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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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蒋经国 | |
中华民国第6-7任总统 | |
任期 1978年5月20日-1988年1月13日 | |
行政院院长 | 孙运璇 俞国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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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 | 严家淦 |
继任 | 李登辉 |
中华民国行政院第9任院长 | |
任期 1972年6月1日-1978年5月19日 | |
前任 | 严家淦 |
继任 | 孙运璇 |
中华民国国防部第9任部长 | |
任期 1965年1月14日-1969年6月30日 | |
前任 | 俞大维 |
继任 | 黃杰 |
中国国民党第1任中央委员会主席 | |
任期 1975年4月5日-1988年1月13日 | |
前任 | 蒋介石(总裁) |
继任 | 李登辉 |
个人资料 | |
性别 | 男 |
出生 | 1910年4月27日 大清浙江奉化县 |
逝世 | 1988年1月13日 (77岁) 中华民国台北市 |
国籍 | 中华民国 |
政党 | 苏联共产党(1930年代) 中国国民党 |
亲属 | 蒋介石(父) 毛福梅(母) 宋美龄(继母) |
配偶 | 蒋方良 |
子女 | 蒋孝文 蒋孝武 蒋孝勇 蒋孝章 蒋孝严 章孝慈 |
信仰 | 基督教 |
军事背景 | |
效忠 | 中华民国 |
服役 | 中华民国陆军 |
服役时间 | 1927年-1968年 |
军衔 | 二级上将 |
获奖 | 青天白日勋章 一等宝鼎勋章 陆光甲等奖章 |
学历显示▼经历显示▼ |
蒋经国(1910年4月27日-1988年1月13日),浙江省奉化溪口人,中华民国政治家,蒋介石长子。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毕业,返回中国后进入中国国民党并踏入政坛。历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首任反共救国团主任、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防部部长、行政院院长等,身兼政治与情治工作职务。1975年蒋介石逝世后,接掌中国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将中国国民党总裁一职改称为主席,其后担任第六及第七任中华民国总统(1978年—1988年)。1987年,————结束台湾省戒严令。自1972年任行政院长起计,至1988年于总统任内逝世为止,共掌权16年。
目录
[隐藏]生平[编辑]
1910年4月27日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生母为蒋介石原配妻子毛福梅。
(左起)母亲毛福梅、祖母王采玉、父亲蒋介石与幼年蒋经国。1922年到上海读书。
前往苏联[编辑]
1925年蒋经国参加五卅运动,后受吴稚晖启发,同年10月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并取一俄文名“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Елизаров)[1]。当时与其关系最好同学为比他大六岁、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2][3]。而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蒙古族乌兰夫是曾坐于同一张椅子上听课同学[4]。同年,蒋经国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俄共青年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其后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并捕杀中国共产党员。之后蒋经国在中山大学的集会上登台演讲,谴责蒋介石叛变革命[5],几天后在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6]。同年,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被批准进入苏联军事情报局特种学校(莫斯科圣彼得堡大学)就读[7]。几个月后,于12月转往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进修[6]。
