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主流人口学家算是“完胜”，最近他们很活跃，尤其是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联合国人口基金中国项目专家组副组长翟振武自从4月份给政治局领导上课之后，可谓是“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更加肆无忌惮地推销他的错误理论，最近几个月一直以人口政策官方代言人自居（媒体将翟振武等人的二胎过渡方案称为“二胎的官方路线图”），通过新华社的媒体呼风唤雨。
而在国际上，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主导下，美国权威《科学》杂志在2011年7月29日做了一期人口专题，该专题虽然也收录了一些人口乐观论的文章以示公允，但中心思想是发达国家需要鼓励生育，而发展国家需要继续控制人口（目前人口增长主要在非洲和亚洲）。该专题宣传说年轻人口是暴力的原因，而65岁以上老年妇女增加有利于社会稳定。专题恐吓说到2100年依照中方案，全球人口会增加到100亿以上；而依照高方案，则会增加到158亿（并且还将继续增加）。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长BabatundeOsotimehin亲自发表序文，认为人口增加会给资源、环境、能源、粮食、淡水等带来压力，呼吁“关爱女孩”，通过提高妇女地位以减少生育；与之相呼应是一篇文章，还专门用图表说明通过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和降低贫困率（每天生活在2美元以下人口比例）可有效降低生育率，相当于给联合国人口基金做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广告，那些有志于减少全球人口的富豪们将纷纷解囊，用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教育水平和降低贫困率。联合国人口基金一直善于利用“科学”做广告，几十年来从一个很小的信托基金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控制人口的机构。
《科学》该期人口专题也发了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彭希哲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虽然面临劳动力减少，但劳动力总量仍然充足。文章认为中国人口增长导致粮食、水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中国的耕地在不断减少，目前已经接近控制底线，中国的粮食需求将冲击全球粮食市场和全球粮食平衡；中国是全球碳排放最大的国家，碳排放引起气候危机，老年化有助于减少碳排放。文章说计划生育虽然导致养老金短缺和性别比失衡，人口快速减少虽然是灾难性的，但综合考虑（水、粮食、气候），中国理想的方式是让人口平稳有序地减少，让生育率上升的1.8。彭希哲引用国家计生委的资料，认为2010年生育率有1.63，稍低于他认为理想的1.8。他引用了很多学者对中国未来的预测，预测选项是“继续一胎化”、“各种放开二胎方案”。其中国家计生委的“单独生二胎方案”能让中国人口增长一段时间后稍微减少，到2050年仍然为14亿；而计生委的“全面放开二胎方案”下人口还将继续增加到15亿，到2050年仍然还有15亿。而文章引用美国高盛研究所的预测方案，认为废除一胎化后中国人口到2050年会增加到近17亿，并将继续增加。彭希哲认为中国理想方案是让人口适度减少，潜台词是中国应该实行“单独生二胎方案”或其他二胎过渡方案；而全面放开二胎不是政策选项。而停止计划生育连提都没有提。
这篇文章用“科学”的人口学术语，又发表《科学》，影响很大，误导性很强，给国际社会的印象是，中国的人口政策选项只在“维持现行独生子女政策”和“逐渐放开二胎”之间，如果停止计划生育，人口将会大幅增加。我的美国同事看了这篇文章，说中国人口政策是两难呀，计划生育是侵犯人权，但如果停止计划生育，人口会猛增，对世界的粮食、环境、资源、气候造成威胁。
我看了彭希哲的文章，肺都要气炸了。《科学》杂志真不科学！这篇文章的真正价值，就是为今后严惩彭希哲等人口学家留下了“科学”铁证！去年我在南京旁听了人口学年会，开幕式就有彭希哲的演说，他大力宣传老年化是中国的福音。以前我只看到李小平这样说，我还以为李小平这种傻蛋只是少数派，后面才知道这种荒谬观点竟然是人口学的主流观点。彭希哲比李小平还要荒谬！
翟振武对《嘹望》（2011年09月10日）也持彭希哲同样的观点，他说：“未来在实现人口零增长、达到15亿人口峰值后，中国的人口数量应逐步、缓慢下降，以减轻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更为有利。”“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很大，在持续稳定的基础上，如果人口数量每年略有减少，实现‘缓慢的负增长’，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更为有利。”
翟振武、彭希哲在在国内、国际舞台上一唱一和，里外夹击，企图将中国人口政策套入他们预定的笼子里（单独生二胎、二胎晚育软着陆，也是他们2004年、2009年两度向中央提交的建议）。翟振武、彭希哲等希望中国“缓慢负增长”，短短的5个字背后是每年损失数百万人命！谁赋予翟振武、彭希哲减少中国人口、草菅人命的权力？
