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87.诸有仁
陈伯达的家庭本来就属于下等贫困之家，其父过世后，家境日益衰落，随着陈伯达的一天天长大，其母也没有钱给儿子娶媳妇。陈伯达15岁去厦门读书后，乡里人看到陈伯达会有点前途，遂也有人主动上门找到陈母给陈伯达提过亲。陈伯达母亲考虑了一阵儿，也同意了给陈伯达订婚之事。但向媒人提出，需其长子成家之后，才能操办次子陈伯达的婚事。陈伯达厦门集美师范学校毕业后，工作无一定处，常年东奔西跑，家中的婚事无疑也就成了泡影了。
1927年，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陈伯达，于冬初，奉党组织之命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23岁的陈伯达，此时正处于风华正茂时期。从武汉辗转抵达海参崴后，遂乘火车经我国东北黑龙江省，越西伯利亚铁路向列宁主义的故乡驶去。与陈伯达同车前往的有一位端庄纤细的南国姑娘，坐在陈伯达的邻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同往异国它乡，两人也就自然而然地亲近起来了。经过交谈，陈伯达得知，邻座的姑娘名叫诸有仁，四川人，是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罗亦农的妻妹。受其姐夫的影响、鼓励和帮助，亦去苏联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诸有仁还不是中共党员，陈伯达也把自己的简单经历娓娓地告诉了诸有仁，面对着仅比自己大4岁而有如此丰富经历的陈伯达，诸有仁不禁充满敬意。人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陈伯达与诸有仁第一次见面，双方都充满好感。六七天火车，倒也不显怎么累，对别人来说殊为疲惫的旅行，对他俩来说，还真有点愉快适意。
进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后，两人每天都见几次面，互相交换学习心得。陈伯达帮诸有仁提高文化基础，诸有仁帮陈伯达校正发音问题，每逢星期天，两人或单独出去，或邀朋友一同前往，漫步于莫斯科红场，深谈于莫斯科郊外，同学之间，倒也十分友好，谈论着自己祖国的前景，憧憬着回国后奋斗的明天。假日，中国学生不回国，而在苏联边补习功课，边参观学习。陈伯达与诸有仁，于不知不觉之间，愉快地度过了3年多。在这3年多的学习生活中，两人加深了感情，明确了恋爱关系，信誓旦旦，相约毕业后一块回国，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
苏联30年代初“肃托运动”波及陈伯达之后，陈伯达为背个处分很苦恼，诸有仁十分理解陈伯达，耐心地劝慰他，相信他一定会正视眼前的东西，还鼓励陈伯达向前看，勿为一点小的过失而过于难过。陈伯达见诸有仁这样理解自己，体贴自己，就越发加深了对诸有仁的爱。
经过周恩来的帮助，陈伯达先诸有仁3个月，于1930年底从苏联莫斯科起程回国。分手的日子，诸有仁含着热泪在车站相送，两人依依惜别了。
1931年4月上旬，陈伯达刚到天津，一天工作也未展开，就被捕入狱了。就在这年3月下旬，诸有仁完成学业，也从苏联起程回国，到上海，诸有仁向组织上说明了她和陈伯达的恋爱关系，要求和陈伯达分到一个地区去。当时上海中央机关，有好几个人都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知道她和陈伯达的关系，也答应她办这件事。中组部康生告诉她：“陈伯达刚走不到半个月，去平津地区了，你也去平津地区吧；具体工作单位是顺直省委机关，到那以后，省委再分配你具体工作。”诸有仁满心喜悦，分别4个多月的情侣马上又要见面了。于是，诸有仁在上海打点一下行装，乘海船向华北第二大城市——天津驶去。
诸有仁抵达天津，得到的消息是顺直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她找不到陈伯达，心焦如焚。旋得到消息，陈伯达已被捕，日前已押往北平军人反省院。诸有仁找到组织，通过联系，赴北平准备营救工作。