1929年开始,多次提出申请加入联共(布),11月2日,托尔马乔夫军政研究院党支部一致同意接受蒋经国入党[6]。12月15日,蒋经国被接受为第四类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8]。
1930年3月28日,列宁格勒军委会正式批准蒋经国为联共(布)候补党员[6]。同年5月,以每科都是“优等”的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论文是探究游击战争[7]。同年10月,到莫斯科的狄纳莫兵工厂担任政治军事课教师[7]。
1931年5月,被派到莫斯科附近偏僻的索科洛夫,协助苏联人推动农村集体化,后担任集体农庄的代主席[7]。
1932年10月,调回莫斯科,开始与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接触[7]。
1933年初,调到阿尔泰地区(邻近内蒙古、新疆一带)做了九个月的金矿工人,同年年底,调到乌拉尔山地区的大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担任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机械车间的副主管,后被提拔为副厂长,再任工厂报刊《重工业日报》的总编辑[7]。
1934年,曾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见面[7]。
1935年1月,在苏共机关报《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三度公开批评蒋介石[7]。3月15日,与白俄罗斯人蒋方良结婚。
1935年在苏联期间的蒋方良与蒋经国1936年12月17日,蒋经国成为联共(布)正式党员[6]。
1937年1月5日,所在厂的共产党委员会决定“开除蒋经国党籍、厂籍”,2月,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共产党员开会,蒋经国被人揭发是日本间谍,并被指出是托派,经党委书记米哈依尔·库兹涅佐夫出面保证才过关[7]。3月25日离开莫斯科携妻带子回国。全家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康生陪同,从莫斯科坐火车到海参崴,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不少朋友都到车站与他话别,但蒋经国与康生在海参崴火车站联名给苏共中央发电报,支持镇压这些朋友。电报中还提到,他们马上要回中国,虽然前途艰难困惑,但一定能完成苏共中央交付的任务。这封电报至今仍存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室的蒋经国档案内[7]。4月21日,函电宋美龄:
青年时期的蒋经国“儿与大人之媳及孙已安抵奉化日夜想见父母之面甚切此请福安儿”[9]
返回中国[编辑]
1938年1月1日晋任中华民国陆军少将军衔[10]。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39年任江西省第四区(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政绩卓越,有“蒋青天”之称。
1944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组训处处长、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中将主任。
1945年,随宋子文“赴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11]。6月30日,斯大林与宋子文、蒋经国进行了15分钟的礼节性会面,期间,斯大林当着所有人的面,送给蒋经国一把精美的苏制冲锋枪,有人推测“或许斯大林是在提醒蒋经国,苏共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仍未完成”[12]。7月4日晚,斯大林在办公室单独与蒋经国会面。蒋经国希望挽救失地外蒙古,斯大林直截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13]又很正经地向蒋经国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13]斯大林害怕中国强大起来;因此,扶持中共军阀割据,“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用尽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13]中国,阻止中国统一。[14]12月5日抵长春。12月30日,蒋介石派蒋经国以私人代表的资格再去访问斯大林[15],“安抵莫斯科”[16]。