现在人口学界在努力制造一种舆论：“是国家领导人太昏庸，不想停止计划生育，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容易的二胎过渡方案来推动政策调整。”彭希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决策者视野所能看到的，还是一个拥挤的中国：城市里拥挤的交通，农民工春节返乡的艰辛，大量难以就业的大学生，能源的大量进口，种种数据显示，庞大的人口总量仍然是一个现实的压力。”如果其他学科的人这么说，还情有可原，但人口学家有资格这么说吗？人口学者的本职工作是告知真相，但翟振武、彭希哲等人口学家们如此用虚假信息“科学”地恐吓民众和国家领导人，让领导如何决策？如果没有人口学家们的忽悠，那么第六次人口普查之后，再昏庸的领导，也会停止计划生育的。
美联社消息，因未能对2009年拉奎拉地震做出科学预警，2011年20日7名意大利科学家因谋杀罪指控出庭受审。
翟振武、彭希哲、田雪原等主流人口学家不但不能预警人口危机，反而篡改生育率数据，并故意用虚假数据误导人口政策，应该被控“故意谋杀罪”！很多人只认为基层计生干部恶贯满盈。其实人口学家们更可恨。《伊索寓言》：“从前，有个号兵，正当他吹集合号时，被敌人抓获了，他大声叫道：‘各位，请不要无缘无故地杀我。因为我没有杀害你方任何人，我仅有这把铜号，没有任何武器。’敌人却对他说道：‘正因为这样，你就更应当被杀死，你自己虽没打仗，可你召集所有士兵来攻打我们。’”人口学家就是计划生育的理论号手、理论刽子手，死在他们白手套下的婴儿远远比基层计生干部要多。翟振武等人被判一百万次死刑都不为过，因为他们的理论损失了上亿人命！
我在这里一一驳斥人口学界的三篇重要文章。
1、新华社《嘹望》2011年09月10日专访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的文章《专家：老龄化无法逆转调整计生政策时间点已到》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10/c_122017675.htm
2、《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9月22日的《二胎的官方路线图》
http://news.sohu.com/20110922/n320230659.shtml
3、美国《科学》杂志2011年发表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彭希哲的文章。
1、关于生育率的判断
彭希哲在《科学》说中国2010年生育率仍然有1.63。翟振武在《中国新闻周刊》也说现在的总和生育率为1.63。某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生育率的分歧，就在1.4～1.8之间，这不影响对人口形势做出大的判断，”“对于国家经过修正公布的1.65左右的总和生育率，学术圈也大体上能够接受。”
易富贤评：所有客观数据都表明1996年之后生育率只有1.4左右，而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只有1.33。但是以翟振武为首的主流人口学家却通过种种数学游戏将生育率篡改为1.8，受他们的误导，十一五规划没有调整人口政策。
2010年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对这次人口普查给予很高的期望，因为人口普查组组长由常务副总理李克强亲自担任，我想主流人口学家这次总不至于像上次人口普查那样既虚报人口总数，又用1.8的生育率否定普查生育率结果。但我得知学术宦官翟振武是第六次人口普查顾问之后，我非常担忧，我在《人口政策御驾亲征，不能只拎回几只野兔》（http://guancha.gmw.cn/2010-12/15/content_1471070.htm）提出要防止翟振武等人成为第二个“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现在看来我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翟振武等人比上次更加肆无忌惮，这次普查虚报的人口总数（六千万）比上次（两千万）还要多。并将生育率再次修正成1.63。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郭志刚认为公布的生育率是人为调高的，“以前修正的比例高达25%～30%，现在幅度有所下降，也有10%左右。”
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口统计的张为民副局长也是受联合国人口基金影响，并且也是中国人口学会的副会长（会长是国家计生委主任），两次人口普查都是被他们“修正”的，张为民如何向历史交代？人口普查之后，翟振武更是被国家计生委安排给政治局上课，灌输“实行计划生育不动摇”的观点。可见，翟振武不但敢糊弄李克强，甚至敢当面糊弄包括胡锦涛、温家宝在内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可谓胆大包天！在古代的话这种欺君之罪是要灭九族的。如果10年之后，翟振武的脑袋还在脖子上，那真是人口学的第二大奇迹（第一大奇迹是1.8的生育率竟然“稳定”了二十多年）！
