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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年唐努乌梁海
图瓦共和国位置图
图瓦共和国地图
唐努乌梁海总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实际上应分为三部分：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图瓦共和国以西直属俄罗斯的部分地区（现阿尔泰共和国、阿尔泰边疆区东南部）、蒙古库苏古尔省部分。但由于后两部分事实上已没有了“唐努乌梁海”的痕迹，因此，通常所指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实质上是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地理位置】
唐努乌梁海，位于外蒙古的西北，北至萨彦岭，南到唐努山，西到俄罗斯巴尔瑙尔东南，东到外蒙古库苏古尔泊以东，是一个群山环抱的盆地。
图瓦共和国地处亚洲中部、东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上游。其南部和东南部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东北部为伊尔库茨克州，西北为哈卡斯共和国，北部为布里亚特共和国，西部为阿尔泰边疆区，北部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
【地形】
四周被赛留格木山、唐努山、西萨彦岭和东萨彦岭环抱，东部为上叶尼赛盆地。境内主要河流为叶尼塞河。地貌以森林、草甸和草原为主。
【气候】
温带大陆型气候，冬季寒冷，夏季温暖。一月份平均气温−32 °C ，七月份平均气温+18 °C。
【资源】
图瓦共和国矿产资源丰富，有有色金属、稀土、石煤、石棉、铁矿、金、汞及各种建筑材料。大多数的河流流经高山，所以水力资源丰富（预计达8千兆瓦），此外还有50多个含碳酸盐的温泉。图瓦共和国木材资源也极为丰富，总储量达1亿立方米。
【名称起源】
“乌梁海”之称出现于清代，其先世是中国史书中出现的“温良改”、“斡朗改”；唐代的“都播”、“都波”；元代的“秃巴思”、“秃八”，后译写为“图巴”。清代乌梁海人分为三支：居住于唐努山者称为“唐努乌梁海人”，1921年始改称为“图瓦”；居住阿尔泰山者称为“阿尔泰山乌梁海人”；环阿尔泰诺尔居住的称为“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人”。
【面积】
唐努乌梁海总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其中
图瓦共和国：17万平方公里
阿尔泰共和国部分：
阿尔泰边疆区东南部：
库苏古尔省：约5万平方公里
【人口】
图瓦共和国人口30.8万（2007年），主要民族包括图瓦族（77%）、俄罗斯族（20.1%），还有少量科米族和哈卡斯族。
图瓦人的母语为图瓦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伯利亚语支，是保留了较多古突厥语成分的语言，与楚瓦什人有些相似。居住于俄罗斯的图瓦居民使用母语范围较广，形成了用斯拉夫字母拼写的书面图瓦语，且多兼通俄语。居住于中国的图瓦居民使用母语范围相对较窄，仅用于口语，尚无文字，居民多兼通哈萨克语、蒙古语。
不同于其他突厥语族，图瓦人的宗教信仰多为藏传佛教。也有信萨满教。
图瓦人的文化特色较鲜明地表现在音乐上，他们拥有世界其他民族少见的“呼麦唱法”，即利用喉头压力产生不同频率的泛音，使得一人能够同时演唱多个声部。
【行政区划】
图瓦共和国的行政区划为16个区、1个共和国直辖市、4个区级市、3个市镇，村苏维埃管辖的地区有94个。
【历史】
（一）清代以前唐努乌梁海和中国历代王朝的关系（647-1655）
作为乌粱海人先民的都播人虽然在唐代才和唐朝建立起了臣属关系，但唐朝以前，该地区先后为匈奴、鲜卑、突厥等我国北部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区域。
647~648年，都播等部先后遣使请求唐朝在其地设置“唐官”，唐朝置坚昆都督府，隶属于安北都护府管辖。
745年，回纥在唐朝的支持下建立回纥汗国，唐努乌梁海地区归回纥汗国管辖，一度在该地建立过行宫。
9世纪中，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边疆民族黠戛斯称雄漠北，唐努乌梁海地区成为黠戛斯属地。
辽金时期也先后对唐努乌梁海地区实施着有效统治，前苏联考古学者在该地区发掘的具有中国传统构件的建筑物、刻有“大金通宝”字样的钱币等，显示出唐努乌梁海地区和中原的联系日益密切。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次年即遣其长子术赤领兵征服了唐努乌梁海地区，在该地设置了4个千户，而秃巴斯人则归成吉思汗直接管辖，后成为元朝岭北行省的组成部分。出于蒙古内部权力之争的需要，忽必烈对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了苦心经营：派遣得力亲信出任在该地区设置的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乌斯、昂可剌等“五部断事官”，派遣军队驻守屯田，征收赋税等，该地区成为秃巴斯族、蒙古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明代，唐努乌梁海地区归蒙古瓦剌部控制，明代中期蒙古达延汗击败瓦剌部，将唐努乌梁海地区纳入到自己的统治之下。
