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的人民坐在水边，
只剩下泪水、耻辱和仇恨。
——海子
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王”，一个“物质的短暂情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
——西川
提到诗歌，我就想起海子。想起海子，我就想到死亡的一种特殊方式——自杀。对于任何人而言，死亡都是无解的，因为死亡是无限可能的。生命本身时刻面对死亡，死亡面无表情地照看着生命。然而，自杀却是有解的。自杀者试图解决无解的死亡命题。处于幻觉之中的自杀者，总想看到死亡究竟长着一副怎样的面孔。
“生”是无法选择的。由于莫名其妙的被“抛”（海德格尔）、被“播撒”（德里达），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于是就有了“命”这个活生生的东西。自杀，就是去选择死亡，而不是像“常人”那样沉沦于世，顺应死亡。因此，自杀者往往是理想主义的。他们以热爱生命的方式终结生命。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其实这样表达更准确：“自杀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
中国是一个分裂的社会。精英文化表面上追求“圣人”境界，而私下里却追求“实用理性”。一方面高尚，另一方面却堕落。但是，高尚是虚无缥缈的，而堕落却可以实实在在。这样导致了中国是一个“常人”占有绝对优势的社会。
海德格尔认为：常人沉沦于闲谈之中，注定被他的生存处境或生活世界所限制，因此，他们的生存是非本真的生存。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一员的海子，其自杀是一种追求“本己”、“本真”的行为。这种行为需要获得某些哲学和宗教的支持。然而，导致自杀严重后果的，只能是世俗生活和内心信念的剧烈冲突。
由于海子的诗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因此，海子的自杀具有特别的“中国”意义。我们如何发掘这种意义？我觉得海子的生前好友西川的解读最为警辟。他认为，海子永远是一个孤独的“王”，一个“物质的短暂情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文化对自杀是很不宽容的。因此，“好死不如赖活着”而且追求功名利禄享尽天伦之乐，已经成为民间共识。然而，海子不一样。他的诗歌让自己走向自杀。他在诗歌的途中迷失了自己。海子在诗歌中收获了一种宗教情怀，然而，它却是与现实剧烈冲突的。
海子最崇拜的人都是具有宗教色彩或者极端敬畏自然的人。印度古诗，耶酥基督，荷尔德林，凡高，梭罗，等等。海子似乎也远离工业社会，他的诗歌中经常出现的是高原，戈壁滩，石头，麦子，马匹和青草，等等。
海子永远是一个孤独的“王”。“王”其实就是准宗教的。海子是一个“物质的短暂情人”。这是工业化社会中诗人不得不面对的艰难处境。海子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这个角色本身就是错位的，是传统与现代的纠结。可见，海子不像中国的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那样，圆滑世故而顽强努力地以改善个人生活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海子想成为准宗教的那种“王”。海子心目中的“王”似乎不是中国传统经典中的“圣人”，而是西方文化中经常出现的那些诗人大哲。
海子想象着“秋天深了，王在写诗”。遗憾的是，现实不允许海子这样的生存状态。这与海子的家庭出身有关。海子的农民家庭一贫如洗，徒有四壁。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并不高，不像现在这样体制内体制外游刃有余。海子的人生经历短促而平淡，他自杀时只有25岁。物质生活的重担却压在了弱小的诗人的身上。海子为此一定痛苦万分。加上感情生活的贫瘠，再加上练气功引起的幻觉，海子发疯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然而，海子毕竟是海子。他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留下了灵异的诗歌和丰富的思想。海子之死，为我们带来了很多对于“中国问题”的思考，它仍然在拷问着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活着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中国人真是所谓特殊的种族吗？海子在诗歌中写道：“我的人民坐在水边，只剩下泪水、耻辱和仇恨。”这又是为什么？难道作为一个中国人，就真的那么艰难？
我的答案是：这个世界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还是中国文化本身。中国文化不足以支撑中国人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缺少与之对应的核心价值。中国人不去亲近“上帝”，更害怕因为思考而引起“上帝”发笑。中国人将个人信念与生活本身“天人合一”了，而失去了超越性思维的能力。那么，中国人的这个个人信念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是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化和同构，其核心就是世俗社会的权力崇拜。因此，中国人对外部的世界并不真的关心。中国人的诗歌也是写实性的，所谓“寄情山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引进一些哲学解释。
