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珺平：如何理解杜牧批评元白诗的内在隐衷

如何理解杜牧批评元白诗的内在隐衷

——兼谈杜牧与韩愈及儒学之关系

李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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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杜牧（803-约852）批评元稹（779-831）白居易（772-846）诗，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文学理论史的一桩公案。

在《唐故平庐军节度巡官陕西李府君墓志铭》（开成2年[837]，以下简称《李府君墓志铭》）中，杜牧云：“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②]对元白之愤怒及厌恶已臻极端，竟恨不得“用法以治之”。李府君即李勘（？-837），杜牧好友。由于这段话以李戡名义道出，故有人说不能代表杜牧，或者说，是杜牧借李戡之口抒己之不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樊川文集”条谓：“此论乃戡之说，非牧之说，或牧曾有是语，及为戡志墓，乃借以发之。”缪钺延伸说：“此段议论当是李戡之言，但杜牧既载于志中，盖亦赞同其说。”[③]我同意“借李戡之口抒己之不满”之说，但补充如下。

在我看来，杜牧对元白诗虽不至像李戡那样恨得牙痒，但不满肯定是有的。这是因为，（1）为人写墓志铭材料允许取舍。如果杜牧不同意李戡言论尽可以舍弃，不必强载其中。（2）从语气看，杜牧非常钦佩李戡。他说在沈传师（769-827）幕府时辄以未能面见李戡为遗憾，在洛阳任监察御史始见面就成了知交且“旦夕往来”。（3）从选材看，杜牧钦佩李戡是由于有儒生气儿。在杜牧看来，李戡能辩明郑玄（127-200）孔颖达（574-648）注疏得失，不满官吏直呼自己姓名而放弃礼部考试，居丧期间不食肉饮酒，不接受河阳节度使萧洪（生卒不详）之聘等，都值得赞赏。（4）杜牧与李戡交接，我认为，还有门第出身等原因。从墓志铭可知，李戡妻是弘农杨氏之女。弘农（今陕西渭南）杨氏非同一般，西汉杨敞（？-前74，丞相）东汉杨震（59-124，东汉太尉）以来，一直是关陇望族，属于唐统治者李武韦杨集团的杨氏。能与弘农杨氏结亲，非望族不可。由此推知，李戡父辈虽在江西做官但其祖先肯定是陇西李氏。杜牧是京兆杜氏，虽不如李武韦杨身份那样显赫，但亦为关陇望族。因此，世家子弟惺惺相惜之情也是杜李结交的原因之一。杜牧由钦佩李戡而服膺其对元白诗的评论，当为不假。还有就是，杜牧要借李戡之口传达自己看法。（5）但必须说明的是，白居易妻子也是弘农杨氏，白氏也属关陇望族[④]，此与李戡杜牧同。但杜牧毫不留情痛批元白诗，可见除门第出身等外，还有其他隐情。

