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西汉末，王莽自幼师从沛郡儒家陈参学《礼经》,深受儒学熏陶，极为注重“修身齐家”。王莽非常重视教育，奏请朝廷大力扩办太学，太学实为当时中央大学。在长安城南兴建太学讲堂：辟雍，明堂，特地为教师学者们建万间宿舍。大力扩招太学博士弟子（学生）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易》《诗》《书》《礼》《公羊》《谷梁》《左传》《周官》《尔雅》为太学必读教材。当时社会出现一股极为强烈土地大兼并潮流，大量土地都被少数气大财粗地方豪强们掠夺，许多民众沦落为奴婢。王莽捐出新野食邑封赏田三十顷，钱一百万，由大司农交付给穷人。为此，儒学大师刘歆发动博士们四处奔走串联，得到了487,572人联名向汉平帝刘衎上书，对王莽歌功颂德。汉平帝刘衎死后，两岁孺子继位，王莽利用自己是刘家外戚身份，利用辅政机会，以“假皇帝”身份独揽朝政，儒生们称颂是“周公辅成王故事”。初始元年（公元8年），刘歆率领儒生们实施一场儒家“图谶”政变，由宗室刘京以符命声称：“假皇帝应作真天子”，逼宫赶走刘家四岁小皇帝孺子，拥立王莽为皇帝,改国号为“新”，次年改元为“始建国”。在中国历史上，王莽篡政是第一次由儒生们发动“图谶”政变，建立起第一个“以儒治国”的王朝，“图谶”从此也成了历代君王，证明自己继位合法的工具。有意思是王莽妙用“刘家人打刘家人”，刘歆与刘京都是刘家皇族成员，由他们帮忙赶走刘姓小皇帝。
篡政后，王莽重用儒学大师刘歆，把刘歆钦定为国师，位列三公，封嘉新公。王莽“尊儒”与汉武帝“尊儒”有本质不同，在汉朝初期博士俸禄只有四百石，王莽时期增为六百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实质是搞“一言堂”，按朕需要，只许儒家一家为朕代言人，其余都给朕闭嘴。王莽是“尊儒，学儒，用儒”，国师刘歆是当时“儒学运动”最高领袖（现代学者称刘歆对儒学贡献巨大）。王莽按博士们建言建策治国，官员也大量从太学博士弟子中选拔，凡事以“图谶”为准，形成了“儒以‘图谶’乱政”乱象。一味追求复古，强把五铢钱废止，改为以龟壳，贝壳为钱币，导致国家金融秩序大乱，社会经济陷入危机。托古改制，按国师建议改官名，派出使者四出，强迫各少数民族统治者接受新官名与印绶，收回原先汉朝封赠印绶，把各少数民族的“王”改为“侯”。可是少数民族头领们不学无术，不解儒家深邃理论的妙用，无法与时俱进，引起误解与不满，纷纷起兵造反，引发出朝廷内外交困。
为了民生，王莽篡政后宣布：停止田地与奴婢买卖。实施“均田地”方式的“土地改革”。规定，每个家庭男人不满八人，田地超过900亩，把多出田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田受田。王莽指责买卖和杀害奴婢是:“逆天心，悖人伦。”为冻结奴婢买卖，向奴隶主重征奴婢口钱每一人三千六百钱办法，限制奴隶主拥奴婢数量。为了拯救那些即将沦落为奴婢的人，他诏令把豪强多出的田地，分给无田地或少田地者。“均田地”，对汉朝人民是无法接受，他们有很多是祖辈军功获得。从汉高祖刘邦夺天下（公元前206年）后，以军功封赏，全部将官士兵们都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田地封赏，没有本事的小兵，也可以得到受封赏吃几户民税。汉武帝时期，朝廷还是沿用“军功治国”，你为朝廷打仗立功，可获更多田地封赏。例如，桑弘羊无论功劳多大，但不是军功，只能封到第十级爵（汉朝爵位有二十一级）为“左庶长”。人们为了巩固地位和提高地位，就必须“不吃老本，再立新功”。在整个西汉时期，除了在朝中当官，一般惟有军功才是得到田地封赏最佳途径。田地是他们祖辈，父辈用鲜血与生命换来，是一寸田地一寸血。王莽“均田地”的“土地改革”举措，就遭受到汉朝人民强烈抵制与反抗。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不得不宣布：“买卖王田及庶人者（卖身为奴婢），勿拘以法”,“土地改革”失败了。过了472年，北魏皇帝拓跋元宏发现王莽“均田地”可用之处。在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皇帝再度大张旗鼓地进行全国“土地改革”，强制实行“均田制”。经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至唐朝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有三百年，共七个朝代的统治者延用“均田制”，作为当时稳定社会，发展经济重要“国策”。在1947年，毛泽东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更加彻底的“土地改革”，成了推翻蒋家王朝利器。
