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飞今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称，共邀请1779名爱国侨领和侨界精英回国观礼，5位德高望重、声誉卓著的侨胞代表谢国民、陈永栽、朱经武、梁有成、惠京仔将应邀登天安门城楼观礼。此新闻一出，5为侨胞代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们是何方神圣？他们因为什么原因受到了特别的邀请和崇高的礼遇？这里面体现了怎样的政治信号？带着这些疑问，我搜集了这5位爱国华侨的相关资料，以解开上面的谜底。 谢国民，总部位于泰国的正大集团的掌舵人。他是正大集团创始人谢易初最小的儿子，1939年出生，现任泰国正大国际集团董事长，并为卜蜂国际集团主要股东，在他的带领下，正大集团现已成为集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国际性大财团，在全球拥有超过50家公司及企业，在京、沪、粤、琼、湘、川等省市投资企业已达三十余家。谢国民在四兄弟中排行老四，小时候父亲为了让他学习中文，送他回家乡汕头念书，后来他又到香港学习经济管理和商务，大学毕业后他回到泰国，但父亲没有让他马上进入正大集团，而是吩咐他在其他公司谋职，以积累从商经验。谢国民先在国营蛋类合作社等单位工作了近5年之久，1963年才到父亲创办的正大集团任职，由于吃苦勤奋，在他身上看不到富家子弟常带有的骄气，却显露出了卓越的组织管理才能和深谋善断的企业家气魄，给其父亲谢易初留下极佳的印象。1968年，谢易初把正大集团董事长的大权交给了谢国民，他成了这个集团的掌舵人。谢国民接任正大集团董事长之后，即表现出一个勇于开拓的企业家的作风，正大集团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向农牧工商的方向高速发展。据有关资料，目前正大集团在世界各地拥有26个饲料厂，年产量250万吨；在泰国拥有50多家经营饲料的公司，垄断了泰国国内的饲料市场；在东南亚、中国、美国、欧洲及大洋洲共有200多家分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大陆刚刚开放，谢国民作出了在中国投资这一令世界经济人士震撼的举动，正大集团也成为第一个来中国投资的外资集团，也是在中国投资项目最多、投贸额最大的外国公司之一。他与中国合资及独资经营的企业超过70家，范围从初期的饲料加工、摩托车制造发展到房地产、金融及通讯领域，正大集团在谢国民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近年，正大集团及卜蜂集团均在香港上市，其家族共拥有资产达119亿港元。1994年以来，在由世界著名财经杂志《远东经济评论》评选的“亚洲200领先企业”中，正大集团6次位居泰国企业榜首。2003年9月，谢国民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之一；2005年10月，《财富》杂志评出亚洲商界领袖25强，谢国民也位列其中。 陈永栽，祖籍福建省晋江青阳，菲律宾商界传奇人物。前身名为普通银行的联盟银行是陈氏于1977年收购，现已成为菲国第八大商业银行。据估计，陈永栽的财产超过40亿元。1934年7月17日陈永栽出生于福建晋江市，4岁跟着父母到菲律宾谋生。刚满11岁时，陈永栽不得不在一家烟厂当杂役，开始人生的第一步。1965年，在马尼拉的一所房子里，陈永栽和当年在烟厂的朋友，创办了“福川”烟厂。196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摧毁了福川烟厂的厂房，大部分设备被毁，这让陈永栽决定彻底改变落后的制烟设备，把世界先进的制烟生产线和现代化卷烟机引进菲律宾。如今，福川烟厂已发展成为菲律宾最大的香烟制造公司，并占据菲律宾7成以上的香烟市场份额，在欧美、日本和中东的香烟市场上都有一席之地。房地产不能算是陈永栽的主业，但从房地产的投资和运作中，却可以更多地看到陈永栽的魄力和智慧。裕景兴业集团是陈永栽财团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在香港一直专注于高端地产市场的开发，如香港知名的“裕景花园”、“嘉文花园”、“西九龙中心”等均属裕景兴业开发的顶级物业。虽然裕景兴业在中国内地房地产界不为人熟知，但早在十多年前，陈永栽就开始在内地拓展房地产业务。