请有仁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对这些根本不懂，不知道如何营救，也不知道怎样托人，终日六神无主，心情异常难过。但自己又毫无办法，只得寄希望组织上给予营救。1931年冬，陈伯达出狱后，去北京西山治病，诸有仁前往看望。见分别近一年的陈伯达，此时十分憔悴，人瘦得难看，脸上的淋巴结核未好，仍流着脓血，诸有仁一下子就哭了，倒在陈伯达怀中，仔细地端详着陈伯达一年来的变化，两人心情都十分难过。自此，诸有仁每来此处，都给陈伯达带些好吃的，帮助陈伯达换药和换洗衣服。在医生的精心医治和诸有仁的热诚体贴下，陈伯达的精神逐渐好转。1932年春，陈伯达和诸有仁商量：“身体见好了，不能老呆着，我搞点东西吧。”诸有仁关切地问：“能行吗？身体刚好，别累着，还是养彻底再说吧?”陈伯达进一步耐心和她商量：“这身体不可能一下子彻底复原，呆着老是憋得慌，不如边搞东西边养病，可能更好些。”就这样，陈伯达与诸有仁开始了新的生活。
陈伯达初步确定要写一下戊戌六君子中谭嗣同的事迹和思想，经过几周的冷静思考，陈伯达把提纲拟了出来，把要参考的书籍写了出来。诸有仁按着陈伯达开的书单，进城先把他们个人手头和朋友处有的取来借来。可是手头资料不够，还需要进城里去查或去找去借。诸有仁全力支持陈伯达的事业，遂不辞辛苦，按陈伯达的要求，遍北京搜求。秋末冬初，《论谭嗣同》初稿定成。两人看着初稿，十分激动。于困境中，两人努力奋斗，获此成果。虽然书还存在许多缺点和毛病，但观其主流，两人自是十分欣慰。时陈伯达身体渐愈，两人商量，准备出院后结婚。1932年冬，陈伯达告别西山疗养院，找到北平党组织，要求安排工作。
1933年，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起时，急需要大批干部前往工作，陈伯达与诸有仁一同奉调前往张家口同盟军司令部工作。陈伯达于此，负责编辑刊物，撰写文章，两人的生活稳定了些，生活也有所好转。在张家口经吉鸿昌主持，俩人结了婚。在戎马倥惚的日子里，两人一道登上了张家口城北的大境门，但见两边山峦起伏，大境门扼其要道，十分险竣。张家口西边的小山，名赐儿山，为张市的游览圣地。忙里偷闲，两人亦一同前往，看了冰洞风洞，喝了口泉水，爬至山顶，于亭子内，陈伯达软语诸有仁：“此山为赐儿山，来年你给我生个儿子吧。”诸有仁听后十分甜蜜地依在陈伯达的怀里。极远天，遥望北面征尘滚滚，想近世，国家多难。玩了一会儿，两人又神情严肃地回来了。在司令部，陈伯达等人曾向冯玉祥建议，大境门十分雄险，我辈起事于此，应于此处留下历史遗迹。7月下旬，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陈伯达、阎红彦、南汉宸等同登大境门，冯玉祥挥笔写下“大好河山”四字，后找人镌刻于门上。众人于城墙上逗留一阵，遂下城返回司令部了。至今，张家口大境门上“大好河山”四字，仍十分工整完好无缺。后人每每游于此处，览物生情，不禁感慨万千。张家口察绥抗日同盟军，在蒋介石的破坏和威胁下，8月后，冯玉祥、吉鸿昌等先后离开部队。1933年9月，同盟军失败。吉鸿昌于9月初走后，陈伯达、诸有仁夫妇亦离开张家口，乘火车，走京张铁路，回到北平。1933年冬，诸有仁身怀有孕，在北平逗留了几个月，两人奉命来到天津顺直省委工作。陈伯达负责主办《实话报》。在天津办报的日子里，诸有仁生了一个男孩，心情十分高兴，想起先年夏同游张家口赐儿山情景，两人充满幸福的回忆。精神虽然愉快，可经济十分拮据。时吉鸿昌在天津，看到陈伯达家庭生活的困难，资助了陈伯达两百元，帮助陈伯达夫妻度日。陈伯达得子这一年，正是1934年，人称三十而立。30岁的陈伯达与26岁的诸有仁商量给儿子取一个名字，陈伯达希望儿子将来继承父志，诸有仁说：“那就叫孩子小陈伯达吧。”陈伯达经过妻子提示，给孩子取名陈晓达。在天津工作了半年多，陈伯达一家又都回到了北平。时诸有仁因为小孩关系不能工作，陈伯达便把诸有仁娘俩安排在北平泉州同乡会馆，托同乡帮为照料，然后陈伯达去北平市委报到，并开始工作。
