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华夏时报》文化版35-38版报道中国文学现状
2012中国作家实力榜
寻找文学的尊严
本报记者 吴小曼 北京报道
2012中国作家实力榜——
既是文学温故，也是年度盘点。
我们温故文学曾带给我们阅读上的感动，也在检阅近几年中国严肃文学创作的总体水准。
2012，用作家虹影的一句话概括就是“我们还是缺少让大多数人服气的作品”。在采访中，很多人都说已有几年不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书了。文学寂寞，但文学事件则热闹，从2012年初韩寒的“抄袭门”、100位作家抄写“延安文艺讲话”、年底“诺奖争议”，这既是中国作家近年来道德滑坡的集中体现，也让文学获得了荣誉。莫言获奖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反而撕裂了中国的知识群体，在热闹的文学背后，反而是一地鸡毛，这也是中国文学特有的现象。
文学衰落是必然？
为了弥补第一届“中国作家实力榜”评选中的仓促，2012年的评选我们在几个月前就把提名名单分发给了出版社编辑、评论家和作家，希望他们能筛选和补充优秀的作家作品，可大家提供的几乎全是上世纪80年代成功的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比如余华、格非、苏童等先锋作家作品，对近几年的小说没有太深的印象。曾写作《天亮说分手》的畅销书作家，也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北京编辑中心负责人的陈之川先生就说他近几年几乎不读中国作家的作品，对中国文学非常失望。诗人，也是专栏作家的何三坡先生也说他很难找出这几年好的作品，也几乎不关注当代文学了，而是转向了电影剧本的创作。他曾在上世纪90年代做过出版商，对同为军艺出身的莫言、阎连科非常推崇，认为莫言的语言爆炸很有特点，阎连科的作品题材好、现实主义写作，而且有悲悯心，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比较少有的。
遗憾的是，莫言从《丰乳肥臀》后转向了城市题材，《红树林》、《师傅越来越幽默》并不成功，后来的《檀香刑》转向了历史、传奇，比较新的作品《蛙》是现实主义题材，反映村镇计生，但书的结尾为“姑姑”开脱又消解了抗争，认为我们杀死胎儿是不得已，这是让很多读者不能认同的原因，觉得从我们的文学作品里看不到良心、个人尊严和精神价值。
曾宣布“小说已死”的先锋作家马原，2012年回归文坛，5月份出版了小说《牛鬼蛇神》，让部分评论家惊艳但并没有获得读者的青睐。在广州举行的一场题为“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沙龙上，马原表示，今天的小说已经没有经典可言，写作越来越娱乐化，读者越来越粉丝化。网络等新媒体培养出了新的作家，但是他们写的东西，和传统文学相比，已经不是同一样东西了！以此看，“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已极少被阅读。电视剧作家已经取代了过去作家的功能。过去意义上的小说确实已经死了。”
在他看来，小说的价值正越来越边缘化，读现在的小说，再也读不到精神的悲怆、宏大和庄严。其次，当下作家受到的待遇，与上世纪80年代文学繁荣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网络、电视、电影，这些传播方式都在分流读者，作家阎连科说电子等多媒体对文学的冲击并不是近年来才发生的事，而是快20年了。他不认同文学被边缘化了，而是回到了它本来的位置，严肃文学的读者群体本来就少，如果一本书销售上百万册、200万册，那不就成了郭敬明他们了吗？“文学在世界各地都一样，并不是中国才有这种现象，因为这是一个科技的时代，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文学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们说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繁荣，那是特有的现象，不是文学的常态，所以说文学是回到了它本来的位置，而不是被边缘化了。”
看苦难不如玩穿越？
读者越来越少，或者说变得越来越粉丝化，是我们的文学越来越远离读者的内心需求还是读者的文化素养在下降？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再版上百万的销量似乎又不能说明读者不识货，《霍乱时期的爱情》依然是2012年的畅销书并成为文学话题，说明读者还是渴望从文学作品中找到情感的认同和精神价值。作家虹影说还是因为缺少让大家服气的作品，比如鲁迅、老舍、沈从文他们的作品为何让几代读者难忘，就在于他们创造了各自的文学世界，而我们从近几年的当代文学作品中很少能获得一种共同的认同。
作家野夫也说，“我敢说中国现在活跃的作家几乎都没有超越他们的80年代。”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诗歌、绘画、音乐等不同艺术形式出现了井喷期，可说是思想的“黄金时代”，但随之而来的变革和90年代的快速市场化，文学在慢慢走向专业工具化，一部分为了迎合消费，把低俗变成了趣味，把暴力变成了卖点，著名评论家朱大可认为当下的中国作家已经失去了触摸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的能力和勇气。
青年学者傅国涌也认为，任何文学，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作品，首先都是特定时代、特定的环境或者语境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语境去评价文学作品。“我关心的是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把目光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关注我们共同面对的当下现实，关注人的命运、人与他栖身的大环境即这个时代的冲突，苦难与悲剧、欢欣与追求、梦想与挣扎……由此出发他认为，“作者的技巧、天赋、文字能力是否达到了最高层次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就是文学还是要有底线的关怀，即对现存社会、对人性、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关切与批判。”
我们所说的文学主动放弃了对人的命运与时代的精神冲突的关注，就是不与当下人的生存处境发生关系，也就会成为马原所说的“小说的价值正越来越边缘化”，德国文学评论家顾斌也认为中国当代小说缺乏对人的心灵的描述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作家阎连科并不认为当代文学不关心现实，他认为余华的《兄弟》、莫言的《蛙》、贾平凹的《秦腔》、格非的《春尽江南》等都在关注当下的生活，而且是非常不错的作品。