（二）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
明末清初，唐努乌梁海地区属于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首领管辖，并是其常驻之地。
1655年，清朝册封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首领俄木布额尔德尼为扎萨克，唐努乌梁海地区自然也由此纳入到了清朝的版图之中，清朝也由此开始了对该地区实施有效统治。
1．编立旗佐、置官管理等，在唐努乌梁海地区建立起统治体系。
1655年始，清朝虽然将唐努乌梁海地区纳入到了其统治体系之下，并在1727年和俄国签订《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双方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边界，但其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方式在1756年之前沿用了当地原有的统治形式。
1756年，辖有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和托辉特部首领青滚杂卜反叛，翌年初叛乱平息，清朝开始调整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理方式。1758年清朝在该地设置唐努、萨拉吉克、托锦、库苏古尔四旗，1762年设置唐努乌梁海四旗总管，颁予“唐努乌梁海四旗总管之印”，1764年又编成克穆齐克旗，统归定边左副将军节制。据《大清会典图》记载：嘉庆年间唐努乌梁海地区共有46个佐领，其中定边左副将军直辖的五旗共有25佐领。清朝由此完善了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
2．课征赋税、征派差役，管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贸易。
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经济管理大致以175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有关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赋税、差役由隶属于大清的地方官吏和托辉特部、厄鲁特部首领接受和征派，但清朝有权控制其范围和额度。如1742年清朝就下令免除了和托辉特贝勒青滚杂卜、厄鲁特王公色布腾旺布擅自增加的贡赋。1758年后，唐努等旗开始直接向清朝缴纳贡赋，乾隆朝时期的贡赋为每户三张貂皮，后根据略有减少并可以折价缴纳。赋税之外，唐努乌梁海人也要当差服役，如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漠北军事重镇中就有唐努乌梁海兵丁，两月为期进行轮换。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贸易活动也纳入到了清朝的直接管辖之下，如清朝多次颁布圣谕禁止内地商民进入该地区从事贸易活动等。
3．统一律令，实施有效司法管辖。
为巩固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清朝将针对边疆民族地区而制定的《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等颁行于唐努乌梁海地区，将唐努乌梁海人视 同蒙古人。偷窃牲畜在以牧业为主的唐努乌梁海地区是常见的案件，1786年乾隆皇帝颁布上谕对唐努乌梁海地区偷窃牲畜案件的处理做了具体规定，并考虑到该地区的特殊情况在20年后再实施《蒙古律例》的有关条款。
4．明确行政区划、统计户口，实施有效的民政管理。
唐努乌梁海地区远离清朝京师，清朝虽然赋予该地一定的自治权利，管理方式不同于内地，但并没有放弃对该地民政事务的管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山川地理、四至方位、田地和牧地亩数、各旗佐领地域的划分、牧地纷争的处理、户口的统计和社会状况的调查等在《大清会典图》和其他史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载。1907年清朝为边疆开发而进行的全国边疆地区的综合调查、1909年全国范围的户口调查等都将唐努乌梁海地区纳入调查范围。此外，清朝在唐努乌梁海地区赈济灾荒、抑制官员的勒索、兴办教育事业等活动也见于史书记载。这些情况反映着唐努乌梁海地区已经被纳入到了清朝有效民政管理的范围内。
