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天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日子。我忽然想起了我国高等院校文革期间的一段奇特的历史，即那一段时间入校学习的工农兵学员的经历。虽然我未能成为其中一员，可也听到和见到过一些那时大学的情况。这是清华和所有著名大学如今都宁愿忘掉的一页，在校史中肯定会“宜粗不宜精”地略过。但我觉得回顾一下这些学员们当年的酸甜苦辣还是挺有意义的。因为许多工农兵学员都来自知青，他们的经历，也应该算是知青史的一部分。
1971年春天，我正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4团18连，听说连里的一个哈尔滨知青被推荐上大学。当时并未在意。父亲在文革中因为严重的历史问题被“揪出来”，这等好事是注定与我无关的。后来听说是上了清华，心中不由得产生一丝涟漪——那是我中学时代向往的学业殿堂啊。
1972年我调到学校，随后到天津教师进修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这一年兵团的大学招生的工作大概是在我在天津时进行的，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1973年的大学招生我正躬逢其盛。这一年进行了比较正规的推荐和考试。我当时在团部学校当教师，正在拼命地自学数学，那几十个招生院校中，广州中山大学计算数学专业强烈地吸引着我。可惜名额有限，我们学校推荐的是上海知青王××。他是老高三的，比我高一年，却比我还小一岁，又在学校教了几年初中数学，各方面条件当然比我更合适。他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和审查，被华东师大数学系录取。我们这帮知青都很为他高兴。记得大家还诌了几句歪诗祝贺呢。
不料这一年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弄得考试成绩好的人都有些紧张。我们一起议论，王××说：张铁生哪里是反对考试，明明是眼看考不上急眼了才写了那些话。我则对他说，人家是搞政治的，你上大学要钻研业务，可不能学他。没想到这番议论被人听到，后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写大字报揭发。幸亏王××已经上学走人了。
那时的工农兵学员，可是名副其实的时代骄子，不仅回到了大城市上大学，还是代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占领上层建筑”的先进分子。我对这些伟大意义缺乏认识，在欢送会上居然当众说：虽然王××上了大学，我们走的仍然是同一条学习之路。我会在北大荒坚持自学，或许能和他比一比呢。就这样，王××带着我们的祝福高高兴兴地走了。中山大学计算数学专业的那个名额据说没有人报名，白白浪费了。
为了不自量力地和王×ד比一比”，我调整了自己的学习内容。原本已经学了一遍《高等数学》，用的是樊映川的书和二姐以前的大学讲义，以及矿业学院的习题集，都是工科教材。我想这些一定无法和华东师大的理科数学专业相比，于是找出在天津旧书店买的苏联人辛钦的书和菲赫金哥尔兹的书，以及吉米多维奇习题集，又把数学分析部分重新学了一遍，大约用了一年时间。一直很想和王××交流一下，奇怪的是他的来信从不提及学习方面。
理科教材的深度让我多少有些沮丧，特别是吉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习题集》，有很多题目都做不出来,也无处求教交流。文革前就听二姐讲过，他们班有同学能将这个习题集的全部题目都解出来，连教师都非常佩服。看来我不但不能像华罗庚那样全靠自学成才，就连文革前的优秀大学生也远远不如，如果没有正规学习机会只凭着兴趣自学，很难进入数学之门。
1974年大学招生的年龄限制是1948年7月1日之后，我的生日恰好在8月，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这一年团部学校的几十名知青只推荐了我一人。但在团里过最后一关时，这一年完全不考试了，全凭政审，我还是没能通过。原因据说是体检不合格。可我去问卫生队王队长，他却坚决否认。