2005年8月，裕景兴业位于上海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位于陆家嘴中央商务区的裕京国际商务广场竣工，并以2．5万元/平方米的均价首日销售额超过亿元大关，陈永栽布局内地房地产的雄心才引起大众的注意。1993至1994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逐渐腾起之时，正是陈永栽在中国进行土地储备的一个集中期，当时为买地总共花了3亿多美元。悄无声息之下，陈永栽在内地的土地储备总量多达200万平方米以上，总投资额约50亿元。裕景兴业接下来将启动中国内地5个城市的10个房地产开发项目，项目总投资额将超出200亿元人民币。这个金额几乎相当于CEPA签订之后，香港新鸿基在内的数家大地产公司宣布在上海增资开放房产的投资总量。不知不觉中，陈永栽已经完成了全面布局中国内地房地产业务。 朱经武，出生于1941年12月2日，曾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及物理学教授，美国休斯敦大学天普科学讲座教授、物理学系教授及德州超导中心创始主任。原籍广东台山，出生于湖南芷江，汉族。1948年随父母迁移至台湾省台中县清水镇，高中就读于台中县的国立清水高中，在台湾成功大学获取理学士学位（1962年），在纽约霍涵大学获取硕士学位（1965年），及在圣地牙哥加州大学获取博士学位（1968年）。毕业后，他在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从事工业研究工作，两年后任职于克利夫兰州立大学，于1975年获擢升为教授。1979年，他出任休斯敦大学物理学教授。1986年至87年，他出任国家科学基金的固态物理项目主任。 他曾担任多所机构的顾问及客席研究员，包括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阿岗国家实验室及杜邦等。1987年，朱经武等人首次宣布得到了90K以上电阻消失的超导体。2001年7月1日起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2006年5月开始，受聘担任嘉兴学院名誉院长。朱校长刚获俄罗斯工程学院院士(2005)，他同时也是美国科学院、美国人文及科学学院、中国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及发展中世界科学院五院院士。朱经武教授屡获殊荣，包括美国科学家最高荣誉的国家科学奖及马蒂亚士奖。他又获颁工程界最崇高的约翰弗里茨大奖，爱迪生、贝尔及费米等杰出科学家，也是这个大奖的得主。朱经武的妻子陈璞是著名数学大师陈省身的女儿。 梁有成，伟大的爱国华侨领袖梁金山先生之子。爱国侨领梁金山（1884年—1977年），云南保山隆阳蒲缥方家寨人，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年幼散父，与寡母相依为命，靠割马草度日，尝尽人间艰辛。1900年梁金山先生被迫离开家乡，几经周折，来到缅甸腊戌的邦海老银厂当矿工。他刻苦学习，熟练掌握了探矿、选矿、冶炼的一整套技术和各种机械性能。1907年，23岁的梁金山积攒了一定财力，在缅甸南渡与英方合作办银厂，他一面修筑厂区铁路和公路，一面经营滇南商业贸易。两年后银厂投产，月产白银30万两，到1916年银厂月产白银剧增到1700万两，梁金山也成了缅甸的华侨巨富。因他预见了矿井即将坍塌，及时撤离了矿工，避免了一场灾难，使3000多名矿工幸免于难。英国副首相称赞他：“梁先生有先见之明，不愧为人中俊杰，侨领楷模”。英国女王为此亲自在白金汉宫召见他，盛赞他“毅力感天，智慧通神，预见成真。”奖赏他左轮手枪一对、猎枪一支、大银刀一把。1932年，鉴于怒江天堑阻碍中缅贸易的发展，梁金山决心捐资建桥。他聘请美国工程师阿伯兰德设计，购买建桥器材，又用骡马将器材运到江桥工地。1935年钢索吊桥落成，全长123米，宽5.67米，耗资卢比20多万盾。通桥典礼那天，他从缅甸带回一头大象参加踩桥剪彩仪式。第一位通过大桥的缅甸人杨有义赞到：“梁金山，好心肠，修座大桥通四方，此桥本是金山桥，一年修成万年牢”。有人建议此桥命名为“金山桥”，梁金山说：“不合适，我修此桥是为了中缅两国人民受惠。”这就是驰名中外的“惠通桥”。1931年，日寇入侵中国后，梁金山捐200公斤白银给蔡廷锴将军领导的十九路军保卫上海。