1935年春天，中共北平市委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陈伯达安排妻儿东躲西藏，最后住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一所公寓。北大教授吴承仕看陈伯达全家生活 艰难，赠给100元钱以补充生活之缺。陈伯达夫妇于艰危之时，对吴感恩不尽。在北平实在呆不下去，陈伯达携妻儿来天津顺直省委工作一段时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陈伯达奉命来北平，领导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旋又回天津。七七事变爆发后，陈伯达一度留在北平工作，后带一家3口赴天津，准备去延安。在天津住了十几天时间，乘船去青岛，时中国北方人民为躲避战乱，纷纷向南流亡而去，从天津乘船南下者成千累万，陈伯达于天津和青岛码头见此流亡情景，夫妻俩心情自然十分沉重。
从青岛，陈伯达巧逢黄敬。然后陈伯达一家3口与黄敬同路，取道胶济铁路，抵济南，换津浦路火车达徐州，再乘陇海铁路火车到达西安。在西安，黄敬与陈伯达一家同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黄敬转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陈伯达一家在西安小住两日，办事处安排卡车，准备陈伯达一家搭乘。
陈伯达一生第一次来西北地区。乘火车进入豫西与陕西潼关以东地段时，但见到处是高高的黄土丘，疏疏落落地长着怎么长也长不高的稼禾。沿路，到处是流亡的人群。车过孟源华县地段，进入八百里秦川东缘，忽见遍地碧绿的庄稼，陈伯达顿觉西安附近有一派帝王之气，难怪这里曾是中国的古都之一。
在西安，陈伯达携诸有仁和3岁的儿子游览位于西安南郊的大雁塔。登上塔顶，眺望四周；这天，灰蒙蒙一片；西安城南郊，尽收眼底。大雁塔附近，都是低矮的古式建筑，古色古香，颇有古典风味。陈伯达向诸有仁讲述了大雁塔源于唐僧取经而建的经过。回办事处时，看西安市景，遍地是无着无落的流亡人群，陈伯达夫妻十分慨叹。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了一辆去延安的卡车，商量好陈伯达一家搭乘。陈伯达一家3口遂于1937年8月下旬，离开西安，向革命圣地——延安奔去。卡车在八百里秦川向北驶去，耀县以南，都是关中平原之地，见碧绿的田野，千顷的禾浪，随着夏日的南风，起伏不定。因为去陕北，陈伯达一家，自是相当高兴，于路上一切，亦是十分留心。车过耀县，进入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末稍，虽有沟壑，但地势仍很平坦，且绿化也不错，卡车驶过宜君以后，只见遍山秃黄，千沟万壑，天旱缺雨，黄陵、洛川地段亦是如此。陕北的汽车路不走川，而走山梁，有的县城就座落在山梁上，根本不象个县城。汽车过后，尘土飞扬，陈伯达几成土人，好在诸有仁娘俩坐在驾驶室里，得以免受其苦。展6时从西安出发，第二天傍晚6点左右才抵延安，见宝塔山，陈伯达一家3口，十分激动。
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以后，陈伯达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和中宣部工作。诸有仁被安排在延安干部子弟学校任校长。诸有仁在学校工作很忙累，回到家中，照料孩子，帮助陈伯达整理一些文稿。1938年，罗亦农之子罗西北亦被接到延安，生活在陈伯达家中。随着孩子的一天天长大，陈伯达夫妻俩也全力扑在工作上。初时，一家4口倒也十分和协安定。1940年底，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决定把一批烈士遗孤和一些干部子弟送到苏联去学习。时罗西北生母——诸有仁姐正在苏联，陈伯达与诸有仁商量，把罗西北和陈晓达两个孩子均送往苏联去学习。一来两个孩子在苏联有亲人照顾，二来苏联莫斯科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远比延安好，利于孩子的全面成长。诸有仁考虑有自己姐姐在苏联，也就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7岁的陈晓达，离开了父母，异国它乡，从小就开始了留学生的生活。陈伯达、诸有仁看到孩子坐上汽车远去，不禁流下骨肉之情的泪水。回到家中，个把月，陈伯达夫妇十分想念孩子，想起孩子跟他们从北平辗转半个中国，来到陕北，今又他去，甚觉家中十分凄清，怎么也弥补不了这个亏空。在中国，30岁以后的女人，容颜渐老，一年不如一年。居延安那块西北黄土高原之地，终日风沙剥蚀人的面目，过早地挂上粗糙的皱纹。