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张爱玲与美国丈夫赖雅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
1995年9月初，在洛杉矶的西木区，一代文学女奇才张爱玲在公寓中孤然离去，身边没有亲友，没有熟人，甚至连一个生人也没有。好几天后，公寓管理员觉得不对劲，这才发现……
张爱玲死后比生前显赫得多，一时间，传记、悼文、特写、回忆录，溢美之词充斥中文文坛。奇怪的是，人们只津津乐道地大谈她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的一段中土姻缘，却没有人提及她在美国的另一段洋姻缘。而后一段比前一段要感人，要真情得多。与张爱玲有多年通信关系的美国华人作家司马新，最近著书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55年秋天，张爱玲从香港移民美国，就在这一年，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秧歌》在美出版。年少便成名，一向才高心也高的张爱玲，立志在英文的文学天空中翱翔。
第二年三月间，她得到著名的麦道伟文艺营的赞助，便去到那里，专事文学写作，争取出版第二部英文小说。
麦道伟文艺营建于1907年，由著名作曲家爱德华·麦道伟的遗孀玛琳·麦道伟所创立。它坐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群山密林之中，占地420英亩，是由40多栋大小房舍、别墅、工作室、图书馆等构成的建筑群，可谓世外桃源。文艺营的设想是，赞助有才华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暂时摆脱世俗的干扰，在一种宁静的环境下专门从事创作。在这个美国作家荟萃之地，她邂逅了美国白人作家甫德南·赖雅(FerdinandReyher)。
赖雅原是德国移民后裔，年轻时就显露了耀眼的文学才华，他个性丰富多彩，知识包罗万象，谈吐才气横溢，处事豪放洒脱。结过一次婚，有一个女儿。但生性奔放自由的他，很不适应婚姻的束缚，便与女权主义者的前妻解除了婚约。在这以后的岁月里，他也结交过不少动人的女友，但她们中没有一个愿意也没有本事与这个男人共结连理，直到他65岁遇到张爱玲。
赖雅由于社会理念和好动的个性使然，再加上生活压力造成的注意力分散，并未将自己文学的才华施展到登峰造极，也就是说并没有写出使自己不朽的作品。
赖雅在30多岁时，衣着入时，风度翩翩，一副帅哥才子的派头。然而，到了40多岁时，人们一看他，就像一个资产阶级的对头，因为那时的他，变成了一个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加入共产党。赖雅本来就疾恶如仇，对被压迫的人们总怀着一种出于自然的同情心，总替美国的劳工和普通民众考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一切，当然会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不谋而合。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常常都是以社会小人物和他们的遭遇为主。过了天命之年，尤其是过了花甲之年的赖雅，在各方面甚至包括身体似乎都走了下坡路，文学无大建树、经济状况拮据、摔断了腿并数度中风。为了重振文学雄风，他来到麦道伟文艺营，也正是在这里，一个中国奇才女子闯入了他的晚年生活，使他真正感到从未遇过的爱的力量，她就是张爱玲。
在优雅浪漫的环境和心境中，也许某一种奇特的感应，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赖雅产生了忘年之恋，后者的女儿与前者年龄相当，也就是说一个可以当另一个的女儿。