他们主动放弃了言说？
一个读者在采访中抱怨，我以前非常喜欢余华，《活着》我看了几遍，可最近却非常厌恶，他们所有的行为最后只是为了活着。现实的苦难在《兄弟》里也有，可苦难完了还是苦难，莫言的小说也是，充满了暴力、原始的欲望，一切严肃的东西最后又被传奇、神话故事等消解了，所有的严肃最后都没了，让人进入完全的虚无。一个媒体人也说，我以前是一个文学青年，很喜欢余华、苏童、刘震云，可我从他们的作品里已经看不到真诚了，这是他们作为作家的狡猾，在中国的现实处境中创作，肯定有他们的考虑，但现实的苦难已经够多了，我们就不想再到小说里去体验了，因为现实更残忍，所以我宁可去看一些穿越、灵异小说，至少还可以获得一点精神的慰藉。
他们反映了很多读者的阅读感受，读者已经不能从小说里获取他们的精神需要了。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很窄，文学恰恰可以给我们提供信息并能在读者中形成共鸣，而随着网络的发展，电视等强势媒体的出现，读者获得信息的平台很多，他们已经不需要从文学作品中获取信息和常识，而是想得到信息之外的精神认同，可我们的文学还停留在物化的表面，满足于对现象的描写，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缺少思想含量，更缺少一种现实批判和担当的勇气，更缺少灵魂的叩问，自然也就得不到读者的认同和尊重。
思想学者丁东说“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他认为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学者袁伟时曾总结说：“文学界里有三大缺少，缺少什么呢？一个是现代政治学的常识、基本理念他们都不知道；也缺少现代法学的常识；还缺少中外历史的基本知识。结果一说思想解放，就往男女关系上解放。”
哲学学者赵林用“短平快”、“麦当劳化”、“好莱坞化”来形容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印象，中国文学已经成为看过即忘的“一次性消费品”。他认为这对于解构旧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当的意义，而现在似乎走过了头，思想和灵魂似乎都已经“不合时宜”。
而2012年韩寒的“抄袭门”、作家抄写“延安文艺讲话”，更让学者质疑中国作家的道德水准，丁东反问记者：“现在还有值得我们尊敬的作家吗？”
有值得尊重的作家吗？
“抄写讲话”难免成为莫言被质疑的原因，但莫言不能认同这种“道德绑架”，他在诺奖演讲中用三个故事回应了对自由知识分子的指责，并认为讲故事，用作品反抗现实是小说家的责任，怎么写小说当然是一个作家的权利，而当一个作家获得了荣誉，大众期待他有所担当也是无可厚非，莫言也可保持沉默，可他对审查制度的发言与认为一个作家在完全自由状态下写不出伟大作品等，虽然充满着生存的智慧，但却没有考虑到还有多少作家作品无法出版。野夫就说：“莫言可以用自己的聪明躲过审查制度，但他没有想过中国还有很多作家作品不能出来，还有很多人在受到伤害，这明显是一种缺少担当。”
野夫觉得我们应为减少这个社会的黑暗发一分光，他不仅在作品中抗争，也在身体力行，从事公益事业，并对公共事务发言。他的《乡关何处》因此成为2012年一本热门书，被多家媒体评为“近年来少有的描写边缘人群体生存困境的书”。
这些故人、旧事，不仅是作者个人的记忆，也是时代的记忆，他给我们提供了民间修史的范例，也揭示出了被遮蔽的历史真相，让这些死去的人有了价值。野夫认为“秉笔直书”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从屈原、司马迁到近代的文学大家，他们的文字之所以让人敬畏就在于他们坚持良心的写作，当社会普遍黑暗时，我们还能从这些作品中读到良知、正义，所以中国的经典文学《西游记》、《三国演义》都肯定了侠义、道义，在如今道义已经式微的社会，我们更要坚持这样的言说传统。
阎连科也认为中国缺少信仰，但中国传统文人还有一块净地，那就是自然田园，像陶渊明的“桃花源”，可如今的城市化，已让这些记忆和文化传统都在遭到破坏，他2012年出版的散文集《北京，最后的纪念》就是对自己种菜生活的追忆，当家园都失去的时候，我们只能从想象中找到一种生活的尊严，所以这些年他说尽管为了书能出版，也有所妥协，但他还是要坚持，要坚持自由的表达，他说当我们满足了物质的需求后，更会觉得精神生活的重要。
虹影在《好儿女花》里也写了记忆和苦难，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变迁也是中国在改革30年来的时代变化，但虹影说她并没有被苦难压垮，而是向着光的地方而去，因此呈现出独特的气质。
王安忆在《天香》里延续了“女性意识”写作，并肯定了她们的价值，她拒绝抄写“延安讲话”获得了很多人的尊重。
这样的作家还有很多，有的作品没有在内地出版，但他们依然在保持思考，这些探索和坚持其实都在指向文学的尊严。
tp10. 2012中国作家实力榜
1 王安忆《天香》
2 刘震云 《我不是潘金莲》
3 莫言 《我们的荆轲》
4 余华 《兄弟》
5 格非 《春尽江南》
6 阎连科 《北京，最后的纪念》
7 贾平凹 《秦腔》
8 野夫 《乡关何处》
9 马原 《牛鬼蛇神》
10 虹影 《好儿女花》
说明：中国作家实力榜是由《华夏时报》文化部编辑提名，根据出版社提供销售数据、市场口碑、读者反馈和评论家推荐综合制作。主要由5部分综合评分得出最后的榜单：1、年度新书口碑；2、近几年市场销量；3、读者投票（网络）； 4、文学价值（评论家推荐）；5、公共影响力（对公共事务承担的道德力量）。
榜单肯定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希望有好的建议和补充发邮件至xinwenhua1919@163.com
2012市场盘点
“消费文学”唱主角
本报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如果没有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的中国文学市场将会相当平淡。这一年，既没有新作家横空出世作品大卖，也没有名家力作轰然问世——刘震云出了《我不是潘金莲》，严歌苓出了《补玉山居》，马原出了《牛鬼蛇神》，销量与作家地位相符，评价则毁誉参半；更没有出现造成社会轰动，进而成为类型文学的所谓“超级畅销书”。但这种平淡，随着年末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而被打破。
盘点2012年的文学市场，诺贝尔效应在给莫言本人的作品带来极度繁荣的同时，也带动了严肃文学的整体回暖；一些传统文学随着电影、电视剧的热播而热卖；以青春文学为首的种种类型文学仍然凭借着固定的消费群体，占据着稳定的市场份额。而网络文学这一新生力量也随着“网络作家富豪榜”的颁布而备受关注。
诺贝尔效应带动销量提升