虽然第六次人口普查有大约4.7%的重报率（我有一篇三万字的详细分析文章），但即便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仍然可以推算出1996-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王广州依据“六普”的原始数据，推算过去10年的生育率，得出的结果是1.4多。“最高的是2000年，1.49；最低的是2001年和2003年，1.37；2010年是1.41。”
我推算的结果与王广州的有细微的差别。我根据标准化的2000年、2005年的年龄别生育率估算生育率。比如，2000年总和生育率为1.22，其中24岁年龄别生育率为145.7‰；将总和生育率标准化为1.0，那么24岁年龄别生育率为119.4‰，以此方法依次标准化15-49岁各年龄组的生育率。以标准化的各年龄别生育率乘以相应年龄别育龄妇女人数，计算出总和生育率为1.0的情况下15-49岁妇女应出生的孩子数（A），然后以当年实际出生人数除以A，便是当年实际总和生育率。最近国家统计局出版了《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虽然没有详细的每个年龄的男女数据，但有分一年的人口结构图，可以用高清晰扫描仪扫描，然后用软件大致测算每个年龄的男女人数，比如2010年0岁人口为1409万（男性763万，女性646万）。根据从统计局的那张图获得的每年男女人口数，采用标准化的2005年年龄别生育率，我估算出1996-2010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43，1996-2000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38；2010年总和生育率为1.30。采用标准化2000年年龄别生育率，我估算出1996-2010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44，1996-2000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38；2010年总和生育率为1.29。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1996-2000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为1.286，只比2010年普查的1.38少7%，说明2000年人口普查低年龄组漏报并不严重。
我推算2010年生育率为1.29-1.30，比王广州的1.41稍低。我不知道翟振武和彭希哲凭什么认为2010年生育率为1.63（需要出生1700多万人口才行），国家计生委凭什么将生育率修正为1.65？如果“学术圈大体上能够接受”这个1.65的生育率（甚至有人认为还有1.8），那么这个“学术圈”就丝毫没有“学术”，该解散了！
人口普查结果都已经出来了，人口学界还这么明目张胆地将生育率篡改为1.63、1.65，然后以此来阻止停止计划生育，我真是出离愤怒了！
彭希哲在《科学》说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8，减少了50%。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是不得已的选择。
易富贤评：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即便不实行计划生育，1970年代的生育率也会快速下滑。事实上中国是在1973年12月才全面实行计划生育，在全国推行“晚、稀、少”政策。就是说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73年的4.54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的，假如中国当初不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率也会下降，根本就没有必要实行计划生育。
彭希哲在《科学》仍然说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1。
易富贤评：根据联合国的资料2005-2010年中国女婴死亡率为2.68%，而日本只有0.25%，发达国家平均只有0.57%；中国5岁以下女童死亡率3.1%，而日本只有0.3%，发达国家平均只有0.7%。尤其是中国从1980年代开始就出现严重的出生性别失调，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性别比超过120；第六次人口普查虽然公布2010年为118%，但其实是做了技术处理的，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结构图看，2010年0-4岁性别比超过120，而5-9岁超过124。而发达国家出生性别比只有105左右。中国如此高的女婴和女童死亡率，如此高的出生性别比，难道中国世代更替水平竟然与发达国家一样是2.1？
彭希哲在《科学》的文章为否定中国是一胎化，他说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是允许生2个孩子的，少数民族有更灵活的政策。
