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公元626年7月2日，长安城玄武门内，秦王李世民杀死长兄太子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后成功登上帝位，成为后世著名的唐太宗。而太子李 建成则被史书记载成没有才能又荒淫无度之人，甚至连他的死也是数笔带过。李建成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也成了困扰历朝历代众多史学家的未解之谜。
一日长安事，回首千年惑。谜题一直到2012年才露出了其神秘的一角。当年8月初，西安警方从关注一个倒卖墓志铭拓片的男子开始，破获一起特大倒卖文物案件，成功追缴423件涉案文物。而引起警方注意的墓志铭拓片正是李建成的墓志铭。案件告破后，警方将墓志移交给西安博物院进行保管。
唐代高官的墓志一般多在七八十厘米，大的还有1米多。西安博物院藏品保管部部长伏海翔分析说，李建成墓志却明显较小，内容也仅仅记载死者名字、谥号、死亡时间、下葬时间和地点等信息。志文全文：大唐故息隱(注：隐为谥号)王墓誌，王諱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注：公元626年)薨於京师，粤以貞觀二年(注：公元628年)歲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於雍州長安縣之高陽原。作为太子的墓志，55个字实在太过简短了。寥寥几句只告诉世人，李建成死于武德九年六月，贞观二年正月葬于雍州长安县高阳原（如今西安市丈八沟、郭杜镇一带）。
有意思的是，墓志上的谥号“大唐故息隐王”中的“隐”字有明显的修改痕迹。古人的谥号有“美谥”、“平谥”也有“恶谥”比如周厉王、隋炀帝就是恶谥。汉文帝、汉武帝等是“美谥”。墓志作为唐代遗留下的第一手资料，虽不可能明确太宗的意图，亦不可能对事件有任何的涉及，但却流露出太宗的真实心态。关于李建成的谥号，据《唐会要》记载，“贞观二年三月，有司奏谥息王为戾，上令改谥议”。意思是说，有官员提出将建成谥号定立“戾”时，唐太宗不满意此谥号。之后“杜淹奏改为靈(灵的繁体字)”。
伏海翔说，“戾”和“灵”走了两个极端，“戾”字本意“逆，违背”，有“成者王侯败者贼”的思维定式，是有司投太宗所好的选择。但李世民继位之初，很多大臣原归属于李建成集团，包括魏征，过低评价与李建成的功绩不相符，难免会引起这些大臣的不满，不利于政权稳固。
细看墓志第一行第五个字，经打磨修改后更为“隱”字。磨损痕迹明显，打磨范围超出所刻方格之外，刻损形状为长方形，磨损处长5.3cm，宽4.4cm，厚0.12cm。据分析，修改时应该是先用利器刻损之前的一字，然后用砂石类打磨器将刻损痕迹打磨光滑后再刻字。刻损形状为长方形，为上下刻损打磨，打磨范围超出所刻方格之外，所以此字与整篇志文相比，略显凹陷。对比此字与志文字体，书丹者应出自同一人之手。另“隱”字“心”底下0.07cm处有一长0.8cm，宽0.1cm，深约0.16cm的一道线条，基本与“心”的“乚”的折勾平行，至0.8cm处与“乚”的折勾相交，总长1.2cm。从石面上看，造成此字末笔下方参差不齐，石面残留时断时续，与整块志面的光滑平整形成鲜明对比；从书法结构及笔势来看，末笔整体略显僵硬，为有意覆盖前字痕迹所致。
“靈”和“戾”字，前者方正，后者单薄，打磨刻损处理方法不同。若刻损前者，需要方正处理。刻损后者，“戾”字空隙较多，仅需将有字部分磨去，再将空隙部分简单处理，但实际刻损形制为方形，与“靈”字需刻损如出一辙。如此看来，当时太宗确实采用过“杜淹奏改为灵”的意见。
将谥号归为“隱”，太宗既没有胜利者的骄傲姿态，也没有贬低失败者的命运，更多是太宗对建成结局的怜悯。太宗的真实想法被合情合理的“隱”字完全表达，没有步入失败者必然被抹黑的必然结局，脱离了世人的惯性思维，太宗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此。同时，对当时建成和元吉旧部势力的处置，正是实施安抚的最佳时机。
历代谥号修改屡见不鲜，而建成谥号类同于朝令夕改的行径则引人深思，且耐人寻味。不论改前谥号为何，可以肯定，太宗在一番思想斗争之后，“隱”字最能表达太宗对建成死后上下权衡后的一个政治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