二

杜牧批评元白诗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在晚唐以后引发了很多议论。

经笔者梳理，大致可归为7类。（1）唐人皮日休（约834至839-约902）认为，杜牧贬元白诗是为张祜（约782-852）抱不平。其《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云，白居易推崇“朴略椎鲁”的徐凝（生卒不详，约813左右在世）诗，而不喜欢青年时代“词曲艳发”的张祜诗。令狐楚（766或768-837）亦曾荐张祜诗给元稹，又遭拒绝。张祜是杜牧好友，故杜牧“为祜恨白”[⑤]。（2）认为杜牧乌鸦笑猪黑，自己风情不浅却指责元白诗淫言媟语，此以宋明清人为代表。宋人叶梦得（1077-1148）《避暑诗话》（卷下）云“观牧诗纤艳淫媟，乃正其所言而自不知也”[⑥]，宋人刘克庄（1187-1269）《后村诗话》（后集卷2）云“牧风情不浅……未知去元白几何？以燕伐燕，元白岂肯心服”[⑦]，明人杨慎（1488-1559）《升庵诗话》（卷9）云“牧之诗淫媟者与元白等耳，岂所谓睫在眼前犹不见乎”[⑧]，清人朱鹤龄（1606-1683）《愚庵小集》（卷8）云“牧之所自作，语多绝艳，所谓劝淫导媟者，毋乃躬自蹈之欤”[⑨]，皆属此类。（3）赞美白居易批评杜牧。如清人贺贻孙（约1637左右在世）《诗筏》云：“考乐天所行，不愧端雅，其诗亦未见淫媟……（牧）风流罪过，己尚不免，独奈何以此责乐天也。”[⑩]（4）认为杜牧是挟嫌报复。如清人袁枚（1716-1797）《随园诗话》（卷1）云：“牧祖佑年老不致仕，香山有诗讥之，故牧借飞（李戡）语以诋之耳。”[11 ]（5）认为是文人相轻之语。如刘熙载（1813-1881）《艺概》（卷1）云：“此文人相轻之言，未免失实。”[12]（6）赞美杜牧批评元白。如王夫之《姜斋诗话》（卷2）云：“迨元白起，而后将身化作妖冶女子，备述衾裯中丑态。杜牧之恶其蛊人心，败风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13]（7）认为元白陈述民生疾苦弹劾时政腐败的乐府体讽喻诗当时并未广泛流传，而流连杯酒光景间小碎篇章及艳体诗却流传甚广，这导致了李戡和杜牧的愤怒。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云：“当时最为流行之元白诗，除‘千言或五百律诗’外，唯此杯酒光景间小碎篇章之元和体诗耳……尤足证杜牧李戡之所以痛诋，要非无故。”[14]

如上议论有的同等看待杜牧与元白，有的美杜牧而抑元白，有的美元白而抑杜牧，有的还分析了原因。应该说，它们纷纭多样但各有道理。然而，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缺陷。这就是，都未能从杜牧兵家思想兵家观念角度，从杜牧与韩愈及儒学关系角度等，查找其批评元白诗的深层动机。

三

阅读新旧《唐书》杜牧元稹白居易本传并参照《樊川集》《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等可发现，杜牧李戡与元稹白居易有许多共同点。例如，在出身上，杜牧李戡与白居易都属关陇望族，都属牛党集团[15]。在政治上，杜牧与元白都反感宦官反对方镇支持儒家文官组成的大一统皇权主义政府，也反对皇帝宠幸女色而要求亲近并依恃儒家文官系统办事。在生活上，杜牧与白居易等皆好道亦好美色[16]。在创作上，杜牧与元白等都喜欢写以男女情事为题材的诗……有这么多相同点，按说他们应该成为知己或最起码也不应厌恶才是。然而，厌恶发生了。为什么？我认为，其间必有人所不知或人所难言的隐情，必有难以相容的缘由。是什么？我认为，这应从杜牧兵家思想兵家观念及后来认识发生变化的轨迹中去寻找，从杜牧33岁与李戡结交之后对韩愈和儒学的着迷之中去寻找。

兵家思想兵家观念是杜牧幼年以来就有的。从杜牧《孙子注序》可知，20岁以前他一直沉浸在兵学观念兵家思想之中。这与表现男女情事的纤艳淫媟诗作，多少是不相容的。从前者眼光看，后者不但不能经世致用相反会妨碍经世致用。但大原则不相容当时似乎并未影响涉世不深的青年杜牧，因为他在宣州幕府淮南幕府期间照样写出了被刘克庄称为“风情不浅”的《杜秋娘诗》（大和7年，833）、《张好好诗》（大和9年，835）等。但变化发生在33岁（大和9年，835）这一年。从《李府君墓志铭》可知，这一年杜牧与李戡相识了并“旦夕往来”了。随着李戡走进杜牧的生活，后者精神上发生了一个变化。这就是，由不太关注韩愈和儒学转向成为了韩愈和儒学的粉丝。