5．勘查边界，设置卡伦，屯兵戍守。
早在1726年清朝就派遣大臣隆科多等勘查过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中俄边界，1727年中俄两国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唐努乌梁海北部地区的中俄国界。1772年清朝批准了钦天监官员测绘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地图。唐努乌梁海地区与俄国接界，日常守卫防御的重任由定边左副将军负责，而乌粱海兵丁和屯田的清军是其主要依靠的力量，巡查中俄边界、驻守卡伦、防范外敌进犯、平息内部反叛等是其主要职责，史书中经常见到唐努乌梁海官兵拿获越界俄罗斯人送交乌里雅苏台将军的记载。
为确保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社会安定，清朝严格的边境管理制度和封禁政策。设置卡伦，将和托辉特部和唐努乌梁海人居地分开，制定进出制定，限制出入人数，以减少纠纷的发生。制定封禁政策，规定内地商人和唐努乌梁海人之间的贸易仅仅限于乌里雅苏台一城，时间为三天等种种限制。
（三）俄国势力的渗透和唐努乌梁海地区为苏联兼并
17世纪初期至70年代，俄国多次派遣使者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试图引诱和托辉特部降俄，这是俄国势力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开始。
1709年，俄国在唐努乌梁海西面阿勒坦河与哈屯河的汇合处建立了比斯克堡，作为向阿尔泰淖尔乌梁海和唐努乌梁海扩张的基地。
1727年，清政府和俄国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唐努乌梁海地区北部沙宾达巴哈以东中俄国界，俄国向克穆齐克河流域及其以东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公开扩张得到了遏制。但是沙宾达巴哈以西的中俄边界长期没有划定，俄国利用这一情况，继续从西方向唐努乌梁海扩张。
18世纪中叶以后，俄国殖民者逐步向哈屯河和阿勒坦河上游推进，将当地土著居民挤向中国边境地区的纵深地带。
1860年11月，在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城的情况下，俄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北京条约》有俄、汉两种文本，汉文本系根据俄文本译出。该约第二条规定了中国西北地区与俄国边界的大致走向。俄文本：“迄今未经划定的西部边界，今后应顺山的走向、大河的流向及中国现有卡伦路线而行，即从根据恰克图条约于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所立最末一个名为沙宾达巴哈的界标起，向西南到斋桑湖，再由此到伊塞克库里湖以南的山，即腾格里山，或吉尔吉斯阿拉套，亦称天山南路（天山南脉），又顺此山到浩罕领地”。该约两种文本关于唐努乌梁海西部与俄国边界走向的约文内容存在歧异。汉文本规定从沙宾达巴哈起边界线“往西直至”斋桑湖，俄文本则规定为“向西南到斋桑湖”。西与西南，直至与斜行，大相径庭，这一条款自然难以执行。
1862年8月3日（同治元年七月八日），清政府任命的分界委员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伊犁协领哈布齐贤和俄国指派的分界委员西伯利亚独立军团作业部主任巴布科夫上校和总参谋部大尉戈鲁别夫为在塔城举行首次会谈。俄方代表从中俄《北京条约》汉文本中抽出“常驻卡伦”4字，从俄文本中抽取1个“线”字，凑在一起，提出一个“常驻卡伦线”的概念，要求以此划分国界。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谈判无任何结果。从8月到8月17日，俄双方又进行了多次谈判。虽然清政府表示愿作一些让步，将辉迈拉胡卡伦至勒布什地方部分领土划归俄国，俄方仍坚持原来立场不变，谈判毫无进展。塔城谈判中断。
1863年3月下旬，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麦利遵照沙皇谕旨“尽可能实际上占据符合我国意图的全部国界线”，命令俄军分头向中国境内推进。4月至6月间，俄军分几路侵入塔城、斋桑湖、伊塞克湖、伊犁等地，并炮击博罗胡吉尔卡伦，制造了打死打伤清兵的流血事件。清政府通过各种渠道一再向俄方提出抗议，均无效果。在此情况下，清政府于1863年9月初决定全盘接受俄国分界方案，尽快了结勘分西北边界事宜，并向俄方发出了相应的照会。
1864年上半年，明谊多次通知俄国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麦利派遣代表前来塔城谈判。杜加麦利要求明谊对俄国分界方案“全行应允，毫无更改”。在此前后，俄军在科布多、塔城、伊犁地区进一步向前推进。此时新疆少数民族反清斗争相继爆发，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岌岌可危。明谊等人只得答应完全按照俄国草案签订界约。于是，俄国代表巴布科夫、札哈罗夫等于1864年9月14日再次来到塔城。
