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转眼间，侯登科离开我们已近一年了，可他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浮现在我眼前，当我端起相机时，他叮咛我“要关注人性，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当我起草西铁工程集团宣传工作规划时，耳边就响起了十几年前，他任集团公司宣传部副部长时的谆谆教诲，“淡化形式，力求独创”；翻阅10年间，侯登科任集团公司行办副主任期间，撰写的行政工作报告，细细拜读，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新观念、新思路、新举措……思念之中，随手打开老侯留下的一本本影册，影册中，我仿佛看到老侯正向我走来，他微微的笑着，讲述着照片背后的辛酸苦辣。
第一次听到侯登科的名字是1980年12月在陇海铁路宝天线，据知情者说，为了拍摄宝（鸡）天（水）电气化铁路通车的镜头，他一大早就跑到山区，蹲在铁道旁的一棵大树上，苦苦等候了整整一个上午。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寒风刺骨，真不知冰天雪地里他是怎么捱过的，那时我入路不足一年，但从那时起，我知道了什么叫敬业。
1982年，老侯拍摄的《子弟》一举成名，获得全国青年摄影艺术大奖，我真为他感到高兴。他告诉我，那天部队在临潼搞阅兵，他左转右转进不了门，无奈，只好在门口观看，看着看着，突然找到了感觉，于是端起相机，就有了《子弟》。他说，子弟兵来自人民，孩子长大了就成了子弟兵。我细看画面，两个光着屁股的小孩，望着一排持枪的列兵，紧随着威武的队列。再细看，不得了，当兵的肩和头不知那去了，这在当时够胆大的。没曾想，老侯越拍，胆越大，1985年冬季中越反击战打响后，老侯跑到站台上，与潘科拍摄了组照《出征》，从而引发全国摄影界长达一年的争论，厌它者说，送恋人上前线，哭哭啼啼会动摇军心，怎能打胜仗。喜它者说，这是对传统手法的挑战，是创新、是突破，体现了人性。《出征》在全国新闻摄影大赛第一轮初选中被淘汰后，经胡武功、贺延光、王文澜先生的抢救，在复评中一跃夺得银奖（金奖空缺）。最终，这幅组照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同和支持，1986年5月21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李源朝在《出征》见报的第二天，就致信中国青年报称“昨天的第四版是充满感情的，我想这种感情和广大青年读者是能相通的，报纸的宣传方式要逐步改革，我看昨天的第四版也是一次很好的尝试，这样的四版虽然排在最后，但可以居上”。
（列车上的藏胞/侯登科摄）
回顾《出征》的前前后后，老侯心有余悸地告诉我，好险，那次要不是团中央书记表态，弄不好我要挨整。在以后的岁月里，老侯拍摄的《列车上的藏胞》获得全国摄影报刊公元杯摄影大赛一等奖，以翻身农奴难以抑制的喜悦为他争来一件价值数千元的奖品。但这些奖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有些人风言风语说，老侯是拿着公家的胶卷给自己练本事呢等等，许多人为老侯鸣不平，人家企业能养一个专业球队，我们为什么养不起一个优秀摄影家。好在，包括集团公司领导在内的多数员工对老侯深表理解。其实也难怪别人说，老侯获奖的摄影作品，多与企业无直接关系，可又有谁知道，他拍摄的数以千计的企业资料片每张都付出了许许多多的心血。宝成线抢险时，为拍抢险资料片，他差点儿滚入波涛汹涌的嘉陵江，这些他很少提起过。
（侯登科在黄河桥铁塔上抓拍黄河桥电气化施工/倪树斌摄）
