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流人包括流民，流放的文人、官吏等，自古有之。其准确说法是“流人，有罪见流徙者也。”（陆德明《音义》）传说尧舜时期，曾将作恶的四大臣流放。中国社会几千年被流放贬谪之人亦有不少，究其历史，可见流人之血泪。
宁古塔流人是清代在特定时期，将不同获罪之人流放于苦寒之地宁古塔的特定含义，其时间从清代顺治帝开始至光绪帝都有，其中以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朝为多。而非官方的，因无法生活，自动闯荡东北、迁徙于宁古塔而生存的大多称为流民，这在清代不同时期都有。宁古塔流民多来自于山东、直隶（河北）、山西等地。
清代流人前期多发往东北，以尚阳堡、宁古塔和卜奎为多；后期发往西北为多。而宁古塔流人的特点是时间相对集中，大都是顺治、康熙和雍正等朝。人数多，文人多，官吏多，影响面广泛。其中以文字狱为多，因此在流放东北宁古塔的犯人中曾有一些文学大家，他们口述笔记著述立说，给后人留下十分丰厚的宝贵财富，同时用其文化、知识点燃了东北地域，尤其是宁古塔地域传播中原文明的火炬，而大量流民的涌入，他们人数众多，从事的行业也非常广泛，逐渐成为开发边疆、发展生产、增加人口及东北地域经济实力的主体，从而加快了向中原学习的进程，从而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值得后人品味和研讨。
一、流人及清朝的流放制度
1、流人与流民
最初的流人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时代，伴随着战争的产生、人口的掳掠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流民也在其中，天长日久成为一个地域的主要群体。
流人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后来流人被解释为——“因犯罪而被流放之人”。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出现许多无罪人员也被流放。如宋金战过争中因“靖康之难”为金兵掳到东北的不仅有“徽钦”二帝，还有众多的官吏、宫女、工匠及普通百姓，总人数达到20余万，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无辜平民百姓，所以流人中不仅有官吏，也包括众多的普通百姓，他们为生存而迁徙，带有强烈的求生的目的性，尤其在清代后期大量涌入，称之为流民。
2、流人及流民的原因及构成
一是流人是被惩罪的对象，是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为镇压反抗及不利于其统治的人而采取的流刑，是一种刑罚，曾成为一种制度。
二是流人和流民是统治阶级为掠夺财富，强行实行迁徙和戍边政策的产物。如清代的民族迁徙及后来的招民实边。
三是流人是统治阶级认为有罪之人。被流放的人中有刑事犯人，也有强行被流放之人，其中许多人是清白的、无辜的，清代众多的文字狱，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完全是为了统治者而服务的，如清代“顺康雍”三朝和乾隆朝前期都出现过大量的文字狱。
四是强行迁徙流放。因某个政治事件，被集体治罪，实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如清代著名的“朱三太子案”、“平定三藩”等事件后，原明朝朱氏家族、吴三桂属下及其受到牵连的追随者，“通海亲”所涉及到的人员及家属等，均被强行迁徙到宁古塔来。
五是自然灾害、兵变、犯罪等在原地无法生存之人。如清代道光年间山东、直隶（河北）、山西等地百姓为了生存私自越过柳条边，闯关东谋生之人，也包括义和团等运动失败后，逃避朝廷治罪处罚的人等。
六是到东北谋生之人，如来东北放山、淘金、采矿经商贩运之人，以及清末朝廷实行招民实边政策，从山东、河北等地招来的垦荒百姓等。他们属于流民，带有十分强烈的目地性，为的是吃口饭求生存，讨个活路，以生存为主要目标。
3、清代的流放制度
清军入关不久，顺治元年（1644年）就在《明律》的基础上，修改成《大清律》，后来又不断的修改，不断充实新的内容。清代的刑法仍然袭用明代的笞、杖、徒、流、死五种手法，其中与流人有关的分别是迁徙、充军、发遣，属于正刑之外的闰刑（辅助刑）。发遣刑罚是清朝统治者认为罪不至死，而充军又足以尽其罚的人，基本发往边疆，如东北和西北边疆，充当苦差或作为奴隶使用。清代的充军者与流刑犯人之间并无本质区别，所以准确地说清代与流人有关的有4种刑罚，即迁徙、流、充军、发遣中，以发遣为最重，充军次之，流和迁徙又次之。
清代流人的重点是东北，据研究流人的专家李兴盛先生统计，清代的东北流人达130万人之众。其原因是清代实行的“一人犯法，祸灭九族”，甚至还有的涉及到同宗族的亲戚及邻里、仆人。所以流放一人往往会牵连全家几十口乃至上百口人，如吕留良文字狱案，其家族除被杀之外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就有百人之多，这样来看流放人口的数字是惊人的。
二、清代著名流放地——宁古塔
清代流人从清初顺治时开始，其流放地开始是辽宁的尚阳堡，后来大都流放到黑龙江，包括宁古塔、卜奎（齐齐哈尔）、三姓（依兰）、瑗珲（黑河）及阿勒楚喀（阿城）。其中以宁古塔流放人最多，名人也最多，最为著名。
清代的宁古塔地域大，属苦寒之地，又是抗击罗刹之前沿，从后金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镶兰旗人兴佳驻防宁古塔开始，这里的军政建制就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化，由于位置重要，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清政府决定，改宁古塔昂帮章京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突显其在东北边疆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显赫位置。正因为如此，有许多流人、包括流民都被流放或迁徙于此。
宁古塔地域接纳了多少流人，目前尚无准确统计，但从流人所说及文献中可知宁古塔流人不仅多，而且十分广泛。顺治十八年（1661年）流人张缙彦在说到宁古塔流人时曾有“流徙来者，多吴、越、闽、广、齐、楚、梁、秦、燕、赵之人”《域外集》。而流放此地的方拱乾在《绝域纪略》中也有“华人（汉人）则十三省无省无人，亦各因其地以为俗”，这是说流人十分广泛，全国各省都有，不同风俗的也有。当地人甚至“云：此暖是蛮子带来。”（吴桭臣《宁古塔纪略》）这是说宁古塔天气变暖，是因为蛮子（流人，南方人）来的多了所至。
清代流人最先遣戍犯人之地为盛京，顺治年间第一个文字狱流人函可即流放此地。再就是流放尚阳堡，曾成为清初重要遣戍犯人之地。而宁古塔则是第三个流放地，也是流放犯人最多、最普遍的地方。清朝廷为什么选择宁古塔？清初期的宁古塔被认为去京师以北极远，土地荒凉，行人视为畏途。而且文化、经济都十分落后，还天寒地冻、野兽横行、人迹罕至、道路崎险。有的文献中说流人未到目的地就可能在路上被“虎狼所食”，或“饥人所啖，无得生也。”我们在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中，曾看到过对流放犯人的描写，如宋江、林冲，大都面部刺字，身带枷锁，行至半路就可能被差役害死，不能生还。而流放至宁古塔更是个不吉利的字，所以有的流人说：流人都十分害怕流放到尚阳堡，这里距京师不过三千里，而且有屋宇可住，流放者可以活下来，而与流放宁古塔相比则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许多流人无生还的可能。
宁古塔地域十分艰苦，从京城到这里要走上3-4个月的时间，冬天路更难行走，以至于后来清康熙帝东巡时，看到流人悲惨的处境时感叹道：“流徙宁古塔、乌拉人犯，朕向者未悉其苦，今谒陵至彼，目击即知。此辈既无房屋栖身，又无资力耕种，复重困于差徭。况南人脆弱，来此寒苦之地，风气凛冽，必至颠踣沟壑，远离乡土，音信不通，殊为可悯。”（《镜泊湖畔历史文化名城——宁安》第33页）于是，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6月下令免死减刑等人犯不再发往宁古塔，而改发尚阳堡（今开原县），但后来仍有一些人犯发往宁古塔。![[转载]关治平：浅谈清代宁古塔流人与流民](http://img.aihuau.com/images/01111101/01095351t01677a4189a2be56f8.jpg)
三、宁古塔流人之多少
清代流放到东北的人主要有获罪文人、官吏又称贰臣（明代官吏）、反叛士兵等。有的称为书案，就是因文字得祸，甚至殃及子孙，有的达第四、五代。据清《大清会典事例》载，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清政府规定外遣之犯，应发宁古塔、吉林等处安置。同时又规定流徙席北者俱改为宁古塔。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又规定凡反叛案内应流人犯俱流徙宁古塔。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规定侵欺钱粮婪赃衙役除死罪外流徙宁古塔。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规定凡三次窃盗、诱卖人口等犯俱流宁古塔披甲为奴。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颁发了宁古塔等地流民条例，这是清朝廷对满族发祥之地实行封禁政策开始，从此发往这里的流人才有所减少改发新疆。
