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几天媒体上报道说，中石油大连石化公司发生了火灾，并具体指明就发生在炼油厂。实话说这消息让我心里一惊——因为四十多年前我在大连石油七厂呆过几个月，莫非着火的是那里吗?后来证实果然就是石油七厂，更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
我是1969年2月底去的大连石油七厂，同去的除了我们学校的同学外，还有海淀区太平路中学、门头沟区大峪中学的同学，大约共有五六十人。我们当时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的中学生，属于所谓的“老三届”。到七厂干什么去了呢？就是去“实习”了。原来，当时北京要建一座“东方红炼油厂”，我们都是这个厂新招的学徒工；那时“东炼”本身还正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新招的几千名学徒工包括我们都得到外地去实习，而我们这批人的实习地点就是大连石油七厂。
石油七厂位于大连甘井子区，厂区的围墙一半儿是建在连绵的小山包儿上，一半儿则是在大海边上——美丽的大连湾的一段儿就是七厂的厂界。对面儿，隐隐约约地能看见，就是大连港和大连造船厂。站在我们厂区高一点的地方，总是可以望见海面上慢慢行 驶着的或静静停泊着的巨型轮船，蓝天碧海之间，清风白云之下，壮观极了。只有身临其境才会知道那种美。
我们在这里一共呆了三个来月。由于是刚参加工作，内心极为兴奋，所以事无巨细，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这里只能说一小部分。
我被分到了油品车间的重油工段——这个“重油”指的主要是“重质油”，即比重较大的油品种类。一般汽油、煤油和一部分柴油被称为“轻质油”，其他比它们比重重的就被称为“重质油”。不过也单有一种油就叫“重油”，以前主要用来做燃料，其实是很大的浪费。和我一起分在这里的连我在内一共是十六个人，分为四组，每组四个人，两男两女，然后插入工段的四个班组里去。我们班两个女的来自太平路中学，学习管理空气压缩机；我和一个叫田宝明的来自大峪中学的同学学习管油罐。一说“油罐”，有人可能立刻想起了家里的各种瓶子罐子，炼油厂的油罐可不是那样的。这些油罐，最小的也有几百吨，大的有几千吨甚至一两万吨；都是厚钢板围焊而成的，又分拱顶罐和浮顶罐；拱顶罐一般装柴油、蜡油或重油，浮顶罐则是装易挥发的原油和成品汽、煤油等；因为浮顶是压在油面上的，可以随着油量的多少上下滑动，就减少了轻质油的挥发，设计很科学。
我们的工作实行的是“三班倒”。具体来说，就是早8点到下午4点、下午4点到半夜12点、半夜12点到第二天早8点这样的三个班倒着上班。每一种时间的班上三次就换下一种，上完一个轮次共是九个班，然后休息48小时；而四个班组中总有一个在休息。因为炼油厂的设备不能停，人必须随着生产的流程安排作息时间。
每天上班后的第一项工作，都是先听上一班的交待工作，包括他们做了什么，设备的情况；然后看生产纪录；没问题了，上一班的下班回家，我们跟上师傅去“查线”。“查线”看的就是油罐状态是否和上一班交待的情况相符，各个阀门和各种管线的情况是否正常，等等。这些都是例行巡查，必须要做的，当然一般都没什么问题，但也必须仔细认真。这种例行巡查基本上是交接班前后各一次，但我和小田则是一个班要转三四次。赶上夜班儿（半夜12点到早上8点）到三四点时是困得最难受的时候，又不能睡觉，我们俩就自己出去“查线”，师傅也不拦着。当然，深夜的炼油厂、大连湾的美景，则是属于我们专有，一般人没福气领受的，这也是一份儿自豪。
我们管的油罐一般都有十几米高，一条窄窄的铁梯子延着油罐外壁弯弯地盘到罐顶，我们就要蹬着梯子到顶上去测量罐里油品的高度，以便心里有数；而每个班的早上六点、下午两点、晚上十点必须去检测一次油罐里的油品数量，计算出收进、付出的油量以后，汇报给厂里的生产调度室。那么高的梯子我从来没爬过，一开始心里害怕腿直发抖，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往上爬，等过了几天后才渐渐不害怕了。而师傅和小田则没事儿。一趟下来回来一看，浑身蹭得到处是一块一块的油，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哪儿蹭上的，可师傅身上却是干干净净的。我心想，就这点就够学的——既把活干了，身上还得是干净的。田宝明干活儿方面显然比我强多了，看得出来，师傅也比较喜欢他，这是没办法的事儿。这里得多说一句，这小田是六八届初中的，比我小，就自动成了我的师弟，但干活儿确实比我会干，为人也极为朴实可爱。他实习完回到东炼后就和我分开了，我们不愿意也没辙。他被分到了装油车间，在那里干得挺好。工厂里的内部电话很方便，要是赶对了班儿，尤其是晚上，我们就在电话里聊上一阵儿。“文革”时期有一段时兴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我这位小田师弟不知怎么，就被“掺”到了石油部部机关里去了，那时这事儿很轰动，大家羡慕得不得了。可后来听人说，他到了石油部也干不了别的，只得去了保卫部门；还听说始终也是“掺”不进去，就他一粒“沙子”势单力孤，总被“臭老九”们看不起，最后精神就抑郁了，再后来就没了下文。说实在的，这件事在今天看来真像是个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笑话儿，生生地把一个好好儿的人给糟践了！试想，假如他不去石油部，而是在车间里班长、工段长、车间主任一步步地往上走，一定会干得很好，现在反倒害了他。看来“揠苗助长”的寓言还真是有道理的。
