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 傅惟慈父亲

傅惟慈先生作者：朱伟

名家印象与访谈连载之十四：傅惟慈作者：黑马

傅惟慈：我的“牌戏人生”作者：夏冬红

傅惟慈家的60年作者：李蒙记者

翻译家傅惟慈谈他的翻译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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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傅惟慈去世享年91岁

　　3月16日早上，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在京去世，享年91岁。傅惟慈的女儿称，最近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一天不如一天。傅惟慈一直有肺气肿、肾功能不全等问题，去年下半年曾经住院治疗过一段时间，3月16日早上上完厕所，气喘发作，气喘不上来，送到医院时已经来不及了。据悉，傅惟慈生前已决定将遗体捐献。

　　傅惟慈出生于1923年，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翻译工作，是格雷厄姆·格林、毛姆等重要作家的中文译者。他一生热爱自由，爱好收集钱币和旅行，他说：“一切都是游戏，要寻找些乐趣。”据《新京报》

来源：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发布时间：2014-03-1811:55:16

原载《半岛都市报》(青岛)

著名文学翻译傅惟慈逝世 享年91岁

昨日上午10时，著名文学翻译家傅惟慈在积水潭医院逝世，享年91岁。

傅惟慈1923年生于哈尔滨，先后在辅仁大学、浙江大学(战时内迁贵州遵义)、北京大学攻读西方语言、文学。195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从事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

傅惟慈通英、德、法、俄等多国语言，有三四百万字的译著，曾两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此外，他编选的《冯尼格黑色幽默作品选》、《一支出卖的枪》等文集同样影响巨大。

主要译作有：〔德〕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席勒评传》，〔德〕托玛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德〕亨利希·曼《臣仆》，〔德〕毕希纳《丹东之死》，〔德〕克拉拉·蔡特金《蔡特金文学评论集》，〔英〕格雷厄姆·格林《问题的核心》、《寻找一个角色》，〔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等。

来源： 人民网

发布时间：2014年03月17日11:03:12

傅惟慈：我的翻译生涯和时代大气候息息相关

2014年03月18日09:00
来源：信息时报

我这人读书杂，你问我受谁的影响很难确切来说。首先就文字风格而言，我主张一要简洁，二要言之有物。我肯定会不自觉地受到自己所译作家作品的影响。

《高窗》，钱德勒著，新星出版社，傅惟慈译，2008年5月

《牌戏人生》傅惟慈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6月

傅惟慈部分译作

2005年在傅惟慈在德国魏玛歌德、席勒像前。

傅惟慈

著名文学翻译家，还自称“一个收集癖患者”，在钱币收藏方面独有心得，他同时作为一位旅游和摄影爱好者，作品被行内人所称许。他的一生充满传奇。1923年生于哈尔滨，曾求学于辅仁大学、浙江大学等，以国民党青年军身份参加抗日战争，1950年在北京大学毕业。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等院校讲授语言、文学课；上世纪80年代赴德国、英国教学。主要译作有（德）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德）托玛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德）亨利希·曼《臣仆》，（德）毕希纳《丹东之死》，（英）格雷厄姆·格林《问题的核心》，（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美）钱德勒《高窗》等。

傅惟慈是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他50多年来的翻译有口皆碑。

他精通英、德、俄等多国语言，译介包括匈牙利、波兰、德国、奥地利、希腊、英国、美国等多国文学精品30余部，达三四百万字。不久前，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出版了他所译格林的《权力与荣耀》《问题的核心》，新星出版社出版了他所译钱德勒的《高窗》《长眠不醒》。傅惟慈说他一直有两个梦想:一是做个作家，二是做个流浪汉。最近，他的作品集《牌戏人生》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他自我创作作品的第一次结集，该书包括了他的回忆性文字、名著的序跋、旅游文字以及收藏心得，其文字发自内心，富有情致，文化含量很高。近日他接受本报专访，畅谈了他翻译生涯的历史与甘苦，经历过的时代变迁，以及他的人生哲学——

“我的翻译生涯，和时代大气候息息相关”

高立志:傅先生，看你刚刚出版的新书《牌戏人生》，我发现其实你的身份很多:教师、翻译家、钱币收藏家、旅游爱好者、摄影爱好者等等。不过最近因为“格林文集”、“钱德勒侦破小说”的出版，大家还是更关心你作为翻译家的一面。翻译这个职业，一度是很冷的，今天不再冷了，一些高校设立了翻译学系，甚至个别的有了博士点。但图书翻译的质量并没有因此提高多少，鱼龙混杂，不久前还有一桩关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丛书的抄袭案呢。今天想让你谈谈你的翻译生涯，来告诉我们一些翻译的历史。

傅惟慈:如果你全部阅览了《牌戏人生》，就知道我的翻译折射了我个人的人生哲学。对于我来说，翻译是一种游戏，也是一个实验，一种寻求，或者说丰富人生的方法之一。当然，我翻译的生涯，也是和时代大气候息息相关的。

高立志:我参加过一次你和读者的交流座谈会，当时你把自己的翻译生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遵命翻译、经典文学作品翻译、趣味性的文学作品翻译。我觉得这思路很清晰。

傅惟慈:遵命翻译，我编的一个词，是袭用鲁迅所谓的“遵命文学”。建国初期，我们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文学、亚非拉第三世界文学和一些小国的文学成就，你看看那个时候的书目，或者看看那时候的《世界文学》就知道了。

高立志:我注意到你在这个时期（上世纪50年代）的代表性译作是匈牙利作品小说《战斗的洗礼》、歌剧《小花牛》，以及波兰长篇小说《一个人的道路》。

傅惟慈:是的，你看看这些作品的书名就会明白其倾向性和时代性。《战斗的洗礼》是我最早出版的部头较大的译著，从俄语转译的，出版于1954年11月。这本书出版后我送给了一个老朋友王效伯，他对天主教很有研究，提了二十几条不合天主教习惯的用语。这些不准确的用语大大破坏了原作气氛。由此，我深深地理解到“翻译家必须是杂家”，但术业有专攻，来不得马虎，翻译不得不勤于查工具书，勤于向专家请教。歌剧《小花牛》则是从德语翻译的。《一个人的道路》则是这个阶段我部头最大的翻译，43万字多，1959年出版的。

不过，《一个人的道路》让我花了这么大功夫，我觉得有些不太值得，因为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是那么高。我想把自己的经历投入到更值得投入的地方。这时候，我决心去翻译德语经典文学。

“我们要把200部经典作品都迻译到中国来”

高立志:你第二阶段的翻译成就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亨利希·曼的《臣仆》。你和这两部作品究竟是如何结缘的？

傅惟慈:大概1954到1956年间，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周扬邀郭沫若、钱钟书、卞之琳、罗念生、冯至、闻家驷、叶水夫等一大批外国文学专家确定了200部外国文学经典作品，这是一个工程，我们要把这200部经典作品都迻译到中国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把这个名单给我看，问有没有我愿意翻译的。这个名单中包括德语文学12部，像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强盗》，还包括后来田德望先生翻译的《绿衣亨利》。在我印象里20世纪的德语文学就是曼兄弟的这两部。我知道《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文学史地位，也看过该作品的德语版，很喜欢，于是就抱着自我挑战的心态，先接下这个大部头。

高立志:《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翻译花了你多长时间？

傅惟慈:我1955、1956年先看了德文版的，1957年动笔，1959年译完交稿，我这里还存有第一版，你看看版权页，1962年12月出版，首印13500册。

高立志:这中间政治运动并不少，你当时的职业是什么？怎么有大块的时间来做翻译呢？

傅惟慈:这就说来话长了。我1950年从北大毕业后的第一个职业就是教汉语。当时清华大学是全国第一个开设留学生汉语班的，公开招聘老师。当时外语人才很缺，我通过了考试，又因为学生时代参加抗日、参加过党的一些地下工作，政审过关，所以就进入了清华大学教书。后来院系合并，这个专业被并入北京大学，于是我到我的母校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不过我越来越被德国文学所吸引，1956年就去找冯至先生，看是否可以调到德语系工作。大学时代，我选修过德语，听过冯至先生讲解浮士德的课程，冯先生对我有印象，很高兴我转过来。当时我的上司是一位华侨，不同意放我走，但他很开通，说只要不影响本职工作我可以做一些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后来他很爱护我，在职称评审等方面都给了我方便，使我可以集中精力做工作。

我的本职工作，教汉语编教材，对我来说太轻松，所以自己能够挤出不少时间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翻译。1958年大跃进，我一度翻译不下去了，下乡劳动还耽搁半年。这让我回来后更加珍惜时间，但真有顶不住的感觉，于是找一位精于德语的熟人来合作翻译《布登勃洛克一家》，他开始是欣然同意，但不久人家权衡形势，最后为了不影响“进步”，拒绝接受我的“精神污染”，拒绝走“白专道路”（严酷的年代里，这属于立功；不过文革后他还是回到了德语文化研究的岗位）。我必须自己独自支撑。还好，我熬过来了。

翻译过程中，我正在教一些德国人汉语，他们给我很大帮助。还有我当时同屋的外教也是德国人，正在研究老舍，我俩互相帮助，我给他讲老舍，他给我就托马斯·曼答疑解惑。最后，我把稿子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却一时找不到可以核对德语原文的合适的审校，就让一位英文出身的专家审读，也便没提出什么问题来。该书如期出版了，但让我不能心服的是:有人贬低我是从英文转译的。于是我决心再翻译一部德语名著。

高立志:这促成了《臣仆》的翻译？

傅惟慈:是啊，因为亨利希·曼在英美文学界不大被认可，当时他的《臣仆》没有英文本。我翻译《布登勃洛克一家》后，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首肯，他们拿来关于《臣仆》第一部分的别人的试译稿让我把把关。我对照了德语原文，没有发现什么错误。但是总觉得翻译的文学性不够，于是我把它完全重译一遍，交给出版社。出版社对照两个试译本后，决定让我来翻译。

高立志:你翻译《臣仆》和翻译《布登勃洛克一家》有什么不同的体会？

傅惟慈:我接译《臣仆》的时候，先去请教冯至先生。他说:亨利希·曼，也许没有他兄弟名气大，但就对现实的把握、对诸社会问题的深层分析而言，亨利希甚至还超过托马斯·曼。冯先生综合意思大概是，这本书是很难翻的，你估量着办。那时我刚40岁出头，“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臣仆》这本书，写得真好，它对法西斯上台的社会基础的剖析与描绘非常有见地。可惜现在大家不大读它了。亨利希·曼对中国的影响也远远比不上他弟弟。其实他在德语文学界地位高得很，他的《垃圾教授》《亨利四世》都是经典名篇。