流放到宁古塔的流人从顺治年开始到乾隆朝，大规模的流放有数十次，仅举几例：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十二月，陈嘉猷（字敬尹），官至吏科给事中，因别人想谋官位，又想规避远缺，求其为之斡旋，此事虽未成就因被人告发而被捕入狱，后判流徙宁古塔。次年与妻子、儿女、仆人流徙宁古塔，他曾对扬宾说“我于顺治十二年流宁古塔，尚无汉人。（杨宾《柳边纪略》）
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等，因称颂睿亲王多尔衮的功劳而获罪，数十人均被流徙宁古塔。
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由于郑成功坚持抗清，其父南明隆武朝平国公郑芝龙，及其亲属曾被流放宁古塔。
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因丁酉科场案，又称南闱科场案的牵累，江南名士、已在朝为官的方拱乾及其子方孝标，还有举子方章钺、姚其章、吴立友（途中病死于盛京）、吴兆骞、钱威、伍成礼、张明荐、庄元堡等数人及其亲属均在第二年起流放宁古塔，其人数可达数百人之多。
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因“七子哭庙案”，朝廷以“震惊先帝之云，罪大恶极”的罪名，将金圣叹（文学评论家）、丁澜等人斩首，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数十人流放至宁古塔。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二月，浙江通海案被定为逆案，除首要几人被处死外，祁班孙、杨越、李兼汝、周长卿及钱虞仲兄弟三人等均被定为长流宁古塔。
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因戴名世的《南山集》文字狱一案的牵连，曾被流放到宁古塔的方拱乾之孙方登峄、方云旅，重孙方式济等及其家属数十人，均被流放宁古塔。
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清代著名的文字狱吕留良一案审结，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虽都已死后多年仍被开棺戮尸，其子吕毅中被斩，其吕氏家族三子吕宏中、六子吕甫中、七子吕立中等包括其孙辈及仆人，全部被“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涉及人口百人之多。后来吕毅中之孙、曾孙等家人因”捐监违例“，又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从宁古塔转发黑龙江（齐齐哈尔）
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以王伦为首的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将其男妇百余人正法外，其余数百人遣发宁古塔。
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十月，清廷下令，将天理教偷袭京城时，防守有疏漏的官员一律革职，及子女亲属，发配宁古塔。
此外，在康熙十二年至二十年的“三藩之乱”结束后，将三藩的部属全部流放至东北，估计在几万人左右，其中有部份氏族被遣戍宁古塔，今天宁安市海浪镇海浪村的杨氏家族均在此例。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朱三太子案在审结后，除处死几十人之外，将其亲属、子女数百人一并充军发往宁古塔。今天宁安市渤海镇大朱家、小朱家两村朱姓家族人称其先祖为此次流放之人。
在清代发往宁古塔的流人中，可谓种类齐全。首先，有因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而流放的。如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辅政大臣鳌拜将与其“有隙”内大臣费杨古定罪处死，其子色黑遣戍宁古塔。还有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彭长庚、许尔安因称颂睿亲王多尔衮之功劳而被流徙宁古塔。其次，农民起义抗清失败后所牵连的亲属、子女。如顺治时期南方大顺军、大西军联合抗清失败后的亲属，还有后来的天理教、白莲教起义失败后所涉及到的族人、追随者，以及“三藩之乱”、“朱三太子案”所涉及到的部属、随从及亲属等均流放至宁古塔或为奴、或到官庄、或成为等级低下的站人。其三，因文字狱案牵连之人。从顺治、康熙到雍正乃至乾隆朝大兴文字狱，所涉及人员多、影响大的文字狱案，称得上是始于顺治，盛于康熙，大盛于雍乾两朝。如丁酉科场案，七子哭庙案，张缙彦所涉及到的南北党争，称自己为不死英雄，还有吕留良案等，仅雍正朝就有三次轰动全国的文字狱大案。其四，通海案、“三藩之乱”、“朱三太子”等抗清案件。其五，平时官员舞弊、私铸钱、贪污等案件所涉及到的官吏，他们中许多人及其家属都被流放于此。所以谪戍宁古塔的流人中有皇族，有官吏，有“贰臣”（明朝归顺清朝的官吏），有起义者的亲属子女，有出众的文人和不守大清律的犯人，因其人数之多被称为流民，可以说是门类齐全，涉及社会不同的阶层。流放的人口中也确有许多可用之才及行业高手，以及当时很有影响的“名人”。
四、流放宁古塔的著名流人
1、第一个宁古塔流人
在众多的流人中，第一个流放文人是陈嘉猷，字敬尹，福建人。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因清廷推补他为浙江巡抚之职，他因替别人上疏斡旋官职，虽此事未成但被人向朝廷告密，事败露后被判流徙宁古塔。于第二年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与妻子，携一女三子及三个仆人开始流放宁古塔。后来于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他曾对来宁古塔探望父亲的杨宾说：“我于顺治十二年流宁古塔，尚无汉人”（杨宾《柳边纪略·卷三》）。由此可见他是宁古塔第一个流放到这里的汉人。
2、著名流人
吴兆骞，诗人，1631年生，江苏吴县人，字汉槎。年少聪明有许多佳作，曾被称为“江左三凤凰”之一，因“丁酉科场案”（又称南闱科场案）被流放宁古塔，于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闰三月初三出京，行期四个月，在宁古塔流放23年。在宁古塔期间，创作许多篇诗赋，其风格风骨遒劲、雄浑壮丽，归葬时因船翻落水，失散很多，余下的被其子编成《秋笳集》八卷，《归来草堂尺牍》一卷。他的《长白山赋》和《封祀长白山二十韵》，被朝廷封祀长白山的使臣带回北京，进呈康熙帝，阅后为之动容，后经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斡旋，得以返回故乡，但不久因病去世。他的许多诗歌描写抗俄戍边，所以被称为边塞诗人。
张缙彦，河南新乡人，字坦公。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后中举人，先后任知县、兵部主事、编修等，1643年官任兵部尚书，次年李自成攻入北京被俘，后逃回故里，顺治三年降清，先任山东右布政使，后官至工部右侍郎，因朝廷内部南北党争，他所依附的北党之首文华殿大学士刘正宗失势，张缙彦受到牵连，“被革职逮讯”。顺治十七年因遭人弹劾出资助李渔刊刻《无声戏》，并为之作序，自称不死英雄以煸惑人心，获罪流放，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出关至宁古塔。在宁古塔期间曾撰写《宁古塔山水记》，被称之为黑龙江的首部山水专志。张缙彦于74岁死于宁古塔自己的书斋外方庵中。还著有《岱史》、《归去轩稿》、《金刚经如是解》等著作。
杨越，浙江山阳人，字友声，号友城。公元1622年生，17岁后杨越散尽家财，联络友人，图谋反清复明。在浙中“通海案”中被清廷判为逆案，与祁班孙等近百人流放宁古塔，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赴宁古塔，行程五个月。到宁古塔后，杨越不仅传授汉文化，还与妻子开店从事商贸活动，教当地满族人做生意，使宁古塔商业从此兴盛起来，仅宁古塔东关32家店铺，流人开的就有23家。杨越对宁古塔的贡献为当地人所敬重，人称杨马法（爷爷），70岁死于宁古塔。其子杨宾曾将在宁古塔的所见所闻写成《柳边纪略》一书，是研究东北历史的珍贵史料。