这是杜牧研究中一个至今尚未得到揭示的问题，以下稍稍展开。

四

李戡对杜牧的影响，与其言行及所倡导的儒学相关。

从《李府君墓志铭》可知，李戡是一个立身谨慎极重名誉的儒生。李戡欲登进士第，但学问来源和看家本领却不是诗词歌赋而是儒经。从杜牧该墓志所云“年三十，尽明《六经》书，解决微隐，苏融雪释，郑玄至于孔颖达辈凡所为疏注，皆能短长其得失”可知，李戡的儒经学得很好。从“每有小功丧，讫制不食肉饮酒，语言行止，皆有法度”可知，李戡对儒礼也严格遵守。这些均与幼年以来喜欢兵书喜欢诗词歌赋性格风流倜傥的杜牧完全不同。

古文运动后，由于韩门弟子李翱（774-836）张籍（约767-约830）皇甫湜（777-835）樊宗师（？-824或824）贾岛（779-843）等相互应和，几乎形成了儒学复兴的一个小气候。韩愈古文运动有两个特点，一是在道统上推崇孟轲，二是在文统上推崇西汉两司马（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等[17]。在《李府君墓志铭》中，杜牧未讲李戡推崇韩愈之事迹，但从其“所著文数百篇，外于仁义，一不关笔”可知，李戡的著作与儒学密切相关。或者说，它们全都是讲政治讲道德的载儒家之道明儒家之礼的作品，与孟轲两司马刘扬相关而与诗词歌赋无涉，与男女情事无涉。由此可知，李戡放弃礼部考试事出有因。从五代人王定保《唐摭言》（卷2）“词华解最推利市……无不捷”[18]可知，唐进士试重视的是诗词歌赋而不是像明经科那样重视的是对儒经的死记硬背。若不能考取，对极重名誉的李戡来说，可能是更大的羞辱更大的打击，所以及时退出是明智的。

五

与李戡交接前后，杜牧思想上发生了一个变化。

此前，杜牧喜欢兵家对儒家却颇有微词认为儒生不知羞耻而儒经（《礼》）是“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亦“不足为教”[19]。此后，杜牧依然信守兵家但对儒学对韩愈孟轲对两司马刘扬等开始感兴趣起来。他开始批评元白诗，也开始检讨自己此前的言行及作品。

韩愈死时杜牧22岁，但奇怪的是，两人无任何交往。缪钺云：“两家集中均不见有往还之迹。”[20]我认为，这是相当蹊跷的。以李贺为例。李商隐（约812或813-约858）《李贺小传》云“（贺）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21]，可见是韩愈最先发现了李贺这位少年才子和文学新星的。“最先”是什么时候？据《新唐书》（卷203）“李贺传”云，是7岁[22]。有人说不可能，因为当时韩愈文名未显，有道理。但从韩愈《讳辨》（元和6年，811）[23]可知，此时韩愈已44岁而李贺22岁，双方已然交往情深，显非初识。从杜牧自己《李贺集序》“元和中韩吏部亦颇道其歌诗”亦可知，青年李贺早被韩愈赏识。但为什么杜牧就没有被韩愈发现呢？要知道，杜牧26岁中进士，此前数年，按惯例正是他应该以行卷形式结交文坛领袖的时间，可为什么竟与韩愈无缘？这是其一。其二，与李贺不同，杜牧故里（即祖父杜佑[735-812]庄园长安城南的朱坡）与韩愈长安城南庄园（即韩符庄[24]）距离非常近（约2公里），亦是杜牧来往京城的必经之地。从张籍《祭退之》《同韩侍御南溪夜赏》、贾岛《携新文诣张籍韩愈途中成》《皇子陂上韩吏部》《卧疾走笔酬韩愈书问》《和韩吏部泛南溪》、姚合《和前吏部韩侍郎夜泛南溪》及韩愈本人许多诗如《南溪始泛三首》《城南》《游城南十六首》等看，晚年韩愈就居于此，而且经常在此招待宾朋，遨游潏河及南溪等，相当热闹。长庆4年（824）韩愈亦殁于此，张籍等人的吊唁活动亦在此进行。这么近的距离，这么闻名的文坛领袖，难道22岁前的杜牧竟可以充耳不闻？这就更蹊跷了。