1946年晋任中华民国陆军中将军衔[10]。
蒋经国与父亲蒋中正在1948年1948年8月19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17]改革币制方案(金圆券)。8月22日,蒋经国“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18],在上海与孔宋集团正面冲突,工作受阻。12月27日,函电宋美龄:
“某方企图联络各方面拟迫父亲下野局势之发展甚为严重望大人能速返国共商决策儿”[19]
后继函电:
“父亲已决定辞职返乡儿对于公私各事皆为忧虑万分不知大人何时得能返国遥祝安好儿”[20]
12月30日,函电宋美龄:
“大人之意见儿亦以为甚是并已面呈父亲矣惟目前之局势仍极复杂与严重儿对国家之命运以及父亲个人之安全问题皆无任忧虑详情再禀儿”[21]
存亡之秋[编辑]
1949年1月4日,函电宋美龄:
台湾省政府改组陈诚派为该省主席儿则被任为该省党部主任委员最近拟即赴任儿[22]。
1月24日,函电宋美龄:
“父亲已安抵家乡暂住坟庄”[23]。
2月3日,函电宋美龄:
“父亲在家乡度岁精神甚愉快惟此处究非久居之地时局正在恶变中内心忧虑万分遥祝安好儿”[24]
2月10日,函电宋美龄: {{quotel“父亲于最近期内似不作离乡之计对于父亲之安全问题自应严加注意人心之坏出人意料万分寒心薛之态度暂无特殊之表示谨复方良敬问大人安好儿”[25]}}
3月8日,函电宋美龄:
“(一)张吴来溪并未提及重要政治问题(二)某方正在计划作投降式之和平(三)内部不久恐难免分裂(四)某方积极发动李之正位运动并要求父亲出国(五)江南军纪不好士气不振难作坚强之抵抗(六)父亲非至万不得已似不将离开溪口再父亲所食用之奶粉与酒已用尽请设法带来若干儿”[26]
3月11日,乘江静轮“由上海回到溪口”[27]。3月13日,函电宋美龄:
“(一)李已正式提何为行政院长其目的似在利用何作为工具而进行夺取全部政权之阴谋(二)高级官吏多已脱离中央立场而投向对方吾人似益孤立(三)粤薛之态度近来甚坏(四)陈在台湾恐亦不能持久(五)海军内部发生严重问题正在设法处理中(六)家中目前尚平安请勿念儿”[28]
3月20日,拟呈“重整革命之初步组织意见书”[29]。蒋介石认为可用,“但以各部主管人选不易物色为虑”[29]。3月24日“奉命飞往上海”[30]。3月31日,函电宋美龄:
“令杰弟远道来此相叙数日无任欣乐杰弟正于今日赴申返美北平和谈开始之时或即战事再起之日某方似已准备投降吾人不得不有所准备此时如能争得美援则尚势不难有所发展详情已托杰弟面呈一切矣儿”[31]
4月1日,函电宋美龄:
“据报共方之基本要为(一)组织由共党所控制之联合政府(二)双方发表共同反美之声明目前之主要工作为破坏联合政府之成立万一成为事实则必须使美国不承认此类政府谨闻儿”[32]
4月6日,函电宋美龄:
“共方在北平提出以政府消灭所谓溪口领导权为谈判之先决条件政府对此如无明确之事实表现即将渡江南下此事在南京方面正在商量中余情续呈儿”[33]
后继函电:
“据报”中国共产党“拟于本月十二日以前结束谈判要求政府接受其所提条件否则即开始过江不可不过采用之方式可稍不同谨闻儿”[34]
4月10日,函电宋美龄:
“目前局势恐有重大变化及父意请大人返国共商大计近日此间来往宾客甚多工作较为忙碌儿”[35]
4月15日,函电宋美龄:
“年已四十毫无建树无任惭愧今后惟有为国努力以报大人之恩并望大人早日返国同聚天伦敬祝福体康健儿”[36]
4月24日,“决计将妻儿送往台湾暂住”[37],并函电宋美龄:
“母亲大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于今晨占领首都儿等定日内乘军舰离此俟到达目的地后再详电报告于父亲之安全健康儿自知留心”[38]
4月27日,蒋介石对蒋经国说:
“这几年来,因为要想国家自由,民族独立之希望过切,所以用心过急,使人民遭遇到很大的痛苦。”[39]
5月16日飞离上海,“抵达定海机场”[40]。5月19日,函电宋美龄:
“父亲已离浙东海面抵台湾福州情况紧急广州已作疏散之计政府恐将迁重庆惟尚未定李拟与父会面父对此尚无表示儿”[41]
6月1日,函电宋美龄:
“儿于今始由定海公毕返台李大为作起程来美已托其带上函禀一件父亲安好请勿念儿”[42]
7月1日,函电宋美龄:
“父亲已迁居草山日内恐将赴穗儿拟先去布置一切余情续禀儿”[43]
10月6日,函电宋美龄:
“国内外情势日益严重深望大人早日返国协助父亲商定大计遥贺中秋佳节并祝福体康健儿”[44]
10月15日,函电宋美龄:
“父亲已由定海安返台北最近李宗仁派员前来劝父亲复职此事正在慎重考虑中儿”[45]
迁往台湾[编辑]