高立志:在当时《臣仆》的命运又怎么样呢？

傅惟慈:政治运动实在太复杂了，我翻译《臣仆》过程中也曾经希望另一个朋友合作，赶赶进度，但那个朋友迫于政治压力也最终放弃了。断断续续地，我一个人才译完这本书就到1965年了，稿子被李文俊君取走，先在《世界文学》上选载一部分，此后书稿一直放在《世界文学》编辑部，文革中没有丢失，实在万幸。这书文革后才得以见到天日，一压就是10多年。

“翻译是很锻炼人的智力游戏”

高立志:是不是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文学解冻以来，你开始进入了翻译的第三个阶段？你终于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作品翻译了，当时为什么首选格雷厄姆·格林呢？

傅惟慈:文革前两年，我被打入另册，失去登台讲课的资格，被安排到北京语言学院资料室打杂，每天整理材料，分发报纸。这个资料室结果成了我的精神避难所。因为当时我们学校从英国聘来一位叫威尔金逊的年轻外教，他带来上

百本企鹅丛书。这些书由我登记上架，供教师借阅，当然我还要负责看看书中是否有什么不妥的内容。这批书绝大部分都是英国现当代文学，我记得有弗吉尼亚·伍尔夫、S.毛姆、E.M.福斯特、多丽丝·莱辛、约翰·韦恩……许许多多的文学杰作呈现在我的眼前，什么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像一道道珍馐奇馔供我品尝。当时政治口号喊得山响，而我在这些书中找到了一小片宁静的天地，正像格林比喻的:在旋风里有一个平静的中心。

威尔金逊带来的书中，格林的就有五六本，包括《问题的核心》《一支出卖的枪》。《问题的核心》讲述了一名正直善良的警察专员，怎么为残酷的现实无情拨弄，最后自杀身死的故事。作者在故事中表达的激愤和悲悯，震撼了我，我不能不联系到自己的处境:生活到处是陷阱，不管你如何谨慎，也迟早要跌进去。主人公那种走投无路的痛苦让我感同身受。

后来我到干校木工厂当木工，同住的师傅每晚回家，我有机会一个人在灯光下反复阅读《问题的核心》。这本书语言简练、朴实无华，却很有力量；不时流露出诙谐和机巧，同我过去翻译的充满框架结构的沉重德语不同，让我这个翻译匠，出于习惯，不由得捉摸把这些极具特色的表述方式用中文贴切表达，这是很锻炼人的智力游戏。

高立志:你在《牌戏人生》的这篇文章里说:翻译，是一种文字的游戏——文字的转换、排列与组合，但这一游戏也需要一点独立的思考，一点创造性。“在全心投入后，我常常发现自己已暂时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在乌云压城的日子里，我发现玩这种游戏还可以提供给我一个避风港，暂时逃离现实，随着某位文学大师的妙笔开始精神遨游。多么奇妙的世界！……偶然间，我还会被大师的一个思想火花击中，我浑身震颤，眼前掠过一道耀眼的光辉。我感到惊奇，人居然能有这样高度智慧，而我生活的现实为什么那么平凡乏味?”

傅惟慈:我翻译《问题的核心》的用意也大致如此。1979年我把稿子译出，被收入“当代外国文学”丛书，1980年出版，首印50000册。《问题的核心》，是我翻译的第一部英文小说，这本书也是中国最早引进格林的作品之一，此前格林作品只有《一个沉静的美国人》在50年代被译介过来，是配合当时反美的时代形势。我喜欢格林，1981年有机会第一次走出国门，就专程拜望了这个我心仪已久的大作家，《牌戏人生》这书里有专门文章谈这个事。1986年再次拜会格林，我希望能够促成20卷“格林文集”的出版，格林欣然允诺；很遗憾，几次文化潮流的反复，让这个计划搁浅了。

格林自称为“消闲作品”的《一支出卖的枪》，也被我翻译出来放在我编选的“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集”的第一辑第一篇。

“在侦探小说中，我最欣赏的还是钱德勒”

高立志:你主编了“外国惊险小说集”；施咸荣主编了“外国通俗文库”，翻译阿西莫夫的《空中石子》等；冯亦代编选了《七分钟的夜》《黄狗》；董乐山翻译了勒卡雷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梅绍武和屠珍翻译福尔摩斯、哈米特。因为过去外国文学译介主要偏重经典，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等，我觉得可以把你们叫做“英美通俗文学研究的拓荒者”。据我所知，你们四五个人其实构成了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既翻译经典作品，也译介通俗文学，甚至译介一些很先锋的现代派作品，像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奥威尔《一九八四》《动物农庄》以及冯尼格特的作品。

傅惟慈:还有李文俊。不过后来他主要把精力投入了福克纳的研究和译介了。我们都是好朋友，相互交换心得，切磋翻译经验。可惜啊，施咸荣、冯亦代、梅绍武都故去了。

高立志:《牌戏人生》中，有你怀念董乐山、冯亦代、梅绍武的文字。

傅惟慈:董乐山太勤奋了，他总感觉到文革浪费了大量时间要补回来，拼命工作，我就告诉他蜡烛不能两头烧，他走得太早了。冯亦代，视野开阔，夫妻合璧，成绩很大。梅绍武，那可真是好人，好人呐，不知道为什么这好人不长寿。

高立志:你怎么会铆上通俗文学这样一块外国文学研究的撂荒地的？

傅惟慈:也许是性格使然吧。你知道我从小喜欢看杂书，《牌戏人生》这本书里也说了，我自幼喜欢《子不语》、《聊斋》、《今古奇观》、《包公案》、《三侠五义》，既然能阅读外文了，肯定也很注意外国的鬼故事啊、科幻惊险类的。文革间，碰巧我还有机会阅读。因为梅绍武负责北图的原版书引进；李文俊在世界文学杂志社。我就经常从他们那里借书看，看到很多人们当时不常见的作品。

高立志:你所翻译的偏于通俗的作品，目前被广泛阅读的还有钱德勒。你怎么会注意到钱德勒呢？

傅惟慈:我看到过一个介绍，说钱钟书是第一个翻译钱德勒作品的人。我没法查证，不过据我推测不大可能。订购钱德勒的作品倒应该是钱先生圈定的，钱先生喜欢钱德勒，他的确是最早向中国介绍钱德勒的人之一。另一位理解钱德勒的学者是赵萝蕤。赵萝蕤说她在美国读书时，美国人不是把钱德勒看作通俗作家，而是视之为和海明威、福克纳并列的大作家，地位很高。所以，严肃通俗之分不那么重要，关键是你为什么读书？你看，我翻译偏于通俗的文学作品，但并不译那种文学价值不高的过于通俗的作品。

高立志:钱德勒作品的哪些特征让你爱不释手？

傅惟慈:吸引我的小说，一个是语言，一个是侦探的性格。我喜欢钱德勒的主人公，钱德勒和哈米特的作品都被成为硬汉派侦探小说。钱德勒的作品语言俏皮、利落，表现力强；其主人公心地善良，对弱者富有同情心；处事潇洒，你注意他在男女界限的处理上，很有男人气概。尤其这个主人公怎么自我嘲讽，他在闹市中怎么独自生活，怎么打发孤独，自己和自己下棋啊诸如此类，特别吸引我。

高立志:这和你的人生哲学也很像。

傅惟慈:是的，我认为翻译最好翻译与自己气质相近的作品。翻译，毕竟不是创作，不可能脱离原作，需要译者隐蔽自己的立场，去仔细揣摩和领会原作风格。只有趣味相投，译者才能更好地把握作品，才能同情地理解其语言和人物。在侦探小说中，可读性更强，故事更离奇的作品有的是，但我最欣赏的还是钱德勒。包括我翻译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也是因为我对卢森堡的遭遇很感动，对她的人格和思想很钦佩。

“翻译《丹东之死》，给我一种猜谜般的乐趣”

高立志:在你翻译的作品当中，还有非常另类的，例如《动物农庄》、《丹东之死》。

傅惟慈:我译《动物农庄》，是因为董乐山的影响。我译《丹东之死》倒有些曲折。

毕希纳死得早，但他作为天才作家在德国文学史上是有定评的，他是最早写无产阶级的德国作家，所以翻译他的作品不犯忌。丹东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不像罗伯斯庇尔那样强硬，那样暴力，他的人生姿态很人性化。他的故事提醒我们革命成功后，革命者会不会腐化？无论经济还是法制、文化等方面我们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阿·托尔斯泰曾把毕希纳的《丹东之死》译介到前苏联，这个版本又被焦菊隐转译成中文。我先注意到焦译本，很感兴趣，又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找到《丹东之死》俄文本。俄文本、中文转译本和毕希纳德文原本一对照，我发现有不少差异，所以我希望把毕希纳原作的风貌直接奉献给中国读者。

高立志:剧本翻译要求当行本色，特别是对话很多，像《丹东之死》翻译是不是更费推敲？

傅惟慈:在“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午饭时间是2小时。我从不浪费这难能可贵的可以自主的2小时，便不在学校食堂吃饭，而是到就近的一架安静的小饭馆草草填填肚子，挤时间翻译《丹东之死》。因为惧怕舆论的压力，我还瞒天过海，把这本书拆散，夹在经典著作和笔记本里，在开不完的大会小会和学习中间，觑两眼，思索着这个词、那个句子如何处理。

这个剧本的语言非常巧妙，很机智，但有时候非常非常俗，怎么把这极俗又极形象的语言和比喻恰到好处地用汉语表达出来，这给我一种猜谜般的乐趣。

高立志:你把翻译视为语言转换游戏，背后的意思是你很享受翻译。我想这就是你和当今很多翻译的区别吧。现在多是稿费高低决定翻译态度，出版社和作者都急于赶稿，翻译不要说风格迻译，就是表达准确、译文像汉语也已经不大易得了。不是恭维您，您的文字让我非常惊讶，如此雅洁明净！我认为今天也许我们外语水平在提高，但汉语水平在下降。我想问一问，您的翻译和文字风格是怎样炼成的？您受了哪些翻译家的启发？

傅惟慈:我这人读书杂，你问我受谁的影响很难确切来说。首先就文字风格而言，我主张一要简洁，二要言之有物。我肯定会不自觉地受到自己所译作家作品的影响，例如《童年游戏》里说“父亲是大神，是我既无法爱又不敢恨的人”，这一段叙述就隐约有《臣仆》的影子。

