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暴风雨的记忆》_智愚碎影 暴风雨的记忆

南方都市报

3月，《暴风雨的记忆：1965- 1970年的北京四中》（以下简称《暴风雨的记忆》）在内地出版。这是一本关于北京四中的回忆文字结集，十八位作者都曾是北京四中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属于“老三届”，即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

曹一凡、北岛、维一三人任此书主编。北岛是核心。

在书的序言中，北岛写道，“北京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有名的中学之一，曾处在暴风雨的中学，在这小小的舞台上，展开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

就在这个舞台上，高干子弟、知识精英、平民子弟被推拉上阵，大幕拉开，剧情浓缩了一个中国。

这本书中的文字，真切记录了“文革”暴风雨怎样冲刷一代人的心灵，又如何影响他们的一生和他们所代表的这个国家的未来。

“暴风雨过去了，如果什么记忆都没留下，我们不仅愧对自己，也愧对我们的后代----―所以才有了这本书。”北岛写道。

1 风暴眼

由于高干子弟云集，内部消息灵通，四中曾一度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中心。

1965年夏天，16岁的北岛考上北京四中高中部。在《北京四中》一文中，他形容自己是“小瞎子终于摸进天堂门”。让他更惊喜的是，同住一栋楼的“发小”曹一凡也考进了北京四中。两人都在高一（五）班。

四中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学校之一。“我1964年考入四中初中，当时北京城区的男校，没有比四中分更高的了。”本书作者之一、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印红标说。

北京四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离长安街很近，正门不远是西什库教堂，后门对面便是林彪的住所。四中以拥有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子弟而闻名。“在男校里四中考分要求最高，西城区是国务院各大机关和家属集中的地方，所以四中有很多国务院各大部的子弟。”印红标告诉南都记者。

“文化大革命”前夕，四中云集的子弟包括“一二三”，刘少奇的儿子一个（刘源源），彭真的儿子两个（傅洋、傅亮），薄一波的儿子三个（薄熙永、***(专题)、薄熙成），再如像谢富治的儿子，谢觉哉的儿子，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都在北京四中，将军级的子弟就更多了。

“大部分人都是凭真本事考进去的。”曹一凡说，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在北京四中念完初中后，没能考上四中的高中。虽然陈毅时常去北京四中，但陈小鲁最后还是不得不去了北京八中。

表面看来，当时的北京四中学风正派、欣欣向荣。

但在“文革”爆发前，“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显然有什么东西被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北岛写道。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文化大革命”爆发，四中停课，北岛、曹一凡以及整个“老三届”瞬间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当时，北岛和曹一凡同属于北京四中的“造反派”。

由于高干子弟云集，内部消息灵通，四中曾一度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中心。

1969年，北岛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当工人；1971年，曹一凡被分配到西城碳素厂做烧火工。此后，两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北岛成了知名诗人、作家，曹一凡则成了成功的商人。

2001年，北岛回到阔别十三年的北京。北京的剧变让他震惊，“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北岛在《城门开》的序言中感叹道。

记忆中的北京四中也早已消失。1986年，北京四中校舍全部翻建。面对这个白色现代建筑群，“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也没有，茫然摇摇头。”北岛写道。“我生在北京，在那儿度过我的前半身，特别是童年和青少年----―我的成长经验与北京息息相关。而这一切却与这城市一起消失了。”

北岛决意用文字来重建自己的北京城，由此开始了《城门开》系列文章的写作。写作过程中曹一凡惊人的记忆力为北岛写作提供了大量的细节，尤其在《北京四中》一章中。

2009年10月，曹一凡到香港探望北岛，再次聊起北京四中的往事。“记忆那么好，历史那么独特，应该编一本书。”北岛建议曹一凡可以和维一（黄其煦）合作，编一本关于北京四中“文革”的回忆录。维一是北京四中1966届初三（一）班学生，与曹一凡是多年的朋友，去年出版了《我在故宫看大门》一书。

“我对四中的印象特别深，一直想给学校留点什么。”曹一凡说，正是在四中的那三年，让他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他接受了北岛的建议，并为此四处联系。

由于联系出版社、编辑稿件等原因，北岛最终参与进来。“这恐怕也和我编《七十年代》有关。”北岛说。

《七十年代》是由北岛和李陀在2009年出版的一本回忆“七十年代”的文集。收录了阿城、朱正琳、陈丹青、北岛、张抗抗在内的三十篇记忆文字。“如果追溯历史，势必要从七十年代推向六十年代，必须要到‘文革’的暴风雨中寻找答案。”北岛说。

