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写这篇稿初衷同2012年9月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有关。当时鲁迅文学院第18届高级研讨班开学不久，刚入学不久的学员们正在兴头上，由于莫言在鲁院学习过，所以莫言获奖的消息很使同学们高兴。于是有的同学甚至提议给莫言发贺电，还热心地召集了关于莫言获诺文学奖的讨论会，并再三邀请笔者参加。笔者在鲁院是很边缘的人，于是婉拒。但不成，于是就在会上给一些受主流媒体影响，也认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崛起，文学繁荣，改革开放的象征和鲁院的荣耀的同学迎头泼了一盆凉水。我的意见大致有三点，一是不能把诺奖作为对科学和艺术成就的准确评价来看待。原因是当下的科学和艺术具有相当的规模的不可穷尽性和无限广泛性，诺奖评委群体学识根本就覆盖不了。何况诺奖评委又是终身制，因循守旧，固执傲慢是免不了的，在加上传统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在诺奖评委的脑海里根深蒂固，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全面的了解和尊重，对新时期文学更是如此。二是诺文学奖把列夫·托尔斯泰和鲁迅等世界一流作家都遗漏了，所评上的大都是世界上的二三流作家，像英国二战时的首相丘吉尔也获过诺文学奖。这证明诺文学奖对世界文学的评价有相当明显的局限性和世俗性。而作为作家最值得珍惜的品质就是作家的独立品格，萨特拒绝诺文学奖就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和精神自由。而且历史上获诺文学奖的作家在获奖后创作上就再也没有什么突破了。究竟诺文学奖对作家创作有无积极的促进作用，尚且存疑；三是莫言获奖实际上就是如同有人得了一个大红包。是不是好事呢？对一个人在物质生活上是好事，在世俗社会多了一层耀眼的光环，在政治社会多了一层盔甲，这对在充斥着等级观念的中国社会生活的莫言来说，可以尽享荣华富贵了，这当然是件好事，但对于一位作家的独立品格来说就是个考验了，莫言能否坚守自己是个问题。莫言获诺文学奖这件事和国家，和鲁院实际上没什么关系。尽管莫言获诺文学奖提高了中国体制内文学的地位。莫言是在鲁院学习过，但不能说因为莫言在鲁院学习过，莫言就是鲁院培养的。莫言在鲁院的学习经历对莫言的创作也许有好处，但在鲁院学习过的作者何止成千上万，出了名的作者只是极少数，而且其中多数人在到鲁院学习之前就已经出名了。即使在鲁院的学习经历对莫言的成长有好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鲁院对作家成长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就是如同给一棵大树浇了两桶水，一桶水是文学；另一桶水是人脉，这对大树的成长是有好处的。但我们不能在浇完这两桶水后就抱着这棵长了五十多年的大树说，这是我们鲁院培养的。从本质上来说作家就不是能从学校培养得出来的。如果说作家能够培养，那鲁院能不能再培养一位像鲁迅那样的作家呢？所以莫言获诺文学奖同国家，同鲁院，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对莫言获诺文学奖的事没必要做过多的解读，而寻求莫言获诺文学奖的原因只能通过莫言的作品来了解。
