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万历帝想起吴晗 十三陵如莲花朵朵，簇拥着中间一块小平原，树木繁茂，果园接畴连埂，定陵广场边不到两米，就是一个桃园。十三陵中，风水最佳处当是埋葬永乐帝朱棣的长陵，他从侄儿手中抢走了龙椅，并迁都北京，定下了后来两百多年的基业，当然他有资格享用最佳的吉壤。定陵选址时，正值万历帝的盛年，刚刚清算了张居正，大权在握的他感觉很爽。选陵作为帝国最重要的政治大事，很容易被借题发挥，加剧门户之争。定陵选址时几乎引起了朝廷的政治地震，几位少壮派言官上奏说此地有大石头，不是佳地，企图以此来扳倒首辅申时行等人，谁知这些人不是老谋深算的元老们对手，最后落败，贬职京外，万历帝崩驾后葬于此处。可言官用来搞政治斗争的借口却在四百年后应验了，此处真的不佳，十三座帝陵独独它被新政权掘了，据《风雪定陵》载，最初想开掘的是长陵，后来又提议过开掘在位一年、俭朴仁厚的仁宗所葬的献陵。长陵方案被否决，因为考虑献陵殉葬品不多，吴晗觉到不过瘾，便挖了在位四十八年，苦心经营十数年才完工的定陵。掘定陵，不能不说吴晗-------一个历史学家的私欲所起的作用。 作为一个明史大家，定陵的诱惑太大了，一个浸染在典籍中多年的史学家，没有人不想见到典籍中所载的实物，纸上得来终觉浅。可是求知欲应该有底线的，越过底线则近似罪恶了，日军的随军医生拿政治犯做活体解剖，那就不是科学而是犯罪了。吴晗时任主管文教的北京副市长，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威望，促成开掘了定陵，满足了一个史学家的求知欲，这是不可原谅的。他的同学夏鼐以及郑振铎同样作为历史学大家，难道不想看到帝陵中的实物？但是他们反对掘陵，可惜声音太微弱了。开掘完定陵后，吴晗还想“扩大战果”，趁热打铁把长陵也给挖了，被周恩来一举“我对死人不感兴趣”给否决了。同样是史学家，夏鼐相比吴晗，对历史、对亡者更多一份敬畏感。吴晗后来惨死在“诏狱”，被自己所效忠的政权所吞噬，而夏鼐得享天年，不能不让人相信世间有因果报应。其实从吴晗那本为他带来莫大声誉的《朱元璋传》出版开始，他主导掘墓的因似乎就埋下了。这本书一版再版，几次修订，而修订都是为政治服务，比如他为了影射蒋介石的特务统治，加重了论述朱元璋如何用特务监视群臣的，从一开始，吴晗的学术目的，就很不纯粹。在红色组织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以及建政之初，吴晗这类有声望的知识分子有利用的价值，当然是统战的重点对象，因此被重用也是自然的事情。可是他的命运连宋濂这种明初的儒士都不如，建政才十数年就被抛弃、残害。据说他知道万历帝及两个皇后的尸体被挫骨扬灰后，懊悔不已。可是就像他们当初支持某个组织，对其抱有无限希冀一样，一切都是过去式了，世上哪有后悔药可卖？吴晗的悲剧是一个半旧半新的知识人典型的悲剧。他既不像前辈胡适和同辈顾准这样的知识人那样，接受了西方尊重人权、重视个人自由的学说，同时也不像陈寅恪、钱穆这样的学者，身上还有浓浓的传统士大夫情怀和风范。-----无论是推崇西方文明的新知识人或者是尊重自己民族历史的旧知识人，是不会主动掘一个完好的帝陵的。考古挖掘多半是保护性挖掘，因为偶发因素遗址发现了，不得已才开掘，为了更好地保护并研究，比如说殷墟，比如说秦始皇兵马俑，都是不经意给打开的。而西方那些被自己政府资助的考古学家，去挖掘的往往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文物。动用一个政权力量，大规模地掘自己民族的祖坟，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敢断言。这样的事发生在半旧半新的吴晗身上，却不奇怪。他身上残留着兼济天下的传统士大夫某些成分，他有着浓浓的明君直臣情结，他写《海瑞罢官》和那些“一封朝奏九重天”的儒臣出发点没什么区别。只是这些东西都被“革命”等时髦的词语粉饰一遍而已。他的命运也和那些逆龙鳞的直臣一样，甚至更惨，想“夕贬潮阳路八千”都不可得。但是，因为他身上还有所谓“新”的一面，漂亮的假名使他不能纯粹地按着传统儒臣的道德观行事，而将过去儒臣眼中的罪恶之举坦然地视为正义之举、革命之举。我们想一下，传统王朝中哪一个文臣能上奏要求掘前朝的帝王陵？相反他们极力主张保护、祭祀前朝皇陵。唯一的例外是野蛮落后的蒙古贵族统治时期，番僧在浙江开掘南宋帝陵，难怪这样的王朝国祚不长。连李自成这样西北窑洞出来的造反者，进了北京城后，还能善待崇祯帝夫妇的遗体，以帝后之礼仪葬之。和蒙古族一样的马上民族满清入关后，专门派人修葺、看守十三陵。只有到了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两起重大的掘陵事情，第一次是形同土匪的军阀孙殿英，他用炸药炸开了清东陵。-----他的目的很简单，为了钱财。用不着打着革命、科研的名目。这样的是发生在老大自诩“秃子打伞”、对大自然和传统文化都无敬畏感的组织执政时期，更不奇怪。

在执政的几十年里，掘人家祖坟、拆人家祖宅这种在传统中国社会最忌讳的事情，举不胜举。不但发动了革命小将去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曲阜孔林去掘坟，连自己的创始人之一-----瞿秋白的坟都不放过。那么“地主阶级的代表”万历帝的定陵被掘，当在情理之中。万历帝懒惰、昏庸，这些评价，史家多半是公认的，但是一旦死去了，他的遗体连同他的陵墓一并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应该得到尊重，他生前的罪过并不能成为掘其陵墓的理由。如何对死者的尊重，我们应该学学日本。一个历史人物的坟墓得到保护和在学术上探讨其功过并不矛盾，连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葬在安阳洹上后，民国时期其陵墓依然得到很好的保护。即使当年日本军侵略中国，杀害中国百姓无算，也掠夺了许多文物，可是他们并没有大规模地在中国大地上掘坟。前一阵子，开掘唐代乾陵甚至始皇陵的建议又被提出了，理由与时俱进，当然不是造死去的封建帝王的反，而是以发展旅游和科学研究为借口，其荒谬和不人道和掘定陵一样。幸好上面还清醒，有定陵挖掘的前车之鉴，没有贸然批准。为什么总有那么多中国人惦记着挖人家的坟墓呢？坐在定陵前，想起万历的一生，再想到力主掘陵的吴晗，更是深切感到，明朝的历史，并非尘封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