3月13日，他俩第一次见面，便有“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这以后，便相见日欢，谈文学，谈文化，谈人生，谈阅历，越谈越投缘。到了5月初，简直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关系进展得神速。赖雅在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俩“去小屋，一同过夜”。第三天，赖雅在文艺营的期限到了，不得不离开。张爱玲在送他的时候，还把仅有的一点钱给了他。一个多月后，张爱玲也离开了文艺营。7月5日，赖雅接到张爱玲的一封信，说已怀了他的孩子。此时，赖雅觉得自己有一种道德责任，又觉得张爱玲厚道、可爱，是一个贤妻型的女人，于是，他向她求了婚，但要求她堕胎，不要孩子。到了当年的8月18号，也就是相识的半年之后，他们在纽约结了婚。
很难完全揣测，当时张爱玲为什么会嫁一个比她大近30岁的异族长者。他们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年龄、种族、个性、价值观、出身背景和政治观点又全然不同。
一个36岁，一个65岁。
一个中国女人，一个美国男人。
一个孤寂封闭，一个交友甚广。
一个用钱精明，一个出手大方。
一个喜欢大都市的繁闹，一个喜欢小乡镇的恬静。
一个出身于破落的名门大户，一个出身于德国中产移民。
一个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
再拿文学风格来说，张爱玲的作品以一种她独具的犀利眼界，又以她特有的空灵剔透的语句，把人性的最深处细细地翻出来描写，即便血色浓浓，也显得某种淡淡的凄美。读她的东西，不是像读别人的一些作品，只从眼睛穿过，而是从灵魂穿过。而赖雅的作品则洋溢着为大众而追求理想社会的浪漫色彩。于是，好事的人们便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
“功利主义者”认为，她把赖雅误认作一个能帮助她打入主流英文文学世界的导师，而并不了解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不高，而且自身的发展都很有限，甚至在走下坡路，不断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很难在事业上有什么实质的提携。
“心理主义者”认为，她幼年过早丧父，从心灵深处渴望一种父亲般的亲情之爱，这也是当年为什么嫁给大她十多岁的胡兰成的原因之一，而她似乎从来没有对与她年龄相配的男人或年轻男人发生过兴趣，但她没有想到赖雅伤残中风，情况恶化，以后反而需要她的关怀和爱护。
“文化主义者”认为，她在发生在故土上的那场婚姻中受到伤害，对造成这种伤害的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性关系、性观念产生了叛逆，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她由不忠的丈夫，对中国男人已失望，惟有洋人才能从另一个层面满足她的精神需要，而她没有想到这种异族通婚是会有代价的。
“经济主义者”认为，她孤身一人漂泊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寂寞苦闷，自然需要男人的依靠，而赖雅则是第一个从精神等各方面关怀她的男性，理所当然就成了她首先择偶的对象。当时，她在文艺营，虽有免费食宿，却无点滴薪水，况且只能停留三个月，今后的去向一片茫然，而她却没有清醒地想到，赖雅的经济十分窘困，有上一顿没有下一顿，反而后来需要她的倒贴。
“政治主义者”认为，她来到一个她所向往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但她本人却对政治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故把这个社会制度下第一个能得到感应的美国男人当作理想化男人的化身，赖雅恰好担任了这个使命。在20世纪50年代，一般的美国男人的种族主义观念相当深，也只有像赖雅这样具有真诚社会主义信念、主张社会平等的理想主义者才会对一个东方女人有更多的欣赏和尊敬。从另一方面讲，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具有这种理想主义的人是不会很得志的。