其实笔者对莫言的作品也没有读得很多很细，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不知道莫言时在杂志上看过他的《透明的红萝卜》就觉得作者比较自卑和压抑的人，对美很敏感和夸张。后来就是在书店里翻了翻《檀香刑》、《酒国》等作品，当时虽然明白莫言的意思，但心理上对莫言这几部长篇感觉还是不太好，又是凌迟又是红烧婴儿的，写得极度夸张变态，而且还贯穿整个长篇的主线，这怎么能买回家留给子孙后代看呢？在同学员争论时笔者又讲，诺奖在世俗社会影响很大的这个现实正是西方文化霸权的表现。诺文学奖奖给高行健、诺和平奖奖给刘晓波都可以理解，但诺和平奖奖给达赖这个农奴主算什么呢？如果今天为莫言获诺文学奖而欢呼，那对以前诺奖评委让达赖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分裂中国的行为又怎么解释？所以没必要把莫言获诺奖这件事作过多的联系和放大。以上意见除了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之外，也有几句是在饭桌上同学员反复聊的。
在那次讨论会不久，随着2012年12月颁奖仪式的临近，主流媒体对莫言获诺文学奖一片欢腾，据说中央电视台还为莫言获诺文学奖仪式作了转播，而关键是不是全程实况转播笔者就不知道了。但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莫言悄无声息的归来。这很让人有些莫名其妙，也可能是高层嫌莫言表现不太好吧。
在前一阵子的网上，诺文学奖评选结果一公布，骂诺奖评委颁奖给莫言是个错误的人占了大多数，这是因为莫言不属于他们心目中的持异见人士；也有的人站在保守的立场上骂莫言是叛徒；也有得红眼病的。莫衷于是。但笔者接触很多人，他们很热衷聊莫言获奖的事，莫言的获奖很是满足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但他们从不看莫言的书，就是人云亦云而已。问题是很多搞文学创作的人也是这样不求甚解，这就有点不像那么回事了。虽然笔者在于学员交流时话说了不少，反复提到要从作品了解莫言获诺文学奖的事，但有些话当时没有说透，这是因为不合时宜。而现在莫言获诺文学奖早已尘埃落定，这个话题在同鲁院的校友网友在通话和网上也不时谈起，笔者就索性在博文中谈清楚些，权作一个话题的小结吧。
对于莫言的作品我是有点敬而远之的。这是因为莫言作品的内容太变态，少儿不宜。另一位也有点敬而远之的作家就是鲁迅。鲁迅先生的作品太沉重，满纸充满了鲁迅那个时代的阴霾，一如笔者在写这篇稿子时窗外笼罩着中国繁华地带的茫茫毒雾。出于一种很自私的心态，我不赞成自己的孩子看鲁迅的书，尤其是年轻人不能看鲁迅的书，看了脾气大。过去很多人冤死就是因为鲁迅的书看多了，去跟社会不公较劲。我的所谓敬而远之就是不把这两位作家的书买回家。当然这个念头很可笑。但我自己利用工作之便蹭他们的书看，还写博文评论。
2012年10月出版的莫言的长篇小说《酒国》不同于《红高粱》、《檀香刑》等历史题材小说，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笔者以为是部超现实作品，或者说是部具有极度夸张讽刺的隐喻小说。小说讲了某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到酒国这么个地方去调查当地官员吃红烧婴儿这么一个案件，但在与当地官员、女色、美酒周旋中经不起诱惑而淹死在粪坑的故事。小说另一条同丁钩儿并行的主线就是作者以莫言本人出现在小说中与酒国的文学青年酒博士李一斗的通信和交往，使小说在人物不同角色、现实与幻觉、不同的场合之间来回穿越，引用一句上海文艺出版社在《酒国》封面上所作的简介中的文字来说，就是“小说犀利地揭示了这个社会可怕的奥秘。”
“酒”在莫言的世界中本来是个象征着带有自在自由意味的意象。在饥饿和屈辱的农民家庭中长大的莫言在《红高粱》等小说中，对酒独有情锺，酒是莫言创作的味精。这是因为喝上了酒就意味摆脱了饥饿的烦恼，就可以无拘无束了。但在《酒国》中，在莫言心目中象征美好的酒就变了味道，变成了具有一种罪恶感的毒液，酒在这里意味着醉生梦死，腐化堕落，毫无理智和人性。读《酒国》的感觉同作噩梦无异，如果说有区别，那也是噩梦醒来是阳光明媚的早晨，而读过《酒国》，心里却十分沉重，仿佛还在噩梦之中。小说在支离破碎，光怪陆离的梦境般描写点中了社会的死穴，使我们就像在荒诞不经的喧嚣中，却听到了来自真实的恐怖预言。