记得1992年夏季，京广线郑州黄河大桥开始架设电气化网线，我和老侯走上大桥，眼看着架线车开了过来，老侯抓住铁塔像猴子一般猫着腰三两下爬上了十几米高的铁塔，一屁股坐在塔顶上，端起相机瞄准架线车咔嚓咔嚓照个不停，桥上风大，铁塔在风中来回晃动，我大声呼叫让他注意安全，可他却毫不在乎。我想叫架线车停下来，让老侯多拍几个镜头，可老侯不干，他说不要打扰他们施工。下了铁塔，老侯又一路小跑，爬上另一个铁塔……
在回驻地的路上，老侯满脸灿烂，看得出他非常开心，非常得意。他告诉我，记不请这是第几次拍黄河大桥了，原想冬天在离大桥不远的邙山上拍黄河大桥雪景，可跑去偏偏遇到雾天，镜头里雾茫茫一片。黄河大桥是直线桥，在桥上拍效果不理想。今天光线太好了，在铁塔上把桥拍成了斜线，真是好极了。我埋怨老侯，上塔时不该不带安全带，如果出了事让我如何交代。老侯挤了挤眼狡狭地笑了笑，“你放心，我会游泳，淹不死的。”临别黄河大桥工地时，原电化段三队队长刘光送来两盒武陟油茶，以示慰劳。老侯瞪了我一眼，“是不是你搞的鬼”。过了好一会儿，他语重心长的对我说，“这是我第一次收下边的东西，以后千万可不要这样做了”。还好，老侯算是给了我们面子。
（网线飞架黄河/侯登科摄）
现在，每当我看到黄河大桥架线那张片子，我就想起了和老侯在一起的日子。为了拍好一张片子，老侯竟连命也不顾，这样的人理应成为企业的英雄，理应赢得人们的敬重。
新千年过后，我由电化处调到集团公司宣传部，本想和老侯接触的多了，但彼此间各忙各的事，交流的机会反倒少了。闲时，浏览画册杂志中老侯拍摄的一幅幅照片，我慢慢的读懂了什么叫关注人性，渐渐地走近了老侯。
老侯的镜头里多是企业的员工和民工。记得有一次，在新乡车站，老侯走着走着突然不见了，我回头一瞧，他端着相机，镜头前一个工程队队长满脸汗水，正在烈日下指挥吊杆。他说我最敬佩的就是这种人。
（贵宾/侯登科摄）
老侯最爱劳动者，最敬重的也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平时用镜头既不仰视也不俯视，喜欢平视。他执拗地认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96年12月18日，西康铁路开工仪式在豁口举行，当时参加开工仪式的陕西省、铁道部等大大小小厅局级以上的官员多达几十个，可他却把多年来极少用的仰视镜头对准了全国劳动模范刘云和，这幅题为《贵宾》的照片将刘云和顶天立地的劳动者风采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肃然起敬。在老侯眼里，真正的贵宾是劳动者，劳动者最平凡，但最可敬，最可爱，最伟大。还有一次，我与刚从太焦线回来的侯登科巧遇，一见面，他就兴冲冲地告诉我，这回拍到了一张好片子。后来我从画册上看到了这张片子，画面上刚刚从工地上归来的民工戴着安全帽，扎着保险带，带着满脚的泥土走上了红地毯。在老侯心里，参加铁路建设的民工才是最有资格登上红地毯的主人。
在工厂，在工棚，在隧道，在桥梁，在铁路线上，哪里有西铁工程人，哪里就活跃着老侯的身影。他在吹口哨的老工人呲牙咧嘴中笑出《成功》；让全身的肌肉都在豪情中震颤的青年铸成《道钉》；以钢轨、隧道为背景，以坟墓为主人公，把石碑做前景，推出《开路的人》，无声的画面唤起了开山的炮声，展现出塌方的惨烈和一个个油汗淋漓的铁脊梁。
老侯深深爱着养育他的西铁工程集团，爱到极处竟产生了少许怨恨，恨到极处还是刻骨铭心的爱，难以割舍的爱，恨铁不成钢的爱。从他起草的一份份行政工作报告和用图像记录集团公司光辉历程的数千幅照片，无不渗透着他对企业的忠诚，他的奉献是无声的。
1989年以后，老侯退出各类摄影大赛，主动结束了零敲碎打，进入对某一生存状态相对整体把握的持续过程。从此，他的摄影离艺术越来越远，离生活越来越近。