年过30的诸有仁和陈伯达结婚后的9年操劳，东奔西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好几岁。而陈伯达此时正摆脱了昔日的艰难生活，跟随毛泽东，当上秘书，走上青云直上的道路。在婚后多年的爱情问题上，陈伯达日渐对诸有仁鸡蛋里挑骨头，逐渐地家里夫妻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而对外，陈伯达解释为夫妻性情不和，诸有仁对此，有苦难言，没地方说理去。延安整风期间，陈伯达托李六如出面调停，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分手了。这样，两个人相互之间爱恋了15年，婚后生活了9年多，随着陈伯达地位的变迁，就不了了之了。
88.余文菲
陈伯达办理离婚前后，开始与延安中央党校另一位姑娘相识。余文菲，湖北省红安县人。1918年出生在一个小职员家庭，原名余维法。1927秋，她从老家红安来武汉读书，一读就是10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她正在武昌省立二中读书。1937年底到1938年秋，武汉曾一度成为全日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心，20岁的余文菲积极参加武汉地区的抗日宣传活动，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在胡风、萧军、肖红等人的帮助下，余文菲开始明白了一些革命的道理。
1938年秋天，余文菲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她的老乡董必武同志。经董老指点，余文菲离开武汉，奔赴延安，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为第四期学员。毕业后，又被送到延安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旋分配到中央党校工作。1940年春，余文菲结识了陈伯达、艾思奇等延安的名人。陈伯达慢慢地与余文菲接近，始则相互交换学习心得，继之深谈古今中外的名人与学问。这些，遂逐渐地深嵌在余文菲的心灵深处。双方由开始的爱慕之情渐渐走向感情的升华。1942年陈伯达与诸有仁离婚后，两人的关系逐渐公开。1943年，由董必武做月老，两人结婚。时年，陈伯达40岁，余文菲26岁。婚后，余文菲倾其全部身心助理陈伯达的衣食住行和著书立说。余文菲不辞辛苦的助理，也促使陈伯达在延安时期进步很快。1945年，余文菲生下一个男孩，取名陈小龙。陈伯达第二次婚姻，初时是很幸福的，前妻诸有仁于万分痛苦中自己艰难度日。1943年春夏之间，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潜伏在延安的国民党少量特务也闻风有所活动，当时造成人心很不稳定。这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康生又错误地估计了国民党特务的数量与能量。于是，在延安整风后期搞起了“抢救失足者”的“抢救运动”。康生大搞逼、供、信，大批党员被定为“特务嫌疑”，蒙受了不白之冤。1943年底，“特嫌”问题搞到了刚刚结婚的余文菲头上。余文菲自和陈伯达相爱到结婚，心里十分愉快，亦十分满足于协助陈伯达的生活和写作。在她看来，陈伯达此时正处于前途无量的时期，因此，余文菲显得十分富有活力和贤淑勤快。陈伯达对这位年轻的妻子亦十分满意，当“特嫌”问题搞到陈伯达家的时候，两个人都如五雷轰顶。在陈伯达看来，身为毛泽东的秘书，是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家庭有“特嫌”存在的。在余文菲看来，她亦深知此点，但她更为看重的是她很有可能要与陈伯达离异。为此，余文菲十分痛苦，几乎发展到“神经质”的程度。为此事，两个人在家中经常拌嘴。后余文菲问题弄清了，是个好同志，不是“特务”，但家庭裂痕的出现，随着两人个性太强与三天两头吵架而再也无法愈合了。这种情况，只能任其发展下去。