小说很恶心的描写了酒国这样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揭示和夸张地表现了在酒国党政、国企、大学的上层领导干部中间，就是穷奢极欲地讲究感官享受，而且花样翻新，求新求怪求刺激地十分变态地竟然到了吃红烧婴儿的地步；而在酒国的一个村子里，作者假借文学青年李一斗的名曰《肉孩》的来稿，不动声色却又十分细腻地描写了在为食用红烧婴儿这道名声遐迩的菜组成的产业链底端，一对农民夫妇精心照料着自己的男婴，父亲元宝反复叨唠着养育这个男婴的成本，对老婆说：“‘不过我们小宝儿验一级是稳了的。谁家的孩子也没有舍得下咱们这么大的本钱。’男人说，‘你吃了一百斤豆饼，十条鲫鱼，四百斤萝卜——’‘我吃了什么？’女人说，‘看着是进了我的肚子，到都来还是变成了奶汤，全被他嘬了去！’”在这之前作者还细致地写了夫妇俩为用两瓢水还是用三瓢水洗孩子讨论，最后决定“多烧一瓢吧，洗的干净一点招人喜。”然后就写这农民元宝抱着自己的孩子小宝到收购点去卖小宝，就像生产出售农产品竞争一样，妒忌别人家又怀上了孩子，还嫉妒有人仗着在收购点有关系能把自己生养的婴儿卖了高了一个等级的价钱。在卖小宝时，作者是这样写的：“工作继续进行。那位脸色红润、坐在桌子后边的温和的中年大檐帽对元宝招招手。元宝急忙走上前。他的心脏怦怦乱跳。小宝嘤嘤地哭起来，元宝结结巴巴地安慰他。不久前的经历蓦然涌上心头。那次来晚了，收购限额已满，本来是可以跟工作人员求求情，但小宝哭的他心烦意乱。（原文如此。笔者注）他哀求道：‘好孩子，别哭，人家不喜欢爱哭的孩子。’工作人员低声问：‘这孩子是为特购处生的是吗？’元宝嗓子干燥疼痛，话出滞怠变音。工作人员继续问：‘所以这孩子不是人是吗？’‘是，他不是人。’元宝回答。‘所以你卖的是一种特殊商品不是卖孩子对吗？’‘对。’‘你交给我们货，我们付给你钱，你愿卖，我们愿买，公平交易，钱货易手永无纠缠对吗？’‘对。’‘好，你在这儿按个手印吧。’工作人员说着，把一张铅印的文字推给他，并推过印尼盒子。元宝说：‘同志，俺不识字，这上面写着什么？’工作人员道：‘是你我刚才的对话。’元宝把一个鲜红的大指印按到工作人员指给他的位置上。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一样，他感到一阵轻松。一位女工作人员把小宝接了过去。小宝还是哭，女工作人员捏了一下他的脖子，哭声立刻止住。元宝佝偻着腰，看着她脱掉小宝的衣服，非常迅速但相当仔细地检查了小宝的全身，连屁股都扒开看，连小鸡儿的包皮也撸上去看。她拍拍手，对坐在桌子后面的人说：‘特等!’元宝激动万分,眼泪差点流出眶外。另一位女工作人员把小宝放在磅秤上过了过，然后轻声说：‘二十一斤四两。’一位工作人员按了按小机器，一张纸嗤嗤响着从机器嘴里吐了出来。他对元宝招招手，元宝跨上一步，听那人说：‘特等每斤一百元，二十一斤四两，共合人民币二千一百四十元。’他拍给元宝一堆钱，连同那张纸。说：‘你点点清楚。’元宝手指哆嗦，接过钱来，胡乱数了一下，脑子里一团模糊，他紧紧地攥住钱，带着哭腔问：‘这钱归俺啦？’那人点点头。‘俺能走了吗？’那人点点头。”
在这些文字中，莫言好像又回到了自己贫困屈辱的童年，无论生活场景还是人物，处处写得应心得手，把农民的愚昧麻木和自卑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作者通过细节描写暗示读者正是农民极度的贫困和长期的压抑才使农民这样毫无感情和自尊。
莫言一直在骨子里是固守自己的农民主体意识的作家，但他对此很低调，从不张扬，就是在创作中魔幻。在《酒国》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饮食文化的炫耀中，唯独“肉孩”这段短文暴露了莫言对酒国的酒文化、食文化其实就是腐败文化的真实评价。
