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前20年,目标很具体化,物质化,就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而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讲,或许实现物质目标就意味着生活的幸福,于是很多人将个人的幸福放在了未来。
当昨天美好的未来化为匆匆逝去的往昔,一个10年的轮回,那些许好的幸福却不知路在何方?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里,抱怨声此起彼伏,人们发现,更多的人开始焦虑,不知何时偷袭而来的不安全感充斥着人们的内心,社会道德的沦丧,财富利益的分配不公,不同阶层矛盾下发生的剧烈冲突,也在轮番轰炸人们的眼球。
这个时候,和谐社会的命题应运而生,到底该如何淡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解决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化解人与自然当下尴尬的局面,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超越了过去20年物化的目标,成为了当前社会最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
以上问题表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科学发展观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政府给予我们说好的幸福试问又在哪里?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在中国华北地区,北京是一个雄心勃勃急于跨入“世界城市”行列的现代都市,赤城是一个仍然存在“走泥路”、“住旧房”、“没新娘”的“环首都贫困带”上的国家级贫困县,虽然赤城县南接延庆、东邻怀柔,与北京唇齿相依,山水相连,近的双方的鸡都可以互相串门,对面谁家吵架都听得一清二楚。然而,北京一方的富庶优越与河北一方的愁苦与困窘,却不是迈过作为界限区隔的那座小桥、那道田埂、那块界石、那副横杆就能改变的”。
如今,当急于跨入“世界城市”的北京对自己的邻家兄弟如此冷漠,人们怎能相信政府下一个美好的承诺。那些年在国家政策支持下首先富起来的那些人,社会,你告诉人们他们现在在哪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但是过去的十几年中,区域经济除过拉大的趋势,所谓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是否真的卓有成效,当地的老百姓因为这些国家宏观项目收益如何,生活水平提高了了多少,一个准确地答案在哪里?
经济的高速发展,造就了最初的高富帅,而寄希望于未来的屌丝们,10年太短,怎能逆袭成功?于是有了《蜗居》红了《裸婚》,即便如此,在房地产萧条的2008年,买不起房的中年人仍是随处可见。都知道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是:贸易出口,消费,投资。而政府在2008年投出4万亿之后,短期之内明显不会有大手笔投入,再对比疲弱的国际市场,用消费刺激经济无疑是当前最为可靠的方式。于是政府又大力的鼓动消费,积极地为失业人群提供就业岗位,不过却有一个很生硬的问题,那就是这些社会底层人士的工资这么低,怎么去拉动经济,即便再怎么善意的引导,如果不能解决社会财富分配的根本问题,其他的一切都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式的解决办法,到头来苦得依然还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
这样的问题不去解决,小则引起社会矛盾大则使得社会动荡。2012年06月04日《每日经济新闻》一篇“江西男子高校女厕留血书,称恨女生只爱高帅富”的文章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据报道--:江西一男子,因为长期以来不受学校女生关注,近日在女生厕所内贴出《我就是那色狼我有话说》的“血书”,文中称“我选择了什么样的路我自己知道,你们这些女人就知道围着‘高富帅’转,从来没拿眼角看一眼我这农村学生,我恨你们。知道最近网上敖翔厕所内虐杀女大学生梁荣彩吧,我一定会让你们也成为新闻的主角……”对于这样的症结,难道不是社会问题在普通个体一个赤裸裸体现。而对于农村学生,2011年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无党派联组的分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语出惊人。她表示,自己常年深入农村地区,认为城镇化让每个地方都千篇一律,甚至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那么不上大学,作为农村孩子又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中国教育体制千疮百孔,但是大学,在传统观念中依然是农村子弟唯一改变命运的“坦途”,虽然大学打开的只是这个等级社会高墙之下的一扇小门,但是如果没有过去,他们大部分人的命运与城里的孩子必将冰火两重天。
这是中国当前很具体的国情,虽然琐碎的让有些人不屑一顾,不过对于一个渺小的个体来讲,有时候这些事情的发生,往往都会令人无法喘息。呆在大城市,将会拥有更丰富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物质也极为丰富,或许以后的农村屌丝们会有逆袭成功的可能,谁又说的明白呢?至于大学,确切的说,应该是中国当前的大学,一方面鼓励学生去努力寻求真理,一方面却用各种方法去阻止学生获取知识。教育改革者以及执教者的虚伪由此可见一斑,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改革不成功,为什么这么大的大学校园,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因为我们的改革者并不是以学生为目的的改革,最后的落脚点早已和固有的行政体系紧密的相连在一起。在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经常以给官,升官来奖励一个优秀的人,先不说可行性有多大,这样做是否合适就很值得商榷。但是我们的政府的确这样做了,并且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做的很好,可笑之余能说点什么呢?