方拱乾，安徽桐城人，字肃之、号坦庵，又号云麓老人。生于公元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方氏家族乃当地名门望族，明清两代多官宦，其族人曾以治学著称，清代文坛上的“桐城派”多出于其族人。方拱乾也是文学奇才，7岁能读诗文，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中举人，十年后中进士，开始为官，官庶常，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授编修，后晋詹事府少詹事。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起补内翰林院待讲学士，不久升任右少詹事。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其子方章钺参加江南闱科举考试中举，后来被污与主考方犹联宗生弊。第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定案，方拱乾及其子方章钺遣戍宁古塔。于是方拱乾及其子6人携其全家数十口出塞，于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七月抵宁古塔，这时方拱乾已经是64岁的老人。三年后，因其族人出巨资认修京师前门城楼，方拱乾其全家被赎回。此时著有《绝域纪略》（又名《宁古塔志》）一书。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在贫病中去世。就在方拱乾去世的47年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因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多处引用其子方孝标《滇黔纪闻》一书中的内容，清廷借此大兴文字狱。方孝标虽死多年仍被开棺戮尸，其子方登峄（方拱乾之孙）、方云旅，其孙方式济（方拱乾的重孙）等被二次流放至黑龙江（今齐齐哈尔）。方拱乾在宁古塔流放三年，所著诗集《何陋居集》，收入诗赋951首。从宁古塔返回江南途中又写诗590首，后辑为《苏庵集》，并著有《绝域纪略》。其后人方登峄著有《龙沙纪略》一书。这两部《纪略》为后人研究黑龙江、宁古塔的风土人情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吕留良后裔。吕留良（公元1629年—1683年），字庄生，号晚村，浙江崇德人。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在其著述中有强烈的反清思想，于其去世40余年之后引发一场震惊朝野的著名文字狱案。起因是其门人张熙曾入陕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祺谋反，此事被密奏给雍正皇帝。结果被雍正帝用此事来打击政敌诸弟胤禟、胤禩余党，经过四年的审理，于雍正十年（1732年）十月结案，吕留良及长子吕葆中死后被戮尸，其子吕毅中被斩，家产被抄，其余子孙及同族男女老少12户，111人全流放宁古塔。此案成为清代有名的文字狱大案，今天吕氏后人仍生活在宁安和齐齐哈尔。
3、最后一个流人载澜，清宗室，袭公爵。据民国《宁安县志》载，载澜于“光绪二十六年因拳匪（义和团运动）倡乱被议，谪戍新疆。民国元年（1912年）由戍来宁。”他在宁安期间“为人不脱贵胄习气，骄傲自矜。”清朝被推翻后，当时的总统袁世凯不许其离宁回京，于1916年死于戍所，时年六十一岁。
五、流人文化及流人的贡献
流人文化是指一个地区流放者与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各种关系中分别创造和传播的知识体系的总和，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综合体，又构成了与当地土著民族文化相对应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体。
宁古塔流人的主要贡献
流人与流民虽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然而流人来到宁古塔后，使这一地域的文化、经济及民俗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推动了民族地域的经济发展与民族之间融合，贡献是巨大的。
1、传播文化。文化是引导一个民族走向兴盛的根本，也是传给后人的根本所在。宁古塔虽然是满族的发祥地之一，但经济文化较为落后，仍被称之为蛮荒绝塞之地，本地居住着满族、达斡尔、赫哲等少数民族，他们对中原文化不了解，是流人和流民到来之后传播优秀的中原文化与文明。
首先是带来书籍并予以传播。流人杨越被流放宁古塔在“出关之时以牛车载书籍万卷”，带来了《史记》、《五经》、《汉书》、《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选》及《历代古文选》，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看到了文化传播的载体——书，由此开始，书籍承载着文明，使这里知书明礼有文化的人逐渐多了起来。
其二，创办书院和书房，教授汉文化。流人吴兆骞等到宁古塔后，即被巴海将军看中，请到自己府上教两个孩子读书。许多流人都曾被满族的官吏请去教书讲学，为后来宁古塔创立“龙城书院”奠定了基础。其他流人还开办私塾，招收平民子弟读书其中既有流人的子女，也有满族的后代，后来又兴办满汉学堂，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之才。流放文人在宁古塔还创办许多书房藏书，如张缙彦的“外方庵”、吴兆骞的“望蜀书社”、杨越的“读书草堂”、方拱乾的“何陋居”等。
其三，带动戏剧等行业的发展。流人的到来在戏剧、绘画、医药等方面传播知识，张缙彦善绘画还曾有歌姬十人，祁班孙也擅长歌舞。流人们在宁古塔虽然过着谪戍生活，但士大夫出身的他们不同于普通的平民百姓，仍然留连诗酒、寄情歌舞，放歌塞外的山川沃野。流人们还带来了中医中药，在宁古塔地域原来无医药可言，“满人病轻服药而重跳神”，流人来后则出现“医多自内地”，善医者可行医看病，推广中药，吕留良的后人曾是著名中医，不仅解决了宁古塔地域无医药的问题，还获得丰厚的收入，成为当地百姓的恩人。
著书立说。杨宾初到宁古塔时，曾有“绝域无文献，苍茫发浩歌”的叹息。而流人到来之后，充分发挥其擅长文墨的特点，对宁古塔地域及出塞沿途所见的风土人情进行实地调查，写出众多的诗歌散文，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塞外的白山黑水、丰富物产、民风民俗、地理历史及古代遗迹等，有许多专著传于后世，成为后人了解宁古塔及黑龙江的第一手资料。
流人的主要文学作品有：吴兆骞的《秋笳集》，方拱乾的《何陋居集》，祁班孙的《紫之轩遗稿》，张贲的《白云集》，张缙彦的《归云轩稿》，方育盛的《其旋堂集》，杨宾的《宁古塔杂诗》。其中方拱乾的《何陋居集》是黑龙江第一部个人诗集，他在赦归之途中还将其所见以诗歌表现出来，辑成《苏庵集》。这些诗人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属吴兆骞，他青年时代就因其文采飞扬、诗赋出众，被称之为“江左三凤凰之一”，在宁古塔谪戍期间依然写出大量诗赋，其中《长白山赋》、《封祀长白山二十韵》曾使康熙帝阅后为之动容；他的《高丽王京赋》还被朝鲜使臣带回国并广泛流传。
游记散文。流人们在塞外宁古塔专门学习前人到处巡游，将所见所闻的山川景物和风土人情随时记录下来，辑成书加以流传。较为著名的是“三部纪略”和一部山水记。三部纪略分别是：方拱乾的《绝域纪略》又称之为《宁古塔志》，是第一部宁古塔地方志书。吴桭臣的《宁古塔纪略》，杨宾的《柳边纪略》。张缙彦的《宁古塔山水记》及《域外集》称得上是黑龙江第一部地名专著和散文集。其中许多文章都是张缙彦寻访宁古塔山川的真实写照，其不仅为宁古塔的山川命名，还详细的描写了民风民俗，是我们今天用来研究三百多年前社会形态的宝贵资料。以散文风格写的《域外集》称得上是文词优美，也记述了流人们开发宁古塔的史实。吴兆骞的《归来草堂尺牍》，是较早的书信体散文集，其内容为吴兆骞在谪戍宁古塔其间，与其父母家人的通信集，品读起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流放中的吴兆骞思念家人的心际。
另外流人们在宁古塔还有十分丰富的文艺创作活动，张缙彦、吴兆骞、钱惟德、姚其章、钱虞仲、钱丹季、钱方叔七人专门成立“七子诗会”，又称“七子之会”或“七谪会”，每月集会三次，从事诗歌创作。流人们的诗歌文章，书写的是在塞外边关宁古塔的所见所闻，详实的记录了三百多年前真实的宁古塔，是我们研究当时历史的宝贵财富。
2、推动经济。流人们到来不仅带来了文化，还带来了关内发达的商贸和农业。流人杨越到宁古塔后，看到当地人不懂商贸，不会做买卖，于是新开店铺从事商业交易，改变了当地人以物易物的落后局面，其夫人还开餐馆，带来南方的饮食小吃等。杨宾在《柳边纪略》中曾有“宁古塔多农、贾。贾者三十六，其在东关者三十有二；土著者十，市布帛杂货，流寓者二十二，市饮食。”杨越、张缙彦等人还教当地人农耕技术，流人们带来了许多蔬菜种子，首先在自家园子里种植各种蔬菜，他们又多住在东西门外，后来宁古塔新城（今宁安市）的东园子、西园子都是著名的蔬菜产地，百姓中流传“东园子葱、西园子蒜、江南的罗卜不用看”以此来赞美当地所产的蔬菜。农耕技术的推广还解决宁古塔种地“一岁锄之，犹荒也。再岁则熟，三、四、五岁则腴，六、七岁则弃之而别锄矣”（方拱乾《绝域纪略》）的原始方法，先进的耕作方法提高产量、粮食丰收、民生殷实。
3、推广手工业。流人不仅是文人，其中许多人是工匠出身，流放到此，充分利用自身的技术，制作许多生活用品，满足这里人们的需求。如制酒技术，宁古塔出现许多烧锅，人们由传统饮米儿酒，改饮汤子酒（白酒）；教当地人制蜡烛，不再使用糠灯；教当地人制陶技术，解决日用器皿多为木制的局面；教当地人熬制蜂蜜，利用山间玫瑰制成玫瑰糖；利用山间的葡萄、梨等野果制成果酒，还有制盐、熟制皮革，以及打制铁制农具、兵器，甚至利用流人中的木匠瓦匠手艺、改进建房屋技术，使当地人不再“无庐舍，掘地为屋以居”，有效的改善了当地人的居住环境，清代中后期宁古塔城内建筑多以四合院为主，与北京的四合院如出一辙，这种建房技术与风格沿用到民国。
4、传播优秀风俗。流人将汉族优秀的民俗带到宁古塔，当地人逐渐学习、采用，满族人也同汉人一样过春节，穿新衣，打扫尘土、敬灶神、贴春联、放鞭炮，甚至拜年。流人们还广泛传播宗教，满族人信仰萨满，而流人多了之后，也传播宗教思想。宁古塔城周围的几处关帝庙，都是流人来之后兴建的，而且许多庙宇的僧人、道人都由关内迁来。著名的西阁，就是北京大佛寺僧人陈裕朗亲自带着铜佛来这里所建。建立寺庙传播佛教、道教文化，还以汉族人崇尚的武圣关羽为偶像，建立多处关帝庙，当地人称关老爷庙，其主旨是传播“忠义”思想，让民众多效仿，借以稳定民心。宁古塔周围还建起了三官庙、娘娘庙、土地庙、城隍庙，还有后来的文庙、山神庙、虫王庙等都与流人及流民的增多有着密切的关系。