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将中央银行外汇、黄金移存台湾。1949年12月,抵达台湾。1950年3月25日“就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46]。9月,命令总政治部第一组副组长王升设计建立“政治工作干部学校”[47]。1951年11月1日,“政工干校正式开学”[47]。旋兼任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国家安全局的前身),正式统筹台湾情治。同年7月,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进入党内决策核心。
逐步掌权[编辑]
在动员戡乱时期与长达38年的戒严令期间,蒋经国从情治系统渐次掌握军政大权。
1952年10月31日,“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48](通称救国团,现名中国青年救国团)成立,“被任命为该团主任”[48][49],主导增加影响教育机构与青年学生。
1954年9月6日,函电宋美龄:
“儿被任命为国防会议副秘书长已经正式发表谨闻中秋在即恭贺佳节并祝福体康泰”
9月11日,函电宋美龄:
“今日侍父来日月潭度中秋一切安好恭贺佳节”[50]
1956年,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7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1958年6月10日,函电宋美龄:
“儿侍父于九日来马公小住一切平安请释念敬祝福体泰”[51]
1960年7月18日,晋任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军衔[10]。1964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5年,任国防部部长。
1965年12月18日,函电宋美龄:
“父亲曾于日前巡视马祖今已安返台北国大召开在即政治困扰颇多惟想可逐一处理解决姨丈之健康甚佳已能下床行走请勿念胡炘调任国防部次长侍卫长一职父亲派第三军军长郝柏村接任美参谋首长惠来定本月廿九日来访”[52]
1966年,访问韩国。5月20日,函电宋美龄:
“父亲于今日上午十时宣誓就任第四任总统经过情形良好美新大使马康卫将于廿四日离台返美儿”[53]
5月27日,函电宋美龄:
“今中常会通过黄少谷继任行政院副院长魏道明外长徐庆钟内政部长徐柏园政务委员余皆留任谨闻儿因足疾在家治疗今已将愈请勿念敬请福安”[54]
6月1日,函电宋美龄:
“父亲健康为常曾赴角板山休息今已返阳明山儿拟请父亲于本月初作内科体检因巴尔医生即将返美待纳斯毕医生于本月底来台后再作其他部门之检查儿因糖尿病引起之足疾曾住院治疗今已返家请勿念美方通知鲁斯克将于七月初访台”[55]
1967年,“以国防部长身分访日,日皇裕仁接见时表示永不忘怀蒋公宽大德意”[56]。
1968年8月1日,以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军衔退伍[10]。1969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经委员会主委。
1970年,蒋经国第四度访美时,在纽约遭到主张“台湾独立”之留学生黄文雄、郑自才企图刺杀枪击未遂。1972年,任行政院院长。往后,蒋经国开始任用台籍人士。
推动经济发展[编辑]
蒋经国主政台湾时期,台湾经济发展迅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000美元,并使台湾跻身“亚洲四小龙”。
1974年,行政院长蒋经国为台湾前景提出新发展方向,行政院秘书长费骅邀请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研究室主任潘文渊(费骅在交通大学的同学)及电信总局局长方贤齐(同是交大校友)在台北市怀宁街的豆浆店商讨台湾产业发展的新方向:电子。并推动基础建设及政策,如日治时期未完工的十大建设、十二项建设等。
1975年蒋介石逝世后,蒋经国继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台湾社会追求政治民主化呼声逐渐高涨。期间发生中坜事件(1977年)及美丽岛事件(1979年)。根据相关文献记载,面对来自海峡对岸、国际局势和台湾本土化潮流压力,蒋经国意识到,只有持续发展经济、落实政治民主,建立更开放的社会,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才得以继续维持。
蒋经国时代[编辑]
主条目:蒋经国政府1978年经由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当选为第六任中华民国总统。美国宣布将与中华民国断交。12月16日,函电宋美龄:
“顷美大使前来通知美匪定于明年一月一日建交另情续报儿”[57]
12月19日,函电宋美龄:
“鉴于美匪关系既成事实必将有大批匪类赴美势将严重影响大人之行动与安全儿经一夜不眠之深思极虑特驰电请示不知大人健康情形是否能考虑回国并候赐示儿”[58]
1979年12月,高雄市党外人士追求民主的美丽岛事件,是20世纪后期台湾一次影响最深远民主抗争,随后对被逮捕人士的军事审判更引起广泛注目。蒋经国指示不处死本案被告,意在避免制造烈士,却使台湾政治局势出现重大变化。
拒绝两岸和谈[编辑]
- 更多资料:廖承志、宋美龄和三不政策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后,暂缓武力统一台湾之诉求,改为希望国共能够展开和谈。1981年,因应解放军空军实力增强,与国军战机性能不足以保卫台湾,遂推动中华民国建军史上最大的自制武器开发案,发起台湾自制新一代超音速战机的“鹰扬计划”。
1982年7月,中国国民党元勋廖仲恺之子廖承志致蒋经国公开信,希望两岸能捐弃前嫌,展开通话再图合作。书信以文言文写成,以“经国吾弟”开首,颇有家书之感,又隐见兄长劝教之意。由于当时“三不政策”,蒋经国未回应廖承志公开信;反由旅居美国之宋美龄,以文言家书语调写公开信回复。信中反劝廖承志早日“幡然来归”。1983年,廖承志因心脏病突发逝世,此事无疾而终。而后蒋经国以推动政治民主化,确立反共与“革新保台”路线,表明“我在台湾住了将近40年了,已经是台湾人了。”反过来对抗中国共产党统战攻势。[59][60][61]
1984年,续任为第七任中华民国总统。
江南案[编辑]
1984年10月15日上午九点,中华民国情报组织派遣帮派人士到美国本土刺杀《蒋经国传》作者刘宜良(笔名“江南”),相关人证无法直接证明蒋经国之子蒋孝武是背后主谋。而此案引起美国官方极大不满。11月12日,蒋经国下令执行“一清专案”扫黑行动,将江南案其中竹联帮人士陈启礼及吴敦逮捕。1985年1月10日,他又下令逮捕涉嫌此案的军事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7月1日,蒋经国下令取消“国防部情报局”,将该局业务与参谋本部特种军情室合并,另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由参谋总长负责指挥。其中竹联帮该局局长由原陆军第八军团司令卢光义担任。此后一直到过世,蒋经国在情治首长出缺时,皆以军事将领接任,而不提拔情治系统人士。1986年蒋经国将次子蒋孝武外放新加坡。国府形象受损,并受到美国强大压力。
推动政治民主化[编辑]
民国七十年代(1980年代),由于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进入尾声以及1984年发生江南案,民主进步党于1986年成立,使蒋经国解除台湾戒严、开放党禁及报禁、开放外省人民众赴大陆探亲及改革国会。据称曾交代时任驻美代表钱复研究“戒严”(martiallaw)之意义(另有称蒋询问时任其英文秘书的之马英九英语如何表达“戒严”,马答复曰“martiallaw”并谓此字词与“军法统治”相通。),以及国际社会对台湾长期戒严之观感。
1986年10月7日下午,蒋经国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Mrs.KatherineGraham),正式告知对方“中华民国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此后,《动员勘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动员勘乱时期集会游行法》与《动员勘乱时期人民团体法》的草拟工作,曾遭党内质疑大幅度开放自由权利是否合宜。蒋经国回应:“解严后当然应该更宽,不能更严,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因此确定中国国民党必须改革。在中国国民党解除戒严前,台湾“党外”团体一直透过私下发行政论杂志,要求全面落实民主政治与言论自由[62],随后蒋经国于1985年表示下届总统不会再由蒋家人担任。[63]江南案成为促使台湾于1987年解严的关键事件之一。[64]
1987年7月15日,《国家安全法》开始施行,同日中华民国正式解除在台湾实施三十八年戒严(金门与马祖则在1992年11月解除战地政务)。蒋经国确定“法统在法不在人”,民主改革不可逆转。随后又解除实施三十多年的党禁和报禁。
扩大使用台籍人才[编辑]
为改善警总形象,蒋经国晋升台籍将领陈守山出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并晋升陆军二级上将,成为“军队本土化”政策先例。[65]
台湾民主化与晚年[编辑]
就任总统后因台美断交、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陈文成事件、江南案、十信案等而内外交迫,加上1986年2月25日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成功,眼见被美国放弃、人民推翻的马可仕政权垮台,为因应国际情势演变,及解决国内政治改革的需求,蒋经国决定解严、推动国家层次的民主化。[66][67][68][69][70][71][72]