易富贤评：彭希哲这是在胡说八道。我在《质疑计划生育的三个关键数据》中质疑了这种观点：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2/06/content_885224.htm。在《再质疑政策生育率》从城市化等角度又驳斥了这个观点：http://yi.fuxian.blog.163.com/blog/static/10900580220109721529244/
2、中国未来人口高峰
翟振武在《嘹望》说中国人口高峰会达到15亿才会零增长。彭希哲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http://finance.qq.com/a/20101103/003466.htm）说：“中国人口大概要到2035年是15亿人”。彭希哲在《科学》有选择性地引用不同方案预测中国人口，他分为两组：第一组是保持现有政策和生育率水平不变，第二组是各种二胎方案。第一组方案包括联合国、美国高盛集团、中国国家计生委、曾毅、王丰的预测。其中高盛集团的预测最为荒谬，认为继续现行政策，到2050年中国人口会增加到15.2亿，并将继续增加。国家计生委和曾毅认为继续现行政策，生育率会维持在1.6-1.7之间（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方案也是认为中国生育率稳定在1.64），总人口会在2025年达到14.1亿的顶峰，然后有所下降，联合国和国家计生委预测到2050年中国人口仍然在13亿左右，曾毅则认为2050年中国人口稍低于13亿。王丰的方案最保守，认为中国人口会在2023年达到13.5亿顶峰，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11.8亿左右的水平。
彭希哲引用的第二组方案包括高盛集团、联合国人口基金（中方案）、曾毅的二胎晚育软着陆、国家计生委单独生二胎、国家计生委全面放开二胎。最夸张的是高盛集团的方案，认为中国废止一胎化后人口将快速增加，到2050年将接近16.7亿，并将继续迅猛增加。最保守的是联合国中方案，认为中国人口将在2027年达到13.98亿的顶峰，然后下降到2050年的12.96亿、2100年的9.41亿。曾毅的二胎晚育软着陆方案认为中国人口将在2038年达到14.8亿人口高峰，然后基本保持平稳。国家计生委的单独生二胎方案则认为中国人口会在2030年达到14.5亿的高峰，然后缓慢下降到2050年的14亿。国家计生委的全面放开二胎方案认为中国人口会在2030年达到15亿顶峰，然后一直稳定在15亿。
易富贤评：王丰教授的方案在彭希哲眼里是最保守的。但我认为王丰教授仍然过于乐观，因为他的预测前提是认同国家计生委的数据，认为2000年中国人口为12.658亿，生育率为1.6 （2010年人口普查显然证明王丰教授的观点误差很大）。王丰教授并且认为中国的政策生育率为1.47（我曾两次反驳过这个数据：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2/06/content_885224.htm，http://yi.fuxian.blog.163.com/blog/static/10900580220109721529244/），然后假定中国今后生育率一直为稳定在1.47。其实随着社会发展，生育率会不断下降，台湾、韩国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大陆早20年左右，但现在在鼓励生育的前提下，台湾生育率不到0.9，韩国只有1.0左右。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假如未能成功鼓励生育，那么今后生育率比现在台湾和韩国还要低，怎么可能稳定在1.47？继续现行独生子女政策，生育率竟然还能稳定在1.47？因此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的人口实际走势将比王丰教授的方案还要低。我想王丰教授本意倒并不一定是说维持现行独生子女政策生育率能维持在1.47，只是提供一种参考，但被彭希哲纳入“维持现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方案了。
彭希哲引用的其他方案就更加会导致人口灾难性地快速减少，根本不可能如彭希哲和翟振武所期望的“平稳地减少”（其实他们心知肚明）。我在《大国空巢》和后面多篇文章中驳斥过曾毅的方案。计生委的方案更加不值一驳。
彭希哲所引用的所有方案都认为2010年中国人口为13.4亿。第六次人口普查也是13.4亿为标准修正普查结果的。我在《中国人口究竟有多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508）分析指出中国2010年实际人口在12.7亿到12.9亿之间。
我最近用一种“新武器”回推过去的人口，发现1982年人口普查与199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非常吻合，说明普查质量是比较高的。而以1990年普查结果为基础，用同样方法推算2010年的人口，发现2010年20岁及以上人口为97235万人，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却显示为101828万人，说明这次普查重报了4.72%（101828÷97235=1.0472）。32144万0-19岁人口也以4.72%的重报率回推，那么0-19岁实际人口就只有30695万人，2010年总人口就只有12.7930亿（97235万+30695万=127930万）。