其实真正的原因团长曾经暗示过我。大学招生之前的几天二姐到边疆来看我，从虎林县到团部的路程是搭的赵团长的车。路上团长问她：你父亲的问题到底解决没有？二姐回答：两年前就解决了，我现在在军工学院当教师，还经常带学生到海军基地实习呢。可惜我和二姐都没有及时理解团长的提醒。
赵团长显然了解我的档案。我却根本不知道，我的档案中有几寸厚的关于父亲“特嫌”的资料。那是在1968年初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父亲一个解放前的同事在唐山挨斗时受刑不过，胡乱供出解放前夕北平地下党有一个20多人的特务大队，我父亲被说成是队长。虽然揭发者很快翻供，父亲单位仍然进行了长期外调，最终证明子虚乌有。可是揭发材料和大量外调材料却进了我的档案袋。这件事我一直到1977年才知道。可以想象，当年招生人员看到我这一堆吓人的档案材料，哪一个敢招我入学？
这次挫折并没有让我特别难过，原因是招生的学校远不如前一年。与数学有关的专业只有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而我对当中学老师的前途毫无兴趣。但是我白白浪费了一个推荐名额，实在愧对学校几十名知青同事啊。
档案这个东西真是很有意思，你永远不知道到那个袋子里装的什么，它却在关键时刻决定着你的命运。这方面我还算不上很倒霉的。
团部学校有一个姓王的物理教师，我们都叫他“oldWang”。他是1957年天津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反右时因为“思想落后”，和右派分子一起被多次批判，写了大量检查交待。直到反右结束他才知道其实自己并没有被定为右派分子，可是写的一份份检讨“右派言论”的材料却全都装入了档案。毕业时没有单位敢要他，最终到了北大荒。更倒霉的是1977年后右派分子纷纷平反，大多回到原来的城市和单位。我们的oldWang却因当年没有戴上右派帽子而没有政策可落实，既回不了老家北京，也回不了毕业的天津大学。这让他连连喊冤，觉得比20年前还委屈。
这一年秋天的一天中午，我刚从食堂出来，就看到远处上海知青张伟民举着一张纸使劲摇晃，冲我高喊：“老马上大学啦！”原来是北京知青老马来信，他在河南上了郑州大学。老马和我中学同校，68年一同到农场，和我们团部学校的几个年轻人相处得非常好，他也是我们几个知青中最喜爱文学、颇有文学素养的人。几个月前因为“母命难违”，离开兵团去了哥哥工作的河南农村插队，谁想到已经27岁的他居然从那里上了大学。我们禁不住欢呼起来，这可真是“范进中举”了！惊喜过后再细读来信，原来上的是物理系，这让大家的喜悦大打了折扣。后来我一直想，如果他当年能上文学系，这一代人会少一个平庸的工程师，却很可能多出一个有出息的知青作家呢。
在上海上学的王××终于来信说了一句学习情况，还寄来了一套工农兵学员使用的《高等数学》教材（上下册），封面注明是理科专用教材。我翻了一下，大部分都是数学如何联系工业生产实践的内容。纯数学内容很少暂且不说，几乎完全没有定义、定理体系，更没有任何推理证明过程。这也叫理科数学教材？连文革前的中专都不如！
王××知道我根本用不着这套书，寄给我只是让我了解一下他在学些什么东西。我这才明白他以前为什么总是不愿和我谈论学习。华东师大在上海在全国都是一流大学。他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却只能学这么浅薄的东西，怎么会有心情和别人交流？我估计他是出于谨慎不敢在信中发牢骚，所以只是寄来一套书，一切尽在不言中。
从此大学梦在我心中彻底破灭了。年龄上我已经超限，那里学的东西又如此浅薄，还有什么吸引力？只是不知道，清华北大这样的名牌大学是否也这样？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学校，总有地方在培养真正的科技人才吧？
1975年夏季我“困退”回京，进入一家工厂当工人。进厂没几天，就遇到一件让我吃惊的事：厂里推荐一名青年工人上清华，领导指定了我们车间的小曹。没想到小曹竟不肯去，说是再晚一年，他就可以带工资上学了。就为这一点儿蝇头小利，他居然放弃上清华的机会！于是名额让给了另一车间的小边。这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显然把小边砸晕了，他激动得满脸通红连话都说不利落了，清醒过来后赶紧办理各种手续，生怕小曹反悔。