蒋经国执政晚年开始自由化改革,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透过美国《时代杂志》专访,表示自己心在台湾,已是台湾人,总统依中华民国宪法选举产生,同时表示“从没有考量过由蒋家成员继任总统”,在国民大会发表讲话时也重申“蒋家人既不能,也不会主政”。1986年未强力镇压民主进步党突破党禁宣布组党。
1987年宣布解除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令(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号)、开放台湾外省籍民众赴中国大陆探亲,1988年开放报禁。这些改革措施,开启日后台湾民主化浪潮。
任内逝世[编辑]
蒋经国晚年受糖尿病影响,视力出现问题,曾多次入院做眼部手术。1976年10月2日,收到宋美龄从纽约发来电报:
“唯一方法是多休息与不为已甚彦云养病如养虎盼毋可勿视”。[73] |
蒋经国直至逝世前一段时间病情严重。1988年1月13日早上7时半,蒋经国起床时感到身体不适,有轻度恶心呕吐现象,经医生检查血压、脉搏、体温皆正常,由于未进食早餐,随即以吊盐水补充营养,但至下午13时55分,蒋突然大量吐血,迅即引发休克及心脏呼吸衰竭,虽经医疗小组立即以心肺复苏抢救,延至15时50分心脏停止跳动,瞳孔散大,病逝于台北七海官邸,时年78岁。晚上20时8分,总统一职在司法院院长林洋港监誓下,副总统李登辉依宪法宣誓继任。20时45分电视台中断正常节目广播,公布蒋去世及李宣誓的消息。[74][75]
遗嘱内容[编辑]
经国受全国国民之付托,相与努力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业,为共同奋斗之目标。万一,余为天年所限,务望我政府与民衆坚守反共复国决策,并望始终一贯积极推行民主宪政建设。全国军民,在国父三民主义与先总统遗训指引之下,务须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加速光复大陆,完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大业,是所切瞩。 中华民国七十七年元月五日王家骅敬谨记述 李登辉俞国华倪文亚林洋港孔德成黄尊秋蒋孝勇 |
与邓小平的关系[编辑]
- 更多资料:邓小平和国共关系
1926年至1927年间,邓小平与蒋经国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窗。1973年两人几乎同时接掌政权,蒋介石委任儿子蒋经国为行政院长,把党政军大事全交由他处理。同年,由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重,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亦长期卧病在床,因此决定让邓小平复出,掌握党政军大权。3月,邓小平回到中国共产党中央,立刻宣布北京已经准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数年间在中国大陆回归和国共合作等重大问题上,两人展开多次较量。邓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用和平方式统一”,滞留大陆的老中国国民党人,透过公开、私下渠道,向蒋家父子不断招手。蒋介石卧病在床,无暇他顾。蒋经国,同样不予理会,亲口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谈判),就是自杀行为,我们没那么愚蠢。”[76]
不久蒋介石和毛泽东先后过世,两人正式接掌政权。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傅高义(EzraVogel)所著《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China)一书指出,邓小平曾托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带话,希望两位老同学见一面,但蒋经国不想再上当,所以拒不接触。书中提及于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李光耀,谈及蒋经国糖尿病日益严重。邓小平问李光耀,蒋经国有没有安排接班人。李光耀回答,说不上最后谁会接替蒋经国。邓小平又说,他担心,如果蒋经国过世台湾可能会乱;他请李光耀向蒋经国传达他问候之意,并请李光耀告诉蒋经国,他建议与蒋经国早日再见面。当李光耀来台湾把邓小平的话带给蒋经国,蒋经国说,他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很多年,依然有很痛苦记忆,因此不信任中国共产党,蒋经国就谢绝了邓小平邀请。当时邓小平已经八十一岁,接到谢绝回音,自认有生之年不能解决两岸问题。书中还提到,蒋经国宣布若干政治改革措施,让邓小平感受到压力,邓小平曾自问“大陆是否应该也像台湾一样开放?”而台湾、韩国等地作法鼓励中国大陆各地学生及民主运动。对此胡耀邦采取宽容态度,但是强硬派及保守派反对,邓小平亦不认同,导致胡耀邦在1987年1月辞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一职。