六

为什么双方没有交往？在我看来，应该分析一下原因。

首先，韩愈不知有杜牧存在。我认为，这不可能！杜牧是前朝宰相杜佑之孙且早有诗名文名，韩愈不可能不知道。杜佑致仕那一年，正好是韩愈为李贺写《讳辨》的第2年（元和7年，812）。后2年（元和9年，814），杜佑另一个孙子杜悰（794-873，杜牧堂兄）娶宪宗女儿岐阳公主为妻，此时韩愈在朝为考功郎中知制诰不可能不知道。其次，杜牧不知道有韩愈存在。我认为，这更不可能！韩愈死前曾任吏部侍郎、京兆尹、兵部侍郎等职，是中央级大员，又有那么大文名，杜牧不可能不了解。从《李贺集序》可知，杜牧不但知道韩愈有文名，而且还借韩愈文名来提高李贺诗的声望。再次，由于朋党隔阂，双方敬而远之，假装不知道。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河东人裴度（765-839）于韩愈有知遇之恩，而裴度在方镇问题上于宪宗朝曾与李德裕（787-849）之父李吉甫（758-814）意见一致，被视为李党元老。京兆杜氏属于李宗闵（787-843）牛僧儒（780-848）关陇派系[25]。我认为，这可能是杜牧韩愈互不交往的原因之一。但杜牧任黄州刺史池州刺史睦州刺史后曾多次向李德裕上书，这说明，作为兵家的杜牧是能够抛开朋党之见的，也说明，除朋党因素外杜韩互不交往还有其他原因。复次，什么原因呢？我推测，就是杜牧从小喜欢诗词歌赋、喜欢兵书，却对儒生和儒学抱有成见有关。杜牧《献诗启》云：“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26]意思是，自己的兴趣和志向在诗上。杜牧《上李中丞》又云：“某家世业儒门，自高，曾至于某身，家风不坠。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颛固，不能通经。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意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或因时事召置堂下，坐之与语……必期不辱恩奖。”^[27]“自高”就是自豪。家庭以“世业儒门”自豪但杜牧自己却不好儒学，故“不能通经”。“不能通经”是谦虚，也是表白。意思是，自己宁愿做兼通9流10家的兵家大吏，也不愿做寻章摘句的儒学雕虫。这说明，相对于诗及财赋兵甲之事来说，青年杜牧当时是不喜欢儒学的。在杜牧心目中，韩愈属李党前期人物，开口闭口乃儒家那一套，是陌路人，而不是自己所推重的同路人。我认为，这应该是杜韩未能交往的最具可能性的原因。

七

从年谱看，与李戡结交前杜牧作品基本上与韩愈无涉。《阿房宫赋》是杜牧23岁所作，从兵家角度探讨了六国和秦失败之原因。《李贺集序》是杜牧29岁应沈传师（769-827）之弟沈述师（沈子明，生卒不详）所托而写，只提韩愈欣赏李贺而未提其他。文中连用9个美学概念（态、情、和、格、勇、古、色、恨怨悲愁、虚荒诞幻[28]）来说明李贺诗的特点，认为属于屈骚传统，“理虽不及，辞或过之”[29]。但这些美学概念及屈骚传统和辞理判断等，无一与韩愈相关。大和8年（834）杜牧与李戡结交前1年作《上知己文章启》给沈传师看，言及此前自己7篇诗文如《燕将录》《罪言》《原十六卫》《与刘司徒书》《送薛处士序》《阿房宫赋》《望故园赋》等的创作动机，仍无一与韩愈相关。即使在与李戡初结交的大和9年（835），如前所云，33岁的杜牧仍被创作惯性所支配写出了以女性为题材的《张好好诗》等。