说到我所钦佩的翻译家当然很多，傅雷、汝龙都大名鼎鼎啊，还有孙用、李霁野、张谷若、满涛，他们中外文俱佳，我经常对照原文看他们是如何处理直译和意译的关系的。我一度感到自己词汇贫乏，于是就有意识地去补课。孙用先生不仅给我修改过译稿，还就诗歌翻译具体技巧给我教诲。《牌戏人生》中有一篇文章《我戴上了诗人桂冠》记着这个事。我曾应约翻译德国1848年革命诗，那时候自我支配时间太少，我就晚上上床前先背诵一首，次日上班、开会则一边默诵一边打腹稿，脑子里偶尔闪现妙词佳句，便随手记在学习的笔记本里。后来这本子不慎丢失，竟流落到系“革命”领导小组那里，我被戴上了反动诗人的桂冠。幸好，我还存有出版社约稿函、德文原版书以及孙用先生与我讨论诗歌翻译的信，事情因此才获澄清，但他们仍然找我交代反动思想:“诗虽然不是你写的，但你翻译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就没有共鸣吗？”

必须承认我和我翻译的作品，和我所喜欢所钦佩的作家、翻译家都是有共鸣的。

91岁的文学翻译家傅惟慈逝世。对于这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他能留给世人最好的礼物，是多达数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其中包括格林厄姆?格林《问题的核心》、萨墨塞特?毛姆《月亮和六便士》、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亨利希?曼《臣仆》、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和雷蒙德?钱德勒系列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傅惟慈翻译了匈牙利、波兰等国的许多当代文学作品，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从事德国文学翻译。他通晓英、德、法、俄等多国语言，并在“文革”后于北京语言学院教授英国语言及翻译课，主要翻译英国现当代作品。我们的“走近翻译家”栏目曾推出对于他的人物专访，今天带大家重温这篇专访，以追忆这位将毕生精力投入翻译事业的老人。

　　回望五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的傅惟慈先生不假思索地说：“翻译就是一种游戏，一种旅行，也是一种实验和追寻。”作为文学翻译的杂家，傅老通晓英、德、俄等多种语言，翻译了多国文学精品30余部，可谓译著等身，在圈内外有口皆碑；作为翻译之外的杂家，他热衷旅行、摄影和钱币收藏，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让人感佩的是，尽管这位一生唯愿当作家和流浪汉的老人堪称玩家，每深究一种花样，却总能不期然臻于化境。

　　家住北京西直门内四根柏胡同的一个小独院，几棵不同种类的树，加之一些花花草草、石桌和石凳，占据了院落的大半，春觅嫩芽，夏去枯枝，秋天廊下望月，听虫鸣唧唧，冬日隔窗看鸟雀欢跃树梢，墙头一抹残雪，生活意趣盎然。自1951年春搬进这个院子后，他再也没有搬过家。这些年，北京的胡同差不多已有过半数被夷为平地，建筑高楼。五六年前，小院也差点就被强制拆迁，至今想来，傅老依然心有余悸，担心哪一天会突然接到搬迁的通告。“但愿这只是一个噩梦，希望能在四根柏小院里终老。”

　　与书结缘，阅书无数的傅老有些另类，家里藏书实在寥寥，甚至连他自己的译著也是残缺不全的。几间房间的墙上挂着他出外旅游时拍摄的照片，拉出一个个抽屉，满是他经年收藏、仔细保存的钱币，这才是他最引以为豪的“家当”。

　　最近他经历了一个“怪事儿”，有出版社为迎合市场，要他把按原作将要译出的书名，改成另一俗气的译名，这让他很恼火。他进而感慨：这年头，不少出版社收购废品似地廉价购进译文，然后一版再版，译者拿的却是一次性“稿费”，千字二三十元而已。

　　言及世事，傅老有着当下鲜见的与世故对抗的“刻薄”劲，谈到自己的翻译，却显得平静和坦然。他笑言，自己与翻译结缘，是因为“文革”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钻了“空子”。“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德语文学名著译本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时周扬找各个专业的专家一起来编‘世界文学名著’，共100多本，我一眼就相中了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因为当时中国人学德语的相对比较少，会德语的人当中又很少是学文学的，沾了这点光，所以不到30岁我就‘上来了’。”

　　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大跃进”，傅老一度翻译不下去，好在克服重重困难，该书终于如期出版，不想却兜头迎来一盆冷水，“让我不能信服的是有人贬低我从英文转译，于是我决心再译一部德语名著。那就是《臣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断断续续地，他译完这本书就到了1965年，稿子先在《世界文学》上选载一部分，此后书稿一直放在杂志社的编辑部，直到“文革”后才得以见到天日，这一压就是十多年。

　　正是处在这样严酷的政治环境里，更加激发了傅老翻译的热情。“翻译外国文学，既能从大师级的创作里品味人生，又满足了自己舞文弄墨的癖好。特别是在当年一段严峻的日子里，不仅逃避了自己怯于面对的现实，且又恍惚感觉自己可以当家做主，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由是，他像一个拾穗者，把业余时间一分一秒地捡拾起来，投入到翻译中去。平日里，他把要译的书籍拆开，夹在经典著作和笔记本里，在开不完的大小会和学习中间，偷偷觑一眼犯禁的东西，思索这个词、那个句子该如何处理。《臣仆》的大部分，《丹东之死》和两个德语中篇都是这样译出的。

　　同期，傅老“邂逅”了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他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我在资料室工作，每天被困在一间屋子里整理资料、分发报纸。幸好，学校请来了一位名叫威尔逊的英国人做外教，他带来了上百本英文书，其中大部分都是英国的现当代文学。这些书存在资料室由我来登记上架。那时看到了许多以前只听说没见过，或是从未听闻过的作品，其中就有五六本格林的小说。1968年，我被安排到一个木工厂去做木工。我一个人住工班的宿舍里，夜晚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片自由天地。我能把格林的《问题的核心》专心读很多遍。

　　时隔十年，傅老终于把这本书译了出来。“如果有人正在遭受痛苦的话，他看到这本书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在遭受磨难的人不止他一个。”

　　因格林搭起的这座亦雅亦俗的“桥梁”，傅老开始放下身段，涉足国外“通俗小说”的翻译，他最看重的是美国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他说：我们常把钱德勒看成是通俗作家，那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美国人历来视他为与海明威、福克纳并列的大作家。傅老的开风气之举，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我国文学界对通俗文学偏见颇深的时候，就把被普遍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外国惊险小说引了进来，并于1979至1981年间主编了三本“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分别是《长眠不醒》、《诺言》、《一支出卖的枪》。市场的反应代表了读者的认可，50多万册的销量至今仍是可观。

　　多人没有想到的是，正当翻译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傅老却在古稀之年坦然弃笔，与之告别。1990年，和老友董乐山合译的《基督最后的诱惑》，几近绝响。“而今，文坛冷落，更由于翻译工作已经无法承载我追求自由的人格理想，远离许是一种更好的纪念吧。”此后，他选择背起行囊周游世界，更是重新拾起童年开始的游戏——收藏钱币。傅老以一生的行动阐释自己的人生哲学：生活好比一场牌戏，每个人都想打好这手牌，到达什么境界，那就看各人的智慧和造化。

　　通晓数国语言的老翻译家傅惟慈，在北京一个传统的小四合院里住了60年。相比于整个国家，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犹如大海里的一朵浪花。但浪花恰恰就是大海微笑的漩涡，傅家三代人的家庭往事，可以说是新中国进步的写照。至于小小四合院里的浓浓亲情，或许能构成社会和谐的根基吧。

■本刊记者 李 蒙

　　86岁的傅惟慈与老伴段惠春已经共同生活了61年，但两人并未举行过结婚仪式，也未领过结婚证。他们的爱情同生共死，逃离了旧中国最后的黑暗。他们的婚姻是一段惊险的传奇，迎接着新中国的第一个黎明……

逃亡中的结合

　　1948年，国内内战方酣。国民党统治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如火如荼，傅惟慈和段惠春都积极投身其中。两年前，傅惟慈从内迁贵州的浙江大学回到故乡北平，在辅仁大学复学。段惠春是辅仁大学历史系学生，比傅低一级。由于思想相投，接触频繁，傅段两人感情日深。这一年暑假，因为段的家在外地，受战火阻隔，就迁居到了傅家。
　　8月下旬，国民党为镇压学生运动，成立了“特别刑事法庭”，并在报纸上公布了北平各大院校共约280多名学生的名单，声称这些人是“共匪学生”，准备进行大逮捕，段惠春名列其中。两人在报纸上看到名单后，立刻采取对策。段惠春隐蔽到离傅家不远的一家私立鼓楼医院，住院检查。私立医院以赚钱为目的，来者不拒，段惠春暂时安顿下来。
　　暂时的安顿不能保证长久的安全，傅惟慈立即去找几个同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关系的同学，联系逃往冀中解放区的路子。季某是与傅惟慈和段惠春最亲密的“战友”，他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早已不向二人保密，也是傅认为最有把握通向解放区的一条路子。因为就在这年春天，傅惟慈还通过季将自己的进步思想的启蒙者、共产党员关国华安排投奔了冀中解放区。
　　刚到季的住处，也就是位于西安门南面的私立华北学院宿舍，傅惟慈就发现形势不对。季的两三个同学见傅惟慈走进来，个个面露惊惶之色。其中一人走近他低声说：“你怎么还往这里跑？没听说昨天夜里出事儿了吗？他们带走了三四十个人。季因为拒捕还挨了打。你快走吧！”傅惟慈立刻转身出来。出校门时，发现有两三个便衣在附近徘徊，傅惟慈装得从容自然，便衣未加注意。
　　去冀中解放区的路子断绝了，这一天傅惟慈约段惠春到景山公园僻静处商讨对策。想来想去，只有先去南方躲避一阵，抗战后期傅惟慈曾在内迁贵州的浙江大学读过三年书，在那里有不少朋友。但是段惠春从没去过南方，事出仓促，傅也无法事先打招呼，唯一的办法是两人一起走。
　　分手后，傅惟慈沿着景山东街缓步回家，突然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从身边驶过，上面站着十几个被捆绑的男女青年。傅惟慈一眼就认出其中的孙氏姐妹，也是辅仁大学的同学，看来是被抓走了。他顿时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必须立刻行动，不能再拖延了。
　　两天以后，从天津码头驶往上海的招商局致远号轮船上出现了一对青年男女乘客，对外已经以夫妻相称，正是傅惟慈和段惠春。在海上颠簸两天两夜后，两个逃亡者踏上了上海外滩的土地。