不管张爱玲当时的动机如何，婚后两个人确实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情，既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事实上，这两个人的结合，并非是理性逻辑，而是情感“逻辑”展开的结果。
65岁的赖雅，经济的拮据和身体的恶化，早已放弃寻找伴侣的奢望，而此时投入他怀抱的是一个年轻、温柔、细腻、貌美、迷人，而又才华横溢的张爱玲，真是艳福从天而来。如一叶孤舟，在风暴之后，漂泊在陌生大海上的张爱玲，此时最需要的是有一只强有力的铁锚来固定自己，而赖雅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锚。
赖雅在经济上和身体上不是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锚。
新婚刚两个月，使张爱玲寄托全部生活希望的赖雅又一次中风，并接近死亡。为了试图转移她沮丧的情绪，他保证他不死，不会离她而去。在精神上，赖雅还算是一个“有力的锚”，但不是很强，因为他自己更需要强有力的“锚”，这个“锚”就是张爱玲。
他俩饱一顿饥一顿，住处也没有保障，为了糊口，张爱玲也像赖雅一样，不得不写一些“烂”剧本之类的东西，而分散了文学力作的完成。有一天夜里，张爱玲做了一个梦，梦
见一位不认识的作家，取得极大的成就，相比之下，自己很丢人。早上醒来，她向赖雅哭述了这个梦，他设法安慰她，但他从内里知道，这是对贫困无名和不公正遭遇的一种抗议。
张爱玲38岁生日的那一天，联邦调查局派员来核查赖雅欠款一案。而赖雅最忧心的却是不要为此破坏了生日的喜气。好不容易将探员哄走了，两人做了一点青豆、肉和米饭。餐后又一同看了一场喜剧电影，笑出了眼泪。散场后，两人在萧瑟的秋风中，步行回家。到家后，又把剩饭吃了。张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平生最快乐的一次生日……
张爱玲的孤僻只有赖雅才能真正体会到。有一次，有朋友送来一只山羊，幽默的赖雅，对张爱玲说有客来了，而她却拒不见客，他劝了好久，最后说客人就是一只羊，她这才出来看视。赖雅深深觉得她的这种防御心理简直是一种“癖”。
张爱玲的第二部英文小说《北地胭脂》，原名《粉泪》，被出版商退了回来，不少朋友熟人来信安慰，却更带来她的低沉，赖雅从来没有看到她这么颓丧，心里才感到对她来说，退稿就是对她本人的否定和排斥。从那以后，张爱玲真成了一个多产作家，发表了很多东西，但没有一个是她才华的满意结晶。
他们搬到了加州，张爱玲开始对美国越来越熟，对赖雅的依赖似乎越来越少，相反，年老多病、有点江郎才尽的赖雅却越来越依赖她，甚至根本无法离开她。有人说，他俩的关系就像一座计时沙漏的平面图形，从上端的两边沿着斜坡下来，在中间相交，然后位置逆转，直到下端。虽然事实上，张爱玲对赖雅的依赖，比她所承认的更加深切。
张爱玲为了谋生和发展，在婚后的第五年，不得不决定到港台找机会时，赖雅忧心忡忡，预感大难到头，她将离他而去，也就是说她将抛弃他而远走高飞。在台湾时，张爱玲又得到赖雅再一次中风昏迷的消息，但她没有足够的钱去买机票回美，况且还要筹一些钱为他进一步治疗。于是，她决定先到香港，赶写《红楼梦》等剧本赚一些钱，然后才回美国。此时的她，也受到疾病的折磨，眼睛因溃疡而出血，而写作又要靠眼睛，每日的熬夜，使眼睛更加恶化。剧本完成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没被接受。
她透过香港的万家灯火，眺望大洋彼岸，自叹在这茫茫的世界里，除了远在天边的赖雅，自己完全是孤独的。
病情好转的赖雅，来信催她回去，说是在纽约找了一个公寓小套间，她一定会喜欢。此时心力交瘁的她，归心似箭，再也不能呆下去。在3月16日那天，赖雅写道“爱玲离港之日”。张爱玲写信告诉他，3月18日到达。他迫不及待，3月17日就到机场去了一趟。第二天，他又和女儿菲丝在机场，看到久别的爱妻欢喜万分。赖雅比以前更依恋张爱玲，他瞧着她睡觉时的脸真美。