2009年11月29日，维一回复曹一凡，同意参加《暴风雨的记忆》一书的编撰。

曹一凡在北京，负责约稿及收集图片；北岛在香港，负责文字编辑；维一在美国，负责协调和编校。

在约稿前，北岛确定了稿件编辑原则。

“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要尽可能保持客观立场，要能把完全对立的声音汇集起来。”北岛说，为了尽量容纳当年不同的视角和立场，他们特别选取了当年具有代表性或争议性的人物，同时也兼顾不同类型的角色。“重要的是通过个人的视角、感受、情绪等细节，去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可感性，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那些历史事件和场景。”

“老兵派”、“造反派”，悉数登场。

2 各派别

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要想把各个派别，各种人的观点都反映出来，并不容易。”曹一凡说，当时北京四中有两大派别：“老兵派”和“造反派”。“老兵派”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造反派”主要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算是“文革”中的激进派。

北岛和曹一凡都属于“造反派”，同其他“造反派”都还有些联系。问题在于“老兵派”，虽然“文革”中他们也倒台了，但由于生活经历和环境的差异，他们同别人并不交融，彼此也没什么往来。

曹一凡最先找的是刘辉宣，他们是高一（五）班的同学。

刘辉宣是北京四中“老兵派”的代表人物。他1965 年考入北京四中，“文革”中广为流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正是由他谱的曲。

口号喊出来非常偶然。“当时，我同学的哥哥在轻工学院被对立派围攻，我们赶去支援。当时也没有涉及出身问题。但为了造声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对方扣个帽子，骂他们出身不好。先声夺人，让对方一下乱了阵脚。战略方针定下来，大家想找个歌到会场上造声势，一时找不到，就撺掇我瞎编一个，我连词带曲，一挥而就。”刘辉宣在《昨夜星辰昨夜风》一文中回忆道。

这首鼓吹“血统论”的歌迅速传播全国，成为红卫兵的“战歌”。反对之声也如约而至。为评判这首歌，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因此入狱，最终被枪决。

“血统论”后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评判，刘辉宣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各路红卫兵都追着他打，争相批斗。巨大的恐惧让他做好了随时被枪决的准备，有段时间，每天都在家里练习“慷慨就义”。

刘辉宣答应了曹一凡的约稿，但不是给他写，而是将两篇访谈录给了曹一凡。一篇是讲西城纠察队，也就是“老兵派”的事；另一篇谈高一（五）班的事。北岛在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摘取一些内容，做了大量的改写，最终成文。

“我觉得很自然，只要是有人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不管是对‘文革’还是对我感兴趣，我都会说给他听。”对于“文革”期间的事，刘辉宣早已释怀。而遇罗克之死，刘辉宣认为与《出身论》并无关系，但“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我的态度是先看事实，动机都是次要的。完了以后，就说我们影响到什么程度。如果不太重要，那就过去了；如果很重要的话，那承担嘛。”刘辉宣说。

之后，北岛和曹一凡又争取到高三（五）班红卫兵的头儿、教师劳改队队长刘东和“老兵派”领袖秦晓的参与。最终在《暴风雨的记忆》中，共收录了三篇“老兵派”的回忆文章。

除了“老兵派”和“造反派”以外，北京四中还有一些人什么派别也没参加。影响较大的有赵京兴。

赵京兴是六六届北京四中初三（三）班的学生。赵京生的父亲是个裁缝，家庭条件比较差。这种家庭背景在四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赵京兴是个真英雄。是个跨了时代的人，又有胆，比我们看得不知道远多少。”曹一凡说。

1967年初，赵京兴在《中学生文革报》上读到遇罗克的《出身论》，非常赞成。当时还和同班同学组成“红旗”战斗队，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学文革报》。

在一次同“老兵派”的辩论中，赵京兴引起遇罗克的注意。遇罗克给赵写信，此后频繁来往，直到两人入狱。

“我当时就认为，《出身论》只是个简单的真理----―父母的政治面貌当然不会像血型那样是可以遗传的。若无‘血统论’，它本来是不言自明的，用不着那么多人摇旗呐喊，更用不着遇罗克献出生命。但随着对社会认识的深化，我才明白，它触动的实际是某些人感情背后的权力与利益。”赵京兴在文章中回忆道。
1968年底到1969年初，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发布后不久，赵京兴便写了“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的大字报，申明自己不参加上山下乡的理由，他认为当时的政策歪曲了毛泽东的指示，纯粹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自己的志向是从事理论研究，通过其他方式同样可以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大字报发表之后，赵京兴很快被“工宣队”隔离审查。

真正让赵京兴获得牢狱之灾的，是《哲学评判》。这是赵京兴送给女友陶洛诵的生日礼物。在这篇“不到十万字的论文”中，赵京兴阐述了自己对哲学的独立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哲学命题。当时，赵京兴只有十八岁。

1970年，赵京兴被西城区公安局逮捕。此后每次政治活动，赵京兴都会成为活靶子，什么罪名都往他头上安。

“我之所以答应写文章，也是希望澄清事实。”赵京兴告诉南都记者，他同遇罗克的关系一直都有误传，《哲学评判》一直也有传闻，甚至被人叫做《历史哲学》。他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有所订正。“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事实是怎么回事，尽可能在篇幅内表现出来。”赵京兴说。