小曹的短视多少让我有些鄙夷。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担心自己读不下来。他是69届初中生，文革前刚刚读完小学就荒废了学业，一点儿也没有接触过中学的数理化。现在去上清华，怎能不心虚？他的父辈是本厂老工人，在这里他有背景、有技术、有前途。如果到了大学成了后进生，又是何苦？小边是干部子弟，眼界自然不同，刚刚进厂一年就上了清华，简直是鲤鱼跳过了龙门！
工人的打算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你能说小曹的选择不对吗？但是后来发现他的顾虑有些多余。因为据小边以后回厂讲，一入学就赶上了轰轰烈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来又参加了电影《反击》的排演，根本没上几天文化课。小曹听了这些是否后悔，我就不知道了。
进工厂后，我最大的感触就成了工人阶级一分子，不再是知青，没有人对你“再教育”了。只是因为不当教师了，再读数学就没有了动力和环境，兴趣也大不如前了。
那一年的夏季，忘了是在那里，我见到了中学同学赵××。我是68年去的黑龙江，他69年到山西插队。老同学多年未见，自然很亲切。赵同学得意地告诉我，他现在是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虽然他学的机械专业对我毫无吸引力，但能到大学学习，而且是上清华，那是多么让人羡慕啊！
赵同学讲，前两年清华大学到山西招生，他有幸被推荐。面试的题目是：1/2＋1/2＝？，多年没有接触过数学的赵随口回答：2/2。见老师一愣，他赶紧补充：就是1呀。
据赵同学讲，当时对每个考生都是提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的答案是2/4。这仍然算是孺子可教，总还是知道1加1等于2，2加2等于4。于是老师耐心启发：先给你半个馒头，然后再给你半个馒头，一共给了你几个馒头？答案当然谁都知道。那么就请再想一想，1/2加1/2是不是和这一样啊？
如果你此时能答对，就算合格，可以进清华了。反正入学后也要从小学的分数运算开始补课。
同学的一番话让我愣了好半天。这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相声笑话，而是堂堂的清华大学在招收即将跨入高等学府的学子！就这种水平，还不如我在兵团时教的最差的学生呢！令我无比钦佩是这帮清华教师，居然想得出这如此精妙的比喻。如果不能载入《清华百年校史》，那真是编篡者有眼无珠了。
其实反过来想想，这帮老师也不容易。既不敢拿旧的一套把“工农兵”全考下去，又明明知道这种程度如何上得大学？见到67届高中的赵同学，自然是喜出望外了。我的同学苦笑着说，毫无疑问，他在这批人中可算出类拔萃的。
老同学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他热情地邀我到宿舍，看看他的校园生活，还打来一顿午饭,边吃边聊。桌子上放着的一篇英语短文，内容只有半页纸，我顺手拿来看了看。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接触外语，不少单词生疏，但内容和语法很简单，粗粗扫了一遍就知道是一些电学基本知识。赵同学告诉我这是外语摸底试题，只要能依靠字典翻译过来就可以免修英文了。他说，让你看这些就是想告诉你，这大学咱们不用上就能毕业，还有富裕呢。
平日如何上课呢？别看学员基础差，却是觉悟最高的工农兵。教师时刻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遇到教学困难时就难免头疼了。赵同学讲，有一次班里一个学员找到教师说，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认为公式“（A＋B）的平方＝A的平方＋2AB＋B的平方”是错误的，不应该有中间的2AB。经过长时间的辩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这次教师再也想不出馒头之类的妙喻了。