小院沧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傅惟慈和段惠春回到北平，读完最后一年大学。1950年两人大学毕业，段一直在中学任教，直到退休。傅曾当过一年中学教员，后来入高等院校教外国留学生说汉语，先在清华，后在北大。“文革”后改教外语，直到1987年从北京语言大学退休。除教学工作外，几十年来，一直潜心外国文学翻译工作，有许多文学名（译）著问世，较重要的有德国托玛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毕希纳的《丹东之死》；英国格雷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等。2004年，傅惟慈被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评为“资深翻译家”。
　　1950年，傅惟慈的大女儿傅嘉嘉降生。次年春，傅惟慈一家迁居到赵登禹路东侧四根柏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从此一住60年，傅惟慈戏称自己是“小院院主”。从胡同的得名看，当年应该有四株柏树，但傅惟慈搬过来时，只剩下了两株，恰巧都在他买的小院里。这两株柏树一直存活到今天，枝繁叶茂，见证了傅家60年的沧桑岁月。
　　1952年儿子傅涛涛出生，1959年女儿段小沫出世，成为五口之家。到80年代，长女出嫁，儿子出国留学，而第三代子孙——孙女田田，外孙莫言，外孙女莫鸣和莫菲都在老人膝下度过美好的童年。到了21世纪，幼小的孩子一个个长大，到海外求学，小院又变得有些冷清。但傅惟慈老两口也年过八旬，乐得享些“清福”，每日在小院里种些闲花野草，听听虫鸣鸟叫，而且时有老同学老同事过来走访，晚年倒也过得舒适惬意。
　　1951年刚搬进来时，就听老住户说，此房是日本人占据北平时房产商给一家日本人修建的，一切都虚有其表。房屋的围墙低矮，南面临街的院墙不过一人多高。“文革”时期，有一段日子傅惟慈住牛棚，不让回家。一次他趁夜深溜出牛棚，骑自行车回家，深夜怕吵醒邻居不敢叫门，把自行车靠在墙边，踩着车的大梁攀住墙头，纵深跳进院里，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全家团聚了一夜。
　　1976年唐山大地震，小院西山墙震裂，另外两三间屋子砖瓦横飞。这是天灾，还有人祸。街道“革委会”响应“最高指示”，“深挖洞”。四根柏一带的防空壕的一个洞口就定在傅家小院内。防空洞里挖出来的土，堆成一个小土丘，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可以爬山游戏，冬天泼上水，还能当滑梯。傅惟慈后来从干校回来，发现防空洞闲置，就用来储藏食物，曾计划将它变成了不需要电气的大冰箱。
　　到了2008年奥运前，央视10频道要做宣传片，看上了傅惟慈的小四合院，专门来拍摄采访，作为北京的一处四合院的典型，介绍给世界人民。这小四合院的格局保留得相当完整，爬山虎将院墙完全掩映，两株高大的柏树苍翠挺拔，合欢树、核桃树、石榴树、金银藤枝繁叶茂，还有花花草草交相掩映，在闹市中更显得分外幽静。院子的主人，是一位老翻译家，一位外国硬币收藏家，一个流历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的中国老人，一个翻译了一辈子外国文学作品却更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北京老爷子——这的确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保罗与小沫的跨国婚恋

　　傅惟慈的三个子女，都领了结婚证，这比他们的爸爸妈妈多了道“正规手续”，但他们都蔑视世俗常规，不肯拍结婚照，不办仪式，也不宴请亲友。
　　长女傅嘉嘉，1975年经一位医生介绍，认识了叶念先，后来结婚，生下儿子叶芳歌。叶念先的父亲叶君健，是翻译《安徒生童话》全集的著名翻译家。婚前嘉嘉的婆婆苑茵女士到家里来过一次，送过一件毛衣，就算定婚“聘礼”了。婚后嘉嘉继承母亲的职业，一直在中学教书，现已退休。女婿叶念先是中国世界语学界的重要学者。
　　儿子傅涛涛1981年结婚，1983年留学英国，后在《星岛日报》担任记者，决定在国外定居，因原配妻子无法出国，只得离异。在英国，他的头两个孩子女儿田田、儿子霆霆出生。1995年与现任妻子（同样是华裔）结婚，定居在卢森堡，熊熊和丹丹是他们一对可爱的儿女。
　　小女儿段小沫，1980年认识了英国留学生莫保罗。莫保罗当时在清华大学学水利。一天，他去长安街上的国际俱乐部闲坐。恰好那天傅涛涛和段小沫兄妹也去了国际俱乐部。里面在跳迪斯科舞，莫保罗不爱跳，段小沫不会跳，别人都去跳了，他们正好坐在了一起，面对面地开始了交谈。小沫那时还是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两人谈论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谈论古老的英国社会，也谈各人的学习，发现思想有不少共同点。临别前，双方互留了电话，从此开始了交往。
　　过了一段日子，莫保罗登门拜访，第一次来到四根柏小院，后来来得多了，引起了街坊邻居的注意。这个外国人是干吗的？干吗老往这儿跑？弄得小沫的妈妈不得不叮嘱莫保罗以后少来，来了也不要久呆。街坊邻居慢慢知道小沫与老外在谈恋爱，也有些议论，但并没有公开地说三道四。
　　小沫到清华大学去找保罗，也有人注意。学校留学生办公室有人来问莫保罗，那个老来找你的女孩子是什么身份？莫保罗不肯说，理由是个人隐私外人无权过问。留学生办倒也没有深究，毕竟“文革”已经结束了。

　　尽管外界有些干扰，但保罗和小沫对两人的结合很有信心，他们感觉到中国在变，一切都在向开放、文明的方向变。恋情依然在发展，只是什么时候能结婚，还提不上日程。
　　1983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登记结婚的几项规定》，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办手续颇费了一些周折，莫保罗专门回了趟英国，拿到英国政府签发的本人婚姻状况证明。证件齐备后，两人向北京市民政局递交了结婚申请。申请递上去了，却迟迟没有回音，两人就经常跑去问，跑了许多趟。
　　一天，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突然说，你们明天来吧，明天可能有希望了。也没说明天能不能领结婚证。第二天，保罗和小沫去了。发现来的全是老外和“老内”（记者从莫保罗嘴里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来办理结婚证的，民政局工作人员以“娘家人”的身份，对洋姑爷们一一进行了“嘱咐”。
　　轮到保罗和小沫了。工作人员“嘱咐”保罗，在中国，妇女都是有工作的，有了工作， 就有收入，有了经济来源，在家里才能有地位，所以结了婚，不能不让妻子出来工作……保罗连连点头，保证小沫将来肯定会出来工作。“嘱咐”完了，“咔嚓”一声，他们的结婚证盖上钢印了，两人欢天喜地跑出来，婚算是结了。
　　婚后，保罗和小沫到英国，在英国住了两年，小沫同公婆相处得很好，对异国生活也适应得很快。1986年底，莫保罗又来到中国，在中国找到了工作。他发现，在中国比在英国工作机会更多，待遇也更优越，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在大力建设，也需要像莫保罗这样的外国人才。他愿意留在这里工作，为中国的建设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今的莫保罗是一家跨国公司的总经理，只要小沫在北京，每逢宴会他都喜欢带上夫人，老外们都因他有一位中国太太而羡慕赞美不已，“老内”们也因为他是中国女婿而对他多一份亲近。莫保罗说，在英国，你很难交到什么朋友；而在中国，你到处都可以交到朋友。中国人的亲情、友情，是老外们都很羡慕的。

未来更美好

　　傅家第三代，目前成了家的只有外孙叶芳歌。叶君健的婚礼，当年是老舍先生主持的；叶芳歌的婚礼，则请了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先生主持。叶芳歌曾在德国留学，学业完成后来回到祖国，现在一家德国公司工作。
　　傅涛涛家，田田现在是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医学院的五年级学生，很快就要毕业进入社会工作了。弟弟霆霆，是伦敦大学理工学院三年级的学生。傅涛涛的另外一双儿女，跟随父母在卢森堡念中学。
　　保罗和小沫有一男二女。儿子莫言是英国剑桥大学数学系四年级学生。莫鸣今年考大学，还没有发榜。莫菲在上中学。这些年小沫长住英国，照顾三个子女念书，而保罗反而长住中国。等莫菲也考上大学，小沫就解放了，将来也可以考虑长期定居中国了。
　　每年暑假里孙辈们都要回到北京，回到四根柏胡同的小院里，他们对北京的变化，要比长住北京的人敏感得多。田田说，北京的变化太大了，几乎每次回来，都会觉得这是一座新城。同伦敦相比，北京的治安更好，在伦敦，她这样的青春美少女走在街上，有的无良少年会上前纠缠，北京却没有这样的现象，她觉得很安全。北京的东西更便宜，而且哪里都买得到，生活起来更舒适。北京的交通比较堵塞，但出租车太便宜了，所以到哪里去都很方便。
　　问起在中国30多年感受到的变化，莫保罗说，太多了，多得还不如说哪些没变化更方便。但问起最大的变化，他出人意料地说是“法治”。中国的法律越来越多了，而且法治也越来越完善了。老百姓有问题有纠纷，可以去法院起诉了，而且诉讼费也很便宜，最低50元，公益诉讼、援助诉讼有的甚至免费。他自己就为房产纠葛卷入诉讼，几次都胜诉了。在中国做生意的老外，最期待的就是中国的法治能完善，法治完善同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重要。
　　尽管远隔重洋，但互联网的发达，给傅惟慈家带来了每天都能团聚的机会。每天下午三点，大女儿嘉嘉就会过来，为两位老人接通网络视频。在英国坎特伯雷的小沫，在卢森堡的涛涛，都会在网络的那头，与父母对话。在剑桥读书的莫言，在伦敦读书的田田，还有其他家庭成员，有时也会穿插进来，全家人享受一小时的“网络聚会”。这样的聚会已经持续了两年……
　　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傅惟慈一家的发展也越来越“国际化”。但这个家的“根”在中国，在四根柏胡同的小四合院里，这是60年都没有改变的。支撑着这个家庭的亲情与爱情，都是最传统的“中国式”，这也是永远都不会变的。中国在变，中国的每一个家庭都在变，但不变的永远都不会变。这真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由衷地祝愿他们的未来更加美好！

傅惟慈：我的“牌戏人生”
2008年07月14日

翻译第一阶段：“遵命”翻译

翻译第二阶段：主动翻译

翻译第三阶段：英式文学之轻

再忆好友董乐山

硬币收藏：另一个“癖好之累”
《牌戏人生》，傅惟慈/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7月