1934年，捐250公斤白银给保卫北京古北口的宋远哲部队；他领导了“缅甸华侨抗敌后援会”和“中华民国缅甸救国联合会”，宣传抗日。国民党中央派给云南省的救国公债，他一人购买一半多。抗战期间，他每天捐卢比100盾支援抗战，直到抗战胜利。他筹资一千五百万元在昆明南屏街建中国侨民银行，捐滇币三十万元，在昆明建志舟体育场（后国防体育场）。1941年日军大举南侵，印缅危急。英美大量援华军用物资积存缅甸仰光，梁金山除指挥自己的金光汽车公司全力以赴抢运外，还自付运费，雇佣车辆抢运抗战物资。在滇西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他毁家纾难捐献载重汽车80辆、飞机1架，为滇西乃至全国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梁金山先生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支持民主革命，将所购土地捐献给国家，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梁金山先生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过全国华侨联合会委员，云南省人大代表，云南省侨联副主席，德宏州政协副主席等职。梁金山先生经常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深入保山、德宏各地视察，到深山探矿，为保山的经济发展殚精竭虑。他生活简朴，经常教育晚辈要热爱祖国。梁金山先生富甲一方却心系祖国，为抗战倾尽家产报国的拳拳赤子心永生铭记。1977年8月27日，梁金山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3岁。 惠京仔，生于1932年，那是她父亲从山东流落到日本的第七年。1925年，18岁的山东邹平县农民惠葆祯先后在大阪及东京等地的中国餐馆当学徒，后与一位在日本出生的山东籍姑娘结了婚。婚后，惠葆祯带着妻子迁居新潟，并在那里开设了自己独立经营的中华料理“保盛轩”。他们的独生女儿惠京仔就诞生在那里。童年在新潟，惠京仔的童年是伴随着屈辱和欺侮度过的。她作为华侨子女，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出门去玩耍。她一出门日本人就会拿石头向她身上扔，并骂她；“这是落后国支那人的小仔子！”。学龄前的她几乎没有机会学日语，总是躲在家里讲山东话。进入小学后，日本在中国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间战火不断扩大，日本对华侨的迫害也日益残酷起来。日本学校当局不把幼小的惠京仔作为一个外国小女孩看，而是把她当作一个应该加以憎恨的敌对国之子而施加了许多迫害。面对恶劣环境，小惠京仔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学习，因而她的成绩总是第一名。但学校和教师总是把她排在最后一名。有一次，市里举行书法展览，日本孩子都有一个月的时间练习，但只给惠京仔一天的时间。然而让学校当局恼怒的是，日本孩子的书法都没选上，只有惠京仔的被选上了。在回家的路上，几名教师拦住她踢打恶骂，叫她“支那人”，还说了许多无法描述的恶毒话来泄恨。 最恶劣的是南京陷落那天，全校师生拿着太阳旗，排成整齐的队伍，唱着胜利的军歌在大街上游行。惠京仔作为战败国“支那之子”，被软禁在学校的一个角落里，准备作为昂扬日本孩子斗志的材料。在众多儿童面前，教师们强迫九岁的惠京仔两手伏地跪在他们面前，然后一把揪住她的脖领儿，强迫她说；“我的国家战败了，日本的先生们，实在对不起，请原谅我们，求您们了！”他们还捺着她那剪着短发的小脑袋不断地用力往黑色的地上乱撞。以前，不论有什么样的屈辱，小惠京仔都能咬紧牙关，不流一滴眼泪，可这次，过分的屈辱和愤怒让小惠京仔怎么也忍不住泪水，大声地号哭起来。当时，这种迫害和虐待天天从早到晚伴随着她，回到家，全家三口也仍在日本特高警察的监视之中。大学毕业 小惠京仔六年的小学生活就在这样一种骇人听闻的环境中结束。她常常为自己的祖国落后而心疼得泪流满面。小学毕业后，她立志将来当医生，她认为要想国家强盛首先要让人民有强健的体魄，当医生就可以为增强国力服务。为了能走上学医的道路，必须先考进县立女子中学。可那时正值1945年春，战局对日本渐渐不利，华侨的遭遇则更坏。新潟女校拒绝惠京仔这个敌国的孩子进入日本公立学校大门。父亲含着眼泪拼命到处求人，终于促使一个有地位的日本人同情她并帮助她参加了入学考试。