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据新华社报道，自1999年开始，保定市农民开始自发组织去非洲种地，7年来，在非洲从事种植、商贸等职业的保定农民已达到7000多人，并在非洲17个国家建立了28个“保定村”。
中式牌楼立在非洲
在非洲加纳的一条高速公路旁，有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牌楼，牌楼的两根柱子上刻着一副对联：“背靠祖国，植根非洲，追赶世界；文化先行，义利兼顾，互利双赢。”用中、英、法文字写就的三个大字“保定村”就在牌楼中间，这里就是当地“保定村”的一个招牌。
如今，你也许想不到“保定村”这一名称是一群保定农民的发明创造。
1998年，时任保定市外贸局局长的刘建军到赞比亚考察时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在赞比西河北岸的草原旁边有一个村子，住着100多名保定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曾援助赞比亚修建水坝，参与施工的有来自定州吕家庄村的100多名农民。
第一个“保定村”建立
水坝修了两年多，到结束时 这群农民却不愿意离开了，原因是他们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打算留在当地种地或是搞加工。
刘建军告诉记者：“当时他们的护照都过期了，只是他们住的地方比较偏远，自己种菜、养鸡、盖了一排房子，平时也不和当地人发生冲突，当地也没有人驱赶他们。”
“非洲当时是‘富人吃菜，穷人吃肉’，保定人在当地种植的蔬菜深受当地老百姓的喜欢，他们将蔬菜运送到市场上去卖。他们的生活要比在国内好，很多人就想把自己的亲人一并带来。”刘建军说。
为了让保定人更好地在非洲生活，刘建军回国为他们办理了护照，并将他们的家属也带到了非洲，在当地成立了第一个“保定村”。其中去的还有两个老师，于是这个村里还有了学校，不少非洲的孩子也加入进来。
当地西红柿1公斤40元
后来，这里的保定人越来越多，人数最多时达到380多人。村里人种水稻、种菜、种花，由于当地气候适宜，水稻可以一年收获三季。鲜花可以销往欧洲，种的白菜在当地可以卖到一公斤16元人民币左右，一棵葱也可以卖到人民币1元的价格。
现年48岁的保定农民彭义军，2000年刚到肯尼亚的时候，租赁荒地种植黄瓜、西红柿和豆角等。“肥沃的土壤加上适宜的气候，蔬菜长得很好，而且根本不用施肥喷农药。”彭义军说，“西红柿价格约40元人民币一公斤，黄瓜和白菜16元一公斤。”
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彭义军开始聘用越来越多的当地人，他把自己掌握的所有蔬菜种植技术全部传授给他们。
海外有48个“保定村”
到了2003年，彭义军转了行，他把亲戚在保定的蜡烛厂及一些技术、管理人员也带了过去，如今他的蜡烛厂年产蜡烛七八百吨，占肯尼亚同类产品市场份额的一半。
“在非洲这些年不光挣了钱，而且还学会了用法语、英语和当地人交流。”彭义军说，“我已经融入了非洲人的生活，与当地人相处得很融洽。”
在上万海外保定人眼中，刘建军是他们的“刘局长”，在当地非洲人心里，刘建军被6个部落联合加冕为“大酋长”。从1998年任保定市外贸局局长到现在，他先后在全球五大洲、38个国家建立了48个“保定村”，7年来，已经有上万名保定人转变成“世界公民”。
最小的“保定村”40多人
“保定村”的模式与众不同的是，企业对土地有使用权，每建立一个“保定村”，他都先要和当地政府签订土地使用合同和有关贸易的框架协议。其次，再由中国企业与当地政府签订更加详细的协议，最后由我国大使馆和当地政府备案。
刘建军说，也就是以中国农村的模式，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运作、产业拉动、避强就弱”的方针，在国外投资落户。
每个村子规模不等，人数多的400人，少的只有40来人，每个村都有经过民主选举的村支书和村主任，负责和当地政府签订项目，组织和协调村民的工作，解决纠纷以及为村民统一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新闻纵深
“保定模式”可否拷贝
刘建军说，“保定村”在海外能够站住脚跟，是因为他们选取的目标比较适合保定农民的实际。
这些“保定村”所在的国家都属于贫穷落后的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但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穷国也都有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因此对招商引资的热情都很高，因此中国的农民到当地后，不仅给这些国家带去了中国的农副产品和轻工业产品，而且还把中国的种植技术和工艺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当地很受欢迎。
现任中非商会保定直属分会投资与贸易专业委员会会长的CharlesCurtis，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几千年的耕种技术，中国农民带去的设备和技术在那里显得很先进，这使当地由原来的单纯靠天吃饭，逐渐有了系统的种植技术，并开始发展基础加工业。
CharlesCurtis说：“非洲国家和地方政府欢迎‘保定村’，是因为它吸纳了大量当地劳动力就业，为当地创造了很多财富，增加了居民收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非民间商会副会长谢伯阳说，非洲国家频频向我国传递信号，希望我国加大对非洲的投资力度，其中非洲20多个农业示范园被命名为“保定村”，用河北省保定市的模式来运作农业项目。
刘建军说：“这是一种很灵活的模式，无论是‘保定村’还是叫做XX村，都只是一种称号而已，在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就业压力增大的今天，如何通过创业解决就业问题、改变老百姓涌入大城市的潮流，‘保定村’无疑给各地政府提供了一种方法。‘保定模式’能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拷贝很值得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