评价[编辑]
主条目:对蒋经国的评价轶闻[编辑]
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改革金圆券,后来遇上阻力,查封其中一家公司为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所有,后因宋美龄压力而被蒋介石逼迫放人,蒋经国亦因此辞职求去。因此在台湾,蒋经国实际掌权后,蒋家内斗便从蒋经国和宋美龄心结开始,对孔宋家族成员表明一律拒绝往来,更不准孔宋家族在官场上牵涉所有官职与政治活动,直到蒋经国过世为止。
1941年9月7日,蒋经国在赣州干部讲习会上说:“说了不做,或则做了不澈底,讲明白了而不能做到,这是各机关所犯的最大毛病,只有用训练方法才能纠正这种缺点。”[77]
蒋经国有一句说话很痛心,1949年“在广州的时候”,他“遇到李宗仁”,李宗仁问:“令尊有何打算?”他答得很简单:“奋斗下去!”李又说:“据我看,令尊可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自杀,另一条路是流亡到美国去。”蒋经国“一笑置之,即行离开。”[78]
1949年在成都,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蒋经国:“你们应当承认你们失败了吧!”又问:“现在你预备到那里去?”他答:“有形的失败?不是失败。我准备从成都到西昌去。”记者问:“如果西昌守不住又怎么办呢?”他说:“自有地方可去。”记者说:“到最后你做什么打算呢?”他说:“做一个成功的打算。”记者说:“你成功的把握在那里?”他回答:“成功不能论是非,力量的大小不能决定成败。”他“始终是拿这个基本的看法”来看“国家的命运和前途。”[79]
由于蒋经国曾经留学苏联,其左倾民粹倾向曾令支持国民政府治台的美国感到疑虑。1957年台湾发生暴力反美的刘自然事件,包含成功中学学生在内民众约六千人,攻击美国大使馆,并破坏大使馆内文件档案。事后美方认为台湾军警维持秩序不力,而且怀疑有特工趁机窃取美方情报。由于军警可能慑于压力而不敢过早介入维持秩序,而情报人员则有计划利用这个机会。这样的怀疑都指向当时跟学生关系密切的救国团主任、执掌情报系统的蒋经国可能涉入策划此事。事后蒋经国即真除退辅会主任委员,远离台北至中台湾山区开辟中横公路。
“有一位部队长”对蒋经国说:“部队里有五多:第一是表报多,第二是任务多,第三是比赛多,第四是视察督导多,第五是虚伪造假多。”同时“他讲:今天一级骗一级,大家在骗,大家在鬼混。”蒋经国“想这并不是一个普遍情形,是极少数的现象。”有位部队长反映说:“在台湾,大官看排场,外国人看成绩,官兵呢?看你眼色好,高兴就算了”。有一次“开座谈的时候”,蒋经国“问一位班长这样辛辛苦苦的干是为什么?”班长说:“我们部下干事情,就是为了上官升官”。[80]
蒋经国强调部队“共同的风气”:“工作上要简明确实,生活上要勤俭朴实,待人上要亲切诚恳,作战上要勇敢果决”。[81]
蒋经国痛恨官员贪污腐败,以权谋私;除了对公务人员倡导十项革新外,还实施贪污治罪条例,其中一级贪污罪可以判处死刑[82]。同时他坚持政商分际,不通情面到近乎苛刻。比如首届立法委员王新衡与蒋经国是多年好友,也是蒋孝武义父,私交甚笃。后来王新衡接受远东集团招揽,担任亚洲水泥董事长。一日王新衡往七海寓所交谊,蒋经国不开门,只在门后说:“兄在商,弟从政,道途不同,有所不宜。”从此,直到蒋经国过世,王新衡再没有踏入七海寓所一步。
家庭[编辑]
1937年蒋经国与母亲毛福梅、妻子蒋方良及长子蒋孝文蒋经国与白俄罗斯妻子蒋方良有三儿一女,三个儿子分别是蒋孝文、蒋孝武和蒋孝勇,女儿是蒋孝章。根据传记作家王丰所述,蒋经国家中还长年照顾一位义子邱明山,据说蒋介石曾为其取名蒋孝滨。[83]蒋经国在江西工作时,与章亚若私生了一对孪生兄弟章孝严(2005年3月已经改名为蒋孝严)和章孝慈。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前后于1989年、1991年、1996年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117号病房,章孝慈1994年在北京访问时中风昏迷,1996年在台北过世。蒋方良女士2004年亦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