联合国2011年5月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认为中国2010年20岁及以上人口为97503万，与我的方法的计算结果只相差268万（97503万-97235万=268万），误差只有0.27%，说明我的这种“新武器”估算人口的方法非常可靠。
联合国数据的不准确（认为中国2010年人口为13.41亿，与人口普查结果一致）体现在2010年20岁以下人口（中国各界分歧很大），联合国推测中国2010年0-14岁、0-19岁人口分别为26096万人、36631万人，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认为分别只有22246万人、32144万人。即便人口普查不存在重报，也说明联合国资料的0-19岁人口存在四千多万的水分，中国2010年总人口根本就没有13亿。而如上所述，人口普查的32144万0-19岁人口还存在4.72%的重报，那么联合国资料中的13.41亿人口中存在5936万水分，中国2010年底实际人口只有12.8亿。
我的方法与人口学界通用方法有一些差异，人口学界是用生命表的死亡概率、存活概率。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学过《卫生统计学》，里面专门有一章《寿命表》，我也曾编制过生命表。生命表是以某一年的年龄别死亡率来推测今后各年龄组的存活率，因此需要计算出nqx，lx，ndx, nLx, Tx等各项参数，然后根据Lx+1/Lx来计算存活率。
我最近用我的“新武器”预测了中国人口走势（近三万字的文章，暂时不公开）。结果与人口学界的截然不同。我的方法不符合人口学的“规范”，如果投稿人口学杂志，会被枪毙的。但其实现在人口预测从战术方法上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在已知年龄结构后，人口预测需要知道三个关键参数：年龄别死亡率（预期寿命）、年龄别生育率、出生性别比，预测方法万变不离其宗。难点在于在战略角度对参数的准确把握。人口学家们在战术上是掌握了一些科班方法，但战略上每次都出错（主流人口学家的预测从来就没有准确过），并且是大错。比如2006年以前预测中国人口高峰会超过16亿；2006年预测2010年人口会达到13.7亿，2033年会达到15亿高峰；2010年还预测2015年人口会达到13.9亿，总人口高峰仍然会达到15亿。
我完全采纳联合国中方案的人口结构、平均预期寿命、生育率、出生性别比、年龄别生育率，然后用我的“新武器”的方法进行预测2011-2040年的人口。验证我的方法的可靠性。从总人口来看，联合国中方案2040年中国总人口为136091万人，我的方法结果为136080万人，只误差11万人，误差率只有0.008%。从出生人口看，联合国方案认为2011-2040年共出生41277万人，我的方案认为出生41265万人，只误差12万人。从增加人口看，联合国认为2011-2040年累计增加1957万人，我的方案认为累计增加1948万人，只误差9万人。对2010年20岁以上人口的计算，我的方法与联合国的数据只误差0.27%。就是说，我的方法是非常准确的。但从实际角度看，人口预测都只能叫做“粗估”，人口预测没有数十年可信度的实例，我的预测也仅供参考。
3、关于老年化
翟振武、邬沧萍等主流人口学家认为如果停止计划生育，出生的人口也会老去，增加今后老人数，“用放宽生育率的方法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过是'扬汤止沸'”,以此为理由反对停止计划生育。2011年9月10日翟振武在《嘹望》仍然认为“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是靠‘多生孩子’”，“ 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即使现在实行‘单独二胎’，甚至全面放开二胎，对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只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作用。这个作用大概是2～3个百分点的降低，比如老龄化率从28％下降到25％或26％。”他还说：“到2040年左右，中国达到4亿多老龄人口的高峰值后，老龄人口会逐步下降，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也可以说，40年之后的人口结构，要比现在和近期的人口结构好，这是肯定的。” 南开大学教授原新也说，“如果政策放开后，生育率能够达到1.8的话，未来50年（中国的老龄化）最多降一个百分点多一些。但是有什么意义？还是个高度老龄化。”根据他的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34%。
易富贤评：翟振武混淆不同的数据，并用虚假数据误导决策。翟振武的“老龄人口”一下子是60岁及以上人口，一下子又是65岁及以上人口。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但不努力鼓励生育的话），中国2050年的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也超过30%，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40%。翟振武凭什么说现行政策下今后老龄化率只有28%，原新凭什么说2050年60岁以上人口比例只有34%？
