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49年孙维世送给任均的她与邓颖超合影。照片背面写有：亲爱的我的六姨 兰敬赠
任均，冯友兰的妻妹，孙维世的六姨，是四十年代的“延安梅兰芳”，五十年代的外交官夫人。孙维世为何被养父周恩来亲自下令批捕？批捕前的那 段时间她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在监狱里又是怎样被非人折磨？苏联期间，有妇之夫林彪又是怎样苦苦追求孙维世的？与孙维世无话不谈的同龄人、她的六姨任均，也许更有发言权。任均晚年在口述回忆录《我这九十年》（任均口述，王克明撰写）一书中，罕见披露孙维世不为人知的往事。
孙维世，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女演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兼副院长，在演艺、导演、翻译等多方面建树颇多。不幸的是在“文革”中被江青等人迫害致死，年仅47岁，实在令人惋惜。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早年战友，1927年在大革命中牺牲，当时孙维世才五岁多。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孙维世到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申请要去延安，可谁也不认识她，只有16岁的孙维世一个人站在门口哭得很伤心。后来周总理回来了，他不但认 了孙维世为干女儿，后来还一直把她带到延安，有“红色公主”之称。
孙维世是我二姐任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她父亲是孙炳文。从幼年时候第一次见面，到“文革”开始后最后一次见面，我叫过她的小名“小兰”， 也叫过她的学名“维世”——这都是她的名字，她却一直管我叫“六姨”。但是，虽然我长她一辈，却只比她大一岁，我们俩是从小一起玩儿的最要好的朋友。
维世小时候常住在外公外婆家，也就是我父母跟前。不管是在河南新蔡老家，还是在我父亲外出做事的住宅，维世都来住过。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姐姐们都大我许多。她们跟我玩儿，都是哄着我，不如跟一般大的小伙伴儿一块儿好玩儿。而且姐姐们常不在家，我觉得闷。维世生性活泼好动，她一来，我就特别高兴。两个小女孩儿，一会儿悄悄地商量这商量那，一会儿就撒了欢儿地疯跑疯玩儿。
我二姐住在北京的时候，我也随父亲住在那里。我虽然是维世兄妹的姨母，但我比维世的哥哥宁世（孙泱）、济世还小几岁。因为宁世最调皮捣蛋，自然就成了这群小孩子的头儿。于是，我、维世、济世，就都跟着宁世跑这儿跑那儿地玩儿。那时我五姐在北京上学，也住在那儿，她身体不好，喜欢安静，最受不了宁世的淘气。二姐后来告诉我，那会儿，我五姐有病时，只要一听到宁世的脚步声，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可想而知宁世有多淘了。谁也没想到，宁世后来能变得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做过朱德同志的秘书，当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一次，孩子头儿宁世带领我们偷偷溜出去，到街上买东西吃，被我父亲发现了。我父亲——维世他们的外公——生气了，厉声说：“你们在街上乱花 钱乱吃东西，一点儿规矩都没有！这还了得！都给我跪下！”于是，我这个小姨母，跟我的外甥、外甥女宁世、济世、维世一起，在屋外走廊里跪成一排。父亲骂孩子最爱说“狗东西”，我就跟外甥、外甥女们一起成为跪在那里的“狗东西”，听我父亲教训，谁也不敢动。