从年谱看，杜牧作品有推崇韩愈字句的，最早见于40岁（会昌2年，842）任黄州刺史时所写的《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诗》。中有“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30]等。这里，杜牧已将儒经与史书并举，已将班马已与屈宋并举，已将韩愈与李白（701-762）杜甫（712-770）柳宗元（773-819）等并举。班马的“马”（司马迁），韩柳的“韩”（愈），都与古文运动及韩愈本人相关。此外，杜牧还有一些无法标明年月的作品如《读韩杜集》等，也推崇韩愈。在我看来，它亦为与李戡结交后所作。因为，中有“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31]之句。由诗可知，《韩集》是在“愁”时读的，而不是在其他时候。从杜牧自述可知，他与李戡结交前基本无“愁”可抒。他一直在沈传师牛僧儒（779-847）幕府供职，或在京城膳部比部史馆御史台等供职，既非方镇军政大员亦非朝廷军政大佬。除日常事务外，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或宴会、或狎妓、或赋诗作文的优游岁月之中。

八

是李戡造成了杜牧对儒学的重新发现，造成了杜牧对韩愈的着迷，造成了对此前自己的否定。这在中年以后的杜牧作品中有许多印记。在《李府君墓志铭》中，35岁的杜牧开始了从李戡禁欲主义儒学观出发来否定元白诗价值的活动。杜牧试图把女性题材斥为艳诗，并一棒子打死（“用法以治之”）。这相当激烈也相当极端！因为，与女性相关的诗并非全都是“纤艳不逞”“淫言媟语”。王夫之是回护杜牧的，但也承认“艳诗有述欢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废。”[32]《三百篇》，即《诗经》。在王夫之看来，《诗经》都有男女之情，为什么要否定呢？但杜牧为什么这么做？我认为，这意味着，杜牧想否定此前的自己。据晚唐人范摅（僖宗时人，约877左右在世）《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云，被李戡影响后，年轻气盛的杜牧甚至极端到要在“辇下”[33]（朝廷或皇帝车骑之下）与白居易争高下，并让皇帝来判断是非。

它只是一个开头，此后杜牧认识发生变化和自我否定的情况越来越多。在《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诗》（会昌2年，842）中，40岁的杜牧改变了此前对韩愈的疏离态度，反而把他放在了差不多与屈原、宋玉、李白、杜甫、柳宗元等同等的地位。也是在这一年所写的《上池州李使君书》（会昌2年，842）中，杜牧改变了此前瞧不起儒生鄙薄儒经的态度，爱屋及乌，开始赞美郑玄。杜牧说：“今之言者必曰，使圣人微旨不传乃郑玄辈为注解之罪。仆观其所解释明白完具，虽圣人复生必挈置数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玄辈解释不足为师，要得圣人复生如周公夫子亲授微旨然后为学。是则圣人不生，终不为学。假使圣人复生，即亦随而猾之矣。此则不学之徒好出大言，欺乱常人耳。”[34]在《书处州韩吏部孔子庙碑阴》（约会昌6年，846）中，44岁的杜牧改变了此前批孟轲美荀卿的看法，而盛赞孟轲为“称夫子之德，莫如孟子”[35]，盛赞韩愈是“称夫子之尊，莫如韩吏部”[36]。在《答庄充书》中，晚岁杜牧更夸赞两司马刘扬说“自今观之，声势光明，孰若马迁相如贾谊刘向扬雄之徒”[37]，又为扬雄抱不平说“故亲见扬子云著书，欲取覆酱瓶，雄当其时，亦未尝自有夸目”[38]。