嘉宾介绍：

傅惟慈，1923年生于哈尔滨，曾求学于辅仁大学、浙江大学等，以国民党青年军身份参加抗日战争，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革”后，傅惟慈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等院校教授文学、语言课。于上世纪80年代赴德国、英国教学，通英、德、俄、法等多国语言，目前已有三四百万字的译著，尤其是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卢森堡《狱中书简》、奥威尔《动物农场》等译著影响巨大。

傅惟慈爱好广泛，除翻译外，他也是钱币收藏家、旅游爱好者，读者们可在《牌戏人生》的文字中找到他的各种兴趣的踪迹。作为傅惟慈自我创作文字作品的第一次结集《牌戏人生》文字精致、耐人寻味。

　　翻译第一阶段：“遵命”翻译

　　和讯网：各位和讯网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请到了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傅惟慈先生作客和讯读书频道，和大家一起聊聊他的翻译人生。傅先生除了翻译之外还非常喜欢收藏硬币。等一会聊完翻译之后，也请傅先生聊聊他的硬币收藏故事。傅老师，先和和讯的网友打个招呼吧。

　　傅惟慈：大家好！我是一个搞翻译的，兴趣也很广，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谈一谈。

　　和讯网：今天傅先生之所以作客和讯读书聊天室，是因为他的新书《牌戏人生》的出版。这本新书里收入了傅先生的人生经历的故事、翻译的趣闻轶事以及他收藏硬币的一些小故事。傅先生，您的新书名叫《牌戏人生》，为什么会想到取一个这样的名字，而不是“翻译人生”或者“收藏人生”呢？

　　傅惟慈：“牌戏人生”实际上是我十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的名字。文章里谈到，这句话的来源于英国的一位政治家尼赫鲁，他把人生比作手里的牌，一个人手里的牌或好或坏都是别的人给你的，这个人是造物主还是命运我们不屈研究它，但如何把牌搭好有你一定的权利。尼赫鲁说的比较绝对，他说“自己打好牌是自由的。”我给它做了一个相应的修正：自己打好牌是有一定自由权的，因为人不可能有绝对自由。我认为这也逐渐地成为我人生的一个哲学：在我的生活中，我尽量利用自己牌的一些优势，使我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我写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广东一个随笔刊物上，后来很多看过这篇文章的朋友都好象很同意我的这个想法。不久前，我的这本集子要出版，大家一时都想不到一个好名字，我说干脆就用这篇文章的名字作题目吧。《牌戏人生》倒也是还符合我的人生哲学的。

　　和讯网：傅先生，您的翻译生涯非常得长。一如您刚刚讲的牌戏：发给你一手的牌，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希望能掌握一些打牌的自主性。结合您的几十年翻译生涯，有没有一个从不自主到自主的过程呢？

　　傅惟慈：你说得对。因为除了正式的工作，翻译占了我生活的主要部分，耗费了我很大的精力。特别是在“文革”以前，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其它的事，只能做翻译。

　　翻译在我的一生中确实有不同的阶段。从别人让我翻译、接受别人的指令、命令翻译开始，我开始走上了翻译之路。当时，他们需要我翻译一个东西，我就翻译。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看到我有这个能力。后来，逐渐变为我自己向出版界推荐不错的书，然后问他们可不可以出版。再后来，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宽容。我也积累了一点资本，别人也承认了我在翻译界的地位，我才能主动地选择一些我自己喜欢的读物翻译。又或者说，我觉得它们应该是能够让广大国内读者看到的。

　　和讯网：我记得您以前在接受一些采访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我们听起来很有意思的词，这其中应该包含了您很多人生情感，这个词就是“遵命文学”。请问您当时为什么造出这样个名词？

　　傅惟慈：“遵命文学”不是我发明的，而且这个词不是讲翻译，而是讲文学。当时很多作者在那个时代做事情前，都要以政治挂帅。比如：来一个什么政治运动，上面下了命令，作者就要写一篇文章来配合。这些作者“遵命”写作，并不是自己真正心里想写。

　　翻译是另外一件事。这个主题原来某个国家的作家想到的，翻译这个而不翻译那个，翻译什么也是上面指定的。特别是中国刚刚建国以后的若干年，大家都知道当时的情况，可以说一切还是管得挺紧的，远远不像现在的宽松状态。当时，该翻译什么，甚至某一时期翻译什么，比如说刚刚解放，要合作化运动，我就翻译其它国家的农业合作社的资料，或者，只能翻译一些所谓的兄弟国家的资料，例如东欧的社会民主国家，而西方的东西是万万不能翻译的。所以，翻译也同样存在着受领导，听主管文学领导的命令来做的情况。当然，我也没有资本，是一个无名的小卒，也没有权利自己提出什么东西。

　　和讯网：傅先生，刚刚您说到，您的翻译已经有一定声誉的时候，可以自主性地向出版社做一些推荐。请问，给您带来声誉的是哪部作品？是不是您刚刚讲到的那些“遵命文学”？

　　傅惟慈：因为声誉这个事是非常抽象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有了声誉。只不过我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当时能够有资格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社应该只有北京一家、上海一家，一共两家。小的出版社像今天这样能百花齐放，每个出版社都能出翻译作品，在那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听的冯至老师的课，我有一本德文的与人合译的作品，到今天还比较受大家欢迎，也就是卢森堡的《狱中书简》。当时，我在北大读书，听冯至先生的课。就把译本给了冯先生看。看后，冯先生觉得我们两个年轻人翻译得还不错，他甚至为我们亲自奔走，使《狱中书简》这本书得以出版。最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很薄的一个小册子。

　　大概在1954年左右，我陆陆续续替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了五六本作品，还有一些别的出版社。这使我在翻译方面多多少少得到了出版社的信任。他们会说这个年轻人还是不错的，文字也还过得去。我在翻译方面还有个长处就是德语翻译。

　　大家都知道中国当时的情况，解放以前中国派留学生到国外，或者自己自费到国外留学，主要是日本、英国、美国，去德国的留学生相对少。而且即使是去德国留学的也多半是学理工、医学的学生，学文学的实在是寥寥可数，我的老师冯至是其中一位。所以，我当时有一个优势，结合《牌戏人生》来讲，这是我牌里的一张王牌——我会德语。当时东欧一些国家，很多人都说德语。这意味着很多作品都有德语译本。我占了这个便宜，逐渐翻译一些德语作品。这仍然属于我翻译的第一个阶段，“遵命”阶段，意思是说，我受到出版社的委任、委托来翻译的一些书。
翻译第二阶段：主动翻译

　　和讯网：后来我看到您也有很多英文小说的翻译出版，像格林、毛姆，我想很多中国读者对您有印象，比如说像我是从您翻译的《月亮和六便士》，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小说的笔法非常好。

　傅惟慈：对不起，你还不是太了解我，你现在提到的英文作品的翻译已经是我翻译的第三阶段。那时，我已经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不能说是绝对自由。之前，我还有翻译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我主动向出版社推荐一些要翻译的作品，并得到了他们的允许。也就是说，我在翻译界多少树立了一定的地位。这其间，我翻译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托马斯?曼的很有名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这是上个世纪57年我着手翻译的。

　　后来有大跃进，中间有很多波折，没有很多时间翻译。不管怎么说，我这个人有一定的毅力，到了59年花了三年时间终于把它完成。以后这本书交到出版社，再在出版社压了两三年，一直到62年才出版，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这本书是我跟出版社商定的，我说我想翻译这本书。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我跟很多朋友谈过，可是现在找不到非常确凿的证据。

　　1956年，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对引进外国文学也是比较宽松的。据我的记忆，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绝对正确，周扬邀请了各个国家的文学家，德语的，法语的，以及国内如钱钟书等学者共同拟定了一个“世界各国文学名著两百部”。因为当时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就看到了这个两百部作品的名单。

　　我记得很清楚，德语文学（不是德国文学，因为说德语的国家除了德国还有奥地利、瑞士的一部分都是说德语）一共有12部，绝大部分都是古典作品，比如：歌德、席勒等人的作品，而他们的作品在建国以前30年代、40年代的被人已经翻译过了。

　　我记得属于现当代的德国文学作品只有两三部，其中就有《布登勃洛克一家》以及托马斯?曼的《兄弟》，亨利希?曼的《臣仆》。我当时就大胆地向出版社提出来，我想试一试《布登勃洛克一家》这部书。这也是我自己主动脱离第一阶段的“遵命文学”翻译。这部作品是有世界声誉的，其次在托马斯?曼全部作品里，这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代表作。当时他写这部作品时不过20多岁，文字相对来讲比较轻松一些。但是他到晚年写的《浮士德博士》、《魔山》就比较难理解，而且内容更沉重。

　　《布登勃洛克一家》虽然也有60万字，我相信自己经过一些努力还是可以把它译下来的。但是我绝不是硬着要求出版社让我翻译，而是先让我翻译一部分，经过他们的研究、认为，我再接着翻译。这样我在57年就开始翻译《布登勃洛克一家》，之后是40万字的《臣仆》。可以说，这两本德文作品是我花了很大力气的。

　　和讯网：这是您翻译生涯的第二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

　　傅惟慈：我在第二阶段还要补充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现在很多人主要知道《布登勃洛克一家》，《臣仆》有一个盗版，没有其它出版社正式出版。还有一个德国的东西是我自己主动要求翻译的，而且是出版社要求翻译的就是毕希纳的《丹东之死》，一个剧本，这在德国文学史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正好《新京报》前天（7月12日）出版了书评版介绍了这本书。大家如果有时间不妨看一看。这本书是我自己向出版社推荐的。我跟出版社说，没有涉及他的内容，只是说毕希纳是在德国文学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只不过他非常年轻在23岁就死了，没有那么大的权威。如果他再多活几年，说不定他远远比德国任何文学家都有名，因为在他23岁时就写出这么一个杰出的作品。

　　当时文化界、文学界中，他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作家，他的思想远远不像歌德这样，是把工人阶级作为书中的主人。更重要的是《丹东之死》是写法国大革命，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的斗争，丹东本来是公安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亲手签署了多少个手令，把贵族一个一个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自己也上了断头台，表面上看是革命的两条道路，罗伯斯庇尔的外号叫“不可贿赂的”，非常正直的，大公无私，非常廉洁的。

　　丹东，一般人了解，他的生活是比较浪漫的，跟同志们、朋友们聊天，常常拿女性，而且很粗俗的，好像今天手机上黄的段子这样的话，但很有意思。

　　这两个人的斗争，丹东被处死了，因为他违反了公共道德，但事实是那么简单吗？那个时候我的思想也是非常模糊的，我恍惚就觉得在革命之后，人民的一切自由都被剥夺了，《丹东之死》里两个人的看法，把一个人穿上一个道袍，把身上的曲线都给掩盖起来，美啊、丑啊，没有个人的东西，大家都穿一个大袍子，这是很明显的举例，当然我没有这么深的政治觉悟。