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曾在陕西做事，带我在西安住过。姐姐们都不在，也没有别的小孩儿，我只好自己想办法玩儿。大人们都睡午觉了，我就拿根棍儿挑着个什么东西，前院后院地跑来跑去，玩儿出一身汗。但还是闷得慌，就老想维世，想让她来跟我一起玩儿。我整天跟母亲喊：“没人跟我玩儿！没人跟我玩 儿！”母亲只能笑，拿我没办法。想着想着，有一天，维世真来了。那天，我看见从门里走进来的人群中，有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的小女孩。小兰！我太高兴了——又 有人跟我玩儿了！
在西安的时候，有段时间，父亲请了位教师，来家里教我和维世读书。开始，我们还觉得新鲜，没两天，就坐不住了。我们俩不想念书，想出去玩儿，就悄悄商量逃学的办法，怎么能不让大人们找到——那时我们常悄悄商量事情。我们不懂得走出院子去，只是在前院后院找地方躲藏。找来找去，找到一处席棚，下边有个破洞，里面可能是个临时厨房。我们俩特高兴，就往那洞里钻。钻进去，俩人并排，头朝里呆着不动。听见大人使劲儿喊我们，我们就捂着嘴悄悄地笑，得意得很，这下儿谁都找不到我们了。可是没一会儿，就听见跟了我父亲一辈子的随从田兴仁喊起来：“看见了，看见了，在这儿呢！”原来，我们俩的四条小 腿、四只小脚，都在席洞子外面露着呢。田兴仁哈哈笑着，抓着我们俩的脚，把我们拽了出来。父亲的这位随从田兴仁，一直跟随父亲。我母亲在新蔡县给他娶了媳妇，我管他媳妇叫“田嫂”。田嫂叫我“六妹”。后来田兴仁死了，田嫂改嫁给我大表兄的儿子，她就改叫我“六姑”了。田兴仁把我和维世拽出来后，送到老师那儿。没办法，我俩只好坐下，接着念书。
维世的父亲孙炳文牺牲后，我和维世都在开封上了小学。我父亲那时在开封万寿街租住了一套房子。那地方走不远一拐弯，就是龙亭、潘杨湖，我们常去。我在开封省立第二小学时，维世在另一个学校，白天不在一起。但是晚上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维世从小就喜欢学艺术明星的动作，一高兴，就叫我说：“六姨，你看。”然后对着镜子摆姿势，比划来比划去的，学得可好了。两个小女孩儿，一个管另一个叫“六姨”，想来有趣。从小我就管维世叫“小兰”，可是维世只 知道我叫“六姨”，好像那就是我的名字。
我们俩学人家明星，把围巾围在肩上，在床上又唱又跳，蹦来蹦去地玩儿。每天晚上都特别开心地蹦半天才睡。一天夜里我醒来，觉得冷，发现身上没盖着被子。扭头一看，维世没了。床上只剩了我一个人，被子也没了。我就喊：“小兰，小兰，你在哪儿呢？”喊了半天没应答。我爬起来找，才发现，原来她睡在地上了。她裹着被子，从床上掉到地上，居然没摔醒，还睡得很香。长大以后，我每说起小时候这件事情，维世都哈哈大笑，说：“六姨你再给我讲讲。”
到念中学的时候，我们俩不在一地儿念书了。我还在开封，在明伦女中念初中。维世却由我三姐夫冯友兰资助，进了北京的贝满女中。我也有一段时间就读北京的志诚中学，和维世一块儿在北京。那时我三姐家有块红地毯，维世特别喜欢，一去就让我跟她一块儿，光着脚在上面跳舞。她还学着指挥唱歌，我们一起唱：“云儿飘，星儿耀耀，海早息了风潮……”维世那时看电影看得多，喜欢表演。我其实也挺喜欢文艺的，但接触多的只是戏曲。后来我又回到开封明伦女中念完初中，进了开封的一所教会学校静宜女中读高中。二姐再回开封住时，就没带维世回来了。
1935年，二姐任锐带着我和维世一起去了上海，我们俩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本来，二姐是想把我们送进学校继续读书，可是我们俩想学表演艺术，二姐就找地下党的人帮忙，带我们见了一个人，把我们俩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学习。天一公司在徐家汇，二姐带我们找到那儿，我俩的吃、住、学，就都在那公司里了。安顿好后，我们就找不到二姐了，只能等她隔些天来看我们一趟。后来才知道，她那时做着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正赶上有一个人叛变，二姐就搬家了，搬来搬去。所以，她住在哪儿，我们不知道，只能等她来找我们，不能我们去找她。