1864年10月7日，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历时3年之久的塔城勘界谈判结束。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第一条规定了沙宾达巴哈至斋桑湖的边界走向：“自沙宾达巴哈界牌起，先往西，后往南，顺萨彦山岭，至唐努鄂拉达巴哈西边末处，转往西南，顺赛留格木山岭，至奎屯鄂拉，即往西行，顺大阿勒台山岭；至斋桑淖尔北面之海留图两河中间之山，转往西南，顺此山直至斋桑淖尔北边之察奇勒莫斯鄂拉；即转往东南，沿淖尔，顺喀喇额尔齐斯河岸，至玛呢图噶图勒干卡伦为界。此间分别两国交界，即以水流为凭：向东、向南水流之处，为中国地；向西、向北水流之处，为俄国地”。根据此条规定，原自沙宾达巴哈过阿穆哈河与察罕米哈河汇流处，经阿勒坦河与哈屯河汇流处到铿格尔图喇的中俄边界线，被向东南推移至萨彦岭、唐努山、奎屯山到斋桑泊一线。原属中国的阿穆哈河、阿勒坦河、哈屯河、察拉斯河、布克图尔玛河、那林阿流域和阿勒泰淖尔都被划入俄境。游牧于此的西北定边左副将军所属乌梁海十佐领（一说内迁，参见台湾学者李毓澍先生在其长文《唐努乌梁海佐领考》）、科布多参赞大臣所辖阿勒泰淖尔乌梁海两旗和哈萨克族部落都被俄国吞并。阿穆哈河地区虽然被俄国侵占，但萨彦岭以南、沙宾达巴哈至博果苏克一线以东的唐努乌梁海盆地仍然是中国的领土，俄国开始改变策略，通过掠夺性贸易、开采金矿、移民等途径向唐努乌梁海地区渗透。
1869年9月4日，清政府和俄国签订了《乌里雅苏台界约》，完全划定了中俄两国在唐努乌梁海地区国界。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在唐努乌梁海北界设立八座巡逻鄂博（即界碑，下为石堆，上立木牌），由3名军官和30名看守兵岁时巡逻查看，将巡逻人的姓名刻在木牌上。
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俄国伊尔库茨克省、叶尼塞省官员和西伯利亚第七步兵师的军官纷纷要求占领唐努乌梁海地区，作为失去南库页岛的补偿。
1910年，俄方偷偷烧毁其中的察布齐雅勒达巴碑（四号碑），意图夺取克穆齐克旗辖地，将边界推进到南方的唐努山脉，此举被清方发现，遂未能如愿。
1911年，俄国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工商和矿业达到了80家，居民点多达166个，移民有5000余人，确定乌辛斯克边务官管理移民事务，以及设立教堂和学校。
1911年12月，外蒙第一次宣布“独立”，库苏古尔旗并入土谢图汗部，其余四旗则心存观望。俄国大臣会议主席（相当于总理）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科科夫佐夫要求西伯利亚驻军做好随时出兵“索约图利亚”（即唐努乌梁海，俄国称乌梁海人为索约特人）、将其并入俄国的准备。
1912年初，在俄国商人的唆使下唐努乌梁海地区发生了抢掠内地商号的事件，内地商人纷纷逃离该地。2月，在俄国怂恿和支持下唐努旗副都统贡布多尔济宣布属下的三旗在俄国的保护下“独立”，并请求俄国出兵占领唐努乌梁海地区各要地。贡布多尔济并没有得到属下的赞同，萨拉吉克、托锦两旗即表现出强烈反对，不过各旗却听从了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反叛集团的招抚。局势的变化虽然为俄国提供了机会，但唐努乌梁海各旗加入外蒙古却打乱了俄国吞并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计划，因为俄国想直接占有该地区，而不是让“独立”。
1913年，俄国没有答应出兵的请求，而是派遣官员加紧实施移民计划，试图达到事实上占有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目的。自此俄国移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加，俄国警察也被派遣到了该地区。与此同时，采取威逼利诱等手段迫使唐努乌梁海各旗向俄国递交“保护”申请。
1914年6月，伊尔库茨克总督府宣布俄国对唐努乌梁海地区“实施保护”，随即向各旗总管宣布了这一决定。俄国的政策是使外蒙脱离中国，同时使唐努乌梁海脱离外蒙，将其变为“萨彦岭以南俄罗斯”。在俄国占领期间，禁止蒙古人和华人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所谓“乌梁海边区”，Uryankhaiski Krai），清朝发给各旗总管的印信被没收，由俄国派出专员格里戈里耶夫实行最高统治，亲蒙的总管和佐领被驱往外蒙，到最后连贡布多尔济也被免职，俄国人指定阿格旺喇嘛为唐努乌梁海大总管（1915年正月阿格旺去唐努喇嘛庙拜神回来的路上被人用棍棒击毙）。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恰克图协定》，中国北洋政府承认外蒙古自治。北洋政府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据此，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与共戴年号”