与此同时，杜牧诗的内容也有了明显变化。继大中元年（847）杜牧以《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夸赞李德裕并委婉呼应韩愈“攘斥佛老”之说以后，大中2年（848），46岁的杜牧又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来赞美李德裕协助武宗灭佛的行为。杜牧《遣怀》所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等，则是对自己青年时代好冶游、好美色的忏悔，也是谴责元白诗观点的延续。从杜牧《献诗启》可知，他还焚烧了自己此前的许多诗篇。此启所献对象不明，写作时间不明，但我推测，它应该是杜牧35岁以后所写。因为，在与李戡结交之前的生活中，找不到杜牧为何一定要焚诗的任何一个微小动机。只有在着迷韩愈及儒学后，在批评元白诗后，杜牧才会有比较，有冲动。在此启中，杜牧向所献对象陈述自己的焚诗标准，是“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39]。换言之，杜牧把不符合这一标准的诗篇全部焚毁，只留下了所献的150首。缪钺云：“当杜牧之时，元稹白居易之元和体与李贺瑰奇幽艳之作在诗坛均颇有影响。杜牧所谓‘奇丽’盖指李贺之诗风，而所谓‘习俗’盖指元白风靡一时之元和体。杜牧不受此两派之影响摆脱时尚自创风格，故曰‘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也。”[40]此云杜牧动机是“摆脱时尚自创风格”，不一定对，但把杜牧焚诗与厌恶“元和体”联系起来讨论，却独具只眼。我认为，杜牧此启大概是用“奇丽”和“今”指代今体的李贺诗，而用“习俗”和“古”指代乐府体的元白诗，而用“不今不古”来指代自己经过焚烧所留下的这150首诗。这样理解，就顺妥多了。

九

杜牧由于李戡影响及着迷韩愈所导致的儒家习气的侵袭，也由于想做兵家大吏的愿望久久不能实现，晚年其兵家雄豪气象逐渐减退，而慢慢变得平庸小气起来。这在大中3年（849）4年（850）所写的《上宰相求湖州三启》和《上宰相求杭州启》中，有较多流露。杜牧以病弟（杜顗）孀妹（李杜氏）为由反复向宰相（白敏中等）求情，宁留在湖州（或杭州）做刺史，也不愿回长安做京官。他说自己年龄不大但身体已严重亏损“今未五十，而有七八十人将谢之侯”[41]，又说自己的处境如同“坠于绝壑而衣挂於树杪，覆在鼎中下有热火而水将沸”[42]一样，读来让人心酸。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也都可以理解，但与他此前的《罪言》、《原十六卫》、《孙子注》等居高临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兵家气象相比，毕竟逊色不少。杜牧青年时代好冶游、好美色，中年以后身体不好等可能都是实情，但生活并未困顿到如此程度。从外甥裴延翰（生卒不详）《樊川文集序》可知，大中5年（851）秋杜牧被拜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回长安后，曾用湖州刺史俸钱在祖父杜佑城南庄园朱坡之旁“创治”了自己别墅[43]。这说明，杜牧生活困顿不是实情。实情是，做刺史收入高可赚取较多金钱以创治别墅，并可为自己以后的致仕养老打基础。不管从古还是从今天眼光看，杜牧的做法和打算都无可厚非！然而，这毕竟与此前鸟瞰神州吞吐大荒的兵家气概有了很大差别。

无可讳言，杜牧上述变化之轨迹全都发生在与李戡结交之后。所以在我看来，与李戡结交确实是杜牧生活中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不从这里出发，将永远无法理解杜牧作品为什么前后矛盾，甚至无法发现这种矛盾，无法理解中年以后杜牧的心路历程，甚至无法发现这种历程，无法理解杜牧与韩愈精神上前疏后密关系，甚至无法发现这种关系，无法理解杜牧对儒生儒学前倨后恭的态度，甚至无法发现这种态度，等等。