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相声笑话，而是当年发生在清华学堂的真情实景。如果我不一再强调，今天的年轻人一定认为我是在编故事呢。
这些闻所未闻的奇事真让我又惊讶又感叹又难过。堂堂清华大学啊，我和所有中学生曾经梦寐以求的学术殿堂，如今……
老同学也是一边讲一边摇头叹气。也有一件可笑的事：没想到他在体育方面也是学校里的“尖子”。他说，我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原来在班里也就是喜欢打打排球。可现在，在班里和年级的运动会上，一、二百米和多项田径成绩都是数一数二，各种球类技术就更不必说了，有些项目他都不好意思参加了。这让他自己都意外吃惊，多少有些飘飘然了。有一次忍不住嘲笑班里的几个党员干部：“你看你们学习不如我也就算了，怎么连体育也这么差？文革前一年我们41中搞春季运动会，主项是10×1500米接力赛，每个班出10个人--参加，我们班都没轮到我。”
他讲的是实话。要论中长跑，当年我们班前十名还真没轮到他。现在居然在清华体育场上大出风头。这批学生各方面的素质之差，真是难以想象啊！
但是赵同学实在是小看了这些党员干部。这些人历经基层，从千百个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岂是无能儿？只是他们的长处是在暗处，是搞政治。要论这方面，赵同学差得远！他哪里想到说这些话的时候，班干部们微笑着，忍耐着，记录着，等待着给予致命一击的时刻。
同学中也有让人钦佩的。赵同学指着一张床说，那是钱三强的儿子的。人家不声不吭，埋头自学，从来不出头露面。虽然是老初一的，学习上要比自己强多了。
告别老同学后我一直闷闷不乐。60年代，因为姐姐在清华上学，我多次到过这里，也算是有些了解、有些感情了。如今校园内物是人非，朦胧中竟产生了一种“参观遗址”的感觉。据说蒋南翔曾经戏言：“清华一条虫，出去一条龙”。且不说文革前那些“万字号”的风流才子，不说多年保持自行车全国纪录的运动健将，就连文革中都出了一批又一批翻江倒海的乱世枭雄。如今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这能培养什么人才？
就个人而言，这样的大学上不上有什么劲？真要是上了，我不知得多难受呢。从整个国家看，将来科技无人，可怎么得了？自然科学的水平，就像“1/2＋1/2＝1”一样是客观存在，容不得半点狡辩，可不像文革政治那样可以指鹿为马、总是“形势大好”。难道中央领导人不知道这些情况吗？不为此忧虑吗？
我不能再想下去了。因为隐隐约约知道，再这样思考下去，就必然导致否定文革，否定太多的东西了。可是每一个热爱科学、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又怎么能不去想？
半年多后，1976年的春季，我在西单商场门口又遇到了赵同学。他一把拉住我站到门厅一边，象祥林嫂一样絮絮叨叨地倾吐起来。
原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兴起，他们班里的党员干部终于等来了“反击”的时机。
一天深夜，已经熟睡的赵同学和家人突然被一阵砰砰的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竟然是鼎鼎大名的清华大学“一把手”迟群，带着党委一班人闯入他家。赵同学对我讲，这一瞬间他懵了，竟产生幻想，以为迟群可能是为了教改的事情来家访征求意见的。哪里想到迟群坐下后大发雷霆，大骂赵同学为“右倾翻案风”唱赞歌，证据是他曾对班干部讲过向毛主席告状的刘冰是“同志”。不容丝毫辩解，迟群又列举了他一贯走“白专”道路，长期散布文革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的种种言论，全都有时间、地点、人证，把赵同学说得目瞪口呆。最后迟群拍着桌子发出最后通牒：你必须在全年级大会作深刻检查，接受群众批判；否则就开除学籍，退回山西农村插队！
赵同学被这一阵晴天霹雳彻底打昏了。最终，为了不被退回农村，他只得选择低头认错。原本心高气傲的他一次次违心地检查，忍气吞声地倾听别人趾高气扬的嘲笑和批判。检查总算通过了，人却再也抬不起头来。连读书学习都不大敢了。