关于吃红烧婴儿的事，网上炒作过一阵，莫言的创作也确有追求感官刺激的那种媚俗的倾向。但作者用红烧婴儿作为写《酒国》的创作题材显然不是出于满足读者的猎奇和寻求刺激的心理，而应该是出于社会批判目的的文学夸张。这个结论也能从作品各部分的设置上得出来。关于吃人筵宴之说，在五四新文学批判封建专制时很流行，但那是一种形容封建专制制度和意识对人的禁锢、伤害和掠夺的形象比喻。而像莫言这样毫发毕现地描写，还写酿造大学烹饪学院从收购婴儿到饲养的讲究，再到在烹饪课上主讲教授在做教学示范时把婴儿用足底放血的方法宰杀制作烹饪，做成盘腿而坐的菜肴等等，下笔处处都是在极力戳着读者最敏感的神经部位和粗暴地蹂躏读者最圣洁柔软的感情，这简直是对读者的精神凌迟。从《酒国》的创作来说，莫言无疑是细节大师，甚至可以被称之为恶劣细节大师，如果说莫言是小说恐怖分子这也并不为过。像这样的小说将会随着莫言获诺文学奖而在全世界被读者充分阅读，而那些对中国不甚了解的读者在看了这样的小说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呢？要知道这对读者来说，越是对不甚了解的国家，越是难以改变其最初的印象，哪怕很肤浅很模糊的这个印象是偶然地从一本书上得到的。但从文学层面上来说，莫言把批判专制统治吃人的理念进行了文学具象化的处理，这绝不是无厘头地恶搞，所谓思想批判所指的杀人吃人，其含义不止于杀害人的生命，而是指包括用反道德伦理反自由反法律的特权思想对人民实行逆淘汰的精神控制和奴役和彻底的剥夺，使人民失去了决定自己命运和选择生活的权利，使人活得不像人，没有了道德和尊严。也使社会和国家失去了底线和凝聚力。在这种状态下，就像酒国那样，什么难以想象的龌龊腐败的丑闻都可以到处泛滥，对于身处下层的人民来说，那些被曝光的丑闻那怕只是冰山的一角也足以让人感慨地得出对这些官员实在容不得有半点幻想，对他们的腐败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结论。可爱的婴儿在我们生活中就是人类的希望和阳光，作者用虚构的把婴儿做菜吃了这个主要情节，来象征极度贪婪奢侈的酒国正在全面颠覆最基本的道德伦理，正在进行末日狂欢。这就是作者深刻独到之处。
对小说主要人物高级侦查员丁钩儿来说，这个人物还真不能被称之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物形象。对丁钩儿的思想和行为既不能用生活的逻辑来要求，也不能用性格逻辑来要求，他就是作者随意驱使的有着浓厚的唐吉坷德意味的意象。丁钩儿在小说里就是一个梦游者，引导读者在酒国的魔幻世界里漫游。丁钩儿存在的价值就是证明自己既办不了案，也改变不了现实，尽管他到处卖弄自己的手枪。为什么丁钩儿这样孩子气的喜欢显摆自己的手枪呢？这也许是作者对生活的反映折射在作者的创作意识里的缘故。丁钩儿知道在酒国，法律就是权贵的小妾，妩媚无骨，猥琐不堪，自己的法律身份不好使，毫无威慑力，所以丁钩儿动不动就拔枪开枪，还用另一支玩具枪吓唬人。在小说中，那些官们没有人跟丁钩儿作对，对丁钩儿的枪也不感兴趣，只是怕幼稚的丁钩儿走火伤人。他们就是明目张胆地灌丁钩儿酒，甚至明目张胆地请丁钩儿吃红烧婴儿大餐，然后告诉丁钩儿，“那男孩盘腿坐在镀金的大盘子里，周身金黄，流着香喷喷的油，脸上挂着傻乎乎的笑容，憨态可掬。他的身体周围装饰着碧绿的菜叶和鲜红的萝卜花。”的这道菜不是人，就是道菜就够了。反倒是丁钩儿被搞得认知错乱，陷入了癫狂状态。作为酒国上级检察院的侦查员，丁钩儿在酒国干了些什么？什么也没干，什么也干不了。形如丧家之犬的丁钩儿在官权林立，无法无天的酒国的失败和可笑行径就是作者幻想中的以所谓打老虎打苍蝇的失败。作者在折射现实的小说里很雄辩地证明，满脑子正义满脑子法律的检察院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实际上就是一个无事生非的捣乱分子，在酒国，人人过得各得其所，喝酒的喝酒。吃菜的吃菜，生养孩子卖钱的忙着卖孩子挣钱，没有人想改变这里真正支配生活的潜规则。吃红烧婴儿怎么了？外地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不都慕名而来吗？大笔的国家拨款不就是就这样争取下来了吗？酒国的经济不是就此繁荣起来了吗？