十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1）杜牧着迷韩愈，不是本原性的而是后发性的，所以，韩愈不是杜牧的最高典范，更不是唯一典范。在杜牧诗文中，凡出现韩愈的地方均有“李杜”或“屈宋”或柳宗元等其他人出现。这说明，后者可能才是杜牧心目中不可须臾离开的更高范本。（2）被儒家习气浸染后，杜牧的兵家思想兵家观念有所消减但并未泯灭，只要有机会照样会滔滔汩汩不择地涌出。在杜牧做刺史后写给执政者或好友的书信中，这种思想这种观念也经常流露。（3）杜牧受李戡影响开始赞美儒学，也有明显痕迹。从《年谱》可知，A，开成2年（837）35岁的杜牧在为李戡撰写墓志铭赞美儒学之后，开成4年（839）37岁杜牧又为一位“好大言”[44]的儒生卢霈（生卒不详）撰写了墓志。杜牧夸赞卢霈爱读《孝经》、《论语》且“布褐不袜，捽草为茹”[45]，又通过儒者黄建（生卒不详）之口夸赞儒学能给人带来富贵荣华，云“但能为先王儒学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显荣富贵，流及子孙，至老不见战争杀戮……”[46]。注意，卢霈、黄建等与李戡身份差不多，新旧《唐书》无传，唐人诗文集又找不到他们与名人的任何酬唱之作，可见都是杜牧个人推崇的人物罢了。还有，黄建视儒学为富贵荣华敲门砖的看法，多少也能代表杜牧看法。杜牧《上宰相求湖州三启》和《上宰相求杭州启》有赚钱营别墅并养老之言，当与此有关。B，会昌2年（842）杜牧40岁了才有机会当上“治人”的黄州刺史，在写给武宗的《谢表》中，杜牧竟然暂把兵家大吏志向抛在一边，把依法治国志向抛在一边，却打算做东汉光武帝与明帝儒学时代以“忠恕”移俗的循吏。为此，杜牧罔顾事实，说唐立国以来“专用仁恕，每后刑罚”[47]。又说，自己将以仁恕治州，多搞祥瑞活动，多写赞美诗。“臣于此为吏长人，敢不遵行国风，彰扬至化。小大之狱，必以情恕；孤独鳏寡，必躬问抚……蒸其和风，感其欢心，庶为瑞为祥，为歌为咏，以裨盛业，流乎无穷。”[48]这是比较荒唐的。从《祭城隍神祈雨文第二文》[49]可知，杜牧在黄州期间，事实上并未实行儒家的仁恕之道而遵行的是法治之道。杜牧废除了里胥侵窃老百姓、乡正村长与豪户合作掠夺老百姓、并以茧丝税谷租赋坑害老百姓等弊事。在这一过程中，杜牧采用的完全是“笞而出之”的法治手段。

[16]从南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乐天侍儿”“白公感石”“不能忘情吟”等依白居易原诗自注考证，白居易至少有樊素、小蛮等7名以上的“臧获”（女奴，歌舞妓）。

[24]韩符庄，是韩愈的庄园。韩符，从张籍诗《祭退之》“子符奉其言，甚于亲使令”（《韩愈资料彚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可知，是韩愈的儿子。韩愈死时，韩符在身边守护并与张籍李翱皇甫湜等一起料理了后事。韩愈死后，庄园用韩符命名。北宋张礼《游城南记》（西安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云：“清明渠……穿杜牧之九曲池，循坡而西。经牛头寺，下穿韩符庄，西过韦曲，至渠北村，西流入京城。”可知，韩符庄在今皇子陂旁韦曲与双竹村之间。此庄民国犹存，1949年被解放军通讯部队做军营后，仅有的几户人家迁走。笔者是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办西寨村人。西寨村与皇子陂（1公里）韩符庄（0.5公里）及朱坡（2.5公里）很近。

[25]李珺平：《如何看待晚唐朋党斗争》《大学生GE阅读》第8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152页。

[44]卢霈与李戡一样未能考取进士，但他经常对“进士知名者”大言：“丈夫一日得志，天子召座于前，以笏画地，取山东一百二十城，唯我知其甚易耳。”（《樊川集校注》第712页）山东，指安史之乱后安史降将及后裔盘踞的河朔淄青地区方镇。把平伏河朔淄青看成易事，就是大言。要知道，宪宗时代裴度李愬倾全国之兵全国府库钱粮并费时数年也才收复了淮西一个方镇（李珺平《如何看待晚唐方镇坐大及与中央博弈问题》《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138-152页）。这个闭门读《孝经》《论语》以不穿袜子铺稻草为席为荣的卢霈，有此能耐吗？

此文原载于《嘉应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若引用，请读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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