1946年，余文菲怀着苦不堪言的心情，带着1岁多的孩子赴东北地区参加土改。白天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晚上学习开会，散会后回去照料孩子，一天天十分辛苦，十分劳累。夜深人静的时候，余文菲看着孩子，痴痴地发呆，不时发出伤心的叹息。1948年夏，余文菲带着孩子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陈伯达再度生活在一起。余文菲本想离开两年，夫妻关系或许好些，谁想，生活如旧，再也恢复不到刚结婚时的程度了。全国解放后，余文菲随陈伯达来到北京，被分配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两人日子因经常吵架，已无法再很好地生活下去。1949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安子文部长为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两人离开了。孩子陈小龙留在陈伯达身边。这样，从1940年到1949年，前后相识与结婚9年，散伙了。1950年，组织上分配余文菲到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后因中南局迁往广州，余文菲不愿离开故乡前往它地，仍留在武汉医学院工作，待遇仅为副科级，具体工作是管理图书。生活孤苦寂寞，想念儿子，憎恨陈伯达。
89.刘淑宴
1950年，陈伯达第三次组建家庭。时年46岁，妻子28岁。
陈伯达的第三任妻子刘淑宴，原名刘肃宴，因川灌县人。1922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在重庆中共南方局做党的工作。工作中与刘光恋爱。1942年，21岁的刘淑宴与南方局青委书记刘光结婚。1943年，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刘海梅。刘光是湖南人，1917年生。大革命时期受到革命影响，倾向革命。那时候，他还最一位小学生。大革命失败以后，刘光随父母举家避难湖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湖北参加了革命工作，那时他还是一位中学生。刘光参加革命早，参加革命后，党组织继续分配他做少年儿童工作。30年代初刘光奉命赴上海作儿童工作。为大力发展这一事业，共青团中央1932年底派刘光赴苏联莫斯科学习访问，并参加少年共产国际工作。回国后，刘光的工作一直未变。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光从上海来到延安，任职团中央工作，经常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并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长。当时的联合会会长是冯文彬，组织部长是黄华，宣传部长是胡乔木、刘光。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在重庆成立南方局，刘光从延安奉调前往重庆南方局任青委书记。当时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副书记董必武、组织部长秦邦宪、宣传部长凯丰，统战部长董必武，情报部长刘少文，青委书记刘光。1943年夏，刘光在重庆病故。刘光病故时，刘淑宴正怀孕。后刘淑宴带着孩子在重庆生活了两年，抗战胜利后，鉴于国共两党关系迟早要破裂，南方局经和刘淑宴商量，送刘淑宴去延安工作学习。就这样，1946年春，刘淑宴带着未满3岁的女儿来到延安。组织上让她先休息一段，等孩子大一点和适应延安生活习惯后再分配给她工作。1947年春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时，她随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先行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在这里，刘淑宴进入马列学院跟班学习。时陈伯达主持马列学院日常工作。因刘光在延安的时候和胡乔木是老同事，老搭档，且又是好友，而现时胡乔木又和陈伯达是同事，同为毛泽东的秘书，故刘淑宴在马列学院学习时，就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刘淑宴母女俩因生活上的诸问题，必须找组织上帮助解决，于是一来二去，也就和陈伯达混熟了。3年的接触，两人走上了相爱的道路，1950年结了婚。