有一天下午，他从图书馆回家，发现她不在家，觉得很寂寞。到了掌灯时分，她还不回来，便焦虑不安，打电话给牙医，甚至要警察局搜寻。一天，赖雅摔了一跤，跌断了股骨，活动更不便。几乎同时又中了几次风。后来，赖雅瘫痪了两年，大小便失禁，全由张爱玲照料。她为此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因为对她而言，写作是最高的追求，而才华全都浪费在护士和保姆的繁忙中。尽管有菲丝的协助，但挽救不了赖雅。赖雅本人也决不愿成为爱妻和爱女的包袱。
张爱玲带着垂死的赖雅为生计到处奔波。那时的赖雅已经只剩下一把骨头，也不能怎么动弹了。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有亲友看他，他将头扭向墙壁， 并让其离去。过去，赖雅总是要让别人在生活里有了他而欢乐，如今他受不了别人因他而难过。1967年，赖雅在张爱玲的身边走完人生时，对自己是一个最终的解脱。
这对张爱玲来说，既是解脱，又是损失。
她本来是一个柔弱的女人，为垂死的老人，她奉献的够多了，奉献中最重要的是文学天分的耗尽。但同时，她永远失去了一个真正爱她、理解她、关怀她的人。这个人就是甫德南·赖雅，她的白人夫婿。作者：丁子江
张爱玲给赖雅的家书：另一个张爱玲
今年六月，台湾文学期刊《INK印刻文学生活志》刊发了一组最新发现的张爱玲书信，披露了张爱玲上世纪60年代以后，在美国动荡拮据的生活状况，和无法静心创作的精神状态。而最新出版的《上海文学》，则再获得授权刊登。
其中，从张爱玲致丈夫赖雅的6封家书可以看出，张爱玲和赖雅之间不像外界所猜测的那样感情疏离，相反是爱情甚笃，相濡以沫。
这组书信，包括台湾学者周芬伶发现的，张爱玲1962年1月至3月致丈夫赖雅的6封家书，和另一位台湾学者苏伟贞提供的，1966年6月致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信函。
配合这些书信发表的，还有陈子善的《张爱玲海外生活的“另一炉香”》、周芬伶《赖雅日记中的张爱玲》、苏伟贞《张爱玲与名词荒──关於〈文革的结束〉及〈知青下放〉》等文。
生活拮据倾吐心曲
张爱玲在给赖雅的书信中，毫无保留地倾诉了其当时的窘境和对两人未来生活的规划。
当时，张爱玲与赖雅分居两地，为筹措给赖雅治病的费用，张爱玲奔走於港台之间，寄人篱下，狼狈不堪，心情特别恶劣，甚至与友情深厚的宋淇夫妇也发生了龃龉。
凡此种种，张爱玲都在信中毫无保留地向丈夫倾诉，字里行间流露出两人的爱情甚笃、相濡以沫。
从这6封书信中，还可以看出张爱玲从来美时怀揣文学壮志，到感觉来日大难，频频受到健康、经济、友谊等方面的打击挫败，最终“疯言疯语”的整个心理变化。
小说梦破疯言疯语
信中写道，正当40岁的张爱玲自觉创作力旺盛，计划写一本张学良的小说《少帅》。
她一直幻想著能在纽约写成一部新小说，扬名立万。但随著赖雅的中风病倒，加上之前张学良拒绝接受她采访等一系列打击，致使她的小说梦破灭。
贯穿书信中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则是经济的困窘。张爱玲向丈夫关照如何节省每一笔开支，以竭力维持生计。
信中写到，最令她感到悲苦失望的，是为了挣钱，不得不独自去香港为电影公司写剧本《红楼梦》，然而剧本总不能令电影公司满意，“辛苦的从早上十点写到凌晨一点，手脚都肿了”，“工作了几个月，像只狗一样，却没有拿到一分酬劳”；怀著希望的远东之行，给她身心带来诸多的困扰和折磨，“‘疯言疯语’”成了我唯一可用的心理道具”。
夫妻絮语毫无保留
陈子善指出，虽然7年前，美国夏志清教授公布了张爱玲1963年至1982年间给他的100封信札，5年前香港刘绍铭教授又介绍了张爱玲1966年至1967年间给他的18封信札(部分)，不过因为夏刘两人是张的友人，张致他们的信仍然比较矜持，比较抽象。
而在给赖雅的6封书信中，张爱玲倾吐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话，使读者有可能了解一个更为真实的张爱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