翟振武说2040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4亿高峰，然后会逐步减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糊弄出来的。根据我的计算，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要到2047年后才超过4亿，2051年达到4.13亿的顶峰，然后逐渐下降。但是由于年轻人口下降速度更快，老年人口比例却在继续上升。如果用二胎晚育软着陆过渡几年，再停止计划生育，那么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将从2051年的41%上升到2076年的50%。翟振武凭什么说“40年之后的人口结构，要比现在和近期的人口结构好，这是肯定的”？
今后无论什么样的人口政策都不可能改变2076年之前的65岁及以上老人数量，但不同的人口政策却由于改变了出生人口而改变今后老人比例。如果用二胎晚育软着陆过渡几年，再停止计划生育，那么2076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将超过40%（如果坚持现行独生子女政策，那么老年化比例更高）；而如果现在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的话，可将2076年的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降低到20%-25%左右。也就是说果断停止计划生育是有助于缓解今后老年化危机的。
4、关于人口红利和产业升级
翟振武：“人口红利”指人口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时间段。有人口红利的时候，我们要利用；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拼人口数量的时代已经远去了。美国人口才3亿，但却是超级大国。西方发达国家总共7.7亿劳动人口一年创造36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而中国9.3亿劳动人口2010年GDP为6万亿美元。我们不能靠“多生孩子”来发展经济、支撑经济增长，而是要在现有人口数量基础上，要靠大力提高人口素质，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比较优势。
易富贤评：看来翟振武与蔡昉、胡鞍钢一样，认为计划生育降低总抚养比是人口红利，认为“两头小中间大”的阶段是人口红利。我已经反复指出，总抚养比过低并非好事（比如：http://www.eeo.com.cn/2011/0902/210510.shtml）。中国目前总抚养比只有34%，导致“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太多，是中国目前社会不稳定的人口学基础。195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中国、现在的印度的人口结构都是正三角，人口结构年龄，经济充满活力；1980年代的日本、现在的美国人口结构是柱状形，能够稳定经济繁荣；1990年代后的日本、现在的中国，人口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意味着经济即将由繁荣走向衰落。翟振武竟然认为这种人口结构是人口红利！
人口学家强调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提高，其实升级的主要是第二产业，而中国第二产业只占总劳动力的28%，与发达国家一致。第二产业升级之后对劳动力需求减少，如果中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降低到25%以下，那么中国很多配套的产业链将断链，而中国大量中老年劳动力根本无法转向从事第三产业，中国膨大的劳动力（也就是翟振武所说的“中间大”的那群人）如何就业？
劳动力短缺是会“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但在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下，不会“使社会更加和谐”，而会将中国陷入动乱之中（现在各级政府耗费巨资用来“维稳”就是明证）。人口学本来就只是一门战术学科，但中国人口学连战术都做不好（预测每次都破产），哪里有能力对宏观经济进行预测？如果听信翟振武等人口学家的话，那么中国将会大乱！
人口从来都是第一资源。美国能够成为第一超级大国，就是因为是全球第三人口大国，是发达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人口第一的中国和印度比美国落后上百年，暂时还无法与美国竞争。但中国度正是因为拥有了人口优势，才能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体。而印度的年轻人口资源比中国更多，因此今后经济还将超过美国。19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一直在防范中国、印度、巴西等人口大国的人口增长。联合国人口基金培养翟振武等人口学家的目的就是为了削弱中国的人口优势。
5、停止计划生育的后的补偿性生育高峰