都说大学生的脸上烙着一个时代最为简略的缩影,那么当代大学生脸上烙的是什么,校园给不了你的,社会终会有一个答案。在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国家有目标、社会有共识、个人有希望。如今的中国呢?盛世宏景与社会怪象并存,就是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就是中国最大的国情。
中国已进入经济起飞期,按发展经济学相关定律,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之后,社会随即有堕入动荡的危险,收入不公、环境污染、道德崩溃使社会敏感神经绷紧。
但,经济学定律不能成为我们敷衍社会矛盾的借口与托辞。既然社会有“八荣八耻”的规则规范,那么最早学习的官员势必要以身作则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去有效践行,不过随着“局长日记门”“市长嫖娼”等一系列官员丑闻的曝光,官员的形象政府的权威由此也大打折扣。近期随着《环球时报》要求公民适度理解官员腐败的言论横空出世,执政党的宗旨受到了公然的背叛,这也是正常的吗?政府一方面倡导依法治国,一方面极大地纵容官员腐败,2008年名噪一时的“三鹿”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件。三鹿出事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21人被判死刑,石家庄市长被撤职,这个处罚重吗?一点都不重。三鹿事件害死了多少无辜的幼童,使得多少的家庭从此支离破碎,从这一点来讲,对这些害群之马怎么处理都不为过。然而更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还是发生了,案件到此为止,没有了后续的调查,那些避过风头的官员却重新走马上任‚。例如:被记大过的原河北省农业厅厅长刘大群调任邢台市担任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想想,这一次我们的政府又欺骗了谁?什么是社会主义荣辱观,所谓的荣辱在哪里,在“小悦悦事件中”人们的冷落中,还是在“7.23事件”政府的信息封杀中。2011年1月,有个被忽略的小细节很有意思。仿佛已经预料到社会溃败的征兆似的,天安门广场竖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众生,这颠倒了中国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士大夫道德裸奔,却要求庶人穿上裤子ƒ。可笑可笑!
也就是这样一个原子化社会,一个道德失范、失去整合的社会,我们在富士康“十连跳”惨案中,看到第二代民工对娱乐和交流的渴望;我们在校园“六连杀”凶杀案中,看到肇事者将无法排遣的愤懑直接发泄到更弱的弱者身上。试问社会在哪里?社会是具体的,家庭、学校、企业、NGO、政府、教会,当人们哪一样都够不着时,就会选择极端举动。当他们被结结实实地抛到那个看不见的底层时,如果有一只拉他们一把的温暖的手,或许惨剧就不会发生了。但是事实却见证了人们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天灾人祸、人身安危、收入不公、环境污染、道德失范、制度缺陷、就业压力、婚恋压力、职场竞争、恶性事件不断频发,使公众觉得社会残酷的现实面前,从玉树地震到国祭日,人们着实演绎了一次公民的公益行。微博上的抱怨忽然安静,社会忽然宽容,骂骂咧咧烟消云散,屏幕上流溢着久违的温暖之情。这种温暖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似曾相识。但过不了几日,一切照旧。灾难成了消解社会怨恨的解药。但你不能期望灾难频仍。博友将多难兴邦改为“兴邦,多难!”一语中的4。
面对社会的残酷,保持人性的温暖,拿出每一个人的勇气与责任。正是每一个中国人所需要去做的事。对于整个社会来讲,要持续向善须进行伤筋动骨的变革,最终,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将重新获得平衡,社会重新获得意见制衡基础之上的认同才是唯一的方法。
参考书目《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0年修订版
‚《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
ƒ《蒋方舟博客纪实2011》
4《新周刊》2010年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