5、戍边守疆。流人来到宁古塔后，许多人都编入八旗，或直接参军作战，有的成为水手或支援人员。由于抵抗罗刹（沙俄），夺取雅克萨之战的需要，流人们曾被直接编入吉林水师营和黑龙江水师营，宁古塔的许多流人被充当水手，有的还成为火器营中的营丁。他们曾成为著名的两次雅克萨之战的参与者，目睹了大败俄军，迫使其或投降、或撤离此处。许多流人以诗歌等形式记录和讴歌戍边卫国的壮举，写此类诗歌较多的当属被称为“边塞诗人”的吴兆骞。清末负责到吉林、宁古塔与俄方交涉边界的钦差吴大澂来宁古塔后，深感此地人少，无人力戍边守疆，于是设立招垦局，派人到山东等地大量招摹百姓到此垦荒实边，这样有大量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流民大量涌入宁古塔地区乃至东北，建立多处民屯，垦荒种地，增加粮食供给，重新开通驿道，加强城镇之间与内地的联系，这种招民实边的政策，不仅增加了人口，推动了经济发展，还为开发边疆、保卫边疆作出了贡献。
六、流人的苦难及精神
流人与流民都同相承受着千里迁徙和异地生存之苦，具体说来苦难有三：首先巨大的精神压力。流人大多为刑余之人，他们的被流放而迁徙，对他们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尤其流人中以读书人和官吏居多，他们从小就过惯了锦衣玉食、饭来张口、食来伸手的生活。成为流人之后，先是政治上不会再有任何报负而言，大都沦为披甲人的奴仆，位置的倒置是他们很难承受的。再就是精神上的折磨，他们不仅要按时接受官吏们的审视，还要违心的去承受污辱和蔑视，这种不知何时才能出头的日子如同一种对生命的煎熬，常人难以忍受。其次肉体上的折磨。从北京到宁古塔，相隔二千多里之遥，行人步行要走上3-4个月，而且气候恶劣，路途坚险，爬山越岭，山深林密“丧人胆，”趟水过河，苦自不必说，如遇到生病、野兽等，流人就会因冻饿、生病等死在路上，“皆跋涉于呻吟怨苦之中，”（杨宾《柳边纪略》）真正到达目地的非常不易。其三家人遭到迫害。凡是被判流刑之人，其家产多被判充公，妻子儿女乃至父母、兄弟都要受到牵连，同样要承受着这流刑之苦，甚至仆人的家眷也要同往，到达目地后，女眷也常被污辱或被强行指定婚姻、失去人生自由。尤其南方人到达这苦寒之地后极难适应气候饮食，真是“生不如死”。
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之下，许多流人经受住了磨难，生存下来，有了自己生存的价值，成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功臣，他们留下丰厚的精神与物质财富，值得后人们学习。
1、坚韧不跋的创业精神。流人和流民来到东北乃至宁古塔，都有着坚韧不跋的精神，他们自强不息，克服的困难现代人该是无法想象的。他们从事的工作，多为社会底层的职业，无人干，还要受满族贵族和官吏们的盘剥，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活命、要生存，不仅先学会适应，还要经过自己的努力才能生活的更好。这就需要坚韧不跋的精神和耐力，坚持下来的流人不仅能养家糊口，有的还有一份殷实的家业，这是创业精神得来的。
2、自强不息的顽强毅力。流人和流民大多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生活上又异常艰难，所以必须有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信念天天在支撑、在鼓舞着他们顽强的生活下来。流人中有许多人因吃不了苦，选择了逃跑、自杀、出家为僧的办法，有的千方百计的返回家乡之后又穷困潦倒而不得善终。而有更多人，凭借着自强不息的顽强毅力，与天与地与人不低头，他们学会生存，甚至用自己所掌握的技术、文化、知识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富饶的东北大地成为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放山、淘金、修路、贩运、种地等再苦再累的磨难，反而成就了许多人，他们通过奋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3、平等融合的和谐思想。流人和流民来到这里后，虽然被视为二等公民，但他们以包容、平等的思想，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和谐。许多流人中的上层人物被当地人高看一眼，满族居多的当地人将其视为“汉官”，称“哈番”，“见士大夫出、骑必下，行必让道，老不荷戈者，则拜而伏，过始起”（方拱乾《绝域纪略·风俗》）。对流人还是尊重的，许多名人都成为当地官吏的坐上客，关系融洽，甚至成为朋友，在吴兆骞的诗词中常看到《奉送巴大将军东征逻察（罗刹）》、《送萨参领入都》、《七夕陪诸将饮》等诗篇，这说明吴兆骞已成为宁古塔诸将领的座上客，他与巴海、萨布素的致交很深。由于宁古塔的诸将视流人为朋友，普通百姓们也能逐渐的平等相待，他们虚心向流人学习技术、文化、生存之道，学会了各种技术，有的还请流人当先生，成为店掌柜帮助其管理店铺等，流人们到此也被宁古塔“道不拾遗物，物遗则拾之置于公，俟失者往认焉”（方拱乾《绝域纪略·风俗》）的淳朴民风所感染。当地人对“流人间有逃归者，人遇之亦不告。有追及者，讳云自返，亦不之罪”（吴振臣《宁古塔纪略》）。长期的交往，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出现了不同民族之间通婚的现象，旗人与民人之间的婚姻也由此而多了起来，增加了人口，推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谐与和睦。
4、马革裹尸的戍边思想。流人及流民大量进入宁古塔后，他们除生存之外要戍边保国、保家。由于罗刹（沙俄）多次袭扰边境，宁古塔地域的八旗军队人数原本不多，再加之“因吴三桂造逆，调兵一空，”原来不许流人们进入的满城宁古塔开始有大量的汉族人迁入，为了反击罗刹的侵略，一方面大量的流人被征召进入水师营中当水手，并且参与军事训练，参加雅克萨之战；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汉族流人随旗人调往黑龙江等地戍边，参与到恳荒戍边中来，到官庄开荒种地备粮，还要伐木烧炭，养猪烧石炭，割芦苇等。有的要到马场去养军马以备军需调动，用于军队做战。面对这些他们以国事为重，怕是永远也无法再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他们将宁古塔当成第二故乡，努力生产、倍加保护。有许多汉人都加入到八旗当中，成为汉八旗的成员，也就是后来人说的随旗当差，成为保卫边疆、保卫祖国的一员。
流人和流民对宁古塔地域的贡献是巨大的，在成千上万的流人及流民中，有官吏、士绅、文人名士等，还有许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普通百姓，他们在这白山黑水间与当地人一道，共同书写了宁古塔地域开发建设的新篇章，同时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文化和民俗的发展与进化，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参考书目及文献
1、《宁安县志》民国版/梅文昭等纂
2、《中国流人史》李兴盛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
3、《宁古塔山水集·域外集》李兴盛点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4、《宁安县志》杨锡春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5、《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清代、王锡祺辑/杭州古籍出版社
6、《笔谈宁古塔》中共宁安市委宣传部、宁安市文联2005
7、《吕留良年谱长编》卞僧慧撰/中华书局2003
8、《宁古塔历史文化》杨锡春、李兴盛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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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治平：宁古塔流人散记
一、流人及清朝的流放制度
1.流人
流人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后期部落联盟时代，伴随着战争的产生、人口的掳掠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
流人一词最早出现在先秦，后来流人被解释为“因犯罪而被流放之人”。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许多无罪人员也被流放。如宋金战争中因“靖康之难”被金兵掳到东北的不仅有“徽、钦”二帝，还有许多官吏、宫女、工匠及普通百姓，总人数达到20余万，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无辜平民百姓，所以流人中也包括相当部分的流民。
2.流人的成因及构成
流人是被惩罪的对象，是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为镇压反抗及不利于统治的人而采取的流刑，曾成为一种制度。
流人是统治阶级为掠夺财富，强行实行戍边政策的产物。
流人是统治阶级认为的有罪之人。被流放的人中有刑事犯人，也有强行被流放之人，其中许多人是清白的、无辜的，如清代的文字狱，带有政治犯的色彩，清代“顺、康、雍”三朝就出现过大量的文字狱。
强行迁移流放。因某种事件，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如清代“朱三太子案”、“平定三藩”等事件后，明代朱氏家族、吴三桂的属下及追随者，有的被强行迁徙到宁古塔来。
3.清代著名流放地——宁古塔