支持丁钩儿办案反腐的也就只有愤世嫉俗，看守烈士墓园的老革命一个活死人，还帮不上忙，连自己也稀里糊涂地死了。所以丁钩儿也只能死，这是因为作者在现实的体制下看不到改变酒国的可能，只能无奈地随酒国一起沉沦。但作者用丁钩儿这位堂吉诃德的死告诉读者，在酒国这个地方，丁钩儿陷入了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酒国的人对腐败、对罪恶的习惯、适应，甚至迎合的心态远比腐败和罪恶更可怕。在魔幻的酒国的欢宴上，权贵们和上流人士的话语是那样让人亲切温馨，然而一盘红烧婴儿端上来却让这一切暴露出他们魔的本相。而在酒国的酿造大学的烹饪学院的讲坛上，教授一句“——这是为发展经济，繁荣酒国的特殊需要生产出来的人形小兽。”这就够了。这种卖弄无耻的态度足以让一切符合人民利益、促进社会进步和让国家成为中国人的家，实现强盛统一的政改和反腐的努力失败于无形。这就是“无物之阵”。
莫言在诺奖颁奖时说，诺奖文学奖是奖给作家的，不是奖给国家的。此言极是。莫言的《酒国》所展现给读者的就是一个两极分化，尖锐对立的二元社会，一边是广大的劳动者；一边是权贵阶层。一边是讨论烧两瓢水还是三瓢水洗洗即将出售的婴儿的贫困文化；一边是穷奢极欲的腐败文化。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尊严上，形如的乞丐流浪汉的劳动者的一切被彻底代表，人民的劳动成果却成为酒国权贵者的盛宴，而劳动者一生的勤劳只能得到一无所有的结局。《酒国》留给读者的思考很多，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人民若是没有当家作主，不能支配全民劳动所得，那所谓GDP的增长，经济的繁荣不但不能造福广大人民，反而被权贵者永无止境的贪婪把经济发展引向歧途，到处搞所谓的城镇化，掠夺土地出售剥夺穷人居住权，造成极大的奢侈挥霍浪费、极为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通货恶性膨胀，有使国家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的巨大风险。
那些说莫言获诺文学奖是中国崛起的象征的说法不成立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莫言的创作一直对现实是执批判揭露讽刺态度；而另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到底崛起了没有？在主流媒体上宣传中国崛起的话语可以说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可是能够界定中国崛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由于把莫言获诺文学奖同中国崛起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在这里说了。
中国的崛起对老百姓来说不应该是高房价，高通胀、高污染、高腐败、高犯罪、高拥堵、高伪劣、高出逃；也不是举办奥运会世博会这那会；也不是遍及全国的豪华的办公建筑群和宏伟辽阔的广场；也不是买了数万亿美债成为世界第一冤大头；也不是耗费巨资在全世界办了数千所孔子学院而贫困地区的孩子在极为简陋的危房里上学；也不是搞免除外国债务和大笔援助外国的行贿外交；也不是权贵阶层大批携资移居国外和以加入外籍而高中国人一等；也不是让全民吃转基因食品，而自己吃特供食品；也不是富人到国外到处砸钱，穷人蝼蚁般偷生无人问津；也不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对邻国拱手相让减至七百多万平方公里而一声不吭；更不是不让人民了解真相，自己想说崛起就崛起了，而是要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落实宪法庄严规定的人民拥有的各项权利，成为民主与法制的国家，让中国真正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家。