1916年，俄国的殖民统治遭到唐努乌梁海人的抵制，陈毅担任中国驻外蒙都护使后，克穆齐克旗偷偷派人前往库伦，要求重新发给印信。当时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乌梁海地区驻兵减少，俄国侨民也大多回国，当地俄国势力削弱，而克穆齐克旗、贝子旗、大王旗等旗居民全都心向中国及哲布尊丹巴活佛，于是陈毅决定在时机恰当时联合外蒙方面出兵唐努乌梁海，接纳各旗的效忠，造成既成事实。
1917年，民国政府决定在唐努乌梁海地区设置佐理专员，但由于政府软弱，和俄国的交涉没有结果。俄国“十月革命”后，红军一度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控制当地俄侨村庄，并对乌梁海人表示宽大，与各旗订立“条约”，允许当时在法理上尚属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自立”。但红军并没有动摇旧俄势力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殖民统治，但为中国政府收复该地区提供了机会。
1918年11月14日，外蒙都护使陈毅派严式超带领都护使卫队第三连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这支部队久驻外蒙，能耐苦寒，沿途又加入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两支中国驻军分队，以及外蒙方面派遣的一百名骑兵，于12月16日抵达唐努乌梁海南境的唐努谙班卡伦（哨所），18日抵达唐努旗总管驻地，后续部队在1919年1月陆续到达，外蒙当局随即派多登贝子为唐努乌梁海佐理大员。此时在克穆齐克旗境内还有数十名名俄国白卫军士兵，与前去接收该旗的中国军队发生冲突，打死9人，俄方损失5人。就在双方对峙胶着时，俄国境内红军发动攻势，白军发生动摇，再加上当地外蒙官署向饱受俄国蹂躏的唐努乌梁海猎人发放枪支，令其助战，终于扭转局势，唐努乌梁海全境于1919年7月被中蒙联合收复。
1919年，严式超出任驻唐努乌梁海佐理专员，尽管中国军队旧俄军队的阻挠，但最终中国收复唐努等4旗，唐努乌梁海全境又纳入到了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然而好景不长，红军以“追击高尔察克白匪”的名义在当年夏末从俄国境内涌入唐努乌梁海，再度控制了这一地区。1919年冬，萨彦岭以北地区纳入俄国苏维埃政府控制之下。随后中国驻唐努乌梁海地区长官和苏俄政权代表举行了会晤，但双方在有关该地区主权问题上意见根本对立，而中国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驻军很少，面对苏俄的大军压境不敢据理力争，俄国移民趁机作乱，形势十分严峻。
1920年1月26日，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斯米尔诺夫向列宁和托洛茨基发去电报：“蒙古人进入了乌梁海地区，驱逐我们的（俄国的）农民。这些农民曾经勇敢地与高尔察克白匪作战，而且不受他的管辖。索约特人（乌梁海人）是游牧民族，受蒙古和帝俄的双重压迫。你们认为是否应当用武力把乌梁海地区从蒙古人手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乌梁海苏维埃共和国？请告知。”
1920年2月19日，在莫斯科方面还没来得及向斯米尔诺夫发出答复时，唐努乌梁海就被原外蒙都护使陈毅的秘书长严式超（1919年被民国外交部委任为唐努乌梁海佐理专员）带兵再度收复。
1920年9月，乌梁海的俄侨在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派来的专员伊•格•萨菲亚诺夫组织下建立起一个“苏维埃政府”，并且宣布唐努乌梁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1921年初，由于战事需要，苏俄红军陆续撤走，唐努乌梁海地区局势暂时求得平静。局势的暂缓应该说为中国增兵唐努乌梁海地区巩固边防提供了可能，但中国政府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暂缓了拨兵驻防的计划，失掉了巩固在该地区统治的机会。3月，率领白匪攻占库伦的恩琴领军攻入唐努乌梁海地区，中国驻军和官员大部分遇害。