清代流人从清初顺治时开始，其流放地开始是辽宁的尚阳堡，后来大都流放到黑龙江，包括宁古塔、卜奎（齐齐哈尔）、三姓（依兰）、瑷珲（黑河）及阿勒楚喀（阿城）。其中以宁古塔流放人数最多，名人也最多，最为著名。
清代流人为何选择宁古塔？清代初期的宁古塔，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而且天寒地冻，野兽横行，人迹罕至，道路难行。从京城到宁古塔，流人常常要走四个月，慢则要五个多月方可到达。明代后期就曾将“军犯发配”到吉林等地。清初又将大量犯人流放到宁古塔和黑龙江的卜奎（齐齐哈尔）。后来清康熙帝东巡时，看到流人困难的处境时感叹道：“流徙宁古塔、乌拉人犯，朕向者未悉其苦，今谒陵至彼，目击即知。此辈既无房屋栖身，又无资力耕种，复重困于差徭。况南人脆弱，来此寒苦之地，风气凛冽，必至颠踣沟壑，远离乡土，音信不通，殊为可悯。”（《镜泊湖畔历史文化名城——宁安》第33页）于是，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6月下令免死减刑等人犯不再发往宁古塔，而改发尚阳堡（今开原县），但后来仍有少量犯人仍发往宁古塔。
4.清代对流人的规定
清代流放到东北的人主要有获罪文人、官吏（又称贰臣，明代官吏）、反叛士兵等。有的称为书案，就是因文字得祸，甚至殃及子孙，有的达第四、五代。据清《大清会典事例》载，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清政府规定外遣之犯，应发宁古塔、吉林等处安置。同时又规定流徙席北者俱改为宁古塔。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又规定凡反叛案内应流人犯俱流徙宁古塔。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规定侵欺钱粮婪赃衙役除死罪外流徙宁古塔。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规定凡三次窃盗、诱卖人口等犯俱流宁古塔披甲为奴。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颁发了宁古塔等地流民条例，这是清朝廷对满族发祥之地实行封禁政策的开始，从此发往这里的流人才有所减少。
在清代几次大的人口流迁中，宁古塔流放来的大多是获罪文人和明末的“贰臣”，因为这里生活异常艰苦，又“重冰积雪”，流人们远离乡土，音信不通，语言不熟，生活异常艰难，十分可怜。许多流人不得返回故乡，只能客死宁古塔，他们的后人繁衍于此，形成人数众多的流民。
二、清代宁古塔的著名流人
清代流放到宁古塔的流人有四种：一是顺治、康熙及雍正时期著名的丁酉科场案，史狱和文字狱的获罪文人及其家属，包括整个家族、门人乃至同宗同姓之人；二是明末归顺清朝又出现反叛的“贰臣”，即明朝降清的官吏；三是因重大政治事件而被流放的人，包括“朱三太子”、“三藩之乱”两案中牵扯的人员，朱氏家族、吴三桂的属下及其家属，清初通海案涉及的郑成功的父亲郑之龙、叔叔郑之豹及亲属。四是金坛哭庙抗粮案和清朝廷内部党争案及其他案件所涉及到的流人。
1.第一个宁古塔流人
在众多的流人中，第一个被流放文人是陈嘉猷，字敬严，福建人。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5年），清廷推补他为浙江巡抚之职，他因替别人上疏斡旋官职，事败露，于顺治十二年（公元1656年）携妻子、一女三子及三个仆人开始流放宁古塔。后来在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他曾对来宁古塔探望父亲的杨宾说：“我于顺治十二年流宁古塔，尚无汉人。”由此可见，他是宁古塔第一个被流放到这里的汉人。
2.著名流人
吴兆骞，诗人，1631年生，江苏吴县人，字汉槎。年少聪明，有许多佳作，曾被称为“江左三凤凰”之一，因“丁酉科场案”（又称南闱科场案）流放宁古塔，于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闰三月初三出京，行期4个月，在宁古塔流放23年。
在宁古塔期间，创作三百多篇诗赋，风骨遒劲，雄浑壮丽，后人编成《秋笳集》。他的《长白山赋》和《封祀长白山二十韵》，被朝廷封祀长白山的使臣带回北京，进呈康熙帝，阅后为之动容，后经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斡旋，得以返回故乡，不久因病去世。
张缙彦，河南新乡人，字坦公，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后中举人。1643年官任兵部尚书，次年李自成攻入北京被俘，后逃回故里，顺治三年降清，先任山东右布政使，后官至工部右侍郎。顺治十七年因遭人弹劾刊刻《无声戏》，自称不死英雄，获罪流放，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出关至宁古塔。在宁古塔期间曾撰写《宁古塔山水记》，被称之为黑龙江的首部山水专志。张缙彦于74岁死于宁古塔自己的书斋外方庵中。其还著有《岱史》、《归去轩稿》、《金刚经如是解》等。
杨越，浙江山阳人，字友声，号友城，公元1622年生，17岁后杨越散尽家财，联络友人，图谋反清复明。在浙中“通海案”中被清廷判为逆党，与祁班孙等近百人流放宁古塔，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赴宁古塔，行程五个月。到宁古塔后，杨越不仅传授汉文化，还与妻子开店从事商贸活动，教当地满族人做生意，使宁古塔商业从此兴盛起来。仅宁古塔东关32家店铺，流人开的就有23家。杨越对宁古塔的贡献为当地人敬重，人称杨马法（爷爷），70岁死于宁古塔。其子杨宾曾将在宁古塔的所见所闻写成《柳边纪略》一书，是研究东北历史的珍贵史料。
吕留良后裔。吕留良（公元1629—1683年），字庄生，号晚村，浙江崇德人，清初著名思想家，其著作中有强烈的反清思想，于其去世40余年后引发一场大案。其门人张熙曾入陕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祺谋反，被密奏雍正皇帝。结果，吕留良死后被戮尸，其子被斩，家产被抄，其余子孙及同族男女老少12户、111人全部流放宁古塔。此案成为清代有名的文字狱大案，今天吕氏后人仍生活在宁安和齐齐哈尔等地。
载澜，清宗室，袭公爵，最后一个流人。据民国《宁安县志》载，载澜于“光绪二十六年因拳匪（义和团运动）倡乱被议，谪戍新疆。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由戍来宁”。他在宁安期间“为人不脱贵胄习气，骄傲自矜”。当时的袁世凯不许其离宁回京，其于1916年死于戍所，时年61岁。
三、流人文化及流人的贡献
1.流人文化
流人文化是指一个地区流放者与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各种关系中分别创造和传播的知识体系的总和，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综合体，又构成了与当地土著民族文化相对应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结合体。
2.宁古塔流人的主要贡献
流人与流刑虽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然而流人来到宁古塔后，使这一地域的文化、经济及民俗等诸多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推动了民族地域的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贡献是巨大的。
传播文化。宁古塔在流人到来之前属满族的发祥地，但经济文化较为落后，仍为蛮荒绝塞之地，本地居住的满族、达斡尔、赫哲等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不了解，是流人到来之后传播优秀的中原文化和中华文明。
首先是带来书籍予以传播。流人杨越被流放宁古塔时，“出关之时以牛车载书籍万卷”，带来了《史记》、《五经》、《汉书》、《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选》及《历代古文选》，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看到了文化传播的载体——书，由此，知书明礼之人逐渐多了起来。
其二，创办书院和书房，教授汉文。流人吴兆骞等到宁古塔后，即被巴海将军看中，请到自己府上教两个孩子读书。许多流人都曾被满族的官吏请去教书讲学，为后来宁古塔创立“龙城书院”奠定了基础。流放文人在宁古塔还创办许多书房藏书，如张缙彦的“外方庵”、吴兆骞的“望蜀书社”、杨越的“读书草堂”、方拱乾的“何陋居”等。
其三，带动戏剧等行业的发展。流人的到来还在戏剧、绘画、医药等方面传播知识，张缙彦善绘画，还曾有歌姬十人，祁班孙也擅长歌舞。流人们在宁古塔虽然过着谪戍生活，但士大夫出身的他们不同于普通的平民百姓，仍然流连诗酒、寄情歌舞。流人们还带来了中医中药，在宁古塔地域原来无医药可言，“满人病轻服药而重跳神”，流人来后则出现“医多自内地”，善医者可行医看病，推广中药，解决了宁古塔地域无医药的问题。
著书立说。杨宾初到宁古塔时，曾有“绝域无文献，苍茫发浩歌”的叹息。而流人到来之后，充分发挥其擅长文墨的特点，对宁古塔地域的风土人情进行实地调查，写出许多诗歌文章，详细记录了这里的山川物产、民风民俗、地理历史等，有许多专著传世。如被称之为黑龙江第一部山水记与地名学专著的《宁古塔山水记》，方拱乾的被称之为黑龙江最早的一部诗集的《何陋居集》，还有吴兆骞的《秋笳集》，其子吴桭臣的《宁古塔纪略》，杨宾的《柳边纪略》，以及方拱乾的《绝域纪略》（又称《宁古塔志》）。这些文章记录了三百多年前真实的宁古塔，是我们研究当时历史的宝贵财富。
