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季栋梁近作欣赏
季栋梁的《上庄记》（《小说选刊》2011年第6期）让人想起刘醒龙的《凤凰琴》和崔莫愁的《走入枫香地》，它反映的是乡村教育问题。“我”被分配到上庄扶贫，还没有到任，上庄的刘老村长就带着一只宰后的羊来了，“我”以为老村长这样做，是希望获得扶贫款，到了上庄后，才知老村长这样急着找他，盼着他来，是要他做四十几个娃的教师。
随着乡村人口增长的缓慢以及一些学生随父母进入城市读书，农村中小学撤校并校越来越多，上庄小学就在这种潮流中面临撤校的命运。新的庙台小学离上庄远，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太小，走不了那么多路，老村长就多方活动，保留了上庄小学。但上面派不来教师，这大山沟也没有人愿意来，老村长只好利用上级每年都要来人扶贫的机会，让扶贫的公务人员教一年孩子。这些扶贫的人都有大学文化，而且来自城市，一旦被老村长和村民的热情所感动，都能全身心投入到对孩子的教学事业之中，因此上庄这几年的教学很有成效，孩子屡屡得奖。
上庄和全国的农村基本一样，每家多则两个孩子，因此对教育很重视。家长都希望孩子将来能考上大学，不重复自己的老路。上庄小学每年开学都要开大会，升旗，一学年结束了，三年级就算毕业了，还要开毕业典礼，表彰优秀学生，开会时，老村长要在主席台就座，讲话，老师和学生代表也要发言。开会时，留在农村的男女老少都要来看。在村民和小学生看来，这不是形式主义，有表决心、鼓舞人心、促学习劲头之效。
上庄的这种做法好，我的朋友姚文学说：“《上庄记》中，学校召开大会的情节，我看了倍感亲切，我在读小学时，我的那个母校正是这样。至今还记得，一年几次大会的隆重场景，我作为学生代表曾经对着学校的那个包着红布的麦克风发过言，第一次非常紧张，后来锻炼锻炼，就自然多了。”我也记得，刚粉碎“四人帮”时，我就读的农村中学也有这样类似的会议，全校学生集中在外面的操场上。公社负责文教的干事要来讲话，校长和老师、同学的代表发言，说的都是好好学习的事儿。这么多年过去了，想起来还非常温馨。
上庄是贫穷的，完全靠天吃饭，要是老天赏脸，还能糊个肚圆，要是雨水少，连吃饭都困难。《上庄记》一方面揭示了上庄人对教育的渴望，一方面又反映了他们惊人的贫困。“我”在这一年的扶贫过程中，与孩子、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情感。“我”在单位的旅游款和孩子们摘枸杞的钱最终化成两个水窖，“我”动用在城市的关系，把两个孩子转到城里上学，这些描写都是可信的。正如《小说选刊》的编者所说，当人们读到《上庄记》中的“土桌子，土台子，里面坐着一群土孩子”，还有一个一心读书一个放学后就砍车、做活的马家兄弟以及顾小军父子在夏季的时候都在城市拾瓶子，我们不能不沉重。
读《上庄记》，我一方面为村民重视教育的行为而感动，一方面又为此担心。在村民眼里，教育不是人格的养成和知识的获得，而是如科举一般，走出乡村，上大学，在城里找一份好工作。教育和生养他们的土地没有任何关系，它不能让受教育者在家乡的土地上发现自己，培养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情感。这样的教育是悬空的，甚至是危险的。家乡是草木和庄稼的生长，是天空的飞鸟和热闹庄严的民风民俗，我们的中小学教育有多少这方面的内容？
《郑元 你好福气》（《小说月报》2011年第2期）让人想起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夏天敏这个小说是写副专员和德山老汉结对子，送了老汉一对羊。从县到村的干部迅速高度重视这件事，要德山老汉把这件事当政治任务来对待。从此，这对羊的价值远远高于德山老汉一家，成了一种统治德山一家的异己力量，为此，德山老汉失去了女儿，自己也极度疲惫。小说写出了副专员的走马观花的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和小干部的欺下媚上，写出了底层的卑微，其力度直逼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郑元你好福气》也是这样，郑元本来是年年都出去打工，尽管挣钱不多，但一年少说也要存几千块，离完成老娘生前要在她死后五周年娶上媳妇的嘱咐，虽然艰难，但也不是一点希望也没有。在娘三周年忌日那天，他给娘烧过纸后，正准备到镇上坐车到县城赶火车，却遇到了郑市长一行人视察，郑市长看郑元的破窑和单身的身份，又了解到娶一个媳妇要十万元价格，就决定和郑元结对子，送一头牛犊给郑元，三年后，这牛犊可下五窝，到时，有十六头牛，娶个媳妇阔佬西。第二天，牛犊就由县委书记和县长送来了，村长把小学生和村民都集中到村部，为牛犊和县委书记及县长的到来举行热烈的欢迎仪式。与德山老汉一样，养这头牛也成了郑元的政治任务，只能养好，不能出问题。他不能出去打工了，明知他们这种高寒山区，牛不能怀孕，仍然一次又一次地为这条叫“鲁西”的牛配种。有用这条牛拉东西的送上门的挣钱机会，他也不敢用鲁西。村干部也不准啊！要是把鲁西用伤了，责任谁负？郑市长说年底要来看鲁西，为这话，不仅郑元，连村长也不敢出去打工。就这样，郑元还成了大伙羡慕的人，和市长攀上了关系，那还得了！
