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君臣父子”说开去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什么意思
此话记载于《论语》·颜渊第十二。原文是：“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几乎与“孔孟之道”划上了等号，是什么意思呢？历来也是众说纷纭，主要有下面几种。
1．断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要像个君，臣才能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
2．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后面的潜台词是各有位置，不可改变。是“血统论”、“出生论”的观点。
3．在第二种观点基础上还包含着“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再加“夫为妻纲”）”的大伦关系。
4．君主要像个做君主的，臣子要像个做臣子的，父亲要像个做父亲的，儿子要像个做儿子的。
笔者以为第4种解释比较符合孔老夫子的原意。
（1）、看断文和字面。断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大多认同的。这里出现了比较少见的名词词性的变化。即一般名词借用为动词是动词在前，名词在后。但这里前面的君臣父子是名词，后面的君臣父子当动词用了。我们知道名词不能用副词来修饰。如不能说“不桌子”。但后文出现了“君不君······”的表述。这里第二个“君”是动词“行君主之道（尽君主的责任，言行举止等符合君主身份作出表率）”的意思，臣父子类推。
（2）、从讲话的场景来理解。孔子是在什么情况下讲这番话的呢?朱熹在《论语集注》里解释：“是时景公失政，而大夫陈氏厚施于国。景公又多内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间，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齐景公作为君主未尽国君之道，作为父亲未尽为父之道。正好遇孔子并“问政”于孔老夫子。孔子此时抓住机会想劝喻齐景公：你作为国君就要像个君主行君主之道，作为父亲就要像个父亲行为父之道。话说得够分量但很有策略。笔者以为这里“君不君，臣就可以不臣”的的信息不明显。因为孔子一贯反对以下犯上的。但有“君不君，就有可能导致臣不臣，父不父，就有可能导致子不子”的推理、预测、警戒之意。果然，齐景公虽然“善”孔子之言但不采用，“其后果以继嗣不定，启陈氏弑君篡国之祸”。果然齐景公“君不君”，他的臣子陈氏就“臣不臣”了，杀了齐景公取而代之。
（3）、孔子不是血统论、出生论者。“有教无类”是孔子的名言。而且认为“人人皆可成尧、舜”。当然，不是说大家都可要当国王，是说只要你努力不懈地修炼自己就有可能达到古圣人的境界，不管你是什么出生、血统。因此，第2种解释也不对。
（4）、从孔子的思想体系来理解。孔子是讲名分：“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讲长幼有序等级分明；讲社会和家庭秩序，不以下犯上。但是，孔子从来就非常主张君臣也好，父子也好，夫妇也好等等这些关系都是相互的，从来没有主张过一方对另一方要绝对服从的意思。君臣关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父子关系是“父慈子孝”，夫妇关系是“敬与爱”或“夫妇有义”。还强调，做臣要做“争臣”，做子要做“争子”。“君为臣纲”等“三纲”不符合孔子的思想，是对先秦正宗“孔孟之道”的修正与歪曲。因此，第3种解释是歪曲了孔子的思想。对此，下文展开详细讨论。
君臣父子与三纲五常
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为“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孔孟之道的核心，并且出自孔孟。即三纲源自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五常源自孔子的“仁、义、礼、智”，在此基础上加上“朋友有信”的“信”（其实“信”的为人道德概念孔子已经提出，只是没有五字连用而已）由孟子系统化提出。
把“三纲”归源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及孟子的“五伦”笔者以为这是个历史冤案，如前文所述这是对孔孟思想的大歪曲，也是“孔家店”被打到，“孔孟之道”被革命的主要因素。
三纲最早是由西汉的董仲舒提出来的。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最为重要，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东汉的《白虎通·三纲五常》和宋代的朱熹将三纲五常予以集大成。三纲表达了三层意思。（1）主从关系，即君父夫为主，臣子妇为从；（2）服从关系，即臣子妇得服从于君父夫，不是一般的服从，得绝对服从；（3）三纲取于阴阳之道，“君权神授”，乃“天理”。经历代大儒们的不断补充，以致发展成为“名教”。东汉时，三纲五常已相当于法律典章。经过演绎发展，不断向有利封建专制统治方向完善。什么“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奴役妇女的“三从四德”等等都往里面装。这些，离孔孟的思想越走越远，甚至背道而驰了。
“三纲”是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冒用与歪曲，不是孔孟的思想。因为在“三纲”中，只片面强调下对上的义务，上对下具有绝对权威，而没有相应的责任和权利。这与先秦儒学的“五伦”思想泾渭分明，截然不同。先秦儒学的“五伦”，其每“伦”的双方基本上处于互相对应的对等关系，任何一方都有相应的义务和权利：夫妇关系是互相“敬与爱”或“夫妇有义”；父子关系是“父慈子孝”或“父子有亲”；兄弟关系是“兄爱弟敬”或“兄友弟恭”；君臣关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朋友关系是“朋友有信”。而且孔孟都鼓励为臣要做“争臣”，为子要做“争子”。孔子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倠。”可见，孔孟的“忠孝节”与近一千多年来流毒甚广的“愚忠、愚孝、愚节”完全不同。封建皇权以及那些御用大儒利用孔孟的威名和巨大影响，窜改、歪曲他们的思想与学说，整出一个有利专制统治的“孔孟之道”，鱼龙混杂，蒙骗百姓，孔孟也因此蒙冤。近来国学似有热起来的迹象，通过《论语》《孟子》等原文研读，但愿能起到正本清源之效。
关于“阴阳”，“天理”，“君权神授”。同样不是孔孟的思想。孔子从来不谈神鬼等神秘的东西。“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第七）。”“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1子罕第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第十四章）”。孔子、孟子从来没有表达过“君权神授”的观点，反而认为得民心者，施仁政者，爱人者才配当“天子”，才能得天下。