1929年3月17日～4月6日由瑞士、法国和德国政府在瑞士的达沃斯小镇共同主办了一场“国际大学课程”，举办方的目的是有效地和解法国知识分子与德国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这场思想盛会主要由恩斯特·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分别主讲的一系列讲座构成，而接下来他们二人的辩论则把这场思想盛会推向高潮。当时有大约200名学生，30名教授参加了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达沃斯辩论，而且这场辩论也引起了一些新闻杂志媒体的注意。事后证明这场辩论是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界标：它不仅标志着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德国新康德主义运动的终结，而且也预示着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分道扬镳。 卡西尔在一系列的讲座中，阐明了人与动物的生存空间不同，除了他们所共享的生命空间之外，人还有一个符号的领域。在这个空间中，人与给予物相区分，并把给予物作为思考对象。在卡西尔看来，海德格尔只考察了第一个领域，而把第二个领域仅仅看做是现成在手状态（现成性），是一种堕落或沉沦。在这个领域中，人沦为常人，常人沉沦于闲谈之中，注定被他的生存处境或生活世界所限制，因此，他们的生存是非本真的生存。 而卡西尔认为，作为一个健全的人，通过语言的力量概念化一个世界，如果没有一个符号系统（特别是语言），人们对世界的把握，对它的称呼和命名，就是无意义的。因此，在他看来，常人并不只是一种平均状态或“一般化”，而毋宁是一种超越个体的文化形式。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本真生存状况的过于关注恰恰使他忽略了文化符号形式的“一般化”，认为屈从于“一般”的世界仅仅是把视线从自己转向别处而已，是向“常人”的沉沦。 海德格尔认为，问题恰恰就在于，人“固定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文化中，在不断寻求立足点和隐蔽所，这样他对自己自由的意识便消失了，现在应该去唤醒这种意识，而关于优雅文化的哲学是无力完成这一任务的，必须把人生此在带到它的原初的赤裸状态和被抛面前。 （以上参见孙冠臣的文章《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达沃斯之辩》） |
这些哲学解释告诉我们：卡西尔与海德格尔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超越性思维。前者不是形而上的，他认为人是符号动物，这是西方科学传统的重新描述；后者不是形而下的，他认为人生应该追求“本真”，这是西方宗教传统的重新描述。然而，我们看到，中国没有这两种传统，中国人也没有相应的超越性思维。没有超越性思维，就不可能对应复杂的社会现象，也就无法创造性地生活（包括社会必需的政治经济活动）。因此，中国文化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西方文明。这就是我们共同面临的困境。
中国的个别优秀诗人以自己的浪漫主义试图改变，然而，诗人只会吟唱，哪怕是现实批判，他们也缺少必要的力量。汉语是一种内部柔软但外部嚣张的、无法用来进行超越性思维的语言，这种语言由于缺少社会批判的力量，因此汉语诗人的内心世界是软弱无力的。这是我害怕诗歌并且最终摆脱诗歌的原因。说句笑话：中国从此失去了一个优秀的诗人，而多了一个“脑残文体”时评的作者。
海子痛苦的根源，其实也是现实的：“我的人民坐在水边，只剩下泪水、耻辱和仇恨。”但是，诗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退却了。这是社会的问题，也是汉语言的问题。汉语的软弱也导致了汉语的暴力。世界就是这么奇妙的，它总在渴求一种“他者”的“替补”（德里达）。中国人极其贫乏的语言机制决定了中国人通过某种表情告诉世人：中国不高兴！因此，我们如果还要拯救自己人，我们的选择是唯一的：让语言获得解放。只有这样，才能让自杀和暴力现象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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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关于海子的文章：
十个海子复活了（纪念海子的诗歌）
海子自杀之谜
石头记（诗歌）
撒娇：中国式自杀的原因
海子：流浪诗人的代表
播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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