与张序稍有出入，但从其年代来看，张序较之可信度高），此石至今犹存何氏，昔人所称不损本者，盖未经绍彭刻损，乃元丰以前所搨（拓）也，不可得而见矣。予师沈益川夫子家有二本，以一赠予，迴出虞、褚诸临本之上，而天流数字已损，且有何公及张文公（元汴）两跋，当是井中本无疑。”可见，何氏所得之兰亭并非定武真本，因为定武真本是玉刻石，切碑阴处有东阳人舒元舆所做《牡丹赋》，故，该拓本乃是葭绍彭仿刻，且属真本仿刻，该石碑由于原刻遗失，此刻价值变为最高，而此刻石亦被当成真本收藏。民国顧燮光在《梦碧簃吃石言》中册的《东阳何氏兰亭》中提及：“东阳县东南四十里南湖上有何姓家藏有定武兰亭。”可见，虽然该是刻非为原本，但其价值已近原刻本。新中国成立后，此碑刻有村上交省文化局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存于省博物馆。
（佚名）
参考卷目：
【清】悔堂老人《越中杂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
【宋】王明清《挥塵录》录卷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清】悔堂老人《越中杂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
【明】杨士奇《东里集》卷二十一，四库全书，第1238册651页
【清】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赘记》卷四，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89页
延伸阅读（二）
《冯摹兰亭序》卷，唐，冯承素摹，纸本，行书，纵24.5cm，横69.9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本用楮纸两幅拼接，纸质光洁精细。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后纸明项元汴题记：“唐中宗朝馮承素奉勒摹晉右軍將軍王羲之蘭亭禊帖”，遂定为冯承素摹本。
此卷前纸13行，行距较松，后纸15行，行距趋紧，然前后左右映带，攲斜疏密，错落有致，通篇打成一片，优于其他摹本。用笔俯仰反复，笔锋尖端锐利，时出贼毫、叉笔，既保留了照原迹勾摹的痕迹，又显露出自由临写的特点，摹临结合，显得自然生动，并具一定的“存真”的优点，在传世摹本中最称精美，体现了王羲之书法遒媚多姿、神情骨秀的艺术风神，为接近原迹的唐摹本。
据考，卷首“神龙”半印小玺并非唐中宗内府钤印，而是后人所添，定冯承素摹也不可信，但仍是唐以来流传有绪的古摹本。
本卷前隔水有“唐摹兰亭”四字标题，引首乾隆题“晋唐心印”四字。后纸有宋至明20家题跋、观款，钤鉴藏印180余方。其流传经过，根据各题跋、印记和记载，大致如下：南宋高宗、理宗内府、驸马都尉杨镇，元郭天锡，明内府、王济、项元汴，清陈定、季寓庸、乾隆内府。历代著录有：明汪砢玉《珊瑚网书录》、吴其贞《书画记》，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顾复《平生壮观》、吴升《大观录》、阮元《石渠随笔》、《石渠宝笈·续编》等书。刻入“兰亭八柱”，列第三。
冯承素，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直弘文馆为招书人。唐太宗曾出王羲之《乐毅论》真迹，令冯摹以赐诸臣。冯又与赵模、诸葛贞、韩道政、汤普澈等人奉旨勾摹王羲之《兰亭序》数本，太宗以赐皇太子诸王，见于历代记载。时评其书“笔势精妙，萧散朴拙。”其他事迹不详。
延伸阅读（三）
王羲之《兰亭序》上党本之谜
山西长子县西南约20多里的山峦间，坐西向东有一处气势巍峨的古建筑群，它便是殿堂层叠、红墙碧瓦、规模宏阔之佛教圣地——法兴寺。
这里，从唐宋元明清几朝几度修葺、扩建、迁址，成为目前规模。历史悠久、佛事兴盛、典故繁衍的法兴寺，大唐初创时就谱写了一段神奇的故事，流传至今，那就是由都城长安携来的宫廷墨宝《兰亭序》对法兴寺的化缘筹资、不断扩建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宫廷宝物伴随法兴寺跌宕起伏1400余年，演绎出了鲜为人知的历史篇章。
唐朝初年，一位刺史携带着唐高祖李渊御赐的四件国宝，离开都城长安，告别朱雀宏门的未央宫，一路风尘仆仆来到了潞州（今山西长治）。喧嚣的潞州城里，并没有刺史的身影，他也没有急于去就任潞州刺史这个官位，反倒虔诚地来到长子县山峦起伏、松柏叠翠的慈林山法兴寺，拜倒在佛祖的门下。由此开始，潞州法兴寺的历史与佛家、与皇家、与商家结下了难解的渊源。
四件国宝，一是这位潞州刺史、皇帝李渊第十三子郑惠王元懿的皇家身份；二是来至佛国印度的37颗佛舍利；三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法帖《兰亭序》唐朝摹本；四是藏经3000卷。慈林山峦，丹河徜徉，一处寺院，芸芸众僧，在郑惠王没来此之前，仅仅是靠化缘得来的钱粮维持生计和佛事，是不好生活下去的。但自长安的四件国宝、特别是《兰亭序》在上党现身后，由此带来了叙不尽的故事，带来了法兴寺的生机。