有一天，他认真的对我说，我想给历史留下点什么。后来就有了记录西安古城里芸芸众生的《四方城》，就有了记录候鸟般生活的《麦客》。在谈到麦客时，老侯感慨万千，他说，我从小就熟悉麦客，熟悉他们背上的尖底背篓和麻毛褡裢，还有绑腿、麻鞋、燕麦炒面、手中的镰刀、生硬涩舌的口语，他们是一个“族群”，是延续了不知多少代的人生候鸟，是黄土地上特有的命运生态。麦客是艰难的，麦客又是顽韧的。生存力是种历史的秉性，因了她，人性才不至于虚脱，种群才不至于泯灭，传统才不至于断流。类似于麦客或者比麦客还要普通的人生状态，应该是我们这些“非牛非马”的摄影者去关注的，这是国情。
（麦客/侯登科摄）
《麦客》先是在《大众摄影》杂志中亮相，而后出版影集。《中国作家》杂志将《麦客》文字部分全文刊载,在全国摄影界引起轰动，好评如潮：
“《麦客》表现的是中国，而且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很真实。”“麦客呈现的是中国最底层的一种生活状态，切合中国实际，意义相当重大。”
“通过看《麦客》这组照片，我看到了一种得在《麦客》里面有很多能够表现生命的东西，特别是麦客在奔波和颠簸的这种生活当中，当然这种‘颠簸’本身就是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而从这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人，当然每个人的处境都不一样，但要通过对艺术的本质的把握来表现人的本质的东西，特别是生命的某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要是具体从摄影作品来讲，那么《麦客》这组照片更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方式，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是艺术家通过自己的悟性达到的，而不是别人给予的或者限定的。”
（麦客/侯登科摄）
“我觉得《麦客》是表现人的原生态的一种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在当今中国实在是太少了。”
在人们评说《麦客》的同时，老侯又把视角从下乡收麦的民工悄然转向进城打工的民工，他怎么也想不到此时病魔正悄悄地向他袭来。
2002年6月9日，一场特大洪水冲断了陇海铁路灞河大桥，老侯身背相机，迅速赶到水害现场，摄取了灞河桥倒塌等系列珍贵资料。第二天，老侯感到身体不适，但他还是坚持着来到抢险工地，临近中午，老侯和我们说着话，不经意间吐了一口痰，痰中见血，他说不好。几天后，就传来消息，老侯被查出肺炎准备住院。在抢险最关键的时刻，工地上还能看到 他带病的身影。时隔不久，又传来消息，说他已是肝癌晚期。本想去医院看望老侯，可没白没夜的抢险竟一时脱不开身。
6月22日，灞河大桥进入最关键的钻孔阶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来到灞河工地，慰问参战员工。在抢险的队伍中，我一眼看到了老侯那熟悉的身影。事后才知道，老侯是从医院溜出来的。后来，老侯又被送回了医院。老侯人虽在医院，可他的心还在工地上。每逢有人去看他，他都要询问大桥进展情况。国庆节过后，老侯病情已经恶化，病魔折磨得他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说话非常微弱吃力。一公司党办主任霍永吉去看他时，他只字不提自己的病情，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咛小霍：“青城山我可能去不成了，青城山磁悬浮列车示范线投入运行时，拜托你帮我拍张片子，要站得远一点，找一个制高点，拍一张运行的列车，也可以从下从上拍，拍出气势……”。