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收获了国内读者前所未有的热情。根据国内权威的畅销书排行榜发布机构——北京开卷信息技术公司提供给本报的数据，以莫言代表作品《蛙》为例，获得诺奖后该作品销售量比获奖前增长了180倍。获奖后两个月内（2012年10月和11月），莫言全部图书的月平均销量，是获奖前每个月平均销量的199倍。记者在各家图书大厦走访时发现，显著位置均设有莫言专柜，其作品数量多达几十种，许多读者在那里驻足翻阅。
在图书市场，网络销售一般占总销售量的30%-50%。在莫言获得诺奖后的60天内，仅当当网莫言作品的总销量就突破2000万码洋，其中莫言的最新小说《蛙》销售了80余万册。当当网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作品的年销售量在1万册左右。得奖后，日均销量就有1万册。一天卖的书顶得上过去一年了。”
开卷的榜单同样证明了这一惊人的销量提升。自1998年起，开卷逐步建立起了涵盖全国2000多家书店数据的“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观测系统”，基于该系统的数据，开卷每月对外公布月度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在1999年1月至2012年9月的13年里，开卷共计发布了165次虚构类畅销书月度榜单，莫言的书共计19次进入虚构类榜单前30名。而获奖之后仅2个月，莫言作品的上榜数量就猛增到38次。据了解，在2012年11月的榜单里，莫言一个人就占据了虚构类榜单前30名中的25个席位。开卷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这种现象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尽管莫言本人坦言，这种热度终会退去，但在众多出版界人士看来，诺贝尔效应对整个严肃文学市场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著名图书策划人金丽红认为，由于文学的边缘化，许多50后、60后作家都被大众冷落了。“但诺贝尔的事情一出来，大家关注的面就宽了，很多年轻人也开始看莫言了，有些也会看看和莫言同时代作家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儿。”金丽红对本报记者说。
从销售数据上来看，这种利好已经开始显现。当当网告诉记者，莫言得奖后国内严肃文学市场出现了集体性上升趋势，带动了包括余华、刘震云等一批作家的作品热销。
影视改编提升作家影响力
除了诺奖引发的带动作用，一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也会为其销量的提升推波助澜。通常在电影电视剧热映期间，出版社会不失时机地推出该作品的原著、纪念版、剧本改编版等书籍，形成一轮热销。2012年，就有人民文学出版社9月份随电影《白鹿原》热映推出的《白鹿原》出版20周年精装典藏版，在电影《听风者》上映前夕再版的小说《暗算》，以及长江文艺出版社在11月份搭电影《一九四二》上映顺风车出版的刘震云小说集《温故一九四二》等。
对于作家来说，“触电”的好处并不仅仅只有不菲的影视改编版权费，以及原著的出版畅销，经常“触电”的作家借助影视这一影响力更大的媒介，通常能够获得更高关注度，有利于该作家的整体销量提升。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刘震云。作为中国最知名的当代作家之一，其代表作《一地鸡毛》、《手机》和《温故一九四二》都被改编成了电视剧或电影，并引起轰动。
随着影视剧的热播，刘震云作品的首印量也在节节升高。《一地鸡毛》的首印量是20万，《一句顶一万句》是40万，《我不是潘金莲》则开创了50万的首印量。《我不是潘金莲》的出版方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金丽红告诉记者，2012年7月份才出版的《我不是潘金莲》目前已经加印了2万册，总印量达到52万册。按照刘震云的预估，他下一本书的首印量可能会达到六七十万。
据金丽红介绍，除了刘震云，王朔、余华等同时期作家的作品也有不错的销量，平均每本书都可达到四五十万册。这在一部文学作品销量超过两万就被称为畅销书的中国出版界，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贾平凹的《废都》、《秦腔》、《高老庄》，每本书也都能达到30万册以上。还有陈忠实的《白鹿原》已经突破200万册了。另外，像格非、阎连科、毕飞宇这些作家，影响力都不错，每部作品的销量也有10万至20万册。”金丽红告诉记者。
不过总体而言，文学占整个图书市场的份额并不突出。《中国图书商报》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文学作品远没有少儿类和商业（财经和管理）类图书的销售好。”
青春文学销量稳定
在青春文学领域，郭敬明及其团队占据了极大的市场份额。2012年，郭敬明旗下的最世文化推出了《南音》、《剩者为王2》、《天鹅·余辉》、《云治，这些都是你给我的爱2》等作品。在开卷发布的2012年上半年图书销售榜单中，虚构类中排名第一的是郭敬明的《小时代3.0刺金时代》，第二到第十名中则有笛安的《南音(上)》、《南音(下)》，第十一至第二十名中，郭敬明自己的小说独占了6本。换句话说，2012年上半年销量最好的20本小说中，郭敬明及其团队作家就占据了9个席位。
面对青春文学的年年畅销，金丽红认为，青春文学的热销是时代发展的正常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年轻作家的创作形式和内容肯定都有变化，某种程度上它们反映了年轻人的生活和价值取向，带有时代印记，受到年轻人的热捧很正常。”金丽红告诉本报记者，“其实简单地划分为‘严肃文学’和‘青春文学’是很生硬的。随着时代的不同，文学肯定会有变化，包括它的表达方式。单从文本上看，现在的老作家年轻时也并不一定比韩寒郭敬明写得更好。当年王朔也不被文坛认可，很多老作家觉得他是痞子文学，现在王朔也成老作家了，也成经典了。这说明文学总要代表时代，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另外，除了青春文学，以南派三叔为代表的盗墓小说，以黄晓阳为代表的官场小说，以江南为代表的奇幻小说等，都以其鲜明的类型特征和题材，拥有着稳定的受众群体，在图书销售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
网络文学新势力
当下，网络文学早已不是新生事物。但2012年末“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的发布还是引起了文坛和读者的普遍关注。在这项榜单中，著名网络作家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天蚕土豆，分别以3300万、2100万、1800万的版税收入，登上了“网络作家富豪榜”的前三甲。与传统作家不同的是，网络作家的收入主要来源是其作品通过读者网络点击阅读所获得的分成。此外，还会产生一些关联收益，如授权简体繁体纸质出版、影视改编和网游研发等。其中纸质出版的版税收入，只占据了他们总收入的一小部分。
