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才子佳人曾经成为古代中国叙事文学作品的主要模式。但是多年来，“才子佳人小说”这批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火爆一时的文学作品，一直被打入文学研究的冷宫，以至现在，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小说史仍然对它们持否定态度, 甚至无视它们的存在。这样，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上，就人为造成了一段令人惋惜的空白。
对“才子佳人小说”这种偏见的形成，一是长期以来片面地理解了鲁迅先生的观点。鲁迅先生在评论这类小说时，的确说了这样一段话：“所谓才子者，大抵能作些诗，才子佳人之遇合，就每每以题诗为媒介，这似乎是很有悖于‘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婚姻，对于旧习惯是有些反对的意思的，但到团圆的时节，又是奉旨成婚，我们就知道作者是寻到更大的帽子了。那些书的文章也没有一部好……”（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研读鲁迅的有关著作，便不难体会，他主要是对这类小说的封建正统思想和大团圆结局以及“千部共出一套”--的雷同化结构模式、拙涩的文笔感到不满，并未有全盘否定的意思。譬如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就说：“《好逑传》文辞较佳、人物之性格亦稍异”，又说“《平山冷燕》、《玉娇梨》二书大旨，皆显扬女子，颂其异能，又颇薄制艺而尚词华，重俊髦而嗤俗士......倘作者无不羁之才，固不能冲决而高翥矣。”然而后来有些文史家却把鲁迅的只言片语加以进一步衍化发挥，以致将“才子佳人小说”与“麻痹、毒害人民的毒药”划了等号。二是片面理解了毛泽东谈戏剧革命的那段名言。谁都知道，毛泽东当时是就建国以来整个传统剧目的内容要求和推陈出新的必要性而言的，根本就没有涉及到作为文学史上特定的概念，存在于明末清初的“才子隹人小说”。但是，在后来的文学研究中，无疑是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新文艺的政治要求拿去衡量、评判产生于明代末年的这一文学流派及其文学作品了。
实际上，如果对这类小说形成的原因和作品本身作一番客观的考察，就会看到，“才子佳人小说”在那个特定时代的出现与流行，的确有一定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且这些作品本身也确实蕴含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中国文学史上所谓的“才子佳人小说”，实际上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有的文学研究者也称它为“才子佳人派小说”或者是“爱情与婚姻小说”），它是指明末清初出现的由文人创作的一批以上层社会青年男女的婚姻恋爱故事为题材的长篇（或中篇）小说。这批小说，在“天花藏主人”徐霞等人的刊刻推动下，风靡一时，流传很广，对后世小说创作，诸如狭邪小说、言情小说等都产生过很大影响。一般认为：天花藏主人为“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家，《平山冷燕》、《玉娇梨》、《好逑传》、《十美图》、《二度梅全传》《两交婚》等小说为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
“才子佳人小说”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解，异端之说纷呈的年代。一方面，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了朱程理学的思想统治，更加强调“男婚女配”的“教化大伦”。《平山冷燕》第十九回写张吏部诬告山黛“……情欲流荡，勾引少年书生……潜入花园，淫词唱和……大伤风化”，立即拘提，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统治者控制婚姻自由的情况；另一方面，社会反宋明理学的浪潮进一步高涨，强调情欲合理性的呼声很高。如唐甄就理直气壮地提出：“生我者欲也，长我者欲也……舍欲求道，势必不能。”（《潜书·性功篇》）。颜元利用“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的传统思想，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和佛学的禁欲主义进行了批判。李贽大胆地肯定司马相如对卓文君“以琴心挑之”，文君“夜之奔相如”的“越礼”行动，认为他们这种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因而没有“徒失佳偶，空负良缘”的“归凤求凰”行动是合情合理，无可指责的。（《藏书·司马相如传》）。这种婚姻思想上的斗争，必然对这一时期以爱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才子佳人小说”的出现，既有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影响，也是这一历史时期两种婚姻思想斗争在文学领域的必然反映。