　　有一点可以借鉴，这本书在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的阿?托尔斯泰也把它翻译成德文，而且演出过。毕希纳全集也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看，今天来看很有意思，在那时候是不会出的，事隔了这么多听。这是我的选择，我明明知道绝对不会出的，这本书是在1979年四人帮倒了之后（出的）。现在可以转入第三阶段，转到英国文学，而且是比较通俗性的。

翻译第三阶段：英式文学之轻

　　和讯网：差别其实挺大，我觉得德国和英国的两国文学其实就不太一样，您怎么转向英国文学呢？我们知道的很多作家的作品您都翻译过，包括格林、毛姆，包括前两年得诺贝尔奖的莱辛，他们的作品您都翻译过，怎么做了这样一个转化呢？

　傅惟慈：说来话长，这个思想我自己也说不太清楚。我的《牌戏人生》有一个短序就说，年轻的时候想当文学家，想做流浪汉，流浪汉不说了，那是完全开玩笑。想做文学家，爱听故事，爱说故事，自己有没有这个（写故事）能力？当然后来证明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有一个作家说，文学不管你说故事、听故事还是写故事，会改变你生命的时间和空间，在你感到自己很绝望的时候，很没落的时候，支离破碎的时候，你走进文学中间，能够一种新的生命力量。当然这过分地夸大了，那天我到书店签名售书的时候，我向大家提出，为什么到今天还有那么多人爱看书，还有很多人在今天要写书，恐怕很大程度上想改变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文革之前那么紧张的空气中间，在我翻译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完全离开了当时现实的时间和空间，我到了一个远远高于现实的一个境界，活得更有意思，更自由。

　　回到英国文学，我得承认，英（国）文学看得比德（国）文（学）少一点，英国文学像莎士比亚很多人起来，能让你感觉到生活就在你眼前，可以把握住，这里包括比较严肃的大家，像格林、毛姆，他是二流作家，但写的故事也非常有意思，也有侦探小说。我不是说文学一定要有很深的含义，让你看了之后求生求死，我觉得文学就是看了之后你能感受到改变自己一种生命的感觉。

　　和讯网：是不是和大时代的气质是一致的。

　　傅惟慈：你说的太对了，我正好在这个时代，文革之前、文革之后中国有所改观的东西，空气也自由了。格林是一个天主教徒，《沉静的美国人》出版的时候，他的书是不能出来的。好象毛姆的书之前也是不能出来的，侦探小说以前也是不能出来的，可以说是时代的改变。我正好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从四人帮倒了，七八、七九年一直到八几年是我翻译非常鼎盛、繁荣的时期，当时我有好几个朋友，董乐山、梅绍武等等一起来讨论、满意。

　　和讯网：您翻译的几个作家里头，像托马斯?曼、卢森堡、奥威尔、格雷厄姆?格林都是偏严肃的，在这一系列作家的长长名单里，我看到钱德勒，就是前阵子新星又版钱德勒的侦探小说重出了，您在选择的时候，为什么会看中钱德勒的作品呢？

　　傅惟慈：好几个原因，可以说钱德勒是侦探小说中的一个佼佼者，可以说是顶着尖的作家，很多人做过评论，我在这里不想重复。我看他的书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享受。这有很多很多原因，也由于钱德勒笔下的侦探菲利普?马洛，我特别喜欢。某种情况之下，不妨说我很喜欢他的性格，和我自己有某种想想，比如愤世嫉俗，爱说些俏皮话。好的地方是有一颗软心肠，别看他是硬汉子，他对弱小者，像格林一样永远充满同情弱者。

　　还有他的生活方式，那么自由，一个人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晚上一个人跟一个人下棋，我自己在文章里也说过，我从小发明过单人游戏，一个人和一个人玩。很多方面是我赶不上的他的，他行侠仗义，成就很多人，破解很多迷案，我一辈子把我打死也做不到，但他的行事方法和思想使我受到感动。另外，我是一个搞翻译的，我对语言有特殊的感觉，我很喜欢语言。我啊选择一个作家往往是他的语言和我合拍，正如我前面谈到的毕希纳的《丹东之死》。钱德勒也一样，他有些话太妙了，我不是说那些俏皮话，这个话我有一次也提过，说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里也有类似这样的话。

　　我举一个例子，我特别喜欢钱德勒《高窗》里，他把一个女孩子非常可怜的，受到富婆控制之下，把她拯救出来，这个女孩子非常天真，总是疑心自己杀了人，实际上她并没有，钱德勒把她救了出来，送到打的父母身边，父母是很好的人，也在那儿住了几天，女孩子当然对这样的人非常有情，他对这个女孩子也有一种情意，但不会有任何发展，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在我分手之后，看到她的房子，我有一种感觉，就好象我写了一首诗，我又把它忘了，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多好的比喻！

再忆好友董乐山

　　和讯网：我想这也是为什么钱德勒能够位列美国大家的一个原因，他虽然写侦探小说，但他的文笔和文字决定了他又和一般的侦探小说家不同的地方。傅老师，您翻译的作品里头，很多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我看到的这些小说里头，其中有一本我一直觉得非常有意思，署名是董乐山和傅惟慈译，这本书是《基督最后的诱惑》，能不能说一下您当时和董先生当时合作翻译这本小说当时的情形呢？

　傅惟慈：我在好几篇文章说过和董乐山之前友谊怎么建立的，我们一起受难，从丹阳回来之后，有一些旧帐没有还清，失去了教书资格，但我们的思想是相同的，想介绍外国文学也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合作的机会。比较著名的不是第一本，比较著名的是套翻了1984年的奥威尔，这本书也是一个杰作。同时我也翻译过美国的科幻小说，偏重于科学的。我也翻译过《动物农场》，《动物农场》是董乐山先生接到出版社的要求，出版一个文集，要我翻译这一本。

　　我翻译世界文学经典小说，也由董乐山先生帮助我翻译乐凯雷（音）的一个很长的长篇小说。《基督最后的诱惑》是我接受当时一个作家出版社，这个人有点小名气，叫杨魁（音），他找到我，说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译的，当然这本书我是知道的，因为这本书纳诗迪（音）写的伊斯兰作品，受到原教旨主义者的攻击一样。这本书写出之后，很多虔诚的教徒认为把耶稣还原成人，应该是一个大神，他有人的感情是对神的亵渎。所以，我觉得这个书还是值得翻译的。

　　这本书在美国拍成电影，受到一些攻击。当时想把这本书赶快翻译出来，董乐山早几年就去世了，不分彼此的，我就找他，说我们俩一起翻译吧，这本书最后，因为董先生这方面比我好得多，他会写文学的评论、分析，为这本书写了很长的序，因为这本书出来也受到一些人的指责，觉得对基督教有不恭敬的地方，董先生的文章在《读书》上发表了，所以我把他的名字排到前面的。实际上这本书是我介绍的，前半部是我翻译的，后来出版社也不太管，因为我们这些搞翻译的是很注意风格的，原作的风格你要崇敬它，你个人的翻译风格也要有，这是不能避免的。我写过一篇文章谈过这个问题，这里我就不说了。董先生是上海人，我是北京人，是京油子，可能北京话比他说得更好一些，他偏重翻译第三帝国这种政治性的东西，我更擅长翻译文学作品。所以，文学性的他的稿子，我大致都看一遍，做了改正，这本书第一部也是我翻译的。
硬币收藏：另一个“癖好之累”

　　和讯网：这本书非常好看，给中国读者带来一部非常好看的文学作品。傅先生除了翻译之外，还喜欢收藏各国的硬币或者钱币。傅老师，您觉得您的翻译和收藏有没有共通性，它们彼此有没有值得相互补充或者相同帮助的作用呢？

　　傅惟慈：钱币和文学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是一个主体，我的性格方面喜欢这个，也喜欢那个。我个人的喜爱常常有共通的地方，我不仅喜爱文学，也喜爱收藏，还喜欢旅游，喜欢照相，兴趣很广。收藏这个东西，我在最近出的《牌戏人生》中大致谈了一下我为什么从小就喜欢这个。有好几个客观原因，碰到一些问题，可能很大一个问题是，我的性格充满了一种好奇，想知道了解这个外部世界。小的时候当然不可能，时代也不允许，那我只能从书上，钱币也是一个实体，一个载体，甚至比书更形象一点，书是人家写出来、印出来的，钱币是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人家就用过，当时的图象就是当时的情况。

　　从美学的观点，钱币有一种质感。现在很多人收藏邮票，很漂亮花里胡哨的，但一比较，钱币有200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邮票才有多少年。好的钱币像希腊的我当然没有经济力量买得起，好的钱币是一个非常好的浮雕，我收藏一部分，也是尽量收藏好的。另外，收藏钱币是我旅游中间，特别是到国外旅游，也收藏了一点，更增加了我旅游的兴趣，我到一些地方都要参观一些钱币的商场、小店，和卖钱币的小老板，不是那种大商人聊聊家常。有一个伦敦的小商人是希腊人，我在伦敦郊区住了很长时间，有一次住了一年多，每次进城我都到他那儿歇歇脚，俩人聊聊天。

　　北欧和南欧有很大的差别，北欧因为天气缘故，人也比较冷一些，南欧就热情，到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一样，常常像中国人一样，爱拍拍你的肩膀，搂搂你，但第二天就把你忘了。我也去过希腊，非常喜欢希腊的一个中年人，我到那儿，总是给我一杯咖啡。一听说过我到过希腊去朝圣，就把我当做知己，我们希腊很了不起，和中国一样有那么多年历史，他说的也是实话。抱怨英国人如何虚伪，在伦敦给人打工是不成的。我通过钱币认识了不只这样一个小商人，非常有文化头脑，可以说增加了我生活的一个乐趣，增加了我旅游的乐趣，而且我对钱币本身的兴趣也一直没有钱，当然也有不好的一方面，跑到“钱眼儿”里面去了。（笑）

　　和讯网：傅先生，世界上这么多国家的钱币，是不是每个国家的钱币您都收藏了一些？

　　傅惟慈：钱币像大海，只能收藏一部分。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名，都要有代表，收藏越来越难，你会发现这个国家早已经没有了，比如夏威夷，后来变成美国的第五十州了，那大概是在1899或者1900年前后，想找夏威夷没有变成美国第五十州的土王的钱币价钱就很高，很难找了。所以，后来就不成了，大致收得差不多，就专攻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国家，甚至于某一种图案，有人收藏体育的钱币，有人收藏动物的钱币，我自己喜欢历史，所以我一般收藏各个当时殖民地的钱币。比如非洲很多国家，以前是法国的，是葡萄牙的，是哪国的殖民地，后来独立了，一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纷纷独立，但钱币还受以前钱币的影响，你看这些钱币，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历史一样。