推动经济。流人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文化，还带来了商贸和农业。流人杨越到宁古塔后，看到当地人不懂商贸，于是新开店铺从事商业交易，改变了当地人以物易物的局面，其夫人还开餐馆，带来南方的饮食小吃等。杨宾的《柳边纪略》中记载：“宁古塔多农、贾。贾者三十六，其在东关者三十有二；土著者十，市布帛杂货，流寓者二十二，市饮食。”杨越、张缙彦等人还教当地人农耕技术，流人们在自家园子里种植各种蔬菜，他们又多住在东西门外，后来宁古塔新城的东园子、西园子都是著名的蔬菜产地。农耕技术的推广还改变了宁古塔种地“一岁锄之，犹荒也。再岁则熟，三、四、五岁则腴，六、七岁则弃之而别锄矣”（方拱乾《绝域纪略》）的原始耕作方法，提高了产量，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推广手工业。流人中许多人是工匠出身，流放到此，充分利用自身的技术，制作许多生活用品。如制酒技术，宁古塔出现许多烧锅，人们由饮米儿酒，改饮汤子酒（白酒）；教当地人制蜡烛，不再使用糠灯；教当地人制陶瓷，解决日用器皿多为木制的局面；教当地人熬制蜂蜜，利用山间玫瑰制成玫瑰糖；利用山间的葡萄、梨等野果制成果酒，还有制盐、熟制皮革，以及打制铁制农具、兵器，甚至利用流人中的木匠手艺，改进建造房屋的技术，使当地人不再“无庐舍，掘地为屋以居”。
传播优秀风俗和宗教。流人将汉族的优秀民俗带到宁古塔，当地逐渐学习、采用，满族人也同汉人一样过春节，穿新衣，还要扫尘、敬灶神、贴春联、放鞭炮，甚至拜年。流人们还广泛传播宗教，宁古塔城周围的关帝庙，是流人来之后建的，而且许多庙宇的僧人、道人都是由关内迁来。著名的西阁就是北京大佛寺僧人陈裕朗亲自带着铜佛来这里而建。建立寺庙传播佛教、道教，还以汉族人崇尚的武圣关羽为偶像，建立多处关帝庙，当地人称关老爷庙，传播“忠义”思想，让民众多效仿。宁古塔周围还建起了三官庙、娘娘庙、土地庙、城隍庙，还有后来的文庙、山神庙、虫王庙等。
戍边守疆。流人到来，许多人都编入八旗，或直接参军作战，或成为水手及支援人员。由于抵抗罗刹（沙俄），夺取雅克萨之战胜利的需要，流人们直接编入吉林水师营和黑龙江水师营，宁古塔的许多流人被编入当水手，有的还成为火器营中的营丁。他们曾成为著名的两次雅克萨之战的主力军，大败俄军，迫使其投降或撤离，许多流人以诗歌形式讴歌戍边卫国的壮举，有人还将写此类诗歌较多的吴兆骞称为“边塞诗人”。
流人对宁古塔的贡献是巨大的，在成千上万的流人中，不仅有官吏、士绅、名人，更多的是连名字也没有留下的普通百姓。他们在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间，与当地百姓生活在一起，甚至实现通婚，推动本地经济、文化乃至风俗的发展和进化，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和社会的发展，增进了民族的团结，维护了中华大家庭的统一，其功绩是名垂青史的。许多流人得到当地人的尊重和爱戴，当地人称有名的流人为“哈番”，“哈番者，汉言官也”（杨越《柳边纪略·卷三》），如“见士大夫（流人）出，骑必下，行必让道”（方拱乾《绝域纪略》）。他们因张缙彦带来许多中原的农耕技术和蔬菜粮食种子，而称其为“五谷神”。将推动当地商贸发展的杨越称为杨马法（汉意为爷爷），尤其在他病逝在戍所，归葬苏州时，宁古塔的百姓“土汉相送，哭声填路”，多年后仍“悲思之”，足见友情之深，也见证了流人对边疆的贡献和不可泯灭的历史功绩。
3.流人文化的贡献
流人著述分别记录了宁古塔及黑龙江的历史、山川、民俗、物产等，其中著名的有以下四部：吴桭臣（吴兆骞之子）的《宁古塔纪略》；方拱乾的《绝域纪略》（又名《宁古塔志》）；张缙彦的《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杨越之子）的《柳边纪略》。
运用诗歌记述边塞风土民情及将士戍边、山川秀美的边疆生活，其中著名的有：
吴兆骞的《秋笳集》；张缙彦的《依水园诗集》；方拱乾的《何陋居集》。
黑龙江第一个诗社“七子之会”。
张缙彦在宁古塔组织了著名的“七子之会”（诗社），康熙四年，张缙彦、吴兆骞、姚琢之、钱虞仲、钱方叔、钱丹季、钱德维结成“七子之会”，“分题角韵，月凡三集”，每月三次在鸡鸣山下，泼雪泉边，五松亭内吟诗作赋，均有作品传世。
带来中原文化。流人的到来带来了许多著名的书籍著作，改变了宁古塔无书的局面，许多流人都成了满族官吏的幕僚或家庭教师，还开办了“龙城书院”，专门教授汉文化，所以宁古塔就出现了许多黑龙江文化的第一：宁古塔的诗社——“七子之会”；
宁古塔的戏曲——张缙彦有10个歌姬，带来了昆弋戏曲，此后就有了旗亭戏馆。流人最早发现了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称之为“古大城”，张缙彦专门写了《东京》，介绍了上京城的美景。他的《宁古塔山水记》还是黑龙江第一部山水记与地名学专著。他的《域外集》是黑龙江的第一部散文集。方拱乾的《何陋居集》又被称为是黑龙江最早的一部诗集。
来源：关治平先生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ae4a410100835e.html
关治平：流人吴兆骞与《秋笳集》
在宁古塔众多的流人中，文学造诣最高、名气最大的当属吴兆骞。他五十四年的一生，在宁古塔却生活了二十二年，宁古塔这个塞外绝域的山山水水、风土民情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中，凝固于他的笔端。他将自己戍居塞外的不同思绪，写成著名诗词长篇《秋笳集》和《归来草堂尺牍》，流传于后世，让今天的人们了解三百多年前的东北，了解宁古塔。
一
吴兆骞，字汉槎，江苏吴江人，生于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吴兆骞出生之时，其父吴晋锡33岁，吴兆骞的母亲李氏为其父侧室，吴兆骞共有兄妹八人，他排行第四。吴氏家庭在吴江县很有名气，其祖上多为官吏，家境较好，称得上“门第清华，资产素绕”，在这一带很有影响。其父吴晋锡自幼饱读诗书，兼学武艺，后参加乡试，中举人，又于第二年（公元1640年）春赴北京，参加会试成为进士，随后不久被授永州府（今湖南省零陵）推官，是每府所设的专司刑狱之长官。当时明朝正处在灭亡前的风雨飘摇期，时政不稳。北有关东大地上满族的崛起，建立了后金王朝；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造反，一度攻下北京城，李自成称帝，建大顺政权；江南各地朱姓兄弟各自立为王，以图维护其南明王朝的统治。正是在这乱世之时，吴晋锡来到湖南任上，为抵抗大顺农民军，采用古代“寓兵于民”的方法，组织乡民兴团练，平时务农，战时保家乡，曾取得成果，乱世之中保有一方平安。对于家里之事吴晋锡根本顾不过来。
吴晋锡曾有三个夫人，吴兆骞为其侧室李氏所生。他天资聪颖，受其兄长的影响，在这个书香浓厚的贵胄之家中，为造就出日后的文学英才打牢了基础。再加之所处环境，正是长江三角洲的富庶之地，物资富饶，鱼米之乡，且风光旖旎，出过许多文坛大家，在诗的土壤上，必然会出现新的诗坛奇才。就在这样的岁月中，吴兆骞进入私塾读书，而且博闻强识，可“一目十行下，终身铭奇赏”，塾师也是当地文学大家，称赞吴兆骞是“系本尚书孙，六阀高东吴”。他在读书中常有惊人之举，被称为“不拘礼法”、“不谐于俗”，这种恃才傲物又桀骜不驯的性格，也许是铸成他人生悲剧的根源所在。
二
在清军南下，南明朝与大顺农民军的不断厮杀中，吴兆骞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春，离开战乱刚刚平息的湖南回到老家吴江。此时他14岁，尚属少年，然而却经历了太多的战火纷飞、生灵涂炭，其父仍在战乱不止之处，吴江却有一叶偏安。正是此时，吴兆骞拜张拱乾为师，与几位好友匿迹读书，潜心发奋学习。三年之后其父归来，父子二人又共同读书，不分寒暑，经常在一起读经论史，从不间断，这几年时光也为吴兆骞积累了丰富的文学底蕴和内涵。后不久，吴兆骞与葛采真成婚。其岳父也是博学多识之人，曾在明朝考取过功名，明亡后利用种种借口，拒不出仕，其气节为世人所称道，对吴兆骞也是很有影响的。
吴兆骞的青年时代，目睹了江南沦陷、改朝换代。江南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吴兆骞的师友、同仁，许多都投身到这个大潮中去，或战败而死，或兵败而遁，有的出家，有的从此远离尘世，偏安一隅。目睹这周围的一切，作为一个有抱负、有思想的青年，在其诗文中必然出现抑郁不平和感慨时世之苍凉，对故国之思及亡国之痛。一些诗作中，也不免出现“愁心却是春江水，日日东流无尽时”的哀怨之情。
随着江南初定，各地的社事又活跃起来，这是知识分子以文会友的一种形式，甚至成为一种十分广泛的社会活动。这时，吴兆骞也跟随其兄兆宽、兆宫加入“慎复社”，文人相聚高谈阔论，狂歌痛饮，灯烛彻夜，名士云集，盛况空前，吴兆骞的许多好友都参加此社，同时在这里他又认识一些友人。这一时期吴兆骞曾有许多诗作，并参加小规模的诗社，属于文学交流的团体，这一阶段大概有十年时间，称得上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辉煌时期。正是此时，吴梅村先生将吴兆骞、陈维崧、彭师度三个文学名士，并称为“江左三凤凰”。
三
清朝初定天下，承袭许多原来明朝的做法，科举取仕就是其中之一，认为可使读书人“出仕有望”，必然会逆念自息，以此来笼络读书人。当时的文人学士也把读书考取功名视为人生一件大事，是最高的追求。吴兆骞也不例外，他虽然文学天份极高，也要寻找远大前程，于是在顺治十四年八月去金陵（南京）参加了江南闱乡试，中试成为举人。然而就在他即将金榜题名之时，一个巨大的灾难正在一步步地走近他。
科考出弊端并不算什么大事，当年许多地方相继出现过科场案。最早的是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的第一次科场案，随后的丁酉年（顺治十四年），在顺天、河南、山东、江南等地均出现过多起科场案，其中以南闱科场案涉及人员最多，处理最重，吴兆骞就在其中。