目前，网络文学的产业链已经形成，类似于盛大文学这样的文学网站正逐渐变成版权经营中心，通过读者点击阅读、无线渠道分销、授权纸质出版、影视改编以及网游研发等渠道与作家们共同创富。早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盛大文学首席执行官侯小强曾表示，仅盛大文学一家，已经缔造出诸多凭借写作而致富的作家，其中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作家有十多名，年收入十万以上的作家则超过100名。
链接
2012全球收入最高作家
詹姆斯·帕特森
James Patterson
9400万美元。与许多上榜作家不同，帕特森的全部收入几乎都来自于规模庞大的图书销售，较少一部分来自电视和电影版税。2011年他出版了14本新书。
史蒂芬·金
Stephen King
3900万美元。对金来说2012年是重要的一年，他的时间旅行小说《11/22/63》（11/22/63）即将出版，奇幻系列小说《黑塔》（DarkTower）也将推出新的一集，但将《黑塔》系列改编搬上电影或电视荧屏的计划仍然停滞不前。
珍妮特·伊万诺维奇
Janet Evanovich
3300万美元。悬疑系列小说《斯蒂芬妮·普拉姆》（StephaniePlum）的作者珍妮特·伊万诺维奇对福布斯记者珍娜·古德罗（Jenna Goudreau）说，她认为《五十度灰》（FiftyShades of Grey）畅销的现象十分“奇怪”，并担心这本书可能会鼓励虐恋。
约翰·格里森姆
John Grisham
2600万美元。格里森姆以棒球小说《卡利科·乔》（CalicoJoe）证明了除法律惊悚小说外，他还可以写出其他题材的畅销书。他一年能赚2600万美元，还极其英俊潇洒。是不是有点羡慕嫉妒恨？
杰夫·金尼
Jeff Kinney
2500万美元。2011年《小屁孩日记》（Wimpy Kid）系列的最新一集《幽闭症》（CabinFever）成为最畅销图书，销量达330万本。《小屁孩日记：3》（DogDays）上映后的首个周末票房达到1500万美元。
比尔·奥雷利
Bill O'Reilly
年度收入2400万美元。代表作《刺杀林肯》、《刺杀肯尼迪》。
诺拉·罗伯茨
Nora Roberts
2300万美元。是不是难以置信？诺拉已经写了200多本书。再想想吧，她有个笔名叫J.D.罗伯（J.D. Robb）。
丹尼尔·斯蒂尔
Danielle Steel
2300万美元。尽管是蝉联《纽约时报》（The New YorkTimes）畅销书作家榜单最久的作家，但斯蒂尔的收入似乎已经达到顶峰。这位浪漫小说家去年赚得2300万美元。
苏珊·柯林斯
Suzanne Collins
2000万美元。机会总是眷顾柯林斯，电影大片《饥饿游戏》（HungerGames）的版税令其收入大涨，她的另外两本小说也正在改编成电影。
迪恩·孔茨
Dean Koontz
1900万美元。这位西盆斯贝格州立学院（Shippensburg StateCollege）的校友目前有两本热销书：《弗兰克斯坦》（Frankenstein）和《异度幻影》（Odd Thomas）。
J.K.罗琳
J.K.Rowling
1700万美元。《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出版5年后，罗林拓宽了事业，其第一部面向成人读者的小说已预先获得800万美元稿酬，她还推出在线商店Pottermore——描写这个巫师小男孩的书籍最终以电子版的形式出售。
乔治·R·R·马丁
George R.R. Martin
1500万美元。马丁的粉丝们希望他会多花些时间为《权利的游戏》（Game ofThrones）再续新作，或者至少写点可供HBO电视台改编的篇章，而少花点时间写博文关注橄榄球队纽约喷气机队（New YorkJets）。他花了六年时间写了《魔龙狂舞》（A Dance With Dragons）——七卷系列奇幻小说的第五卷。
斯蒂芬妮·梅尔
Stephenie Meyer
1400万美元。随着《暮光之城》（Twilight）时隔已远，梅尔不再那么春风得意了，但是《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Grey）使由她掀起的吸血鬼热潮得以继续，该书最初是模仿她的吸血鬼爱情的“同人小说”，一章接一章地张贴在互联网上，供网友免费阅读。
肯·福莱特
Ken Follett
1400万美元。对福莱特而言2012年是一个“大事”之秋，他的下一部《世纪三部曲》（Century）于2012年9月发行，而改编自《大国的衰亡》（Fallof Giants）迷你电视剧集也在秋天开播。
雷克·莱尔顿
Rick Riordan
1300万美元。如果你正处青春期的孩子们知道大量关于希腊和埃及的神话，多得令你觉得不可思议，这很可能是拜莱尔顿的书所赐。不然他们就是怪异的邪教徒。
评论家眼中的当代文学
中国文学遭遇信任危机
本报记者 严葭琪 北京报道
2012年，中国文学因为莫言的获诺奖被镀上了一层熠熠闪光的金辉。诺奖让中国最普通的读者开始关注中国纯文学，也让莫言的著作畅销。但在这层金辉下的中国文学，其实仍是实实在在的平淡和沉寂。
总体平淡
2012年12月26日，一年一度的“《当代》长篇小说2012年度论坛”在北京落下帷幕，周大新的《安魂》、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格非的《隐身衣》、叶广芩的《状元媒》、马原的《牛鬼蛇神》获得年度“五佳”，其中《安魂》以一票优势当选为年度“最佳”。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举办的“《当代》长篇小说2012年度论坛”目前已举办9年，每年正式发表出版的长篇都可以参选，其“零奖金，全透明”的评奖风格为媒体和读者称道，也是业界最具代表性的奖项之一。
“这5部作品是由有代表性的专家、媒体和读者共同评出来的，它反映的是2012年中国文学全年的创作状况，但质量也就这样。”《当代》杂志副总编洪清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而这5部作品的平平，反映的也是中国文学全年创作状况的平平。2012年整个文学创作，并没有出现特别令人振奋的作品。”
据洪清波介绍，此次参选的作家作品中，既有阎连科、马原等50后作家的新作，也有孙睿、阿乙、鲁敏、安意如等70后、80后作家的作品，还有像南派三叔等类型作家的作品，题材和范围也算广泛，但即便在评出来的“五佳”中，也只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而《我不是潘金莲》的成功，其实是刘震云本人的成功。”洪清波表示，《我不是潘金莲》通过一个类似秋菊的女人的告状，把中国社会各阶层和中国的热点问题串了一遍，从文学角度来说其实一般，“大人物说一句普通的话，也比普通人说句精彩的话影响力要大，刘震云只是做到了大人物说一句不那么普通的话吧。”