结婚之后，陈伯达组建了一个5口之家。长子陈晓达，仍在苏联学习，次子陈晓农，始读小学一年级。女儿刘海梅改姓陈，亦读小学二年级。刘淑宴于颐和园北边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结束后，被分配到北京通县双桥农场任副场长，每周回家一次。时陈伯达把家安在中南海院内，每周六下午，陈伯达嘱秘书派车接刘淑宴回家，生活倒也相安无事。刘淑宴见辗转流离4年多后，组建了这么个比较稳定的家庭，心中很满足。1951年，刘淑宴与陈伯达商量，要把自己母亲从四川接来，陈伯达同意了，派人去四川接来了老太太，一家6口，享受高干家庭待遇，非平常人家。
接来刘淑宴的母亲，陈伯达不禁怀念起自己的生母来了。亦在1951年，利用出差福建的机会，陈伯达向毛泽东请假要回故乡看望母亲。毛泽东欣然同意了，并嘱陈伯达见其母时，代他问个好。陈伯达心中十分感谢毛泽东主席。回到老家，其兄嫂告诉，其母于解放战争开始时病逝了。陈伯达哭了一次，觉其母甚为可怜，未及儿子尽孝，就离开了人世。他嫂子盛情地款待了他，因他过去寄的钱，都是他嫂子收下了。回到县城，孩提时代的故人告诉他，他母亲是因为婆媳不和，上吊自杀的。陈伯达伤心难过之极，遂返回北京，不再与老家有任何瓜葛了。
陈伯达与刘淑宴结婚之后，又生一女一男，女儿取名陈岭梅，儿子取名陈晓云。有了孩子之后，再去双桥那边工作，十分不方便。于是，1956年，陈伯达把刘淑宴调进中南海，担任自己的秘书。初时一半工作，一半照看孩子，刘淑宴也就轻松多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伯达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又一次发生了裂变。
中国有句俗话，“夫贵妻荣”。文革开始时，陈伯达红级一时，其妻刘淑宴也跟着“洋气”起来，负责范若愚专案组，广为罗列罪状，株连无辜，受江青表扬。为此，刘淑宴更不知道姓啥了。1967年，刘淑宴无是生非地闹起了陈家院外后墙上出现可疑脚印之事件。这事惹怒了江青，旋江青赶陈家搬出中南海，为此，陈伯达和刘淑宴还吵了架。打这以后，陈伯达夫妻双方经常出现小的矛盾冲突。1967年春五副四帅二月抗争后，陈伯达因既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又受到五副四帅的斥责，还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张春桥、姚文元的猛烈攻击，一度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这期间，刘淑宴天天为陈伯达担心，时陈伯达也终日心烦意乱，回到家中，两人经常发生口角。刘淑宴直言不讳：“我看啊，文革第六个回合，该打倒你陈伯达了，你不用在家跟我耍威风，有你好日子过呢？等着吧，啊！你！陈伯达！”陈伯达就怕别人说文革第六个回合要打倒他，此刻见其妻与他如此对峙，他简直气得要死，可脸红脖子粗的也把刘淑宴没办法。刘淑宴见这着棋很奏效，以后每逢吵架时，对淑宴就拿这一绝招对付陈伯达。其实过后，刘淑宴心里亦很不好受，不应该拿政治问题跟自己丈夫开仗，可陈伯达实在霸道，实在让人下不去这口气，不得已而为之。这样闹了多次，陈伯达与刘淑宴越来越觉得对方陌生，越来越觉得日子无法过。家庭的破裂日益逼近。陈伯达向周恩来总理告诉了他的近况，诉说了他近来家庭十分不安定，几至无法工作。周总理开导了陈伯达几句，也批评了陈伯达几句。后来，陈伯达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采取措施，把妻子刘淑宴发配到山东济南部队某部疗养所软禁。刘淑宴在疗养所，心中十分苦楚，更恨陈伯达不该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家庭问题。遂几次三番要求回北京，但没有陈伯达发话，谁也不敢放她出去。北京家中两女一儿，日夜思念自己的母亲，亦对其父陈伯达产生憎恨之情。