法兴寺在潞州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是很大的。宋天圣五年（1027年）寺内刊刻《法兴寺碑》曰：“慈林山，唐高祖第十三子郑惠王元懿为潞州刺史，于寺中造石塔，藏所赐佛舍利三十七粒，写藏经三千卷，宋祥符中，高士王景纯隐居此山，与晦禅师为莲社友，其子文康公曙生于此，后曙以给事中知潞州，寺僧赉景纯所撰碑。”康熙版《长子县志》记载：“法兴寺慈林之佛院也。在县南三十里，北魏神瑞元年（414年）建，旧名慈林寺。唐咸亨四年（673年），郑惠王元懿为潞州刺史建，浮图塄僧入霄，为邑胜概，上多巨公题咏碑记，今犹有存者。”
寺院内所藏《兰亭序》的事一直到清初的《潞安府志》才见有知府大人叙述披露：“王右军书，系唐人摹本，在慈林山，书法绝奇，寺僧苦临拓碎，而投诸井，后得断石数片，甃于察院屋壁，为好事者取去。”从史志的记载看出，秘藏法兴寺的《兰亭序》由于其“书法绝奇”，必然是招来瘾癖书法的潞州及四面八方人士纷纷踏至这里求宝，法兴寺“求宝”的结果，一是人气大增，二是香火旺盛，三最主要的是得到《兰亭序》法帖的拓片后，孝敬法兴寺的“香火钱”就不能同往昔的“化缘”同日而语了。兰亭拓片换“香火”不能称为商人的“买卖”行为，但毕竟法兴寺的“化缘”收入大增，“香火钱”源源不断。之后，便是寺院扩建、佛殿翻新、佛祖金身、壁画彩绘、寺僧巨增。
法兴寺所有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不说是源自《兰亭序》拓片的贡献。无数年轮，寺内寺外求墨宝的人们纷纷拓来拓去，导致《兰亭序》被“寺僧苦临拓碎”。深究其因，不单单是众多的书法爱好者求购无数，最主要的是潞州刺史唐郑惠王自身鼓吹和提倡，视王羲之《兰亭序》书法为生命，终日习书不辍，影响了众多的文人骚客，其书法作品传承王羲之风格，风靡上党，成为官吏、富贾匣中宝物。功夫不负苦心人，郑惠王元懿数十年勤学苦练，更有上乘佳作刻石留迹慈林山，这在《潞安府志》中也有记载：“郑惠王石记，在慈林山，书法苍劲可观。”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书法原本珍藏在唐王朝皇宫数年，唐朝廷敕令当时最著名的几位书法大家欧阳询、褚逐良、虞世南等人精心临摹几幅，用于赏赐王宫贵族和手握兵权的外地方镇将军；而真迹《兰亭序》被唐太宗视为“掌上明珠”，后与李世民一同葬于乾陵，永诀于世。极受朝廷推崇的国宝，销声匿迹后，民间便开始寻《兰亭序》、觅《兰亭序》，更以能得到《兰亭序》拓本为幸事。这一年，潞州法兴寺里就发生了《兰亭序》“甃于察院屋壁，为好事者取去”的案例。
《兰亭序》扑朔迷离“为好事者取去”后，法兴寺失去了“化缘”的极好资本，墨宝拓片换白银的“买卖”付之东流，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法兴寺里的《兰亭序》失踪数百年后，清光绪《山西通志》就“失而复得”的上党本《兰亭序》作了如此的诠释：“兰亭序上党本，旧在长治县署。志略：明朝醴泉（陕西礼泉）苟好善令长治，于暑内瓦砾中得之，笔法瘦劲有神，差有定武风味，盖欧阳信本也，后有董文敏跋及苟好善跋，今在咸阳程杏牧家，建宝兰轩藏之。石尚完好，按定武名拓，稀如星凤，颖上本偶为董文敏所赏，一时并行，乃不久即为令某所毁，令人恨恨。今存于世者，有东阳何氏一百本，然粗硬少姿，识者弗取。唯此刻遒劲而有韵，度为定武派，今海内盛行，然旧拓极难得也。”
此《山西通志》中的《兰亭序》，与法兴寺郑惠王从宫中带来的《兰亭序》，还有东阳何氏100本《兰亭序》，彼此是否同一件珍宝，不得而知。
无论《兰亭序》在上党的收藏结果如何地坎坷、如何地不幸、如何地“巅沛流离”，人们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兰亭序》与法兴寺、还有郑惠王对推动上党地区的书法、佛教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秋平）
法兴寺坐落于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东南翠云山上，始建于北魏神鼎元年（公元401年），历史悠久，建筑奇异，环境幽雅，景色迷人，堪称三晋之名刹。搬迁复建后的法兴寺，占地60亩，依山势布局，从石阶、山门、舍利塔、园觉殿至毗卢殿，层层升高，以石阶相连，古朴、典雅、雄浑、庄重，保留了古建筑特有的风韵。法兴寺是长治市区内级别最高、建筑建筑最大、研究与观赏价值最高的古寺庙建筑群。寺内所存唐石舍利塔、燃灯塔、宋塑十二园觉像，堪称“法兴三绝”名闻遐尔。其造型之优美，结构之奇异，工艺之精细，实属稀世罕见。
“上党本”（“长治本”）《兰 亭序》拓本
“上党本”也称为“长治本”，皆因旧石出土之地名而得名。唐朝初年，潞州刺史、皇帝李渊第十三子郑惠王元懿带着《兰亭序》唐朝摹本前往山西省长子县西南约二十多里佛教圣地——法兴寺，给后世留下美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