时代在进步，民智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也在日益开化。郑元把郑市长给的牛养了两年，看市长还没有来，就导演了一曲鲁西失窃事件。他如愿出去打工了，村长也解脱了。其实，牛没有丢，是放在郑元姐姐家养着。有意思的是，当郑元在工棚里睡觉时，同在工棚里的人却在电视上看见了郑市长，人家已是省里的大领导。显然，他已忘记了那条鲁西和村民郑元。小说同《好大一对羊》一样，有极强的讽刺效果，尤其是写了郑元不把“政治任务”当回事，毅然出去打工，这就发展了《好大一对羊》的主题，使《好大一对羊》的悲剧淡化成多少带有喜剧色彩的结局，读者也就从作品一度的压抑的氛围得到了些许的安慰。
读《例假案例》（《清明》2011年第3期），感觉这是在读另一个人的小说。在季栋梁的其他小说中，我们能感受到西北土地特有的风情和语言，感受到西北作家从柳青到路遥的那种在作品中时常有的作者的议论，在《例假案例》中，这一切都消失了，你感到这是当下流行的都市文学，官场文学，是一个随情节而扩展的严密故事。我以为，这是季栋梁的一次变脸，是成功的转型，表明他可以风格多样，既能写好农村，也能写好城市。
《例假案例》从高三语文老师童妍提前了八天的例假写起，因为她是带毕业班的老师，压力大，例假在高考前夕就变得极不规则。这一天，就在课堂上，她的例假汹涌而来，她只好要学生做模拟试题，随即撤出，回宿舍换衣服。就在她离开的一二十分钟的时间内，班上出状况了，两个学生打了起来。正在这个节骨眼，由省委副书记和市委书记带队的检查团从此经过，这下问题升级了。教委书记史国和校长陈肃一班人紧张得不得了，但得到童妍的解释后，事情也就过去了。突然，有传言说童妍是市委秘书长刘强的外甥女或者小蜜，顿时，气氛紧张了，一次平常的女教师的生理现象就成了一桩政治阴谋。这个城市刚落马一位副市长，刘强和史国是热门人选，童妍所在的四中校长陈肃也期望史国能当副市长，那样，作为教委副书记兼四中校长的他就有可能成为教委主任。因此，他们高度重视有关例假事件的谣传，为此，他们居然暗地里调查童妍。
不久，事情水落石出，只是史国和刘强都未能当上副市长。小说在写这件事的同时，还写了“挖坑”。所谓“挖坑”就是通过金钱把别的中学的尖子生挖到自己的学校，从而提高自己学校的升学率和知名度，在此过程中还能达到超过对手的目的。现任教委主任史国能做到目前这个位子，很大程度是在四中的时候“挖坑”的功劳。
《例假案例》揭露了官场和教育界的黑幕，史国和刘强竞争的基建副市长的位置上居然接连三人都查出了严重的受贿问题，就连清静的佛门之地，也是人欲横流。清明和尚为了能当上主持，杀了通善主持。他怨怒通善把主持位置给了别人，平时，他给人求签，还用起了“卖一送一”的商场策略，既使人好笑，也使人悲哀。小说里童妍的男朋友谭继忠来自农村，上了大学后，只想当官。这是他的愿望，更是他父亲和村民的期望。在衙门里好啊，一个电话就能搞定许多事情。不当官，谁把你当回事。
我们觉得这个小说真实，真实得让人窒息，让人看不到希望，唯一的亮点是童妍所教的那些学生和童妍本人。那些学生得知校方调查童妍，集体行动，要校长陈肃和校务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向童妍老师郑重道歉，他们不鞠躬，这些学生不罢休。当我们读到陈肃和校务委员会一班人的鞠躬的文字时，感到快慰，感到激浊扬清的昂扬。只是当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有一天走向社会后，他们会不会是下一个谭继忠和史国、陈肃呢？谁也不敢保证。
童妍是单纯的，她为陈肃恶心，她始终和谭继忠若即若离，障碍来自于谭的世俗和她的清纯。小说结束时，她离开了龌龊的四中，到了南方。鲁迅当年从北京到南方，辗转厦门、广州、上海，黑暗依然如故，风波依然不止。今天的中国和旧日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南方这些年一直充当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思想的策源地，无数的中国精英人才云集于此，使这块热土活力四射。我们希望到了南中国的童妍前途一片光明。
季栋梁作为60后，他的名气没有苏童、叶兆言、格非大，但他近年来的小说和散文在报刊上频频亮相，获得好评，有“宁夏三驾马车之一”的美誉，我们相信他在创作上不断会有新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