至于《安魂》，洪清波评价，“这是一本从个人私事，写出公共情感和思考的书。”《安魂》写的是一个父亲和即将病逝的儿子坦诚而揪心的对话。父亲在对话中回望自己的人生，发出痛彻心肺的忏悔；而儿子则在对话中细说自己对死亡的体验，告知天国的奇异图景。“《安魂》打动读者的不仅是父子之情，而是父亲在这个过程中的自我反省，所以本质上是怎么做父亲的问题。”该书虽然动人，但洪清波表示，它的影响力和销量都很一般，除《我不是潘金莲》是畅销书外，“五佳”的其余3本都不太好，“都是在圈内有点儿影响力，在社会上没什么影响力。”
对于近些年中国文学的状况，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萨支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总体平淡”，“就我的阅读来看，近几年没有出现特别好的作家和作品，2012年也没有特别能打动我的作品。稍微活跃些的作家，像阎连科，都不是我看好的。他可能写得不错，但不是我喜欢的。”
“从短篇小说来讲，我比较喜欢苏童，因为他有比较高的短篇小说技巧；长篇，我比较喜欢王安忆。以前还喜欢过余华、韩东、朱文等，他们都是很不错的小说家。包括前几年韩东的作品都不错，但他们近些年作品比较少。”其中原因，萨支山认为，“作家不是写作机器，不能要求一个作家一直都有好作品问世，因为写一段时间作家就得挑战自己，所以必须有一些时间的沉淀，才能有好的作品。”
对于好作家好作品的出现，萨支山表示，“不能要求一个社会有多少优秀的作家，那是不正常的。偶尔几十年出一个好作家，就很好；也不能天天指望有好作品。而目前确实是一个文学比较平淡的年代。“而文学特别兴盛的年代，其实也是社会遭遇重大危机的时代，才会产生一些伟大的作品。”
他表示，这个时代虽然可写的东西很多，但其实都是题材问题，对于作家的思考和历史来说，和之前并没有太大区别，“这个之前是指现代以来，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改进。”
“中间代”的尴尬
2012年，中国文学和出版界出现了一个新概念——“中间代”。这个作家群多数是一些“70后”作家，其中有薛忆沩、苗炜、冯唐、阿丁、路内、李师江、柴春芽、瓦当、阿乙和曹寇等。“中间代”既没赶上文学热的好时代，也没有成为文学市场的青春偶像，他们也许写出了好作品，但却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位置。
“他们的作品很好，只不过他们生不逢时，他们过了上世纪80、90年代文学热的时期，现在其实是没有太多读者关注他们，他们要脱颖而出也比较难。”萨支山认为，关于代际的划分，背后其实是一种权利和话语的考量。
“中间代”一方面意味着这些作家已不年轻，“他们是一拨40岁左右的作家，他们的前面有60后那拨作家压着他们，像韩东、朱文，再往前的余华、苏童、格非、王安忆等，所以在研究这拨70后作家时，需要给他们一个命名。”萨支山说，“‘中间代’是文坛制造引发关注的一个概念，因为单个作家已经很难蹦跶出来了，所以以一个群体的力量来呈现，可能会更有力量些。就像余华、苏童当年刚出道时，也以先锋派等群体面貌出现一样。”
“就是炒炒而已，其实并没有脱颖而出的可能性，但大家很希望他们能出来，所以就拔苗助长了一下，但也没有拔出来。”洪清波直言，“在整个书业不景气的情况下，概念救不了任何人，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是那句话：退潮了才知道谁在裸泳。”
诺奖的力量
2012年，中国文坛最大的事件莫过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既圆了国人盼望多年的诺奖梦，也让中国文学和出版界辉煌了一把。据报道，在莫言获奖后的60天里，仅当当网莫言作品的销量总额就超过2000万元，其中《蛙》更卖出了80余万册。
但在莫言作品大卖的同时，却是中国纯文学遭遇的冰火两重天：一方面是莫言作品被追捧的火爆，另一方面是中国文学好作品的匮乏，或者是即便有好作品也遭遇冷落。这一冷一热不禁让人疑虑：莫言的获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力有多大？中国文学和出版业，是否会因为诺奖而迎来春天？
对此，萨支山认为，莫言的获奖只会增加一些文学作品甚至只会增加一些莫言作品的销量，会鼓舞一些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会增强一些作家的自信心，除此之外，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如果从读者层面来说，那些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人，可能会看一些莫言的作品。“对于整个的文学产域和气氛，不会有什么改变。这很正常，而且我觉得，不要期望莫言获诺奖，就会对中国文学有什么影响。”
洪清波也表示，莫言获奖的最大的影响是，“让从来不读纯文学的人，也关注了纯文学中的事。他不见得关心纯文学，但他可能关心下纯文学的事，把文学圈的事作为一个话题和圈子来关注，也就这样了。这道理就像杨振宁得了诺奖，大家就都去关心物理学吗？也就是了解下杨振宁本人而已。莫言得奖也一样，莫言的书很畅销。我相信看莫言书的很多人，原来是不看纯文学书的。”
的确，莫言是中国文学的最大获益者，甚至几乎是唯一的获益者。在亚马逊中国2012年的年度榜中，莫言作为唯一一位纯文学作家首度跻身其中，且是前10中的第三。而早在一年前的2011年最畅销图书作家榜单的前100名中，都难觅莫言的身影。
在中国文学和商业日益零距离的今天，文学要获得成功靠的并不是高水准，而必须借助于文学之外的力量来提升影响力。而诺奖的明星效应，却足以诞生销售“黑马”。这是中国文学的衰落，还是中国文学的正常？这个问题在文学圈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萨支山表示，目前文学的边缘化状态其实是中国文学一个“很好的状态”，而上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热其实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现在是中国文学一个正常的状态，有志于写作和表达的作家可以静下心来写，可以不必为名利去写，而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如果不过多考虑市场的话，他应该是比较淡定的。”
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中国文学界其实也发生了不少的事，除了年初的韩寒被质疑事件，即便是莫言获诺奖这样的喜事，也有不少的争议，中国文学似乎正遭遇一场信任危机。但萨支山认为，韩寒事件和文学关系不大，无所谓危机。而关于莫言获奖的争议，“在我看来是左右两派的争议，莫言只不过正好成为一个对象而已。这既不会影响莫言的写作，也不会影响其他中国作家的写作。至于危机，我不太清楚具体指什么？是因为莫言这种唯唯诺诺的人都能获诺奖，所以中国文学会丧失为社会呐喊的勇气？还是别的什么？”
他们说
顾彬：小说不如诗歌