在东方话剧社，我和维世假装是姐妹俩，都化名姓李。我叫李露，维世叫李琳。那时天一公司有个吴丽珠，她的小女儿跟我要好，我送了她一个小小的铜制圆墨盒。那墨盒我有两个，是在北京定做的，上面刻着我的名字。我和维世来学习的这个班，由吴丽珠负责，一共就十几个学生。但是请来了当时的著名导演万籁天给我们上课，讲表演等。那时，不少新文艺工作者到那里去，我和维世见到好多人，有崔嵬、王莹、左明等。江青那时候叫蓝萍，也来给我们讲过课。她来时，手里拿着一摞她自己的照片，一只手托着下巴照的，送给我们每人一张，正面都有她自己的签名“蓝萍”。左明也给我和维世送了照片，上面各写着送给李露、李琳。学习期间，天一公司还组织我们观看了王莹、顾而已、叶露茜、蓝萍等演的话剧《钦差大臣》，蓝萍在里面演木匠妻子，不是主演。
大概两三个月，课程完了。因为天一公司的电影在南洋有些影响，吴丽珠就想带我们去南洋发展。但二姐不同意，我们就没去。那之后，我回了开封，继续在静宜女中上学，维世也回北京上学去了。后来，我又去北京上学，同时学点儿钢琴和京剧。维世则又去了上海，演了电影，成了初露头角的明星。
再见维世，就是在延安了。父亲送我刚到延安时，我们住在统战部招待所。二姐和维世都在马列学院。记得有人领着父亲和我去马列学院找她们，半路上，老远见到了正要来看我们的二姐和维世。我们高兴极了，拥抱在一起，一块儿回到我和父亲住的地方。当时我刚到延安，需要赶快安排。那时候投奔延安的青年，一般都先入抗日军政大学。大家接受了维世的建议，让我不进抗大，而是直接考鲁迅艺术学院。我便去了。鲁艺考试的老师是姚士晓，他让我读了一段儿丁玲的词，还读了一段《顺民》的台词，并且带表演，就录取我进了戏剧系。父亲离开延安后，我就住到鲁艺去了。
维世和我二姐当时在延安的马列学院母女同学。那段时间，一到星期天，我和二姐、维世就见面。平时，我没事儿的话，一有空儿也去她们那里。就像小时候一样，我跟维世什么都聊。她常给我说些外面不知道的事，各种各样的。她不喜欢江青，也跟我聊。那会儿在延安，江青倒是一直对她挺客气的，但她看不上江青。江青约她，她都不去。因为来延安前在上海时，她知道江青的事儿太多了，觉得那人品质不好。所以，江青后来才非要置维世于死地。再加上一个叶群。如果在苏联林彪不追维世，恐怕也没有叶群害维世的事情了。维世找对象，总是想找一个能在一起共同搞事业的，有共同语言的，不愿意找一个政治首长，让自己去依靠丈夫。在延安时，就有一个领导找我二姐，想娶维世。二姐说，孩子还小呢。维世知道了，当然也不愿意。林彪在苏联追维世追得厉害，但维世就是不愿意嫁给首长。林彪临回国时还说要等她，回来以后跟叶群结婚了，但心里没忘记维世。结果叶群吃维世的醋，吃得厉害，所以也要让维世死。
我到延安前，江青曾在鲁艺做女生生活指导员，大家都不喜欢她，后来她就到马列学院去了。那时常有人背后议论她30年代那些绯闻。我进鲁艺的 时候，已经是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做指导员了。我听二姐讲，江青在马列学院也不招人喜欢，有时大家在窑洞里聊得正高兴，江青进来了，大家就都不说话了。江青站了会儿，见没人理她，悻悻地说：“不理老子，老子走！”一转身，出去了。我觉得挺可笑的。王一达跟田方、甘学伟、张平、张承宗他们一起在鲁艺实验剧团时，剧团曾准备排练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王一达等几个人参加排练，剧团请江青来演女主角卡杰林娜。大家跟江青一块儿对了好几次词儿，江青也认真领会了剧中人物，差不多可以走舞台了。可是有一天，江青忽然说，毛主席不让她演了。女主角忽然没了，这戏就搁置了。一达他们就开玩笑地“敲竹杠”，让江青请 大家吃了顿饭。在延安时，大家都说江青脚趾头是六趾，但谁也没见过。不过她穿鞋绝不露脚指头。连她穿的草鞋，都是把鞋的前部打得满满的，再用红绳子装饰起来，不露脚指头，还挺好看。