由于“才子佳人小说”是社会和文学发展的必然。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类小说在思想上、艺术上就没有一点可取的地方。最好的办法是客观地对这类作品进行一些必要的分析。实际上，“才子佳人小说”无论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在思想内容上：一、这类小说通过对男女离合过程的曲折描写，不同程度地肯定了男女之间“真情至性”之爱的合理性，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带有强烈的反封建意味的。在《定情人》这篇小说中，作者明确指出了“人生大欲，男女一般，纵是窕窈淑女，亦未有不虑标梅失时，而愿见君子者。”在肯定“情”的合理性的前提下，这类作品充分表现了对男女之情的渴求，歌颂了对爱情的执着坚贞。《定情人》中的双星，由家乡四川出发，寻访至江浙，才巧遇足以定情的蕊珠，一经定情，便矢志不移。蕊珠也是以心相许，之矢靡它。《春柳莺》中的石池斋，因见凌春姑娘题诗，为之倾倒，“徘徊眷恋，情生肺腑”，于是便毅然放弃束修丰厚的佳馆，抛却伸手可得的功名，去寻访这位素昧平生而自感文心相通的意中人。他们这些行动，对于当时森严的封建礼教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反叛。不少作品通过主人翁之口，否定了“门当户对”的门第观念与“父母之命，媒说之言”的陈规陋习。《玉娇梨》就借卢梦梨公开非议：“……不知绝色佳人，或制于父母，或误于媒约，不能一当风流才婿而饮恨深闺者不少。故文君既见相如，不辞越礼，良有以也。”《平山冷燕》中写山黛因感婚事难偕而埋怨自己生于相府。二是这些小说对当时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进行了暴露，描写了封建与进步势力的斗争。《好逑传》叙述铁中玉和水冰心的相识、相爱、结婚的经过。作品形象清晰地展示出了他们两人结合的过程是与当时明末社会斗争一一统治阶级内部腐朽势力代表大*候、过学土、过其祖和代表进步势力的水侍郎、侯孝、铁中王、水冰心之间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品开篇就通过韩愿父女的被救，歌颂了铁中玉对抢男霸女，无恶不作的大*候的斗争及其胜利，接着写了水冰心作为一个弱女子怎样战胜过其祖为代表的黑暗势力——包括水冰心的叔父水运和鲍知县等，而保住自己不受侮辱。以后作品又通过铁中玉、水冰心救候孝、救水侍郎；水冰心怎样救铁中玉，战胜过其祖、冯巡按的迫害，怎样击破过学士等的污蔑、陷害而取得和铁中玉结合的故事，不但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对忠贞爱情的追求，也结合斗争的发展反映了明代社会矛盾。再如《玉支玑》是写公孙无忝和管彤秀恋爱结婚的故事，而作品的情节与矛盾建筑在争取美满婚姻胜利的进步势力和摧残妇女的强横暴虐的反动势力之间矛盾斗争的基础上。《飞花咏》借男女的悲欢离合写出了封建家庭的变化，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诸种社会矛盾。三是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金云翘传》虽是写王翠翘和金重二人的恋爱、离散、团圆故事，但它和一般“才子佳人小说”有很大区别。它不是侧重写爱情生活，而是通过主人公悲惨苦难的生活历程，描写了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金云翘传》实质上是一部封建社会处于下层的青年妇女被迫害被侮辱的苦难生活史。作为普通的富户的王翠翘一家，由于飞来强加的横祸而倾家荡产，几乎陷入全家毁灭的地步。王翠翘被迫卖身，父、母、弟、妹的性命才得救。她在妓院经过反抗、受骗、毒打之后不得不过着娼妓的生活。由于遇到束生，好容易过上了温暖的家庭生活，但宦夫人，束娘子又施展毒计使她成为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过着肉体被摧残，精神受虐杀的生活。她逃出了束家，但又遇到薄幸、薄婆那样的肉贩子，于是第二次被卖进妓院。最后遇到了农民起义领袖徐明山，才得到解放，报了冤仇。但是由于她受了胡巡抚的欺骗，不但使自己重新丧失了自由，被侮辱、被出卖，而且断送了整个起义事业，置徐明山于死地。由于愧悔和生活的打击，最后跳海自杀。
当然，任何作品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由于“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们接受的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局限，他们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如他们虽然主张在爱情上平等、互相尊重、才貌相当、坚贞不渝，可是他们不反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最腐朽的多妻制、纳妾制。对一些新事物、新人物、新思想，他们不只是在理论上用封建伦理观念解释，而且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上他们也只能去求助“圣君”、“贤臣”、“开明家长”。另外，有些“才子佳人小说”，由于作者脱离生活，情节和人物形象较多成分地出于主观想象，因而在艺术上有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又由于大部分作者在艺术上缺乏长期限积累，因此，除少数作品以外，塑造的人物形象大都不够鲜明丰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