中国作家在1949年以后，他们觉得对国家有责任，所以无论有什么错的政治，他们都跟着走，他们不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他们不觉得文学是他们惟一的、最重要的对象。从1992年以后看，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一样，也渐渐迈上了走向市场的路子。
中国当代小说，在德国根本不属于严肃文学。很多1980年代非常红的作家，现在他们的名字、作品很少被国人听说，但是在德国还有很多人记住了他们。莫言、虹影、棉棉、卫慧、余华，他们的作品在德国卖得特别好，但是他们的读者都不是学者、文学家，而是一般的读者，重要的报纸都不会评论。如果评论的话，会讽刺他们的作品。
1980年代好多作品也许过时了，但还可以谈一谈，而1990年代之后的作品都有很大的问题，很多作家不是在创作，是在玩文学。而中国当代诗人不一样，现在在德国被承认的作品，都是诗人的作品。北岛、多多、杨炼、欧阳江河、王家新、王小妮、翟永明，他们可以和世界上最好的诗人相比。
许纪霖：缺少有思想的文学
许纪霖便是莫言获诺奖的反对者之一，他在微博上说：“莫言是第四位获诺奖的中国人，心情异常复杂。”
他认为，一个作家是否配得上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要看他的作品，更要看他本人是否对文学真诚。莫言2009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演讲时曾说过，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而三年之后他却加入抄写《讲话》的行列，而《讲话》的精神核心就是政治标准第一。“他也是经历过文革痛苦记忆、经历过文学被政治戕害时代的作家，原来的文学信念哪里去了？如果没良心抄写《讲话》，只能说这是一个缺乏道德底线的人。”
许纪霖承认，莫言是当代文学的巨人。但他认为，莫言代表了当今知识分子的主流，这很可悲。一个国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是每个国民的人格独立和尊严的崛起，而不是某种渴望被西方承认的扭曲心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敬泽：类型文学大力发展
中国文学的这10年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新世纪文学”。近10年的中国文学，无论是从内部状况，还是从外部关系来说，都有很大的变化。
10年来文学的消费性有了迅猛的发育。比如说，10年前我们基本没有类型文学，我们对类型文学的需求大都是靠港台作家来满足的。但现在，类型文学特别是网络上的类型文学得到了极大发展。正常的文学生态本来就应该有消费功能，这某种程度上也是补上了五四新文学的缺课。不过，考量文学，不能仅仅考量它的消费性，文学还应有更高的志向，那就是对文化的责任，对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责任，在这方面，文学永远不能放弃自己的使命。
众声喧哗，文学已死？
——文学在现代性中的窘境及希望
编者按
继上一期关于
“两性关系”的对话后，
本期的话题
落在了文学的现状
及未来上。
莫言获奖看似是对
中国文学的一剂强心针，
但其影响
很快归于沉寂，
所谓对
中国文学的刺激效果
看上去也不过如此。
文学死了
还是中国文学死了？
这是中国的问题
还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我们将如何
并何处寻找自己的
精神滋养？
写作者又如何
在这个过度供应、
扁平化的世界展开表达？
向谁表达？
对话者：狗子
陈嘉映（哲学家）
简宁（诗人）
没有共同文本的时代：
文学与阅读的普遍衰落
狗子：今天还是从我个人在文学方面的困惑谈起吧，就是随着年龄增大，我的所谓创作以及阅读都有一些变化和问题。阅读方面，最近几年挺奇怪的，文学类尤其是小说，基本上读不进去了，其他呢，比如音乐，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听越少，现在经常听的就是广播，随便什么广播，有时候在外地，听卖药的广播能听半天也想不起听音乐，就是说对艺术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淡；在写作方面也越来越有种枯竭感吧，当然还是想写，但……
陈嘉映：对了，狗子为了我们这次对谈，之前布置了要我们读个东西，就是黄石写的这篇文章，叫《徒劳无益》。徒劳无益嘛，你听这名字，讲的就是现在的文学，他用的主要是布鲁姆、麦克卢汉这样一些人的思想，这些话从七十年代就在说，也有几十年了，就是说文学、小说什么的，可以再这么写写，但这事也就不过如此了。
简宁：这事儿我跟狗子以前也聊过，就是面对文学地位的这种起伏啊，他们以前把文学看得太高了，后来又把文学看得太低了，就是没把文学当做文学来看。莫言以前经常提到所谓为人民写作这一观念，莫言说：“我不是为人民写作，我是作为人民写作，我就是人民嘛。”我觉得这是纯正的文学趣味和文学观。为人民写作，为历史写作，为什么什么写作，我的看法都是扯淡。
陈嘉映：呃，我替布鲁姆或这一路人辩护一句啊，我觉得他们不是那个意思——把文学看得多高什么的，而是说这文学就是在不断地变化，你比如说《荷马史诗》，那是文学吗？在希腊，它就是圣经，它是希腊人的圣经，大家凡是谈论什么问题一定引用荷马史诗，当做这个民族的传说，当做生活的标准等等，那我们现在说的文学，我觉得啊，狗子说的文学，特别是小说，大概在十九世纪，它的确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这个好多人研究过——为什么小说会有某种文化中心的地位，那么到了二十世纪，整个的情况就变了，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是说媒介在变，我们知道小说的兴盛跟印刷术大有关系，就是便宜的纸张，便宜的印刷，否则的话哪能有那么多一大堆一大堆小说、长篇小说被印出来？另外一个是跟中产阶级妇女有关系，谁读啊，就是安娜·卡列尼娜那些人读小说，平常的人，打仗的人、上班的人谁有时间读小说啊。就是说读者就跟这个有闲阶级有关，到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情况当然是变了，首先是电视的出现，还有其他，然后就是互联网，另一个就是根本没有一个文雅的妇女阶层了，等等等等。总而言之，他们并不把文学看得多高什么的。
狗子：简宁你刚才说这个写作，为人民也好，作为人民也好，文学反正一直在那儿，就像以前人群中总有一些说故事的人，那么现在情况变成这样，就是说故事的人还会像以前那样说，但人群已经不听或听不懂了，你比方说莫言，他这路数的文学那就只能给教授什么的看，跟人群没关了。
简宁：你要从读者广泛性上来说的话，那莫言的广泛性远远大于你们这一路啊。我的看法可能更简单一点。是，我们不一定按照莫言的路数来写作，比如我现在写微博，我实际上有点把微博当成一个小说在写，有时候讲一点我自己的生活，有时候讲一点别人的生活，我已经体会到我是作为一个叙事者在工作。总之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种形态的变化，文学的内质并没有变化，比如说虚构，比如说想象力，比如说对当下生活的解析和超越，这是文学的东西，而不是说非得印成长篇，或者短篇或者什么，我觉得文学的内质的东西，只要有人在，它就会有，不管媒介变成什么。