1921年6月，俄国红军以“追击白匪”的名义再度进入唐努乌梁海，盘踞该地区的白匪遭到毁灭性打击，随后便在其境内发动“人民革命”，驱逐了中国及外蒙官员。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历史发展也由此而改变了，开始按照苏俄设计的轨道发展。7月，唐努乌梁海的亲布尔什维克俄侨组成代表团，与克穆齐克等旗的总管会面，要求唐努图瓦必须要么加入苏联，要么立即宣布“独立”。8月14日，由苏俄侨民组成的“全图瓦立宪呼拉尔”宣布成立“唐努图瓦共和国”，以俄国殖民点别洛沙尔斯克为首都，改名为“克孜勒”（红城）。苏俄侨民及布尔什维克特派员还帮助乌梁海人成立了“图瓦人民革命党”当作执政党，喇嘛丹都克（Donduk Kuular）为“总理”。丹都克喇嘛采取亲蒙政策，与蒙古国的上层喇嘛建立了密切的往来。丹都克还秘密联系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鲍陀（Dogsomyn Bodoo，蒙古人民革命党创始人之一，因主张完全摆脱苏联控制、实现彻底独立，而于1922年在外蒙的内部斗争中被处决），试图实现唐努乌梁海与外蒙的重新合并，并且阻止苏俄官员和政治宣传员进入唐努乌梁海，而且多次拒绝苏联方面“帮助图瓦人民开发”林业、矿业的要求。
1921年9月，苏俄宣布不把唐努图瓦视为自己的领土；中国政府对唐努乌梁海“独立”，表示严厉谴责，不予承认。“前苏联”诞生前夜，也否认“图瓦人民共和国”成立，宣称唐努乌梁海地区属于中国领土。
1924年，图瓦发生政治变故，亲俄亲共的人民革命党员被驱逐出政府，丹都克出任“国家元首”。
1925年7月，前苏联和“唐努图瓦共和国”签订“友好条约”，建立“外交关系”，但实际上控制着“人民政权”的运作。
1926年起，图瓦发行了自己的邮票，但它不是万国邮联的成员，因此其邮票只能在本土以及寄往苏联和蒙古的信件上使用。
1926年11月，图瓦人民革命党宣布将“国名”改为“图瓦人民共和国”，颁布“宪法”。并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互相承认彼此的独立。
1928年，图瓦小呼拉尔宣布以黄教为“国教”，并遥尊远在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为宗教领袖。此时图瓦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亲蒙政策已经引起苏联方面的警觉，苏联不得不向图瓦增派占领军和政治官员，以镇压其境内的亲蒙派政治势力。
1929年，由莫斯科东方大学（全名为约瑟夫•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毕业的五名乌梁海人以“调查经济情况”为由返回图瓦，随即发动政变，成立“最高人民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权力机构。开始仿照前苏联模式在全国建立基层组织、建立军队，清洗维护传统的右翼领导人。
1932年，“最高人民委员会”在图瓦全境发动肃反运动，逮捕并处决了丹都克喇嘛，同时对图瓦人民革命党展开大清洗，超过三分之一的党员被逮捕处决。此外，图瓦境内的喇嘛寺院也从1929年的25座减少到1932年的1座，当地最大的查丹寺被烧得仅剩一层一米厚的灰烬。图瓦境内的僧人数量由1929年的4000人减少至1932年的15人，萨满巫师则一名不剩。这次清洗之后，东方大学五人委员会的成员萨尔查克•卡巴霍列科维奇•托卡（Salchak Kalbakkhorekovich Toka）成为图瓦人民革命党的总书记。在三十年代，图瓦当局还对境内的牧民发动了强制集体化运动，93%的图瓦牧户所拥有的畜群被充公。对居住在图瓦境内的苏联侨民的集体化工作，则由联共（布）伊尔库茨克州委和该州内务人民委员会机关派人前去执行。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图瓦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大呼拉尔当天即向克里姆林宫发去电报，表示“图瓦人民将挺身参加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并要为此竭尽一切力量和手段，直到取得最后胜利”。6月25日，图瓦对德国宣战。（不过据说德国外交部没有接受这个“国家”的宣战书，因为在地图上没有找到它的位置。当然，这很可能是政治笑话）。同年9月，苏联的西伯利亚军区开始动员图瓦境内的3500名适龄男性公民，并于11月征召这些人服役，将其投入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前线。
1943年9月，图瓦方面向苏德战场派去了由克其尔•乌尔上尉（Kechir-ool）指挥的206名骑兵，归属于苏联第31近卫骑兵团，在西乌克兰战场投入对德国的作战。在1942~1944年的对德战斗中，一共有61名图瓦官兵阵亡。图瓦一共向苏联缴纳了价值6500万卢布的389车皮物资，极大地援助了苏联的卫国战争。