可见，三纲已歪曲了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不是孔孟之道，是后来的那些号称所谓“大儒”，“孔孟之徒”窜改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原本之意，而且越走越远，孔孟因此而背上的黑锅越背越黑。三纲确实是个大毒瘤，后来的“愚忠、愚孝、愚节”，“三从四德”等等象征着封建黑暗的东西与它一脉相承。因此，三纲的封建专制观念必须予以清除。
至于五常，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伦理观念应该是孔孟儒家文化的经典，是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五常作为个人的修身律己的标杆也好，或作为人与人之间相处社会交往的道德规范也好，笔者以为现在没有过时（而且还是缺失的），再过二千年恐怕也不会过时。
君臣父子与中国人治
众所周知，中国的人治政治源远流长。孔老夫子以前的夏、商、周虽然经历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换，但人治政治（或称以人治为主导的政治――下同）是一直延续的；孔老夫子以后的二千多年也是人治。孔老夫子与中国人治或人治政治的强化与稳定有没有关系呢？笔者以为有。这又得从君臣父子讲起。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包含或透露出几层意思。（1）是秩序。上下长幼有序，各就其位，各称其职；（2）是带头垂范。君行君道，给臣作出样子，父行父道，给子作出样子；（3）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笔者以为前两种意思没有问题，第三种意思值得探讨。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必备条件，笔者完全赞同。但如果是身修、家齐与国治、天下平存在逻辑关系，或更进一步是表达身修、家齐必能平天下，这笔者就不能苟同而且以为问题很大。纵观孔老夫子的思想体系及有关言论，孔老夫子秉持的是这种人治政治哲学。
孔子不主张法治。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是说，用法制禁令来管理百姓，用刑律来统一百姓的行为，百姓可能暂时免于犯罪，逃过处罚，但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用道德来教化百姓，用礼制来统一百姓的行为，百姓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能自己纠正错误。应该说，孔子的心愿是好的，但太理想化了。人或绝大多数的人能自觉，世界就接近大同了。孔子的问题就是他把希望寄托在人的自觉上。对百姓是如此，对最高统治者也如此。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第二）”。这种思想就是鲁迅所概括的“好皇帝”的思想。我们的问题是：皇帝不好，“北辰居”者无德、不以德怎么办；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没有效果或效果甚微怎么办。非常不幸的是，几千年来基本上是这样。几千年来，可圈可点，为历史和老百姓津津乐道的只有“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虽然“文景之治”也有“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贾宜等之屈，“贞观之治”诞生于“玄武门之变”的刀光剑影之后，但对于百姓而言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这样的“好皇帝”已经是几辈子的盼望了。几千年也就出了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好皇帝”，加起来大概百年而已。就个体而言，几千年绝大多数人一辈子没有盼到“好皇帝”，盼到的往往是为了皇位，为了皇权，皇父与皇子之间，皇子与皇子之间，皇亲与外戚之间，刀光剑影，父子相残、兄弟相煎，战祸连绵，血流成河。百姓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性命如蚁。宫廷斗争，说多少黑暗就有多少黑暗。对这些乱相，孔子时代已风行，孔子也是看得很清楚的了。孔老夫子“克己复礼”，“仁政”是想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但君还是不君，那怎么办呢？孔子只是想到了，臣要做“争臣”，要“谏”，谏了不听就再谏，一直“几谏”，没效果就算了，不然就“斯辱矣”。实际效果确实很差，自觉的人现实中几乎找不到，孔老夫子奔波了一辈子，最后还是“道不行”，自己都想“乘桴浮于海”了。德治、人治、好皇帝的政治理想既然不可能，但儒家又为何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而且抬得这么高呢？首先如前所述是窜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对维护皇权、封建秩序是个几乎是没有比此更好的理论；其次皇帝、专制统治者利用这个思想专制者可以美化自己同时又可以麻痹百姓：人能自觉，我尊为皇帝、国君当然就是最能自觉的人，我当然就“为政以德”、“率子以正”，充当理想的化身。百姓千百年来也有了盼头，好皇帝、青天大老爷总会有的，老子没遇见，乃命不好，儿子总会遇见，儿子没“福气”，孙子、孙子的孙子总会遇见的。我们知道百姓的盼望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落空了。百姓们被压迫得活不下去了，起来造反，用性命换来改朝换代，来了个新皇帝，但不是所盼望的那个皇帝，历史进入又一轮似曾相识的循环。 人治的特点是权力的产生和更迭没有规则与程序，权力的行使没有规则与程序，权力的制衡与监督没有规则与程序。孔孟之道为人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加上专制统治者的利用与发挥，中国皇权专制统治恶性循环了几千年，对中国民众的奴性思维与好皇帝思想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影响仍在，这一点我们用不着为孔孟辩护，而且应该反思再反思。
当然，我们讲人治是指以人治为主导的人治，中国自夏商周开始就有较完备的刑律了，到了清皇朝，法律典章更多了。但这些远远不是法治的要求与精神。封建皇朝时期的“齐之以刑”主要是对老百姓的，“刑不上大夫”，官阶越高受法律约束越少。而法治的精神首先是以法治权，依法行政。当然，要孔老夫子诞生这种思想那是苛求于古人了。孔老夫子的人治思想被专制当权者利用以致影响了中国这么长的历史他本人是绝对想不到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是不可能的，但“半部《论语》修自身”至今没有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