翟振武得意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十 二五”对中国人口政策的描述中，他贡献了关键的一个词。“现在的说法是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原来说的是‘调整’，这是我给改的。‘调整’含有对原来否定的意思，‘完善’是说让政策更好地适应实际情况。” “这个‘完善’主要说的是放开。”翟振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决定将这一说法写入“十二五”规划时起，人口政策的调整就已经进入中央层面的考量。“基于风险控制和逐步推进的一贯逻辑，完全放开的方案从来没有进入决策者的视野。”
易富贤评：翟振武认为十二五规划将“调整”改为“完善”是他的“贡献”。其实十一五也提出“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但五年过去了，生育政策没有获得任何“完善”因此光从字面上来看，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并没有什么不同。人口政策调整进入中央层面的考量，并不是因为翟振武的“完善”，而是人口危机倒逼，连民众也觉醒了，难道决策层能够独睡？
但是翟振武的表白也反映出他们的“努力”，他们千方百计要阻止人口政策“调整”，因为害怕对过去错误政策的否定（同时也是否定他们毕生的“事业”和中国人口学整个学科体系）。从宋健开始，计划生育的历史就是人口学者绑架决策的历史。几十年来，计划生育和主流人口学家以及联合国人口基金已经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利益集团，他们是城狐社鼠。他们判断即便全国都知道全国人民都知道人口学家是胡说八道，但政府还是照样要听人口学家的话，因为政府不肯承认“皇帝不穿衣服”。翟振武等人根据中国政治的“逐步推进的一贯逻辑”，判断决策层没有政治勇气，会投鼠忌器，人口学家即便骑在领导头上拉屎，国家领导人也不会吭声，不敢否定计划生育，“完全放开的方案从来没有进入决策者的视野。”于是他们紧紧地揪住这个政治“七寸”。如果决策层真的没有停止计划生育的政治勇气，如果顾宝昌、翟振武、彭希哲、曾毅等人的“二胎过渡方案”（单独生二胎、二孩晚育软着陆）真是官方的路线图，那么说明人口学界已经再次牢牢地绑架了官方，亡党亡国之日不远了！
原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有人说，未来50年，人口的结构矛盾将替代数量矛盾，我不同意。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还将在14亿上下。数量问题始终伴随着我们。”“数量与结构之间，不存在‘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可能性，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易富贤评：原新等主流人口学家认为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是“两害相权”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认为人口是负担，认为“人口数量是问题”。如果认为人口是资源，那么停止计划生育既改善人口结构，又稳定人口数量，有什么难以决断的？中国人口学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助建立的，主流人口学家都是人口负担论的顽固维护者，要让他们提出“停止计划生育”是不可能的，因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韩国就是一个教训，韩国人口政策一直是由人口学家主导下进行的，1995年开明派也只提出“最佳生育率是1.6”，现在仍然将1.6的生育率作为追求目标，结果导致生育率降低到1.0的超低水平。如果中国人口政策由人口学家主导，中国肯定会走韩国的老路，但生育率将比韩国还要低。
这次政策调整，正好赶上中国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如何错峰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翟振武说，这次高峰会在2011年到2012年达到顶峰。
易富贤评：目前确实是育龄妇女高峰，但是由于生育率的持续低迷，这个育龄妇女高峰却不能带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尽管2010年是育龄妇女高峰的顶峰，但出生人口只有1400万，差不多只相当于1990年的一半。而2011年育龄妇女开始快速减少，到2025年将下降接近一半，生育意愿不断降低，生育率将继续下降，每年出生人口将快速下降。现在再不停止计划生育，那么中国人口真的要成了“死蛇”了！
翟振武说，经济的发展造成生育意愿的下降虽是不争的事实，但并不等于就下降到很多人想象的程度。“如果按照国际的标准，按中国现在的经济、教育等影响生育水平因素的考量，中国目前的生育意愿起码是2.4个。而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63个。”
