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共和国的末日
——关于希特勒是如何上台以及魏玛共和国是如何覆灭的摘录
最近一段时间，我都在重读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是，魏玛共和国到底是如何被希特勒埋葬的，希特勒又是如何上台得势的。对于20世纪20~30年代那一个短暂存在于德意志土地上的弱小共和国，以及1931~1933年充斥在魏玛、柏林、慕尼黑上空波诡云谲的各种关于政权争夺的阴谋，我一直不知道真相是如何的。高中历史课本中总是简单地教导我们说，希特勒的上台是因为国内外各种因素的集合作用造成的，当时的德国内忧外患，内部各政治力量不团结，外部则是大萧条的严重冲击和欧洲安全形势的恶化，导致纳粹党利用了人民的愤怒和不满攫取了政权。但是这样的概括是如此肤浅，不足以还原历史本来面貌。而大学里国关史基本上都没有涉及到这一段历史，对于当时德国国内复杂纠结的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博弈和勾心斗角，我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
威廉·夏伊勒的详尽描述终于使我茅塞顿开。在本书的第二编《胜利和巩固》中，夏伊勒用了两章共100页的篇幅来详尽叙述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是怎样一波三折地夺取了政权的全过程，在这其中，作者以极为丰富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和引人入胜的写作手法，给我们还原了当时历史的全貌，让我们知道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下士”是怎么利用当时德国各阶级的矛盾和弱点，以及各主要政治人物的政治野心，来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的。在第六章《共和国的末日：1931~1933年》的最后，夏伊勒对这一段历史，对希特勒得以上台的德国历史和社会因素做了非常精彩的总结，这个总结写的是如此全面，其洞察是如此精细和到位，直到现在读起来仍叫人拍案叫绝，让人感叹这本书真的是研究纳粹德国史的最经典最权威的巨著。同时，从这一段总结我们也可以窥略到一切极权主义的和法西斯的政党是怎样得势上台的，尽管希特勒的成功有德国历史和社会的特殊性，但是这样的历史教训对于现在追求构建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政体的国家中的人民仍十分具有教育意义。
现在我将这段总结摘录如下，请大家品读。
对于民主共和国的放弃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得势，德国任何阶级、集团、政党都不能逃避其应付的一份责任。凡是反对纳粹主义的德国人，他们的致命错误是没有团结起来反对它。国家社会党[1]1932年7月最受群众拥护的时候，也不过赢得了37%的选票。但是，表示反对希特勒的63%的德国人民，当时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且目光也过于短浅，不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危险。他们当时一定知道如果他们不团结起来（不论多么暂时）加以扑灭，这个共同危险就会压倒他们的。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到最后还坚持这种愚蠢的主张：先要摧毁社会民主党，摧毁社会民主党的工会，摧毁不论什么样的中产阶级民主力量。他们所根据的是这种颇可怀疑的理论：虽然这样做会导致建立纳粹政权，但是这个政权将是暂时的，最后必然会促成资本主义的崩溃，而在资本主义崩溃后，共产党就可以掌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布尔什维派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法西斯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以后，就是共产党的世界了！
社会民主党人则由于十四年来同其他政党分享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为了维持联合政府作尽了一切必要的妥协，它的力量和热情已经消耗殆尽，他们的党已经仅仅成了一个机会主义的施加压力集团，只求为他们的力量的主要靠山工会争取到一些让步。有些社会党人说，幸运没有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因为不择手段和不讲民主的共产党分裂了工人阶级；经济萧条进一步打击了社会民主党，削弱了工会，使他们的党失去了几百万失业者的支持，后者在绝望之下不是转向共产党就是转向纳粹党。这话可能不错。但是社会民主党的悲剧是不能仅仅用运气不好来解释的。他们在1918年11月[2]的时候曾经有过掌握德国政权的机会，按照他们一向宣传的社会民主主义来建立一个国家。但是，他们缺乏这么做的果断决心。现在到三十年代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了一个筋疲力尽的失败主义的党，占支配地位的是一些心地善良而大多数能力平庸的老人。虽然他们忠于共和国到底，但是在最后过于慌张胆怯，不敢承当为了保卫共和国就必须承当的风险，当巴本[3]派出一半士兵去摧毁普鲁士的合宪政府时，他们没有能够行动起来，这就是一个明证。
在左派与右派之间，德国缺少一个政治上有力量的中产阶级，而这种中产阶级在其他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已证明是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在民主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年中，中产阶级政党民主党、人民党、中央党一共获得了一千二百万张选票，仅仅比两个社会党派别少二百万张选票。但是从这个时候起，由于他们的拥护者转向希特勒和民族党，他们的力量日趋衰退。在1919年，民主党还有七十四名议员当选参加国会，到1932年时，他们就只剩下两个议席了。人民党的议席在1920年是六十二个，到1932年只剩下十一个。只有天主教中央党自始至终保持了他们的投票实力。在1919年共和国第一次选举中，中央党在国会中获得了七十一个席位，到1932年仍旧有七十个席位。但是中央党从俾斯麦时代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政党，较之社会民主党有过之无不及，对于任何政府，只要向它的特殊利益有所让步，它就一律加以支持。虽然它似乎是忠于共和国，忠于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的，但是，我们前面已谈到，它的领导人，在巴本和民族党人还没有抢过他们之前，就已经在同纳粹党谈判要把总理一职送给希特勒了。