我最早接触江青，就是跟维世一起在上海学习那次。到延安后，江青老看我们的戏。不过跟她也只是认识而已，没什么来往。她那时挺热情，有时在路上碰见，就招呼说：“任均，有时间到杨家岭来玩儿嘛！”因为平时没什么接触，心里也并不喜欢她，所以我也就没去过。
维世在马列学院也演戏，我还去看过。我到后台去找她，看见在剧中演丈夫的同志开玩笑说维世：“这哪像我老婆呀？像我女儿！”我那时虽然喜欢 演戏，但我知道我的个头、形象等等条件不是多好，不是多适合演戏。可那时没人，只要你一哼哼调子，人家就觉得你会。后来我就服从组织分配，毕业后到了鲁艺平剧团演戏。其实我哪里比得了人家科班的戏剧功夫。我只是到延安前票过一出半戏，学过点儿。以前家里有留声机，有些京剧唱片，我手摇着给留声机上弦，听过一些，唱腔都是从那里学的。在延安时，观众真给鼓掌欢迎，也就弄得自己真敢演了。可维世不一样，她不光是条件好，表演也好。到延安前她就已经演过电影了。在延安，维世演过一个戏里的大小姐，演得很好，后来大家因此不叫她的名字，叫她“大小姐”了。
1939年，是延安很艰苦的时期，缺吃少喝的。我和维世都还年轻，馋得厉害。一次我二姐生病，维世费了好大劲儿，求人搞到了一点儿大米，很少的一小杯。我们俩特别兴奋，因为那点儿大米太珍贵了。我们一起给她妈妈煮了一大碗粥。好久没见到大米了，闻到大米粥的香味，我们俩都忍不住想尝一尝，就一人尝了一小勺。尝完了，咂巴咂巴嘴，太香了，又想尝。我们就又一人一勺。然后，我们说“最后一勺”，便细细品尝，竟停不下来。一会儿，我们发现，一碗粥只剩半碗了。我们互相看看，笑了起来，赶紧给二姐端过去。
可惜，同聚在延安的时间不长，二姐和维世就都离开延安了。二姐从延安去重庆大后方工作时，我和维世一块儿去送。战争年代，每次分别，都不知道何时再见。我们流着泪送二姐上了汽车。二姐说：“别哭了，我不久就会回来的。”目送二姐远去后，维世跟我约好，下周日她去我那里再聚。
没想到，第二天维世也走了。维世走的时候我不知道，她妈妈也不知道，是偶然走的。那个周末我没出门，只等维世来聚，可是没有等到。那时也没电话什么的，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来，只以为她是有事情绊住了。又过几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她从新疆托人带来的信，非常奇怪。打开一看，才知道她已经离开延安了。
二姐离开了，维世突然间也走了，我心里空空荡荡，非常难过。我便把这封信仔细收了起来，就像珍藏友情，珍藏亲情。我自己也没想到，维世匆忙之中写的这封信，我一收就收藏了七十年：
亲爱的六姨：
连我自己也想不到，送妈妈走的第二天早上就这样匆促的离开了你，这个原订的来看你的星期日之约也不能赶到，我想你一定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我！六姨，分别了，工作是由组织的分配，去的方向住址也未定，暂时的通信恐怕不很容易，有可能的话，我一定不会忘记给你写信的。
六姨，希望你千万不要难过。送别妈妈时，我们俩的眼泪都是不该流的，我愿望你是又快乐又健康。见面并不是困难的事，我们应该努力自己的工作或学习！
还账零用后，钱还有多，这五块钱带给你用！妈妈处我已有信及电报给她，她的通信处：
“重庆，机房街70号，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你有工夫多写信给她！不尽，匆祝
努力与康健！
友梅
后来维世告诉我，那天，周恩来副主席要去苏联治疗胳膊骨折，她跟大家一起去送，临时她也想去，周说那要请示毛主席批准。维世当时就跑去请示毛主席，主席签字同意了。维世就上了飞机。飞经新疆落地时，她抓紧时间给我写了这封信，信里还夹带了五元钱。
维世的原名就叫“孙维世”，也叫过“任友梅”，在苏联时叫“孙克英”。她没叫过“孙光英”。
维世去苏联了，我在延安，一下子远隔万里，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