即使如此，校长在入学口试中也没放过对她进行无理刁难。就这样，青年惠京仔冲破重重障碍，克服许多困难，终于如愿以偿。1957年，她从昭和大学医学院毕业，几年后获得新潟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早年的屈辱也许并非全都是坏事。成年的惠京仔始终把屈辱记忆作为奋斗的动力，把强国梦作为她的精神支柱。身居海外，她永远不会忘记身上流淌的血液的源头，祖国和家乡在她心中占有很重的份量。1975年，她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祖国的壮丽河山和家乡的亲情令她激动不已。她通过中华医学会结识了北京友谊医院泌尿科的专家，从此，她有了为祖国作贡献的途径。从那以后，她每年至少回国一次进行学术交流。她向友谊医院赠送了六台昂贵的人工肾透析装置以及其它设备，帮助建起了中国第一个人工肾透析医疗中心。这些年来，她免费帮助中心培训医师和技术人员，每月还邮寄透析室所需的消耗材料及世界人工肾医学新发展资料。据估计，她捐赠的设备物质已超过百万人民币。1980年，惠京仔帮助哈尔滨第一医院建立了人工肾透析室，并安排医务人员赴日本培训。她还帮助山东胜利油田中心医院建立人工肾透析室和培训人员。对这一切，她动情地说；“我是十二亿公民的一分子，有义务与祖国的医务工作者一起为祖国医学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祖国记住了她的贡献。1990年，惠京仔作为特邀贵宾参加了北京亚运会的开幕式，荣幸地受到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领导人的接见。她还先后担任了北京友谊医院的特邀研究员、中华医学会山东分会的名誉理事长、山东医学院名誉教授、中华医学会哈尔滨分会的名誉理事。她在日本侨界也很受推崇，这位忙碌的山东医院的院长被推举为新潟华侨总会副会长，留日北省同乡会常务理事。中国前驻日本大使符浩曾以“齐鲁之光”的题词给她以赞誉。1999年10月金秋，惠京仔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五十周年观礼活动。同时，北京市政府举行隆重的仪式授予她和一批杰出人士“荣誉市民”称号，她作为唯一的华侨代表在仪式上致辞答谢北京市政府的厚爱。如今，惠京仔在医疗事业上的成就越来越大，在国际上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当然，她对祖国医疗事业所作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从这5位受邀人的旅履来看，无论他们是在商界、教育界还是在医疗界，无论他们是哪国华侨，他们在自己取得有目共睹的个人业绩的同时，还抱有拳拳的爱国心，分别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帮助祖国的各项事业得到发展，实现了自己与祖国的良性互动，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始终站在正确的历史立场上，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经济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和科技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特殊时刻，他们的受邀，是在传递一种明确的信号：无论您现在是否还保留中国国籍，只要您心系祖国，愿意为祖国的发展、进步和荣誉而出力，祖国都不会忘记您。这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近3000万新移民是一种感召，一种激励，中国梦不仅是中国 公民的梦，还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梦！祖国的发展既需要海外华侨的鼎力支持，也给海外华侨提供了宽广的舞台和强大的支撑，使他们可以在居住国得到其他族群的重视和尊重，为自己的中国人的身份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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