易富贤评：多年来中国的生育意愿一直低于1.8，实际生育率也只有1.4。按照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中国的生育意愿确实不应该只有1.8，但是考虑到中国人口学家对民众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洗脑这一事实，中国生育意愿低于1.8，生育率只有1.4又有什么感到意外的？洗脑的越彻底，生意愿意越低。比如其他学科的中国留学生到国外之后，都想办法生二胎，但中国人口学的留学生由于受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洗脑，即便出国也不生二胎的。人口学是中国生育意愿和生育率最低的学科。翟振武、顾宝昌、彭希哲这些人都是留学海外的人口学家，对学科内生育意愿和超生应该很清楚。几十年来人口学家们在竭尽全力打压民众的生育意愿，现在翟振武竟然对低生育意愿感到很惊讶！
翟振武说，以年龄作为生育的门槛，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容易造成拥挤效应。“谁到了这个年龄，谁就会抢着生，拥挤在所难免。”相比之下，“单独”就没有明显的缺陷。“‘单独’是一个婚姻的类别。不管你多少岁，只要属于这个类别，就可以生。所以你不着急，不用在那儿抢。”翟振武说，这也能保持一种政策的连续性。“以前有个‘双独’，放了一部分人，但是极少；现在‘单独’放了，覆盖了前一个类别；以后全面放开时，就剩下一部分人了。这是个渐进的过程，后一类要覆盖前一类，我们把这个叫‘浸润式’的过程，是个‘无缝链接’。”
易富贤评：翟振武等主流人口学家认为人口是负担，当然恐怕人口政策调整后的补偿性出生高峰。但是人类历史上什么时候人口出生是平稳的？每次出生高峰都带来此后的经济繁荣。大跃进出生低谷后，1962年后的那个出生高峰是中国现在经济繁荣的人口学基础。法国1915年到1919年生育率与中国目前相当，1915年生育率为1.52，1916年为1.23，1917年为1.34，1918年为1.56，1919年为1.59。如果依照翟振武的思路，要平稳过渡的话，那么法国应该逐步调整人口政策。但是当时法国的政治家们却有高度的政治勇气，果断鼓励生育，生育率突然提升到1920年的2.69、2021年的2.6，出生人口由1919年的 51万提升到1920年的84万。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对法国的人口发展政策高度评价。
1941年法国生育率再次下降到1.85，出生人口也下降到52万人。法国政府再次出手，出生人口回升到1947年的87万（是1941年的1.67倍）。依照中国的一些人口学家的观点，这是不利于人口平稳发展的，但是却让法国恢复了人口持续发展的能力。假如法国出生人口没有1920年代、1940年代这两次跳跃性上升，那么法国早已经因为老年化而崩溃了。两次跳跃挽救了法国！法国两次鼓励生育政策影响深远，其后法国的生育率一直高于欧洲其他国家。1970年代欧洲生育率快速下降，现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生育率只有1.3左右；而法国由于有“免疫力”，生育率却能在1990年代止跌回升，近年已经回升到2.0左右。
德国1917年只出生91万人口，但1920年出生人口增加到160万，是1917年的1.75倍。德国的出生高峰又有什么问题？
1946年日本只出生157.6万人，1947年、1948年、1949年出现了三年出生高峰，每年分别出生262.3万（是1946年的1.7倍）、270.3万、269.4万人。战后这三年的出生高峰“团块世代”奠定了几十年的繁荣。
大萧条时期的1933年，美国只出生230.7万人。罗斯福实行新政之后，经济得以恢复，出现了一次大的出生高峰，年出生人口增加到1943年的310.4万、1947年的万381.7万、1957年的430万（是1933年的1.86倍）。20世纪70年代美国与欧洲一样出现生育率下降，在1976年美国生育率降低到1.74；1980年代里根总统执政后，传统的生育文化得以恢复，并在经济政策上进行了有利于生育的改革，1990年生育率上升到2.08，年出生人口上升到416万（是1976年的1.31倍）。而欧洲和日本1980年代之后却没有出现出生高峰，现在经济也走向衰退了。
如果当年法国、德国、日本、美国也采纳翟振武这种“浸润式”、“无缝链接”、“分步骤的、有过渡”的人口政策，没有出现出生高峰，那么这些国家早已因老年化而崩溃！
翟振武说，“单独”方案的论证，是一个繁琐而复杂的过程。“要考虑政治、行政能力、全国地域差异、政策的衔接、拥挤效应、目标总量等，很多东西要考虑。还要去测算，左一方案右一方案。”“该方案的第一步，大体就是目前待产的‘单独二胎’方案的雏形；但方案的第二步，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易富贤评：人口政策迟迟没有调整，是因为“左一个方案右一个方案”，个个方案都很复杂，忽悠得决策层云里雾里。但是为什么要钻进人口学家的圈套里去呢？
公元前333年的冬天，马其顿将军亚历山大率领军队进入亚洲一个城市扎营。在这里，传说着一个非常著名的神谕：谁能解开城中那个复杂的“哥顿神结”，谁就能成为亚细亚王。亚历山大听说后，雄心大起，决定驱马前去尝试。一连几个星期，他思来想去都没有解开，但又不甘心就此罢休。有一天，亚历山大突然顿悟，拔出长剑，一下将那个神秘莫测的“哥顿神结”劈成两半。于是，这个流传千年的“哥顿神结”就此被解开了。后来，亚历山大如愿以偿成为亚细亚王。
国将亡，必多制。人口政策是国家的大政策，不能今年一个政策，几年后又一个政策。应该拿出亚历山大的政治勇气出来，果断停止计划生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