老侯病重期间，西铁分局、西铁工程集团公司的领导多次看望他，为他解决医疗费用；西铁分局的影友几经周折为他买来急需的短缺药品；宁夏影友得知他身体虚弱、怕寒，给他寄来非常柔软的羊皮袄；北京、河南等地还有许许多多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们，为他送款寄物，以示爱心和敬意。西铁工程集团的众多员工、老侯的朋友和所有关心老侯的人们都和老侯的亲人一样，希望他能好起来，老侯也渴望生命有新的转机，尽管他心里非常清楚这种病是治不好的，但他仍企盼着奇迹的出现。先是临潼工程医院，后是西京医院，再后是咸阳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而后又转西京医院，但病情仍是每况愈下。这期间，长安医院肿瘤专家商子周先生打来电话表示长安医院愿为老侯义诊，当我转告老侯时，他用微弱的声音道声“谢谢”，稍稍停顿后，又说，“不用了”。自此，老侯的病再也没能好起来。
2002年11月，西安铁路工程集团公司总部迁往西安工程大厦不久，我又回到临潼，神使鬼差般的走上集团公司原办公楼。整个二楼，已搬迁一空，显得空荡荡的，空气中夹杂着尘土味，突然我发现二楼西边行政办公室的门大开着，莫不是老侯回来了？我走过去一瞧，果不其然，老侯正拖着微弱的身子和妻子陈素珍一起打扫卫生。素珍拖地，老侯擦桌。我怎么也不理解这座办公楼很快就要换主人了，老侯身体不好，费那劲干啥，不过看他哪认真的样子，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素珍对我说：“老侯近来身体很差，从家里到办公室，一百多米的路，每走几米都要歇息一会儿。”不大一会，素珍拖完地把拖把在卫生间冲净后随手拿了回来，老侯看了竟满脸怨气：“拖把要在卫生间控控水，你知道吗？”“控过水了。”素珍像办错了事似的小心翼翼地回答。看老侯气喘嘘嘘的，素珍赶忙过来帮他擦桌子。“要顺着擦，来回擦怎么能擦干净！”老侯训斥道。“行，行，行，按你说的来”素珍边说边擦。歇了一会，老侯打开保险柜，拿出摄影包，将相机一个个拆开，一遍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擦着镜头。最后熟练地将机头、机身组装在一起，放入摄影包，嘴里喃喃自语，“这些我都用不上了，该交公了”。我背起摄影包准备搀扶老侯一起走，被他谢绝了。他说，“你们先走吧，我歇一会儿就回去了”。我将摄影包送回老侯家，回头赶到办公室，看他仍趴在办公桌前默默不语，我不忍心打扰他，转身悄然离去。
（永远的侯登科）
老侯为什么把地打扫的那么干净？为什么把桌子擦的一尘不染？为什么把相机擦了又擦？为什么一个人闷闷地在办公室里呆坐？为什么连连给爱人发脾气？我苦思不得其解。突然有一天，我恍然大悟，老侯是在和他相伴20多年的办公桌作最后的道别……
最后一次看望老侯是在2003年1月20日，他那时咳得非常厉害，每咳一口痰，都累得气喘嘘嘘，咳痰时稍稍用劲，肝脏震痛难以忍受，所以只能一点一点往外咳，看着老侯受罪，真让人目不忍睹。生命已走向尽头的老侯骨瘦如柴，此时，他感悟到生命的可贵，他象是对自己又象是对我说：“唉，再多的钱也救不回我的命喽。”言罢，一声长叹，很是伤感。我一时也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安慰他，因为他是一个什么事都看得非常透的人，尤其不愿听假话。
生活中的老侯，是个不喜欢受任何拘束的人，他常常夜里看书至凌晨三、四点，然后呼呼大睡，上午，待太阳爬上窗台，他才趿着鞋慢悠悠地走进办公大楼。说起那双鞋，不熟悉的人见了觉得好笑，好端端的一双黑布鞋，他硬是剪上几个洞，露出脚趾头。为诸如此类的事，两口子没少拌嘴。素珍说：“你不怕被人耻笑，我还怕呢！”老侯答：“你不要用正常人的眼光看我行不行”。素珍说：“行，我不用正常人的眼光看你，我把你当神经病！”吵罢，两人一笑。老侯家的锅没有腿，放在地上不小心锅一偏，饭就撒一地。“该换个锅了。”老侯说了几次，素珍舍不得：“好好的锅为啥要换。”