讲着这些，赵同学的眼圈红了又红，痛心地说：你看你当个工人多好，自由自在，政治上也没人欺负。我上这个大学什么没学着不说，还被人家这样作践。早知这样，真不如当初退学当工人呢——他们班一个同学因为基础太差实在跟不上，刚入学不久就退学去了工厂，让赵同学现在羡慕不已。
老同学的遭遇着实让人同情。迟群竟是这样一个粗鄙无理的人，同学中竟有这样心机深沉的人！我不由得又后怕又庆幸。如果当初我上了大学，肯定会比赵同学更加拼命地走“白专道路”，一定更看不上那些不学无术的人。那我会不会遭到同样下场？我受得了这些侮辱吗？
以前我是那么羡慕这些时代骄子，如今却发现祸福相依，他们居然后悔不迭反过来羡慕我了。清华啊清华，如今竟令我望而生畏了。
又过了半年多遇到了赵同学。这时候早已经“粉碎四人帮”了，他的话语言谈间夹杂着兴奋。原来，他们班毕业时多数人的毕业鉴定中都有一段“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云云，只有他的鉴定中没有。对于“搞政治”的人，记入档案的这段话将来很有可能成为污点。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让我的老同学大大出了一口恶气。文革中翻烙饼一般的折腾，留下了多少说不清道不完的是非恩怨啊。
但是我知道，赵同学这辈子注定也就是个庸庸碌碌的技术员了。当年在清华校园里的“尖子生”和科学家理想，对于他只是一个苦涩的旧梦。
1976年底，上海的王××来信告诉我，他也大学毕业了。以他的基础和努力，成绩肯定是最优秀的，所以被分配到交通大学当数学教师。他还讲，自己对“李代数”颇有兴趣，很想作为深入钻研的方向。我一直不懂这个东西属于数学中的哪个领域。
但是随后的日子就越发难过了。77年和78年，清华北大领头开始一个不留地驱除教师中的工农兵学员。接着其它著名大学跟风而动，令我很为朋友担心。王××来信说，如今“工农兵学员”这顶帽子就像当年的右派一样，处处被人歧视，自己前途暗淡心情郁闷。随后很长时间他没有再给我写信。我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他最终被调到一个中学去了。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随后他娶妻生子，操劳俗务，再也不做数学家的梦了。
因为在兵团时当过几年初中教师，1977年我曾辅导过几个人考大学。没想到1979年工农兵学员“回炉”考试，主要内容还有中学数学，于是又有人来找我补习代数几何。我和他们开玩笑说，我原先教初中生，后来教高中生，现在教大学生了。
不过王××也好，赵同学也好，和大多数知青相比，工农兵学员总算是早了几年回城，最后大都有了稳定工作岗位。当然也有例外。
我的知青朋友中，最倒霉的是工农兵学员×燕平。他和我中学同校，一同到北大荒，住在一个宿舍，始终是我最好的伙伴。他在1975年成了工农兵学员，最后却为了回北京而“二次插队”，丢了干部身份和工龄，一直到挣扎到80年代中期才和爱人先后回京。忠厚善良而有些软弱的燕平，三十岁出头时在储运公司当搬运工，重操以前扛麻袋的旧业。尽管兢兢业业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终又因为不善“与人奋斗”，四十岁刚过就下岗了，一直到退休。不过他当年读的是中专不是大学，我就不详细说了。
我在从前的博文“对知青和上山下乡运动的几点看法”中写过这样几句话：“就连当初被视为时代骄子的工农兵学员后来也统统入了另册，文革后著名的大学几乎将他们全部驱除。‘工农兵学员’成了刺在他们脸上抹不掉的红字，只有读研究生和出国才能脱籍。”
有朋友看过说，你又没有当过工农兵学员，何必要用那些带着情绪的字眼？
其实我写这些只是在为知青朋友王××表达悲哀。
博文的随后一句是：“你到任何一个优秀的大学或科研单位，都能看到在自然科学领域存在明显的十年断代现象，这是一代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
这句话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我想也一定是人们共同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