当时的南闱科场案，在江南发榜后，群士子大哗，两个主考官方犹、钱开宗撤闱返回之时，遭到士子们的围攻和唾骂，有人甚至向他们所乘之船投掷砖瓦石块。于是有人立即编出一部《万金记》传奇来，在民间广为流传，万是方字去一点，金是钱字去掉戋字，暗指方、钱两位主考。
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给事中阴应节向顺治帝参奏此事，以方拱乾之子方章钺与主考官方犹是同宗之由，说其“乘机滋蔽”，被福临帝明令“严行详审”。于是以方章钺为首的一批得中举子全部受命北上京师，参与复试与朝廷的审查。吴兆骞自然就在其中。这年底，吴兆骞辞别父母、兄妹及妻子儿女，北上赴京。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三月九日，已到京师的吴兆骞赴礼部点名，在点完名之后突然被差役拿下，用绳索捆绑起来并被送往刑部下狱，他的灾难由此开始。
顺治帝亲自在中南海的瀛台举行复试，亲自来审查南闱科场案的全部举人，吴兆骞就在其中。当时天气正值早春乍暖还寒之时，考场如临大敌，武士林立，手持兵刃，每一名举子的左右有二名护军侧立两旁，现场根本不是考场的气氛，如同刑场。许多举子心理压力大，根本无法应试，有的人拿的笔砚因天冷而无法研墨，有的根本无法下笔写字，有的吓得不知所终。这次复试吴兆骞因为曳白（交白卷）而被除名下狱问罪。
吴兆骞为何曳白（交白卷）？说法有三，一是身体有病；二是临场害怕，战栗失次；三是故意而为，以视文人之高傲。这次复试之后，黜去十四名举人，兆骞自然就在其中。四月四日被刑部提审，当时刑部郎中安珠瑚（后来曾任宁古塔副都统）专理江南司刑事务，他在过堂时，发现吴兆骞很有才华，于是就命题限韵，令他当场作诗，结果他很快吟出一首七律：
自叹无辜系鷞鸠，丹心欲诉泪先流。
才名夙昔高江左，谣诼于今泣楚囚。
阙下鸣鸡应痛哭，市中成虎自堪愁。
圣朝雨露知无限，愿使冤人遂首丘。
听罢，安珠瑚及在场的官吏称赞不已，许多人都在私下里认为吴兆骞不是暗处做疵之人。
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顺治帝钦定此案，两主考方犹、钱开宗与十八房考官“俱著处绞”，八名举子“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负责审理此案的刑部尚书、侍郎、郎中（安珠瑚）等各降一级留任。这就是顺治朝丁酉南闱科场案的结果，是著名的文字狱，也是朝廷借此机残酷打击江南知识分子的一例实证。
四
第二年三月，正是初春时节，按照朝廷的规定，将吴兆骞的家属均押至苏州府。为使其子女不受流刑之苦，其父吴晋锡将吴兆骞长女送杨家为儿媳，次女又过继给其娘姨家。不久押在北京刑部的吴兆骞就要被送往谪戍之地宁古塔，北京与宁古塔有两三千里之遥，行路艰辛，苦难不测，路上走几个月的时间，还要准备车马，要有衣物御寒并需带足盘缠。此时吴家已不比从前，对这些必要的准备更是无力支付，此时京师友人季沧等“哀其穷乏，饷以百金，稍得整料衣资”。他用这百两银子做了皮袄并购置杂物，留出四十两银子为路途之用。
闰三月初三日，正是杨柳含烟，春风初起之时，吴兆骞在众人的相送声中起程，他想起《悲歌行》中“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时，不觉声泪俱下，送行之人无不垂首含泪。就在差役的吆喝声中，他登车而走，开始了塞外二十多年的流人生活，时年二十九岁。吴兆骞一行并不孤单，同行的有方拱乾一家十几口及钱威、吴兰友等几家的流人。他们自京师起，取道玉田、永平等地直奔山海关，出关后往锦州、塔山、松山等古城，月末抵奉天（沈阳）。一路上所见，关内是柳绿花红，而塞外则是春风乍暖黄龙雪尤在。幸亏沈阳有陈子长相迎，盛情款待，会见诗友文人，还拜见清代第一个文字狱流人，遣戍东北的函可和尚，以及北闱科场案的流人。在奉天停留二十多天后于四月中旬又重新踏上行程。
出奉天后，一路行程越走越难，道路崎岖不平，吴兆骞本来体质较弱，路上还要照顾年事已高的方拱乾，并有刑具在身。走山路特别崎险之处，要抬车上山，然后再择路下山，遇到烂泥塘更要小心而行，甚至铺上树枝和柴草方能通过。六月到达船厂（今吉林），在过了松花江之后，又进入更为难行的长白山余脉——小乌稽、大乌稽。路穿行于群山密林之中，“两山相压，大木千嶂”，不见日光，阴森可怕。吴兆骞又因过松花江后淋雨而病，同行难友无奈只能摇头叹气，又束手无策，三天之后兆骞病况自愈，他深信此乃佛心相助。走出密林，走过德林石岗，来到沙兰，终于在七月十一日到达此行之戍所——宁古塔。
此时任宁古塔总管的巴海将军对流人尤其是读书人、官员十分尊重，并“以礼见待”，将他们分到各旗安置居住，吴兆骞被分到正红旗下的一间房屋中，开始了他在宁古塔的谪戍生涯。
四
第二年三月，正是初春时节，按照朝廷的规定，将吴兆骞的家属均押至苏州府。为使其子女不受流刑之苦，其父吴晋锡将吴兆骞长女送杨家为儿媳，次女又过继给其娘姨家。不久押在北京刑部的吴兆骞就要被送往谪戍之地宁古塔，北京与宁古塔有两三千里之遥，行路艰辛，苦难不测，路上走几个月的时间，还要准备车马，要有衣物御寒并需带足盘缠。此时吴家已不比从前，对这些必要的准备更是无力支付，此时京师友人季沧等“哀其穷乏，饷以百金，稍得整料衣资”。他用这百两银子做了皮袄并购置杂物，留出四十两银子为路途之用。
闰三月初三日，正是杨柳含烟，春风初起之时，吴兆骞在众人的相送声中起程，他想起《悲歌行》中“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时，不觉声泪俱下，送行之人无不垂首含泪。就在差役的吆喝声中，他登车而走，开始了塞外二十多年的流人生活，时年二十九岁。吴兆骞一行并不孤单，同行的有方拱乾一家十几口及钱威、吴兰友等几家的流人。他们自京师起，取道玉田、永平等地直奔山海关，出关后往锦州、塔山、松山等古城，月末抵奉天（沈阳）。一路上所见，关内是柳绿花红，而塞外则是春风乍暖黄龙雪尤在。幸亏沈阳有陈子长相迎，盛情款待，会见诗友文人，还拜见清代第一个文字狱流人，遣戍东北的函可和尚，以及北闱科场案的流人。在奉天停留二十多天后于四月中旬又重新踏上行程。
出奉天后，一路行程越走越难，道路崎岖不平，吴兆骞本来体质较弱，路上还要照顾年事已高的方拱乾，并有刑具在身。走山路特别崎险之处，要抬车上山，然后再择路下山，遇到烂泥塘更要小心而行，甚至铺上树枝和柴草方能通过。六月到达船厂（今吉林），在过了松花江之后，又进入更为难行的长白山余脉——小乌稽、大乌稽。路穿行于群山密林之中，“两山相压，大木千嶂”，不见日光，阴森可怕。吴兆骞又因过松花江后淋雨而病，同行难友无奈只能摇头叹气，又束手无策，三天之后兆骞病况自愈，他深信此乃佛心相助。走出密林，走过德林石岗，来到沙兰，终于在七月十一日到达此行之戍所——宁古塔。
此时任宁古塔总管的巴海将军对流人尤其是读书人、官员十分尊重，并“以礼见待”，将他们分到各旗安置居住，吴兆骞被分到正红旗下的一间房屋中，开始了他在宁古塔的谪戍生涯。
五
从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七月吴兆骞到达宁古塔，到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离开，在这塞外流放之地的宁古塔呆了二十二年。来时二十九岁，去时五十有一，人生最有作为的青壮年时期都留在这苦寒之地的白山黑水间，这种来自肉体和心理的摧残使江南才子饱尝人间之冷暖和众多的磨难。
流人到宁古塔各旗，都分给住房、耕牛和土地，宁古塔的官吏及当地百姓都十分敬重这些读书人，高看他们一眼。流人在宁古塔，虽是刑余之人，尚且自由，从大将军到副都统、协领、佐领大都与其交结为友好，而文人们还可经常相聚。而吴兆骞虽有文才在身，但不会耕作，又无生存之道，初到之时意气消沉，孤身塞外，不知远在江南家乡的父母和妻女近况如何，度日异常艰难。
吴兆骞因南闱科场案下狱后，其家境已大不如前，许多家产被籍没入官。他从北京流放宁古塔时，家中无力支付旅途的盘缠，是友人相助银两购置衣物再加上旅途花销，方可成行，到达宁古塔后基本是身无多少金钱。再加之思念亲人，每日只能孤坐在柴门旁，观天地以消磨时光，常用斧头敲击冰块，化水来煮稗子，“以充饥渴”。当年的繁华都成了烟消云散的记忆。到了康熙元年，妻子葛采真同其她几位南闱科场案流放举人的妻子动身赴京，路上行至大运河京师附近的津门时，遇到从宁古塔返回的方拱乾父子，询问吴兆骞近况，同是天涯沦落人，不免对同命相连的处境感叹万千，这时吴兆骞的父亲吴晋锡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其母李氏又饱受饥寒，其弟幼小，吴家已是家破人散，无力赎还吴兆骞。
康熙二年二月初五日，经过三个多月艰苦跋涉的葛采真，风尘仆仆，终于到达宁古塔，夫妻二人相见，悲喜交加，周围之人闻之亦都垂泪。夫人的来到使吴兆骞的心境和生活有所好转，她还带来两个婢仆照顾生活。第二年十月十四日葛氏生下一子，小名“苏还”，吴兆骞为之取名“桭臣”，字南荣，木旁是按吴氏家谱各侄所排行，而辰字是纪念所生之年为甲辰年（公元1664年）。这个男孩在宁古塔长大，后来是著名的《宁古塔纪略》的作者。
六
吴兆骞在宁古塔的戍所，生活十分清苦，流放文人大都不会种地，官方给的耕地和牛都不会使用。后来吴兆骞就利用自己的长处开馆授徒，他的文采被官方和同去的流人所看重，第一个教的是宁古塔第一个流人陈嘉猷的长子陈光召（字昭令），也是吴兆骞最钟爱的弟子。后来巴海将军专门聘吴兆骞为书记兼家庭教师，教授他两个儿子额生、尹生读书。
平时流人相处中大家尽力帮助吴兆骞。如从宁古塔旧城迁到新城，汉人住在东西两门之外，吴氏所居之房本是流人姚琢之以二十两银子所建，结果在搬迁之时，以八两银子的低价转让给吴兆骞。所居之处地方宽敞，院子里还可以种蔬菜，可供自家食用，后来还向当地人传授了种菜之法。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流放在宁古塔的文人，时而相聚饮酒赋诗，时而又寻古探幽，登临山水，他们大都撰有宁古塔的记述，以山川风土人情为最多，还为宁古塔的名胜命名。吴兆骞、张缙彦在新城西门外的鸡陵山下发现了著名的泉水，称之为北国名泉，张缙彦就为之命名“泼雪泉”，并请来石匠帅奋于此泉附近悬崖的石壁上勒石。游西山，探访东山白石崖，到东京城（渤海上京城）去寻访古迹，寄情于山水之间是流人的苦中之乐。