1970年秋，陈伯达倒台后，刘淑宴在山东疗养所被就地隔离审查。1982年，回到北京。刘淑宴回京之后，一气之下，把其长女又改回姓刘，把其子陈晓云，改姓刘，叫刘陕云。并教育其子女与陈伯达断绝关系。
陈伯达结过三次婚，每次最后都用政治手段解决自己的家庭纠纷，先后造成三位女姓的心灵创伤和儿女们的伤心难过，此种方法，根本不会有好结果。
90.陈伯达的两个儿子
1941年1月，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陈伯达的儿子陈晓达，王若飞的儿子王继飞等，一同从延安启程去苏联学习。为了不暴露身份，组织上给他们每人都编了一套“身世”让他们背诵，并牢记，遇到特殊情况时，也不能泄露自己真实身世。这群孩子由组织上护送，在西安上了火车，到新疆乌鲁木齐下车，然后越中苏边境，进入苏联。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和中国共产党关系僵化，一群孩子过新疆时，受了两次严格检查，由于事先计划得周密，都顺利地进入了苏联境内。1941年春3月，达到了目的地——苏联首都莫斯科。
苏联第一国际儿童院是第三国际主办的一所从婴儿保育一直到10年连续教育的大型儿童院。招收的主要对象是世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及革命烈士的子女，延安来的孩子于4月初，全安排在这所儿童院里。
儿童院条件是很好的，孩子们在这里能够安安静静地学习，欢欢乐乐的生活。开始，陈晓达这帮孩子很想家，夜里，经常在一块哭泣。儿童院知道此种情况后，竭尽安慰之能事。那时，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最后一批任弼时等，也都撤回中国了，故孩子们的诸般事项，全靠儿童院管了。
在苏联，当时，有两个国际儿童院，第一国际儿童院称伊万诺夫国际第一儿童院，第二儿童院称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二院1937年成立，1940年被关闭。1940年以前，中国孩子共有40多个生活在二院，这些孩子主要有翟秋白的女儿翟独伊，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女儿蔡妮、蔡转，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林伯渠的女儿林玲玲、林莉，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郭亮的儿子郭志诚，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等。二院关闭后，转到一院。
1941年6月，陈晓达几人刚刚入学就绪，苏德战争的炮火就在苏联的大地上翻滚了起来。朱德的女儿朱敏因去明斯克参加夏令营活动，未及撤退就落入了德寇的集中营。陈晓达几人在哥哥姐姐们的帮助下，在第一院的领导下，辗转进入苏联大后方，于艰苦的战争环境下，继续坚持学习。1943年，他们才回到第一儿童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陈晓达几人相继读完中学课程，转入各自喜爱的大专院校。
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在苏联访问期间，与苏联当局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凡18岁以下的孩子都送回中国，18岁以上的青年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回国”。因这些孩子的父母多为党和国家的高干，其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和平的中国环境，使这些孩子大多数都陆续回国了。当时林彪的女儿林小林，博古的女儿秦吉玛最小，回国时只有9、10岁。回国以后，国家安排年龄大些的进大连的苏联中学读书，年龄小的送沈阳育才小学读书。这些人长大后深深怀念苏联，视苏联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陈伯达长子陈晓达，自1941年7岁时去苏联后，一直在苏联学习。在苏联留学期间，陈伯达1949年、1957年两次随毛泽东访问苏联。暇时，陈伯达看望了自己的儿子。