陈嘉映：那你是不是在说现在的文学性主要体现在电影上、微博上?那么那些说文学死了的人也是这意思啊，他们不就是在说文学的某种形态死了吗？说文学死了就是指一种形态，你说文学的一种形态死了，其实说的意思差不多。
简宁：不一样，我觉得对叙事艺术的需求永远存在，用语言来叙述的需求永远存在，我绝对不相信影视的兴起就使得人们不看书了，当然可能不看纸质书了，我觉得电子书有可能完全可以代替纸质书。
狗子：我同意对叙事的需要会有，我想说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会通过影视和网络来表达和接受，而不是通过小说。
简宁：这个有可能，或许文学会隐藏式地存在于其他艺术门类里，网络也好，电影也好……最近谁跟我说，“起点”办不下去了，就是说，当你的原创不行，你的市场也会消失。我相信一个阶层观念，网络小说家们最后会分成一二三级，形成他们特有的一种等级制。
陈嘉映：这个阶层观念我插一句啊，就是以前呢我们说有阶层啊，它首先是说读者有阶层，而不是说作者有阶层。读者的阶层不一样，你高等级的人在读，就把作家的地位抬起来了，这个作家也成了高等级的作家。现在你说的这个作家阶层，基本上就是靠印数或者粉丝数量来划分，就是谁的作品读的人多还是人少，因为读者的社会阶层本身已被打破了，这是其一。其二就是现在除了文学教授和特别少的读者外，很少还有谁是广泛阅读的。你们两个还都是作家呢，而且还是很要好的朋友，但你们的阅读都快没有交集了，那更不用说别人了。没有阅读交集，意味着没有共同文本了。所以呢，以前你用阶层来讲可能比较合适，读者的区别主要是在阶层上，现在则是讲爱好，我们这种人就读这个，你们那种人就读那个。我说的可能有点夸张。
过度供应、扁平化世界
与消失的读者
简宁：这个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供应的过剩，过剩使人餍足，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和我儿子小时候，我儿子小时候我让他看书要逼着，他痛苦得要死。我们小时候看书是享受，我是在农村长大，那时候地上捡个纸片也扒拉着认半天，就没书，我儿子从一出生起，家里面堆的都是书。这种精神产品供应的超级过剩，导致了另外一种贫乏，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
陈嘉映：对，昆德拉不是讲，这话也是七十年代说的，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作者，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读者。
狗子：这个也是文学正在消亡的一个证据吧，就是当人人都能写作、都能在网络上发表的时候，自然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还要读别人的东西呢？
陈嘉映：所以我觉得网络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简宁说网络文学是一种继续，我个人不是这么看，但我对网络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不太敢说，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很根本的变化，包括，当然你说的电子书是另外一回事，但就我所认识的年轻人，他们都是网络阅读，他们基本都不怎么能够理解纸质阅读，而我呢读网络我觉得特别累，这个网络阅读呢，通过我跟年轻人的交谈，我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感觉就是，网络阅读有一个突出特点它是信息化的，就是说他在读里头的信息，而不是在欣赏，纸质它是那样的一种欣赏中的阅读，这个东西网络阅读似乎没有。
狗子：读者没有了，又人人都能写了，这种活动方式就会萎缩，在网络上，写作、发表没有任何神秘感，轻轻一点就完事了，这样的一种活动它不再是一种闪闪发光的活动，让人可以在里面去追求甚至奉献，因为它的光芒已经没有了。
陈嘉映：把他生活的意义甚至一生的意义都投入到这种活动中，他觉得非常充实，诸如此类，这些东西的确是在消失。你想想十九世纪在欧洲，或者我们这儿直到80年代，那时候一说“作家”，那大家都用什么眼光看啊，现在你一说“作家”，那啥玩意啊，狗子也写过这个。
简宁：王蒙说过，以前作家在王府井都走在路中间的，现在都走在边上。
陈嘉映：对，王蒙肯定会有体会，王蒙扛着这个作家的头衔，可不得了，吃香的喝辣的。
狗子：在中国，文学可能还有点别的梦，其实在欧洲也是，文学一开始就是有梦的，它真的在塑造现代生活塑造现代观念上非常有用，权力也愿意借助于它，这个权力还不是说那种坏的权力，而是启蒙、民主、人权这些新型的意识形态，都借助于文学，但今天它没有这个用处了，这也是文学萎缩的一个原因，文学变成一种自娱自乐。
简宁：作者跟读者的界线正在消失，技术壁垒没有了。
狗子：那现代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生活啊，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是怎么被滋养的？
陈嘉映：就刚才讲到网络什么的。以前的读者是分阶层的，这构成了一种滋养精神的模式，阶层又跟共同文本有关。有共同文本，一则以前我们能有的文本就不是太多，还有就是由于读者是阶层化的，它会不断地选择最后集中某些文本，现在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瓦解了。瓦解之后你要想去恢复这种阶层式的东西，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对大势的不了解。失去共同文本或者说这样的传统之后，一个非常明显的后果就是你不再能够追求一种主流的东西。没有主流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那就是我们要接受一种新结构，一种一环套一环的社会结构，狗子、阿坚、张弛这些人，他们构成一个价值圈、文学圈、爱好圈，这个圈子又会跟别的圈子套着。你的目标就是把你这套做好，有你这么一个圈子，但同时你有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
简宁：比如我吧，我跟阿坚的生活包括生活观都很不一样，但我的生活中要是缺了阿坚，那我就觉得问题太大了，就是阿坚从来都是我的生活的另一个向度，我虽然不会变成他，但他让我感受到我的生活本身的缺陷，包括他的作品，我说好的文学作品就是能打动圈子外的人。
陈嘉映：我觉得好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不能只在圈子里，就是说，你是左派，我是自由派，你左派的那个观点能够让我自由派觉得有力量，虽然我永远不会是左派，但你左派的观点要好到虽然我跟你的观点永远不同，但在一定的意义上，我还是认你。