中国统一的真正标志就是要大多数台湾省人羡慕和认同大陆人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而中国崛起的真正标志，就是让世界上大多数人尤其是欧美那样的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羡慕和认同中国人自由幸福的生活。国家之间的竞争最主要的竞争就是社会制度的竞争，而哪种社会制度好，这是由本国人民说了才能算的。而真正能够超越私利，尊重人民意志，接受和尊重人民选举权利和监督权利的候选人，才能领导中国真正崛起。
莫言获诺文学奖不是偶然的，诺文学奖评委在颁奖的标准上从来都是毫不含糊地坚持普世价值观的。而莫言在创作精神上所一贯张扬的普世价值观得到了诺奖评委的认可。在《酒国》中，莫言用大量的反讽手法极为夸张地把酒国的酒文化和食文化的变态推向了极致的同时，把权贵们以卖弄无耻的嘴脸也夸张到了极致。他用形象证明了体制上的腐败只能产生作者所痛恨的腐败文化。《酒国》与莫言早期作品有些不同，是篇辞藻虽然华丽一如以往，但却意在表现丑恶的作品。这恰恰是莫言现实主义深入的迹象。在《酒国》中，作者用红烧婴儿这道菜作为民脂民膏和民权的象征，道出了官员腐败透顶、农民愚昧透顶、教授无耻透顶的世态，只有丁钩儿和老革命天良未泯，却被证明他们很多余。丁钩儿也只干了酗酒、性交和绝望地乱开枪的事。而其他的人既没有道德和信仰，也没理性和温情，酒国就是一个黑暗混沌，人性变得很势利很邪恶的世界。孟德斯鸠有一个著名的判断，即制度决定民情。他据此提出，仁慈宽宏的国民性只能出现在民主的国度。以上说明，作品的思想内容正是作者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原因。
莫言的小说被标榜为魔幻小说，但在《酒国》中，魔幻主义创作在给读者带来强烈刺激和震撼的同时，也有让人感到所谓魔幻在《酒国》的创作中也有偷工减料，蒙混过关的 包装之嫌。像那些经典长篇小说那样实打实地写，讲求人物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结构宏大完美，主旨深邃尖锐的作品，这是需要作者具有深厚广泛的生活基础和广博的学养来作为支撑的，这谈何容易，一部长篇就足以穷尽作者的一生，而上海文艺出版社一家就为莫言的长篇小说出版了11部。据说他还手写，一天能写上万字。而像历史上经典作家那样关注现实，性格刚直和创作态度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当下不会有这么好的命运，他们同他们的作品将永无出头之日，所以还是让诗人不愤怒的好，要愤怒也要像莫言这样假借魔幻之言，借题发挥，装疯卖傻地愤怒，而小说中的意味就有劳读者费神解读了。尽管莫言的魔幻小说《酒国》是适应当下文学生态的幸运者，但像《酒国》这样的小说能够出版还是同莫言本人具有巨大的市场效应有着很大关系。
莫言的创作的媚俗倾向也是很明显的。作为畅销书作家，他很重视满足读者猎奇和追求刺激的心理需求；作为富有奇思妙想的作家，他在《酒国》的创作中也不乏才情，但也不免有点像故作惊人之语的武侠小说作家古龙那样的捉襟见肘，放出去收不回来的尴尬，虎头蛇尾的拼接之处也是处处显现。《酒国》的结构很泼洒，但也遮不住其中的破碎，就是靠人物、时空、文体、创作与现实海阔天空，独往独来的神马穿越；体裁上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书信交叉穿越连缀成篇。小说由丁钩儿调查红烧婴儿案为作品里的“长篇小说”为主线，辅以文学青年李一斗给作家莫言的“短篇小说”来稿来信，和莫言的复信，以及最后的见面为副线构成。这样的结构的好处就是能够很方便地把很多亮点展现给读者，而又似乎避免了马尾续貂的困窘，而且还能把各部分整合得互映成趣；不足就是也有人物形象不太完整，故事情节和结构散乱，描写浮于表象和生活基础明显不足等问题。这也是无奈之举。