后来，老侯终于忍不住了，一天趁妻子不在家，他操起家伙嗵的一下将锅砸破了。不破不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在家里怎么都行，妻子总是让着他，可在企业就难办了，他和老总们为了工作报告，多次探讨，经常争的脸红脖子粗。话题都离不开改革创新，但最终企业改革的步子总是不如人意，进展非常缓慢。在起草2002年度行政工作报告中，老侯奋笔疾书：“我们每每急切于解放思想，却差迟于实际行动，既有的利益格局、管理模式、人际环境并未改观，严重滞后于市场进程，身处危机，亟待‘居危思变’，否则势必在‘机遇均等’的市场竞争中被先行者淘汰出局！”
老侯是个外冷内热的人，他爱企业，爱家人，至死仍然牵挂着他哪年迈的父母，他感觉这辈子对妻子欠债太多太多。身体好着时不懂生活，懂得生活时已病魔缠身。一对女儿是老侯的骄傲，大学毕业后一个到了美国，一个留在深圳。每当女儿回家，他总是要亲自下厨，做些女儿喜欢吃的饭菜，每当看到女儿吃的津津有味的时候，他非常开心，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女儿也非常热爱她们的父亲。有一次朋友去看望老侯，不巧他出门了。妻子扯起家常，说老侯很少顾家，对女儿的事从不操心。女儿听着听着不愿意了：“谁说我爸不管我们，他和你管的方式不一样！”事后，我问老侯：“你的女儿都成才了，你有什么高招？”老侯想也没想，随口答道：“对孩子的教育最重要的阶段是幼时，从小要培养孩子的兴趣，让孩子养成一个爱学习，爱思考的好习惯，好习惯一旦形成，一切就顺其自然了”。
老侯这辈子也有许多升官发财、出人头地的机遇，西安一家颇具规模的影楼高薪请他出山；陕西画报社邀他加盟；北京请他办摄影杂志，这些他都不为之所动。最终，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他所忠诚的西铁工程集团公司，献给了他所钟爱的中国纪实摄影事业，献给了生他养他的黄土地。尽管他没有进入专业摄影圈，但他在中国摄影上的成就令许许多多的专业人士汗颜。摄影名家这样评论他：“候登科，这是一个在当代中国摄影史上无法绕开的名字，他的影像，他的经历和他的思考代表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批中国摄影家。”
2003年大年初三下午２时许，老侯走完了52个春秋，终于在长久的病痛中解脱，终于合上了目光深邃的双眼，终于停息了无休止的心思。有谁知道他是怀揣多少悲苦，多少遗憾，多少未竞的理想，离开这个世界的。我为失去这样一个挚友而悲恸，西铁工程集团公司为失去这样一位杰出人才而痛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侯登科的去世，终结了中国摄影的一个时代。”
（二、三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亲朋好友来相送，种松柏，放炮仗）
老侯，你真的不该走。进城打工的民工摄影专题你还没有拍完；西铁工程集团新时期的画册你还没有交卷；西安二环、广州地铁、青城山磁悬浮列车示范线，这些凝聚着西铁工程人智慧的杰作等着你摄入画面……
回来吧，老侯，我们想你！
呼唤声中，老侯真的回来了。办公桌前他起草着西铁工程集团公司十五发展战略规划；蓝天下，他和老总们一起筹划着企业明天的画卷；铁路工地活跃着他干瘦的身影；灯火中，他和咱西铁工程人促膝交谈……
为纪念侯登科这位一生执着纪实摄影的杰出摄影家，2003年9月17日上午，平遥国际摄影博物馆特意在开馆的当天，留给他一席之地，展出了侯登科的个人作品《麦客》。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2004年12月写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