　　和讯网：您现在的藏品有多少枚？

　　傅惟慈：我收藏我的专项，一个是德国的，一个是殖民地的，还有某一些特殊的钱币，比如中国曾经是半殖民地国家，几乎被列强瓜分，日本占领了东北、满洲国、冀东政府，以后大半个中国，他们在伪满，在傀儡的时候政府出过一些钱币。德国占领过青岛，也出过大德国堡，也是很珍贵的。大德国堡是19世纪末两个传教士被德兵杀害了，当时德国政府和满清签订了合约，把胶东割据了，正因为这个问题，中国才享受到啤酒，德国是把啤酒最早弄到青岛来。当时他们出来两个硬币，一边是德文的，写德国帝国，一边是中文的，写着大德国堡。一个德国的币商跟我说，你是中国人，应该搞到这个，我当时不知道，回来就找这个。后来我曾经买到大德国堡，40、50块钱一对，并不贵，后来我到上海去玩。

　　和讯网：当时是哪一年的事？

　　傅惟慈：1992年的事。

　　和讯网：40、50块钱还很贵。

　　傅惟慈：对，当时还算贵的。我在上海有一个币商，他不知道怎么弄到一个罐，埋到地下，都长锈了，很便宜，十几、二十块钱，我挑了几个好的，都给别人了，今天一枚好币都过千，很难得了，据说德国人都在找这个币。

　　和讯网：我想傅先生收藏这个钱币只是出于兴趣，但跟很多现代人把它作为投资和升值的心态肯定是完全不同。这期间有没有人想找您，买一些您手中的藏品？

　　傅惟慈：也有币商，因为他们知道我当时买这些币的时候，价钱比较低，如果我即使给他加一些，今天他再转手也可以图利，但这究竟不多。我是一个收藏者，也收藏得比较好，也因为我下手比较早，所以，有一些币今天就很难找到了，即使出大价钱也找不到了。有两三个收藏家跟我说，假如有一天，这个东西……他不好意思说你那一天见马克思了，只能说你不高兴再玩了可以让给我。我说我记得，现在看样子一时半会还死不了，每天还要自己玩玩，我更没到这些币能升多少值，当然升值我也挺高兴，我这个人也不能免俗，也挺爱钱的。

　　和讯网：我看到您在《牌戏人生》书里也写过一个故事，是一个逃难的过程。一个小币溜到你的口袋里，为了通过检查，不得不把它埋在土里头，硬币上画了三个小狮子，后来你又找到类似的钱币吗？

　　傅惟慈：这个币不是很难找。那时候我离开沦陷区北平（北京）到自由区（抗战区）是1943年，已经是60多年以前了，当时我的收藏品是非常低的，那个币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实际上不是很难得，价钱也并不很高。这里有一个图，也巧极了，正好在我们今天谈话的前一星期，有一个人拿来一枚非常好的，极其好，我虽然已经有了，也还是留下来了，因为价格也不高。那是一个历史记录，那是德国的一个根西岛（音），货币单位是W。

　　和讯网：不管您的收藏还是翻译，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个弗雷，不小心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环境下，也一种危险，会惹一点麻烦。

　　傅惟慈：对，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癖好之累”。

　　被人拿走了，或者一个机会错过了，心爱的东西被别人捷足先登了，我再找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要不然，这套钱币原本是一对，由于当时钱不够，只能买一个，第二个没有钱再买。但是到今天，这个钱币已经升值很昂贵了。这些情况下，心里总会耿耿于怀，不舒服。不只是钱币，我觉得最大的癖好之累，是“文革”期间红卫兵“帮助”我“清除”杂物时，把我的音乐唱片拿走了。我心里疼！亲眼看到大皮靴把一个贝多芬的头像踩碎了，特别难受。我记得谁说过，什么叫悲剧？悲剧就是眼睁睁看着一个心爱的东西被人家毁坏，比如一个心爱的人得了不治之症死在你的怀里。“文革”时，一个很好的古瓶，有几百年的历史，被扔在地上砸掉。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一个大卡车到我家抄家，把我的唱片砸掉。

　　和讯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您进唱片店应该可以看到更多您喜欢的唱片。

　　傅惟慈：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达观一些，时代在进步，没有谁的巨掌能拦得住。

　　和讯网：非常高兴傅先生来和讯来聊他的翻译和他收藏的小故事，正如傅先生所说的，一切都在向前进，不管文学、收藏还是音乐，希望傅先生今后还能够有更多的好的文字作品，虽然您说了一些不再“玩文字游戏”的气话，但希望傅先生能够有更多好的作品带给大家，也希望傅先生下次有机会还能来这儿跟大家聊天，谢谢！

　　傅惟慈：谢谢给我这个机会！

绿原先生和钱春绮先生，一北一南，是我国译介德国诗歌的两大巨擘。两人都译了德国经典巨著歌德的《浮士德》，也都译过席勒、海涅等人大量诗篇。两人都具有诗人才华，各有独特风格，译著可谓各有千秋。我自己过去也译过几部德国文学作品，但由于意趣芜杂，近年更多关注的是英语文学。虽然如此，我对德国文学并未忘情

　　绿原年轻时就开始写诗，崭露才华，20岁第一部诗集《童话》问世；自上世纪40年代中起，陆续翻译发表文学艺术作品，跃登文坛；全国解放后曾在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任职。1955年厄运临头，因胡风反革命案陷身缧绁。经过一年左右审讯和调查，事实本已查清，原来假定的罪名并无根据，却未获释放。从此一关7年，在囹圄中捱过漫长岁月。但他并未颓唐萎靡，而是以坚毅精神应付逆境，用了6年时间，学习德语。释放后，能以之为工具，译介德语诗歌，焕发异彩。读了绿原的这篇自述，最令我佩服的当然是他不屈不挠的意志，但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想法，写下来，供关心知识分子命运的人和我一同思考。

　　感慨之一是从绿原的遭遇想到"文革"结束前我国知识分子经受的苦难。我自认为比较幸运，虽然历经运动总是心惊胆战地踩一段钢索，但没有被打翻落马，直到"文革"前乌云已经遮盖住半天，才开始受到冲击，一直延续到横扫大地的暴风雨彻底过去。几年前，在我原单位召开的一次退休人员的会议上，一位曾当过我的领导的党员同志当众表示，过去对我的待遇是不公正的。我很感谢这位领导说的公道话，我相信也是她的真心话。但是，建国后近20年知识分子（我指的是整体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岂止是"不公正"三个字所能概括？开除、放逐、劳改、下牢，多少人在精神与肉体双重折磨下，才华逐渐丧尽，生命也随着岁月消逝，即使侥幸活过来，失去的永远无法挽回了。如果把话说得坦诚一点，或者说苛刻些，当年长期执行的知识分子政策实在是叫人丧失自信、自尊，把黎民视同草芥，"高贵"同"愚贱"完全倒置的政策。绿原在囚禁中仍获准读书并掌握了一门知识，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事例。他的自强奋斗精神固然令人佩服，但如果不是被囚禁在--用绿原自己的话说--"首善之区"，又怎能受到这种"宽容"？当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被押的人只能老老实实地进行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而在某些人思想中，改造思想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异于寻常的繁重体力劳动。在"改造"中除了至高无上的"宝卷"外，又岂能读杂书、学外语？当然，事情也还有另外一面，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监管制度不尽相同，又由于时间悠长、政情变化，对待服刑人员的规定、政策也时宽时紧，因之，在某一地区、某一时间，犯人或许也能偷闲看点书。但在那个时代，只能说是个例或特殊情况。总的说来，读业务书是违禁的。不要说在监狱，就是在"牛棚"或五七干校，看闲书也与改造相违（在五七干校收尾阶段，管理松懈，例外。）是否允许看书，看似制度或规则，实则关系到几乎与生命同等重要的人格尊严和精神自由。我在这里不妨举一个最近读到的事例。

　　赵俪生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晚年在兰州大学（一度并归西北师范大学）执教，"反右"运动中不幸罹祸。1958年，他被补划为右派分子，罚去河西走廊山丹县师大农场劳动。那是一个距离饿死上万人的夹边沟不过百十里的地方。赵俪生教授之所以能活着回来，是因为小女儿登山遇难（女儿名赵纪，死时年仅18岁）被宽大释放。至于在劳改中，为何没被饿死，教授后人解释说，可能是因为他体质孱弱，消耗热量很小。另一不能不提的原因是，赵俪生不论白天牧马，夜卧地铺，手中总不离一本《国语》或《左传》。我虽然不相信读书可以疗饥，但确信读书多少可以分解一些精神重压。我想，大多数下放劳动和在干校中改造过思想的人都会有此同感吧。绿原在他的那篇文章里也说："为了不让自己精神失常，给淹死在里面，才不得不学阿Q，把'适者生存'的原则庸俗化"，读一些书。这一梦魇时代终于过去了，但它留下的阴影恐怕至今仍在缠绕着一些过来人吧！

　　读绿原自述文章的第二点感触是，惊叹我国知识分子思想如何单纯。这一问题要从绿原最后选择德语自修说起。自从监狱准许读书后，他先读了家人送来的本已收藏在家的外文书。但是以后读什么呢？他听从尼赫鲁自传中的教导不读小说，因为小说"挑逗感情"，不利保持平静心态。他决定要读一些使心灵"单纯化、机械化、以至枯槁化"的东西，以承受徒刑的压力。那该是什么书呢？读数学，循序渐进的课本难找，担心半途而废。他要学外语，而且要学一门难度大、过去没沾染过的外语。经过一番试探，最后决心学德语。原因呢？引证绿原自已的话说："把陌生的德语学好，认真读几本马克思经典著作，也好明白自己究竟是怎样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上失足的。"我对他这句话的理解是，绿原虽然使用了"失足"两字，认为自己有错，但真实思想是想认真把事情的是非曲直弄清楚，是他误解或歪曲了马克思的话呢，还是批判他的人假借马克思理论对他打击、诬陷，或者也可能是翻译者误译了马克思的话才叫他受了不白之冤吧。这些都需要首先读懂原著，看看马克思究竟是怎么说的，才能明白，否则一切都是一笔糊涂账。我看绿原先生想用书呆子的办法去解决政治上的是非问题，未免太天真了。想当年一个人的思想指挥全国几亿人头脑，一个人的意念决定的大小方针政策，哪里是讲道理、辨是非的时代？胡风上书表白自己的文艺观点却被诬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连累了数百人受罪，明明是个冤案，却需要将近30年等待才能平反，当时谁敢为他说句公道话？写到这里，我倒真想起另一个戆大，一个令我肃然起敬的老知识分子——著名的美学家和翻译家吕荧。