同时，王莽还设立“五均赊贷”，所谓“均”就是在汉武帝时期，桑弘羊平准法基础上，确立对市场各种商品价，以每年四季分，每季“均”一次商品价格，每季以中月为准，就是第一季以二月，第二季以五月，第三季以八月，第四季以十一月为基准，确定货物是否价高，高了官府实施抛售压低价格，由官府对城市工商业经营和市场物价进行统一管制，在全国六个最大城市都设有“五均市”，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河南南阳）和成都。官府在每个“均市”中设有“市令”一人，“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分别掌管均平物价，收税和赊贷。“均市”中还办官营的贷款业务。所谓赊贷是由官府办理借贷。赊贷借钱给城市居民，对于作为非生产性或营销性的救济贷款，如祭祀，丧葬，看病抓药之类的贷款是不收利息，到期还贷；贷款给商人经商，按借款经营项目的纯利润收年利息百分之十，不按期还贷，官府抓人罚为刑徒。为保护因田地流失，进城打工者，为维护“弱势群体”权益，明确规定：佣作，每月男工工钱一千钱，女工为三百钱。王莽如此美好“为解民困，为排民忧，为民办实事”举措，没有给民众带来安居乐业，却引来了民愤。关键原因，重用儒生施“仁政”，“酷吏”被铲除。市场没有“酷吏”协助严控严管，“均市”中官员们，与商人们贪婪的狼性就都显现出来，他们内外联手，上下齐动，形成一个官商勾结网络肆无忌惮，惨酷地鱼肉百姓。联手掏空国库，压低货价，从百姓手中强收货，然后再高价盘给官府；或从官府低价接货，再高价抛售给百姓。粮价竟然高涨至每石一万钱。
汉朝时期的“人民”与现代所称人民有很大不同，汉朝奴婢及刑徒，还有商人与门客不包括在“人民”其中。汉朝社会是以家族为单位结构。家庭中除自家成员外，还拥有一定数量奴婢。少则三五个奴婢，多者竟有多达数千人，比较有地位者还拥有一些门客。汉朝实际是一个以奴隶主（或称地主）为社会基础的封建社会。不少奴隶主通过一次，又一次参加战争，由战功获奖赏田地及合法拥有奴婢，他们对战争特别兴趣，每次战争都是一次发财机会。尽管，战争有生命危险。但是，他们都习以为常。更何况每次出征，都有带几个奴隶，或数十个奴隶，打仗时都是奴隶在打，死的也都是奴隶。他们有部分逐渐做大做强，甚至有的出现“强者恒强”，成为地方豪强，独霸一方，连郡县官员都害怕他们。在汉武帝时期，有些地方豪绅已经转为地方豪强。他们也就成朝廷重点“关照”对象，“酷吏”们时刻紧盯不放。地方豪强们稍有违法动作，必将引来灭顶之灾。汉武帝手下“酷吏”们如张汤，赵禹，周阳由等会毫不客气地大打出手，实施依法严办，地方豪强们常常是被法办得家破人亡。王莽时期，任用儒生们为官，施“仁政”，实施“人性化”管理，强调“人权至上”，王莽儿子王获就因杀奴婢，被王莽切责逼迫自杀谢罪。没有“酷吏”对地方豪强及时有效打击镇压，防范于未燃。刘玄与刘秀等以刘家名义，四处鼓动刘家旧部（地方豪强们）造反，舂陵（今湖北枣阳西南）县一处就由几家地方豪强家中集得兵丁（实为奴隶）七八千人，使反王莽斗争星星之火，转为烈火形成燎原之势。正因，王莽政权被推翻是依靠地方豪强，东汉首任皇帝刘秀不得不善待地方豪强。地方豪强演绎出：曹家军，马家军，袁家军之类家族奴隶军队。春秋战国就是家族军队割据所造成，经历秦始皇及汉朝各代皇帝共同努力，已经消灭两百多年了。这种家族军队又死灰复燃于王莽新政后期，重新形成于东汉初期，东汉末的三国，曹操，孙权，刘备就是以家族式军队争斗鼎立。家族军队盛行与祸害延至唐朝，于宋朝被赵匡胤所消灭。宋朝所出现“岳家军”及明朝“戚家军”都属小说故事虚构。从宋朝至清朝，军队实施国家所有化，私人拥有军队属犯死罪。
在西汉时期，遭史学家司马迁贬称“酷吏”是一类严于依法办案“清官”。他们办案都是刚正不阿，不惧强权，有时案件牵连过多，还是毫不手软，坚持揪出。常有一案连坐百家，被缉拿数千人大案。并且，对罪犯严格依法定罪，从不手软。他们成了人们恨之入骨的一类人，最后结局多是非常悲惨。例如：张汤是汉武帝时期有名“酷吏”，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三大谋反案都是他办案，连汉武帝想赦免的人，他都敢依法抗争，杀无赦。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汤遭受丞相长史朱买臣及赵王等人诬告，被汉武帝下诏收监，张汤无奈之下自杀身亡。他死后无钱厚葬，他母亲竟然不许家人四出求借，命草草下葬。汉武帝闻此事，即深感蹊跷，下诏彻查。结果，张汤仅有家产值五百金，皆为俸禄所得。赵王因私营铁矿被收归国有，对张汤产生不满，联手他人诬陷。于是，丞相手下三位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三人被斩，丞相庄青翟也诛连下狱，被逼自杀。张家因祸得福，汉武帝即召张汤儿子张安世（近日央视播西安正在挖掘张安世家族古墓考古）入侍为郎。由此，张汤家族进入连续七代人为高官的盛世。以致两晋时期，左思的《咏史》感慨而又妒忌地写：“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诗中“金张籍旧业”指的是金日磾家族，及张汤家族七代为汉家高官（侯爵级）。在王莽新政，儒生为官出了不少好主意，又施行以“仁政”，可是拒用“酷吏”帮忙严控严管。结局是好政策导出了坏结果，到了公元23年九月，王莽被商人杜吴所杀,王莽新政仅存十五年就彻底失败。如史学家班固所指出：“昔秦焚《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