“不需要怎么说服，参与者对书的意义都是基本认同的。”北岛和曹一凡当时找了五六十个当年北京四中的“老三届”，大部分人的稿子都交过来了。经过北岛长达半年时间的编辑和梳理，最终确定了目前十八个人、十八篇文章的基本格局。

十八个人分别是：牟志京、刘辉宣、陈凯歌、周孝正、秦晓、杨百朋、刘东、冯永光、王祖锷、赵振开（北岛）、印红标、李宝臣、黄其煦（维一）、赵京兴、白羽、高中、唐晓峰和曹一凡。

曹一凡当时还想找在“文革”中出身不好（地富反坏右）的同学也来写。他们在“文革”前就被打倒，“文革”中也挨了不少打。但没有一个人答应。“这也正常，当年挨打的同学，现在也是大学教授，你说他还愿意出来写他那段吗？”

3 写历史

要抢救历史，应该提倡大家动笔做起，而不是依赖几个名人靠不住的回忆。

北岛希望当事人不带任何评价地回忆过去。

“现在还不是反思‘文革’的时间。”北岛说，“文化大革命”非常复杂，应该趁当事人记忆力还好，记录下当时人的视角、感受、情绪、立场等细节，通过细节来回复历史原貌。只有等“文革”资料丰富了才能反思，否则会破坏当时的现场感。

“如果连历史背景与脉络、派系背后的利益冲突、革命话语及斗争方式、个人本能的压抑与释放等都没搞清楚，‘反思’从何谈起呢？”北岛说。

细节比对带来差异。在《暴风雨的记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刘辉宣究竟有没有打过牟志京一事。

牟志京是六七届北京四中高二（二）班的学生。他曾激烈地反对“血统”论，并创办了《中学文革报》。

在回忆文章《似水流年》中，牟志京详细回忆了他在北京四中被刘辉宣打松一颗门牙的经历。

当时，牟志京带朋友赵颐庚去宿舍。宿舍里有人问赵是什么出身，赵不愿回答。很快就冲进七八个手持武装带的红卫兵，问是哪一个。
“为首的那人方脸盘，个不高，但肩很宽，目光凶狠。上去就给了（赵）一拳。我见状便朝那大手喝道：‘你凭什么打人？’他转身朝我走来，站在我跟前，上下打量着我说，‘看你蛮会打架的样子，不过，老子不怕你。’话音未落，一拳就向我脸上挥来……后来才知道，那个为首的就是为‘对联’谱曲写歌的刘辉宣”。牟志京写道。

刘辉宣的回忆文章《昨夜星辰昨夜风》中，坦诚自己曾打过“牛鬼蛇神”和流氓，并没有提到打同学的事。

“我打过不少人，还真是没打过同学，我当时也不认识牟志京。”刘辉宣对南都记者说，曹一凡曾把牟志京的文章发给他看。“看完之后，我就说了两点：第一，没这事，真没这事；第二，你还是把原样给登出来”。

“当时在学校‘开我的批斗会’，我有一个策略，一上台就给自己安一个罪名，说我打过人，向同学们请罪。”刘辉宣估摸着牟志京就这样给弄混了，“他可能被外班的打过，我又冒出来承认自己打过人，这事在他心里就挂上了”。

为什么不把事情说清楚，还让照登呢？

“第一，牟志京‘文革’时挨过揍；第二，我‘文革’时揍过人，这不就完了。这个理在这儿，具体这个事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能说明牟志京没挨过打吗？能说明我没有打过人吗？我们有过这行为，那就有这责任，我让他一定要登出来，就是好汉做事好汉当。”刘辉宣对南都记者说。

北岛乐见这样的比对。“根本不存在所谓历史的客观。人的记忆具有模糊性、选择性和排他性。你把不同的回忆放在一起，远比轻易下定论或空谈‘反思’更有意思。”他说。

“要抢救历史，应该提倡大家动笔做起，而不是依赖几个名人靠不住的回忆。”维一告诉南都记者，过去的回忆录，仅为名人专利，使历史被强势群体霸占，这样的历史往往一面倒，且大多是不真实的。

“历史是一个完整全面的实体，不会因人的观察而改变。但人的观察却会因为心中的壁垒而改变历史映射出的色彩和形状。”维一说。

同一件事，不同当事人的观察，在书中也得到强调。最明显的是赵京兴和白羽的例子。

白羽是北京四中70届的学生，已经超出“老三届”的范畴。但最终还是把他加了进来，因为他在“牛棚”看守过赵京兴。“把他们俩儿的回忆一比对，那就非常完整了。”曹一凡说。