中国当代的文学现象一直很复杂，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现象更复杂。这主要源于当下的权力垄断的出版和文学体制不纯粹导致了亦官亦文的名作家不纯粹。其实作家和评论家的文学成就和水平从来不是能够用所谓作品是否正式出版、作协会员、行政级别、技术职称以及其它社会地位所能界定的；能够真正界定作家和评论家文学成就和水平的，只能是自己的著述，而且还要由广大读者所构成的历史来评价。那怕这样的好文章是所谓的非法出版物和网络文学。而当下的文坛就是个无视广大读者的自娱自乐的官场，而且正在迅速地被风起云涌的包括全民写作的网络杂文在内的网络文学所边缘化。以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来用级别职称等各种名利来衡量作家的创作价值和文学地位如同给寺庙里的和尚定级别待遇一样，是一件荒谬绝伦的黑色官场幽默。可叹作家们太热衷于此道，人人早已浑然不觉了。中国人远离人文精神实在太久了，他们不知道浸透着人文精神的现实主义文学是浸透着功名利禄的官场的天敌，两者的价值观绝无兼容的可能，所以亦文亦官的作家们都有很多利益的羁绊。他们为文时和为官时，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在这个鼓励说谎的体制里躲躲闪闪，吞吞吐吐，患得患失是少不了的，很不容易。在2012年纪念《毛泽东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时，莫言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纪念册上也抄录了几句《讲话》，并签了字；在诺文学奖获奖活动中对记者采访时发表的言论也在网上引起争论。其实莫言表一些态，说一些话也是不完全由己的，不必求全责备。莫言对此也一直有所意识，在《酒国》中，借小说中的“莫言”在给李一斗的复信里说：“我一直没有扔掉讨饭棍。”只要莫言在创作上继续张扬着农民的主体意识，就还不能说他依附权贵。对莫言进行评价的重点还是应该从作品上来判断。虽然一直在权力的控制和垄断之下文学出版体制和单位对文学生产力形成了长期扼杀和压制，但随着政治意志对文学控制力的弱化和权力的私化，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市场竞争的激烈，文学的风骚本性就抑制不住了，一些像莫言那样当花瓶的作家都有两面性。即使是在自我封闭的文学体制内，尽管在缺乏对广泛的生活有更深入体验的文学的新生力量补充的小圈子文学里，当下的严酷尖锐现实也会拷问这些作家的良知，使他们感受到时代的气息，好的作品好的作家也是占多数的。具有对生活有现实感的悲天悯人的莫言就是其中一位。
《酒国》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适应当下出版专制和迎合文学市场的需求，但也有各种信息对读者的轰炸带来的强迫性。莫言的创作有些畸形，这也是体制的畸形留下来的痕迹，也有需要商榷的一面。如表现在他的创作存在一种反传统小说创作规律的特点，如《酒国》中借李一斗来信来稿和丁钩儿的魔幻，罗列了武侠、传奇、玄幻、穿越、魔幻等相对独立的文体和元素，只要写得顺溜，人物可以无所不能，死而后生。而且前后不搭界的现象较多，非常枝蔓。文体虽多但就像个拼盘，各吃各的味道，而且各个味道还不地道。究其原因不能不想到作者的生活是不是不够呢？对作品的题材熔铸得是不是不够呢？文思是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从影视到小说？这是因为有些形象确实让人感到比较熟悉，就是变异了一下，譬如那个不断在几种文体里穿越的侏儒。莫言是位很有创作灵性的作家，但生活基础对于创作更重要。莫言可以这么写，但我们无法东施效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