简宁：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其实这就像卡夫卡说的那样，一本好书，应该像一把斧子一样，破开海上的冰面。
狗子：那么问题是，换个说法，因为这是一个扁平化的世界也好，还是一个圈子套一个圈子也好，这样的现实是否就很难产生真正好的东西。
陈嘉映：这个我大致会这么说，就是这个好的标准，我们可能也要调整，我们以前那个好的标准有两个，一个就是我是主流的，一个就是我将成为主流的。现在呢，没有主流了，反抗主流也不是为了成为主流，这是一个特别巨大的转变，我觉得。
简宁：彼可取而代之？
陈嘉映：对，得改变这种预想：彼可取而代之。
向谁而写？
狗子：我们再回到关于文学衰落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在这个信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现实比文学更有想象力，以前那时候可能每天周围就是那些事，要是在村子里可能天天都是如此，很平静，不知道外面那些事，不像现在，每天电视、互联网上的事，全是那种所谓特有想象力的事在你眼前摆着。现代人可能身边每天都是一些差不多的琐事，但像9·11这种事就在你眼前发生啊。
陈嘉映：在这个意义上我有点同意简宁，就是我们说到文学的时候，也别太把文学当成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其实文学的确是有那么一个功能，就是一个讲故事的功能，而这个故事呢，很大意义上就是讲一个异族的故事，讲一个古代的故事，讲一个在另外一个地方发生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这种信息传播方式对文学虚构造成了一定的挤压，这个可能是有点。比方说以前我住在一个村子里，我听啥故事都挺新鲜的，现在，在这个意义上的新鲜感，还不如看新闻呢。你是这意思吗？
狗子：是是，但你好像又觉得这种现实刺激对艺术创作的虚构，并没有太大或根本的冲击。
陈嘉映：不一定没有，到二十世纪是有这么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在文学界有所谓“作家的作家”，在我们哲学界也有“哲学家的哲学家”，比如会把维特根斯坦叫做“哲学家的哲学家”，电影里面就是先锋电影，我不知道啊，可能艺术青年看一点，我们这种老百姓真是看不了，然后谁看呢，好莱坞的那些大片导演，斯皮尔伯格这些人看那东西，就是它是给那个电影界的一些人看的，这个情况是到了二十世纪才有的一个根本的变化，以前并不是没有，但这个提法是二十世纪提出来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以前作家写作的技术是在为老百姓写而发展的，像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那种作家，他们是为各种人写的，所以他那个技术的发展呢，直接就用在了那个最基本的功能上，比如说讲故事的功能。但到了二十世纪呢，这种技巧性的东西它被抽离出来了，单有了一种为技巧而技巧的那么一种工作，这个在以前不是那样的。所以现在的艺术追求有时候就会变成一种纯艺术追求，它没地儿落实去了。
狗子：我是想说，小说的领地越来越小，那么简宁说小说依然有很多可以表达的，我猜你可能想说依然有无限可表达的，那么这些表达越来越是写作圈里的交流，而大众对这样的文学或者说虚构没有需求了，大众对故事、虚构或者说抒情的需求更多来自于影视等其他形式了。
简宁：小说可能还好一点，诗歌可能真的是变成了圈子里面的事，诗人之间互相阅读，小说好一点，还挺接地气的，还是有好多圈子外的人在读。
陈嘉映：这个诗歌，就我粗浅的印象啊，我有时会说，有点像哲学，一方面呢它是大大地被压缩了，尤其跟诗歌的全盛时候比，但是它是不是被压缩得那么小呢？我也是瞎说啊，就是诗歌它有很多爱好者，不爱好的人他即使不读了，这些爱好者自己也要写诗，所以这些诗人啊，会跑到县城里什么的……
简宁：诗人江湖。
陈嘉映：对，它有个诗人江湖，就这话。企业家也不读了，金融家也不读了，当然也许还读点啊，那么读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简宁：诗人之间。
陈嘉映：对，成功的诗人和想成功的诗人，或想成为诗人的人，依然很多。
狗子：我的意思是，小说和诗歌还不一样，诗歌有一个诗兴，有点像喝酒有一个酒兴，而小说不是，小说更是讲故事给别人听这种，就是说你可以说诗兴大发，酒兴大发，可你没法说“小说兴”，这“小说兴”算什么东西呢，一人要说有“小说兴”算怎么回事呢？
陈嘉映：我觉得狗子是不是有点那意思，就是说酒兴可能跟其他人一点干系都没有，小说恐怕不是那样，它总还是对圈子外面的人在说话，刚才讲到小说有社会功能什么的，狗子是不是还有点这个想法？就是这小说要是没有社会功能了，写它干吗呢？
简宁：你就写你的生活状态？
陈嘉映：但如果没人看这种状态不就没意思了吗？
简宁：那曹雪芹他会想这么多吗？他写那个东西给谁看呢？他好像不太想这样的问题，古人好像天然就有一种藏之名山的想法。
陈嘉映：这个是这样的，古代人有种“藏之名山”的想法他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是这样，哪怕你一代人不读，没关系，只要是好东西，它下一代或下几代的人一定会读。我觉得现代人呢，恐怕就得换个想法了。这里我们不能沿袭古代人的想法，他那么想对，你再这么想就不对了，比如“藏之名山”，今天你要没人读，可以保证，下一代人也不读，再隔一代就更没人读了，所以说好多想法是要变的。
简宁：曹雪芹可以不困惑这个事，但狗子要困惑这个事。
陈嘉映：对，因为曹雪芹还生活在文字时代鼎盛期，我个人喜欢讲我们所熟悉的时代是“文字时代”。我个人认为这个太明显了，就是：以前呢我们生活在口传的时代，《荷马史诗》就是口传的，我们 的《诗经》也是，所有东西都是靠口传传播。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就是文字开始传播的时代。
我个人认为现在是文字时代的落幕。文字时代的一个特点是有精英，有文化分层，因为文字掌握起来不容易，要掌握得好写出好东西更难，这就造成了一个精英化的写作圈子和精英化的阅读圈子，然后再一点点到大众。我觉得到今天已变成了一个图像的时代、影视的时代、网络的时代。突然间我们就能够在电视上看到图像了，这个古人是无法设想的。以前美国总统竞选就是靠报纸报道，只有那些读文字的人知道这些竞选总统的人在辩论什么，后来有了radio，老百姓开始听总统说话，罗斯福新政不就有个“炉边谈话”吗？他坐在白宫里，在壁炉边通过广播直接来影响老百姓，可以说他是第一代这样面对并利用广播的总统，整个的宣传技巧等等也随之全都变了。罗斯福是第一代的广播总统，肯尼迪则是第一代的电视总统。现在公众直接面对图像和声音，那么文字的力量，我觉得，对图像和声音是完全无法对抗的。图像和声音是面向所有有文化、没文化的群体的，文字更多跟社会分层、跟精英阶层连在一起。今天，的确，人人都会读了，不过，人人都会读在整个世界都不过是几十年之内刚发生的事。所以，我觉得讨论文学啊，你们讨论得更专门一点儿没问题，但还有个背景，那就是在很根本的意义上，我们的精神形态在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