在白羽看管赵京兴的回忆中，提到一个细节：“我经常向赵京兴请教各种学术问题；他则欣然指点，侃侃而言，让我受益匪浅。有时批斗回来，赵京兴会告诉我今天批判稿写得怎么样，哪些地方批得好，哪些地方应该怎样批才深刻，我简直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批判他的发言稿的”。

“这种事，你是根本没法编出来的，都是活生生的事。也正是这样的细节一点点汇成了现在这本书。”曹一凡说。

书出来后，“老兵派”的强烈反应倒让曹一凡有些意外。

“‘老兵派’对普通人的生活，对他们迫害过人的生活并不了解。”曹一凡说，他们没想到“造反派”其实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自己的爱情，有自己的善良，有自己的追求，都是阳光的。“他们发现，当时平民子弟关心的事情，当时的追求，其实并不比他们差”。

“之前只知道，‘老兵派’带着原始股来，一直在压迫我们。”曹一凡说，现在也开始看到了人的另一面。当时大家追求的很多东西，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想革命，都有共产主义理想，只是每个人具体走的路可能不一样而已，“说白了，大家都是个悲剧”。

即便如此，从当年到现在，“老兵派”同“造反派”间的隔阂，并没有因了解而稍有减弱。

“也不可能减弱，这和权力的远近有关。”印红标说，为什么“西纠”有权威性，完全是因为他们是中国最高级干部的子弟；中学“造反派”之所以要造反，也是因为他们对权力不满，要评判权力，批评出身。

离开北京四中后，经历暴风雨后的同学各自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刘辉宣，1969年离开北京四中，随即入伍。1980年，他以礼平的笔名发表了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深刻反思“文革”和红卫兵运动，主张用真、善、美来认识科学、宗教和艺术，引起文坛的争议与批评。刘辉宣因此转业，回到北京，先后在市政府、工人日报、光明日报工作，当过教员、编辑、主编。2008年从鲁迅文学院退休。

秦晓，1968年离开北京四中，在内蒙牧区插队。改革开放后，曾任宋任穷的秘书，后进入中信集团任总经理，之后又担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招商银行董事长。现在是博源基金会董事长。

赵京兴，1969年入狱，1972年出狱后，先是做临时工，1975年在北京市一轻局工程处当工人。1972年，赵京兴的阅读兴趣从哲学转向经济学，1980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1986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印红标，1968年离开北京四中，到北京市门头沟煤矿做工。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本科，1982年在中央团校任教，1984年在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风雨四中

北京四中

北京四中创建于1907年，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校史。起初叫顺天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1949年定为北京第四中学。2005年与北海中学合并，恢复初中招生。校门是灰砖和石块构筑的牌坊式建筑，带有清末民初的风格，校名由郭沫若题写。四中的著名校友，包括陈凯歌、北岛、孔丹、秦晓等。

废除高考

1966年6月，四中高三（五）班的学生响应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倡议，以“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名义，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委托四中学生刘源（刘少奇之子）将倡议和信呈交毛泽东。他们可能事先获知中央希望展缓高考的消息。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改革高校招生办法的决定，以及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给毛泽东的信、北京四中师生的倡议书和高三（五）班给毛泽东的信。高考直至1978年才恢复。

“鬼见愁”歌曲

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高潮中，高一（五）班班长刘辉宣谱曲的对联歌，成了“文革”广为流传的歌曲，此歌最后一段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人称“鬼见愁”歌，是流行的红卫兵歌曲之一。

“西纠”
1966年8-9月，北京的一些中学红卫兵组织发起成立“红卫兵纠察队”，当中最早成立、最有威信的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主要负责人有孔丹、秦晓、陈小鲁（陈毅之子）。周恩来认同其做法。“西纠”根据他们对中央政策的理解，规范红卫兵活动，包括制止打人等暴力行动。但“西纠”也存在打人现象。同年11月，“西纠”遭“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判，停止活动，主要负责人被批判，甚至关押。

《中学文革报》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办的小报铺天盖地，当中最热销、最具影响的莫过于《中学文革报》。由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与遇罗文于1967年1月18日创办，截至同年4月共刊出六期，总印数达30万多份。该报创刊号刊登遇罗克的《出身论》，遇罗克随后还发表《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等，影响很大。此报后被戚本禹称为“大毒草”，被迫停刊。

“新四中公社”

从1966年10月起，“老兵派”逐渐被北京中学造反派取代。翌年春，由于中央首长4月3日和4月4日的两个讲话，形成“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三派”的社会构成以平民子弟特别是知识分子子女为主，“四四派”以工人和普通干部的子弟为主。四中校内的造反派成立“新四中公社”，属温和的“四三派”，四中绝大部分学生都加入在内。他们发表《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打碎特权阶层”，有理性的政治、社会诉求。

作者：安普若在 海归茶馆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