我们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楼里。听师傅说，我们那座楼一楼门口儿传达室原来有一位老师傅，特别能喝酒，而且喝的是烈性酒。有一天，这位师傅晚上喝酒喝多了，临睡觉前点了一支烟，结果一下子连自己的嘴也“腾”地着起了火——原来是嘴里的酒气呼出被引燃了。因为是晚上，别人都不知道，大概他自己也糊涂了，结果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活活儿地被烧死了，据说连食管都烧了。这说法儿虽然是事后人们根据现场情况作出的推断，但大家都相信肯定是这样的。我们听说后都恐怖得很，以至于每次走过传达室，都忍不住要往里边多瞄两眼，心里感觉怪怪的。
环境和人慢慢熟了，情况就有了些了解。我们班长大号郑延春，三十多点儿岁，人精神帅气，精明强干，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但特别爱聊他那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一聊起来就眉飞色舞，连孩子拉的屎撅儿都喜欢得什么似的。我们的师傅王庆杰、董长云家都是农村的，不爱说话，对我们都很实在。一位年轻的师傅孙长杰，前不久被朋友恶作剧，理发的时候被按住，连眉毛都强行给剃光了，我们看他怎么看怎么别扭。听说，他还曾经被朋友们在单身宿舍里恶搞过一次：手脚分别被拴在双层单人床的四根柱子上仰面躺着，最要命的是把他裤子扒开，把裤裆里的那话儿也用细绳子拴住，另一头儿吊在上床的钉子上，然后那哥儿几个锁上门出去玩儿去了；等过了好几个小时才回来把他放开了。这期间，他也不敢叫人，怕被更多人看见，只能干忍着。孙师傅算是把那几个家伙恨透了，可又能怎么办呢？管压缩机的是两位女师傅，一律年轻清秀，高高细细的，典型的大连女子。她们的厂房在我们隔壁，有时过来坐一会儿，但很少和我们说话，也就是瞄个一眼半眼的。师傅多次让我们俩过她们那边去看看空气压缩机，说别的班的男生都去，但我始终不去，大概因为那边儿四个都是女的吧？小田儿师弟没办法，也就只好随着师兄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叫赵连海的师傅，他抚顺人，白白净净的很文静，石油学校毕业，本来是位技术员，但因为哥哥去世后，和嫂子结了婚，文革中就被批斗，下放到我们班里来劳动。他平时极少说话，更不要说开玩笑了——即便别人开玩笑笑得前仰后合满地打滚儿，他也不笑。后来，他倒是愿意和我说说话，但也不多；我们临走的时候，他送给了我一本《鲁迅语录》，是文革中厂里的群众组织自己编印的。我因为没有思想准备，结果什么也没有回赠他，到现在还心里留着遗憾。后来我们郑班长来出差，说他已经回有关科室重新做技术工作去了。
七厂有一条长长的栈桥伸向海中，大概总有千八百米吧，那是装运成品油用的。那里总是停靠着一艘艘的大轮船，师傅还带我们到一艘叫什么“丸”的日本船上去参观过。师傅说，栈桥下的石头里有螃蟹，但都是小螃蟹，哪天带着我们来抓，从此我们就盼着。有一天上中班（下午4点到半夜12点），大概五六点钟的时候，看压缩机的一位女师傅带着那两个女徒弟，我们师傅带着我们俩还真就去了。但这是违反厂规的，是师傅们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才冒险去的。石头缝儿里的螃蟹真多呀！一翻开到处爬。但确实都不大，根本没有那种两头儿尖的梭子蟹。我们的兴奋劲儿就别提了，尽量捡大的抓，一小会儿就把带去的两个水桶装满了！回来后，师傅们把螃蟹洗干净，放到蒸饭的大铁箱子里去蒸。那天晚上，我们全班十几个人饱餐了一顿鲜美的蒸海蟹。
当然也发生过算是比较意外其实细想也在情理之中的事。比如不只一位女生和师傅搞了对象，都闹得“满城风雨近重阳”，但烈烈轰轰之后最终有情人也都没有成为眷属。尤其是一位在原油工段实习的六八届高中的女同学，和他们师傅搞上了，这消息立刻风一样地传开了，有人甚至说还发生了什么什么事儿呢，传得有鼻子有眼儿的。不过好像是真的，因为那位师傅受了处分——主要是那女生在领导调查的时候，不承认是自己愿意和师傅怎么怎么样，意思是被迫的。结果我们班的师傅问我们这事儿的时候，因为这位女生来自我们学校，弄得我也觉得挺没劲，莫名地有点儿怪丢脸的感觉！其实我跟那女生根本不认识，在学校里也不是一届的。但那位女生好像无所谓，回到东炼后就找上了她们车间的一位初中生，并且很快结婚了。大家私下里议论起来就有人说，那男的亏了。不过人家俩人自己倒是过得挺好。
还有不少的事，就不说了。
1969年5月，我们的实习生活结束了。初入社会，就来到了石油七厂这个地方，向一群善良的工人师傅学习，真是幸运。我们就要回到北京去了，要用从师傅们那里学到的知识，去为东方红炼油厂向国庆二十周年大庆献厚礼而工作了，心里充满了依依不舍。直到今天，这份不舍还留在心里，没有改变。
石油七厂的火灾，跟我们认识的师傅们都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早就退休了。但还是让人牵挂，因为那里毕竟留下了我们走向社会的第一行脚印，留存着我们对那里人们的温馨印象。愿各位师傅今天无论在哪里都生活得顺心幸福，他们一定会知道我对他们的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