如果说，德意志共和国缺少一个政治上走中间路线的阶级的话，它也缺少一个真正保守的政党在许多其他国家所起的稳定作用。德国民族党在1924年最发展的时候获得了六百万张选票，有一百零三人当选国会议员，成了国会中第二大党。但是在当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机会所有其他时候也是这样——他们不论在朝或在野都不愿担负责任，唯一例外是他们在二十年代所参加过的两次短命内阁。大部分把选票投给民族党的德国右派所希望的是推翻共和国，恢复德意志帝国，恢复他们在帝国中的一切原有特权。事实上，不论作为个人来说也好，或者作为阶级来说也好，共和国对右派是极其宽大的，而且考虑到右派梦寐以求的目的，可以说是格外容忍。我们已经谈到，共和国允许陆军可以保持一个国中之国，企业家和银行家可以牟取巨额利润，容克地主可以用政府贷款来维持他们经营不善的庄园，而这种贷款从来没有偿还过，也很少用来改良他们的土地。然而共和国这样宽大相待，并没有博得他们的感激或忠诚。他们竭力破坏共和国的基础，一直到最后同希特勒结盟把共和国彻底推翻，其心胸之狭隘，偏见之深固，眼光之短浅，即使在今日回顾起来，也不免使作者感到不可想象。
在这个前维也纳流浪汉身上，保守的阶级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能乖乖听话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人。毁灭共和国只不过是第一步。他们所希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德国，这个德国在国内能够不在搞什么民主的“无聊玩意儿”，剥夺工会的权力，对外能够废除1918年的判决，挣脱凡尔赛和约的枷锁，重建一支强大的陆军，以其军事力量恢复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也是希特勒的目标。虽然他有着保守派所缺少的东西——群众的拥护，右派仍以为他将仍旧在他们的股掌之上。在联邦内阁中他不是居于三对八的劣势吗？保守派有这样优势的地位就能够（至少他们自己这么想）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又不致于让纳粹党实现其地道纳粹主义的暴政。按照他们的实际情况来说，他们的确是规矩正派、敬畏上帝的一些人。
霍亨佐伦帝国是靠普鲁士的军事胜利建立的，而德意志共和国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却是经过一场大战在协约国手中遭到的军事失败。至于第三帝国，既不靠军事的胜负，也不靠外国的影响。它成立于和平的时期，是由德国人自己用和平的手段建立的，既产自他们的软弱，也产自他们的力量。把纳粹党的暴政加在自己身上的，是德国人自己。这一点，在1933年1月30日中午，当兴登堡总统 按照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把总理一职的重任委诸阿道夫·希特勒的时候，很多德国人，也许可以说大多数德国人，都是没有意识到的。
但是，他们不久就要体会到这一点了。
以上就是夏伊勒的一番总结。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夏伊勒归纳了希特勒得势的当时德国的一些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这些都是客观因素。那么，就希特勒本人和他领导的纳粹党而言，又是怎样的自身主观因素造就了希特勒一步步爬上战前德国的权力巅峰呢？如果我们仔细读过该书的前两编，特别是第二编的前两章，我们会发现，其实希特勒就任魏玛的总理是颇大费了一番周章的，整个过程跌宕起伏，希特勒和他的党有好几次都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但是，每次他都能够化险为夷。之所以能这样，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出的原因是，一方面希特勒和他的手下（特别是他最忠实的追随者，如戈培尔，戈林，希姆莱等），运用超人的智慧，洞察对手的弱点，对党内的异己分子和不同势力集团的对手分化瓦解，不停地变换着政治阵线和联盟，但是又在这种不停的变换中坚守自己党派的政治底线；另一方面，在于希特勒和他的手下在这些艰难时期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特别是希特勒本人，在好几次失败主义情绪蔓延全党，发现自己被党内背叛自己的同志和其他党的敌人出卖的时候，都能坚定不移地坚持认为胜利依旧会到来，在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中坚持了下来。[4]
此外，希特勒的纳粹党还纠结了那个时代德国最突出最典型的一大批社会怪胎，这些人虽然品行不端，但是能力超强，精力过人，希特勒居然能有这样的能耐将这一群社会中最阴暗的一群人纠集在自己的身边，真可谓一个历史上的奇迹。但是，正如夏伊勒在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样，这种“奇迹”的发生，并不完全是偶然和特殊的，它的出现与德国历史和当时社会、政治的大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不是有那样的大环境（主要就是上述夏伊勒总结的这种客观环境），那么这样一群人也不会聚集到希特勒的麾下，希特勒也不会创造出这样一个党。所以，还是那句话，时势造英雄，英雄推时势。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摘录和感想。希望大家都能多读历史，用好历史这面镜子。
2012.02.07
于邕城家中
[1]即希特勒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就是纳粹党（Nazi Party）。
[2]作者在这里指的是一战结束，德意志帝国崩溃，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逃亡荷兰的那一段时间。
[3]弗朗兹·冯·巴本，魏玛共和国的倒数第三任总理。据作者在书中介绍，他是威斯特伐利亚一家没落的贵族的后裔，曾在参谋总部任职，是个跑马能手，但在政治上却是个不成功的天主教中央党外行政客。他靠了裙带关系，成了一个富有的工业家，在社会上无藉藉名，只是有一次在任驻华盛顿武官时因参与策划炸毁当时尚守中立的美国的桥梁和铁路这种破坏活动而被驱逐出境。当1932年80多岁的老总统冯·兴登堡元帅任命他为共和国总理的时候，德国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都觉得好笑，因为“巴本的特色是，不论友与敌，无人把他当做一回事……他以肤浅愚蠢、虚伪狡猾、爱好虚荣、野心勃勃的一个阴谋家著称”。
[4]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对希特勒本人的所谓“才智”和“意志品格”大加赞扬，而是要表达（同时我认为也是作者希望表达的），在这一系列政治斗争中，希特勒的确表现出了比当时自己面对的政治上的对手高出一筹的能耐。也就是说，如果说当时德国的政坛是由一群小人、野心家、阴谋家、碌碌无为者、社会寄生虫等货色构成的大杂烩的话，那么希特勒也不过是这些货色中所谓的“最杰出”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