1943年，中国国民党政府派遣中央军进驻新疆，试图收回苏联在新疆的开矿权、经济权、驻军权、移民权和“行政协助（干预）”权，从而严重侵犯了苏联在新疆的利益及势力范围。为了给中国政府一个警告，同时也因为一支苏联矿业勘探队在图瓦境内发现了苏联势力范围内的第一座铀矿，塔斯社在1944年8月17日（即新疆北部伊犁、阿尔泰等地爆发“三区革命”之时）宣布，由于对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无比崇高的热爱，在萨尔查克•托卡的主持下，图瓦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非常大会于当天通过了加入苏联的议案。10月1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接受图瓦的“加入”。10月13日，图瓦作为一个自治共和国纳入到俄罗斯联邦的建制下，改名“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至此，唐努乌梁海正式成为前苏联领土，但前苏联官方对于此事未予报道。萨尔查克•托卡继续担任图瓦共产党的第一书记，直到1973年去世。
（四）争议
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士杰和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中国同意外蒙公民投票决定独立与否，并不再重新划界。
（2）苏联声明给予中国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且全给国民政府。
（3）东三省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完整归中国。
（4）苏联无意干涉新疆问题。
（5）中东及南满两路之干线，以中苏共有共营，三十年为期，期满无偿归还中国。
（6）中国政府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
（7）在中苏旅顺协定有效期间三十年内，旅顺口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
（8）苏联军队最多在日军投降后三个月足完成撤退。
该条约对于外蒙古的地位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对唐努乌梁海的归属未提及。同年10月11日，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唐努乌梁海列为第299号选区，通过中华民国驻前苏联大使傅秉常的调查，国民政府知道此事，但未表态。
1948年，“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改为“图瓦自治州”。5月，中华民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照会前苏联外交部声明“唐努乌梁海永远属于中国神圣的领土”。
1949年9月，中华民国政府以苏联违反中苏友好条约及联合国宪章为由，向联合国第四届大会提出控苏案，罪状有：延不撤退其在东北的军队，掠夺东北大量物资，吞并外蒙领土唐努力乌梁海，支持中国共产党……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前苏联签定“中苏友好合作条约”承认外蒙独立，条约未界定唐努乌梁海和“图瓦人民共和国”在中、蒙、俄的归属。
1952年2月2日，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兹判定苏联自日本投降以来，在其中国之关系上，未能履行1945年8月14日之中苏友好条约，条约失效。”控苏案通过后，联合国虽未采取行动以制裁前苏联，但台湾当局主张自动废止该项条约，以打击前苏联暴行，舆论界也纷纷响应。
1953年2月25日，立法院通过议案，经蒋介石明令，终于废止中苏条约及其附件，原令如下：查上项条约及其附件。由于苏联背信弃约，应届无效，着即废止；并保留我国及人民于灭苏联违反该约及其附件所受之损害向前苏联提出要求之权。此令”因此，在台湾政府的中华民国版图上，外蒙古（包括唐奴乌梁海）仍是中国领土。
1961年10月，“图瓦自治州”又改回“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1972年，据查证，《各国概况》也指出：“苏联在1944年吞并了我国领土唐努乌梁海，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承认。”
1992年，“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通过“主权宣言”，宣布该“国”为主权国家，并更名为“图瓦共和国”。由于俄罗斯并未最终解体，该国最后仍为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名为“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1994年9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西段的协定》。事实承认唐努乌梁海和“图瓦人民共和国”的脱离中国。
2001年7月16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根据条约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上正式放弃唐努乌梁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