吴兆骞等一批著名流人在宁古塔，受到了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安珠瑚、萨布素等人的优待，他们可以不当差、不纳粮，生活困难之时还能得到救济。流人们常常是官吏们的坐上客，经常陪宴、陪饮，每当将军、副都统有重要差事如巡边、作战、晋京朝见的出行之前，吴兆骞都要作诗相赠。在《秋笳集》中有许多这样的诗，如《陪诸公饮巴大将军宅》、《奉送大将军安部海东》、《送阿佐领奉使黑斤》，描写的大都是为官吏送行，也看出彼此间相交深厚。特别是在吴兆骞生活窘迫之时，为其接济粮食、衣物、银两，帮助其渡过难关，甚至还利用官方办差之机，为他捎带家信、银两和衣物等。所以吴兆骞虽然生活在荒凉、寒苦的塞北绝地，其精神并没受到欺凌，是平等的，而且时时处处有文友、流人或相交很深的官吏相助。
在谪戍宁古塔的二十多年中，吴兆骞看到这里物产富庶，有许多特产，多少年之后他都不能忘怀，如人参，饮人参水可以强体。各种动植物都常常出现在吴兆骞的笔下，在吴桭臣的《宁古塔纪略》中曾有这样一段，吴兆骞南归之后病重之时，仍然想念用他在宁古塔所居寒舍外采的蘑菇来熬汤喝。同时他也看到当地满族人有着十分淳朴的民风民俗。
七
吴兆骞在冰天雪地的塞外绝地宁古塔，以戴罪之身生活了二十二年，几乎是他生命中的一半，如果去掉孩童时代，那就是他最成熟，也是最能发挥自己作用的好时光都消耗在这塞外的谪戍之地宁古塔。苦寒绝地的山山水水和风土民情都收入到诗人的笔下，读他的《秋茄集》，你会感到那漫天白雪中的金戈铁马，大河日落的壮丽图景，仰望万古悲凉中的豪迈，审视一枝一叶的情结。正是吴兆骞优美的文才，引来诗友词家们倾力相救，终使其遂了心愿。
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吴兆骞已经四十六岁了，日夜思念家乡，思念江南的心绪让他白发早生，有时夜静之时，面对燃烧的糠灯和皎洁的月光，他多么希望能尽快赦归故里，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旧日友人的身上。他多次给友人写书信，或以诗词相赠相托，表达自己的急切心理，昔日友人也在回信中说：阻力很大，对此“耿耿不忘，幸无遗弃”。这也许对吴兆骞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这时又有一个消息传到宁古塔，康熙十六年四月，清廷遣内大臣觉罗武默纳、侍卫费耀色去验看长白山，并于七月来到宁古塔等地，回京复命后，康熙帝亲自面谕，要祀典长白山。第二年遂派内大臣武默纳、一等侍卫对奏去遥祀长白山。吴兆骞闻此信之后，写下著名的《长白山赋》和《封祀长白山诗》，文词隽永，有数千言，其目的是引起康熙帝的注意能开恩赦归。吴兆骞对此抱有巨大希望。
这些诗赋很快就传给康熙帝御览，如此磅礴的气势和英奇的词藻，传说曾使皇帝动容，听说作者是个流放文人，有赦归之意。这时便有人进馋言，说坏话，使这就要看到的希望破灭了，这也反映了清初文字狱在皇帝心中的位置。
吴兆骞原本对此事抱有很大希望，后来希望落空之后，就只能再寻求认工赎罪的办法。此法已于康熙六年被停止，能否恢复还要倚仗再次疏通，而赎罪金额巨大，非一日可得，这时文友顾贞观又结识了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此人是当朝太傅明珠之子，在宫中任一等侍卫。纳兰性德十分欣赏吴兆骞的诗词，对其所处窘迫之境深表同情，但也知道办成此事极难，经过仔细的权衡，犹豫再三，最后承诺以五年为期办成此事。足见此案的背后涉及到政治纷争和文字狱，再加上如何将赎金认工的办法重新实行，需颇费许多心思和周折。顾贞观、徐乾学、宋德宜、纳兰性德等人奔走呼号，千方百计地筹集赎金。纳兰性德还将顾贞观引见给其父明珠，传说晋见之时，明珠正在宴客，听到来意，明珠拿起“巨觥”，对顾贞观说：“你若能饮下去，我就答应此事。”平时滴酒不沾的顾贞观果然一饮而尽。明珠笑道：“余直戏耳！则不饮，余岂遂不救汉槎耶？虽然，何其状也！”此事足可以看出顾贞观的一腔热情和执着的态度。
赦归并非易事，这期间顾贞观、纳兰性德等人还多次给远在宁古塔的吴兆骞捎去书信，帮助解决生活之难，还专门备有中药相赠。吴兆骞利用宁古塔每年与朝鲜会宁府举行“会市”之机，托人把顾贞观、纳兰性德、徐釚等人的词集传到朝鲜。朝鲜节度使李云龙到宁古塔后，因知吴兆骞的才气，请他写一篇赋，吴兆骞欣然应允，奋笔疾书，遂成著名的《高丽王京赋》，被李云龙带回国内，大加赞许，四处传扬。
八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友人们千方百计赎归吴兆骞之时，他先得到一个喜讯。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时在吉林乌喇的大将军巴海，决定聘请吴兆骞为书记，兼笔帖式及驿站事务。得此信后，吴兆骞非常高兴，因为这样可以合家先迁至乌喇（吉林）。于是，订于九月中“离开宁古塔”。正在欣喜之时，七月二十日稍后，朝廷的赦诏突然颁来，吴家转入大喜之中。八月十八日，吴兆骞为儿子吴桭臣办理了婚事，娶叶氏为妻，此后便开始整理归程的行装。许多亲友邻居终日来饮酒饯行，“饮饯无虚日，皆相持哭失声，不忍别”。这如同生离死别，友人无法再次相见。九月二十日是起程之日，为保证路上安全，巴海将军专门派九名官兵护送，还拨驿站车两辆，并配置了马匹、食物等，按官方驿站往来的规格安排，可以说这是很大的照顾了。
九月二十日的临行时，许多亲友专门来送行，随行至西门外十几里的依兰岗时，亲友的内眷就返回了，而许多亲友、门生却不肯回，继续相送到八十里外的沙兰站。他们彻夜围着糠灯长谈，不时以诗赋相赠，一同来送行的流人多有伤感。天明时，吴兆骞上路，这正是分别时。大家恋恋不舍地分手，传说杨越的两眼都红了。吴兆骞内心中的悲哀与难过一起涌上心头，不禁泪流不止，分手后又策马回追二十里，与送行的亲友再聚片刻，就在这泪眼模糊中伴着瑟瑟秋风再次渐渐远去。
一路奔波，归心似箭。经吉林乌喇之后过柳条边，近盛京，奉天将军安珠瑚亦是吴兆骞的老相识，当年在刑部曾办理过丁酉科场案，与吴相交很深，专门派人到边门迎候，并安排其在盛京小住半月。到了十一月中旬，吴兆骞来到京师。
吴兆骞的归来，如同绝地逢生，晴天响雷，亲友闻讯纷纷前来问候。吴兆骞入城后先去拜会纳兰性德等营救自己的恩人与文友。此时顾贞观因为母奔丧而离开京城，此乃憾事。文人相见，必然赋诗，兆骞深深感谢文友的侠肝义胆，再三地称谢，尤其是感谢纳兰性德的古道热肠。当纳兰提出留吴兆骞在府中教授其弟时，他慨然答应，既是报答纳兰帮助其赦归之大恩，再者也是为了解决其生计之需，于是吴兆骞便留在京师纳兰的府上。
在京留滞于纳兰府期间，吴兆骞常与友人相聚，常常谈起塞外绝域宁古塔的所见所闻，还把自己带回去的“石砮”和高丽棋子展示给大家。讲起在宁古塔东京城见到的国学碑、石灯幢、大石佛等，讲到出塞入塞的行路之难，白山黑水的雄浑与壮丽，讲到塞外土人的不同风俗和富饶的物产，鱼大于舟、巨树大于屋、冰雪几尺厚等等。糠灯下的点点记忆唤起对塞外流放生活的回望，文友们都被这生动的讲述所吸引，兴情所致，纷纷吟诗作画相送。
为了圆回乡省亲之梦，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十二月，在北京滞留一年的吴兆骞踏上返回吴江县的征程。路上遇到宁古塔流人杨越之子杨宾，又在苏州停留几日，拜访旧友故交后，待到达吴江之时，正是桃红柳绿的春天。望着阔别二十五年的故乡和尚存的老母，仿佛在梦中相见，吴兆骞“捧觞上寿”与母见面，亲友闻讯都来相见，话离别之情，相见之喜。不久，吴兆骞筑草屋三间，在此读书，题名曰“归来草堂”，并游历山水之间，访名胜，探挚友，多开怀畅饮话重逢，叙友情结新盟。
由于吴兆骞原定于五六月间返回北京，但突然中暑患病，病情严重，他无法成行，只能在家中治疗调养。不久，在京的纳兰性德听到吴兆骞卧病的消息，多次来信，寻问病情，并催促其返京治疗。由于病重，其无法北上。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初春，病情稍有好转，便携妻带子动身赴京。吴兆骞这次回吴江来省亲，在家乡只停留了一年有余，回到京师后，仍居纳兰性德之处。纳兰性德无随皇帝出巡之公差时，二人相聚，共同吟咏诗词。本来吴兆骞回京应有大展身手之机会，然病情日重，先是手足肿痛，后来又患腹疾，甚至“不思饮食”，而纳兰性德则想尽办法为他治病，“致使吴兆骞有‘此身，公身也’之感”。
九月下旬吴兆骞病情日重，而纳兰性德又要随康熙帝出巡，他十分惦记吴兆骞的病情，临行前特来探望，出行途中还每隔三四天写信来慰问。对此吴兆骞也感激不尽，曾在回信中写道：“日去日远，相思日深，两承惠书，爱我何至！”然而纳兰性德的友情并没有挽留住吴兆骞的生命。十月十八日（公历1684年11月24日），被誉为江左三凤凰，后世称之为“边塞诗人”的吴兆骞客死京城，享年五十四岁。一代诗人的弥留之际，还想射猎于长白山麓，在松花江中钓尺鲤，亲手采摘篱边的蘑菇，用此来熬汤。可见谪戍二十二年的塞外绝域宁古塔，已经深深地留在他的心里。
吴兆骞的一生，历尽坎坷，作为一个常人，他始终生活在贫困潦倒中，衣食无着，塞外的冰天雪地，摧残了他的身体；而作为一个文人，戴罪流放这个精神折磨几乎将其摧垮，唯有诗词常伴随其左右。他一生著述很多，大量诗词描写的都是其流放期间的生活及所见所闻，展现的是三百多年前白山黑水中的宁古塔、长白山、牡丹江，还有戍边抗击罗刹等事件。他的诗文当年很受推崇，在刑部审理丁酉科场案的大堂上他出口成章，任选角韵便可成诗，令审理此案的官员敬佩，他们认为吴兆骞是个才子，绝非科场作弊之人。而与他交往的满汉官员都没有把他当成受流刑的犯人，而是成了他们的坐上宾客，经常同游同饮，并且想尽办法去帮助他，文坛旧友鼎力相助也成就了他诗人的一生。但说起其著述，不免有些遗憾，在他死后第二年，其子吴桭臣扶柩南归行至天津时，船翻落水，虽然其棺梓没有损失，但其遗物落水过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吴兆骞的文章仅是《秋笳集》八卷和《归来草堂尺牍》（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