10年未见，陈伯达看到自己的大儿子长高了，人也长得不错，一口流利的俄语，心下十分高兴。陈晓达见到自己父亲，亦是分外的兴奋。1957年，陈晓达第二次在莫斯科见到其父陈伯达时，高兴地告诉陈伯达，他明年要毕业了。陈伯达爱抚地嘱咐孩子，毕业后要回国内工作，国内建设事业很需要人材。陈晓达点了点头，同意了父亲的意见。1953年夏，陈晓达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按照陈伯达的要求，回到北京，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回国后，陈晓达被分配到核工业部工作。中间，曾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过一段汉语，以补汉语之短。有空时，经常去看望生母诸有仁，第一次见面时，诸有仁见自己儿子已长大成人了，不禁悲喜交加，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一场。日久天长，陈晓达渐渐地问起了父母离异的原因和经过。诸有仁始时不愿再度有人揭开她未愈的伤口，见爱子不时追问，遂如实相告。陈晓达了解完全部经过后，亦对其父陈伯达产生了不满。父子俩曾为此而口角过两次。1960年，陈哓达因自己恋爱遇到坎坷，又加上父母离异给他带来的痛若，他想找其父陈伯达谈谈，可陈伯达以为又为追问他与诸有仁之事而来，遂没好气地训了陈晓达几句，一甩手，没理陈晓达。陈晓达难过至极，在北京西直门通往丰台的铁路上卧轨自杀，时年26岁。诸有仁知道消息后，昏厥了过去，几年内心情始终恢复不过来。陈晓达自杀后，初时瞒着陈伯达，一年后如实相告，陈伯达难过至极，声泪俱下。
1945年，陈伯达次子陈晓农高中毕业。本来凭成绩和凭后台都能去中国任何一所大专院校读书，可陈伯达却要其子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去北大荒锻练，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当时，北京各家报纸都用头版头条新闻报道了以陈晓农为首的一批学生奔赴北大荒的新闻。陈晓农从北大荒回来后，分配到国防科工委工作。陈伯达又指示陈晓农去石家庄华北某工厂“锻炼”，准备以后负责重要工作。结果，1970年，陈伯达在庐山倒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陈晓农也跟着倒楣。在石家庄一家工厂，1979年，39岁的陈晓农才与同厂的一位女工结婚，婚后生下一子。好在婚后夫妻生活甚为和睦，慰藉着陈晓农心灵的创伤。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武汉医学院党组织把余文菲的离休老干部关系转到了陈晓农工作的河北省，余文菲来石家庄，定居在华北老干部住宅区，得以和儿子愉快地相聚。未几，又不得不分开。
1980年，陈伯达从秦城监狱保外就医，需要人照顾。当时他的原配夫人诸有仁，后来的余文菲、刘淑宴都健在，可陈伯达的为人处事，3位女性任何一位也不会来照料这位负心的男人。3位女性之中，数诸有仁最惨，连个孩子都未留下，爱子陈晓达过早辞世了。
刘淑宴生的孩子，因陈伯达太无情对待其母的缘故，亦不可能前来照料。
考虑陈伯达与陈晓农父子骨肉之情尚好，公安部门商之陈伯达，决定调陈晓农一家来北京，照料陈伯达。
征求陈晓农意见，陈晓农与其母余文菲商量，余文菲只得认命，含泪让陈晓农夫妇来北京照料负心的陈伯达。陈晓农心中也十分难过，觉得其母30年独自一人生活，孤苦伶仃，刚母子团圆，又要分别，甚觉其母命苦，可怜。1989年秋，陈伯达病逝，终年85岁。
火化前遗体告别那一天，陈伯达生前亲朋好友、门生故旧40余人来八宝山火化厂与其遗体进行告别。之后，国内外报纸电台对陈伯达的死作了简单的报导与广播。陈伯达闹腾了一辈子，给其家带来什么好处呢？恐怕什么也没有。给其子女带来什么好处呢？恐怕谈不上。唯一给陈晓农带来点好处的地方就是让陈晓农一家3口跟着住了十几年的7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和解决了爱人孩子的进京户口问题，剩下的又有什么呢？
历史是真实的，余则我不敢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