　　在批判胡风的一次大会上，人人高呼打倒反革命，只有吕荧一个人为胡风申辩，认为胡不过是文艺思想的错误。在胡风已经被定性为暗藏反革命分子后，也只有他一个人敢去看望。这样一个公然违逆时潮的人，自然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结果"文革"乍起，他就作为"不安定分子"押赴农场，先在天堂河，后转茶淀，强制劳动。吕荧又一次显示了他的不识时务的憨直，别人押去劳改随身带的是衣物、食品，他去农场却抱着一台英文打字机和翻译中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为了去农场继续他的文化大业，为防停电，他还带了几大包蜡烛。不难想象，这样不合时宜的人落在茶淀会是什么下场--葬身荒郊。1969年，茶淀西荒地坟茔里又多了一个土丘，他死时年仅55岁，真令人痛惜。

　　钱春绮先生一样也做过不识时务的傻事。他本在医界立足，有一份稳定工作，只因对德国文学过分痴迷，沉浸于翻译诗歌中无法自拨，于60年代初竟脱离本职，自愿转为一名自由职业翻译工作者。结果"文革"一来，他视为拱壁的文化遗产一下子变为粪土，翻译外国文学成为宣扬封资修毒素的罪行，不仅再无翻译好做，而且就连生计、养活一家老小也难维持了。"文革"结束后不久我去上海，曾专程到南京西路钱先生家中拜访。谈到过去10年的艰辛遭遇，他表示自己当初因一念之差，连累全家受难，为之唏嘘不已。

　　我有时候想，这些在业务专长上表现了极大智慧，做出卓越成绩的人为什么"大事糊涂"，在政治上落后于形势呢？同在知识界，为什么有些人脑筋转弯比较快，能够比较容易地参加了时代大合唱，而有些人的步伐却总不合拍呢？再往深里探索一下，我发现这些"时代落伍者"（这个名称并不恰当，姑且这样叫吧！），早年间大多也是"先行者"，属于进步的"左派"，有的甚至参加过革命。绿原解放前在重庆读书期间，就因参加进步文学活动被迫离校。吕荧与革命关系更深，30年代在北京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是什么影响了他们"与时共进"呢？

　　这一颇为复杂的问题决不是我这篇杂感式的短文能够说清楚的。这里我只能做一个粗浅的解释。我认为，知识份子爱犯的一个通病就是过分珍爱自己的一点喜好--即使没有能力著书立说，翻译什么世界名著，也总是在书堆里打滚，成为呆头呆脑的书虫。他们把自己喜爱的那点事物看得比什么都高，有如身家性命，不顾外界发生了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还是紧紧抱着不放。在通达的人眼中，他们这些人"抱残守缺"、"冥顽不化"，他们自己却认为取得了世上最宝贵的财富，或者可以说把握了人生真谛。结果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中，一下子就被淹没，成为"陈旧过时事物"的殉葬品，一幕幕悲剧也就因此而发生了。如今混乱无序的年代已成往事，这些受难者大多也已亡故，但那么多天真赤诚之心却是后人永远不会忘记的。

按：我和傅惟慈老人交往十年，其见证便是他唯一的创作结集《牌戏人生》的出版，为了配合宣传，我发表两篇对他的访谈《对我来说，翻译是一种游戏——专访翻译家傅惟慈》（《信息时报》2008-07-13）、《傅惟慈：享受翻译越来越自主的路》（“和讯读书”2008-07-15）。不久我觉得翻译家这个名头放在傅惟慈名字前，容易遮蔽他的立体影像；他肯定也算得收藏家，同时是文艺背包客和音乐盒摄影爱好者。随后我发表了另一篇访谈《牌戏人生，无常而美——专访多栖文化人傅惟慈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8-08-22），多栖文化人，是我当时很自得的措辞。《牌戏人生》引起不少读者共鸣，去年8月出了修订版，因为最后这几年傅老写作冲动频发，陆续又发了几篇长文。上周末他突然到另一个世界游荡去了，作为一个很熟悉他的人，很惊异和伤心。其实是惊异于这离去的突然，自己竟一直天真以为这个非常有兴味的老人会一直陪着我们。周作人说过，老人像古书，少一部是一部。傅老毕竟91岁了，怎么说也是福寿，至于我们伤心，严格说来是伤心自己的，春节后我们一向会说天暖的时候几个朋友到他的四根柏小院看看花，今后大概不会再这么相约了。傅老是一个非常看得开的人，他背上背包去游走，可以和一些虫子同住鸡毛小店，死后也什么都不带走，把所谓皮囊还捐给了医学实验。今天如果让我非给傅惟慈这个名字前加上个名头，我觉得文化人都不“尽善”，他有很多文化水平并不高的朋友，我宁愿说他是一个趣人，一个达人。

所谓访谈傅老，其实我从来不是刻意的，仅仅是一次一次到他那里闲话，仔仔细细读他的稿子的自然结果。因为发表报刊版面的限制，又要求主题集中，所以对我们的漫谈删削很多，为了纪念这个可爱的老人，我拿出经过他改定的原稿重读，把删削部分重新整理出来，算是四根柏小院的一个回声。

过不止一个人的生活

高立志：傅老，我查一下单单您翻译的作品，就包括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德国、奥地利、瑞士、希腊、英国、美国等多国文学30余种；我每一次来，我们几乎都聊不同的书，我们知道您一辈子和书结下很深的缘分，我想问，对于您个人来说，读书有什么样的意义？

傅惟慈：我译过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少，但在开始走上这条路的最初阶段，大部分是应出版社为迎合政治需求而规划的作品。现在回头看，除了两三种外，大多已失去价值，不值一提了。这像做任何一件事一样，起步的时候，难免在歧路上徘徊一阵，才逐渐摸索出一条正路来。你提到我这辈子同书结下不少缘分，这很重要。正因为爱看书，喜欢阅读——杂乱无章的阅读——才最终把我推向译书的道儿上。我总觉得一个人所经历的，所思考的终究是有限的，如果我们要让生活无限丰富，那只有通过阅读。阅读，让我感到我过的不止一个人的生活。或者形象地说，一个人只能在有限时间里拥有一小块有限地盘，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扩大这个地盘，通过阅读拉长我们拥有这块地盘的时间。一位文学评论家曾说，叙事可以改变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我理解的“叙事”，既包括简单的看书、听故事，也包括带有创造性的写书、译书。

高：那您给我们举例谈谈几本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书吧。

傅惟慈：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我译的第一部英国小说〈问题的核心〉》，谈到格林对我的影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其实，我所翻译的书经常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钱德勒的书，还有《动物农庄》《丹东之死》《臣仆》都促进了我对很多社会问题的思考。关于这些书，《牌戏人生》里基本都谈了；简单地说，我喜欢翻译那些能引起我共鸣的作品。过去我曾同青年翻译者对话，我也建议他们译一些和自己气质相投的作品。我喜欢的外国文学作品很多，当然不可能都一一译过来。限于时间，有的早有别的高手捷足先登了。即以德国文学为例，那个23岁就早逝的毕希纳，我喜欢他的《丹东之死》，也还非常喜欢他的中篇小说《棱茨》。还有一部中篇小说，是我上高中时就看过的《珊拿的邪教徒》，胡风的北大同班同学——王实味翻译的。后来我还幸运地拥有这本书的德文版呢。郭沫若也译过这本书，书名译作《异端》；我更喜欢王实味的译文，读起来比较顺畅。

这书讲的是：一座山顶上住着一个妇人带着她的很多孩子。这些孩子的父亲是谁呢？连这个妇人都弄不清。所以这是被上帝抛弃的一家人，是被目为不贞的邪教徒。有个好心的年轻神甫一次次去看望他，希望能够感化这个妇人皈依上帝。在多次上山后，神甫不仅没能改变这家人的生活方式，他反而爱上了那种陶醉在大自然中的生活，爱上了这家人的大女儿，一个天真无邪的野姑娘。年轻的神甫索性脱下神袍，放弃了禁闭在教堂中的神圣生活，成为这家邪教徒的一员。

但我不理解天主教神甫为什么禁欲，过独身生活。当时我正跟天主教圣心会的比利时籍神甫练习德文会话，我便把这书的德文原版借给他看，一者是请教；二者我想挑动他的凡心（呵呵）。后来我因为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不得不逃离北平，没有把这书及时取回，解放后，这个神甫也去美国了，这本书还在他那里。

那是一本带有许多精美插图，印刷考究的德文本，我非常喜欢。80年代后我不止一次去德国，虽然努力寻找这本书，但一直没能买到我失去的那个版本。我也很想知道那神甫朋友读后的心理感受，这都成为秘密，被带走了。

在翻译与作家之间

高：说实在的，尽管我是您多年的读者了，但在结识您之前，还真不曾注意到您文字的造诣。所好现在有《牌戏人生》这本书，其中《童年游戏》《千里负笈记》《出亡记》《牌戏人生》《癖好之累》等给我强烈印象。您说过，您梦想成为一个作家。真遗憾，您自己的随性小品比起您译作来，太不成比例了。大部分职业翻译家尽管成就斐然，而最终默默无闻。像金克木、季羡林，还有李文俊、施康强诸先生名气甚高，估计主要还是得益于他们的散文创作。我想到王小波的一个观点：中国现代文学最有价值的文字来自翻译。我们广而言之，在现当代文学中，您最喜欢谁？

傅惟慈：其实，在翻译和创作之间，我徘徊过。没有成为作家，一是受时代的限制，在那个人人必须参加一个调子的大合唱的年代，如果唱出异音，势必惹出大麻烦。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实在没有写作的才能。特别是阅读了国内外那么多了不起的经典名作后，我自己能够写出什么来？白白浪费纸墨而已。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不愿“噤若寒蝉”，总有些想法想表达出来，那就只能借助国外大师之口了。但就是翻译别人的东西，也不断挨批，甚至差点惹祸。《我戴上了诗人桂冠》记叙了一个经历。因为翻译德国1848年革命诗歌，我竟被认为是写反动诗，这些诗歌要是我的创作，那还了得！要不是我有证据能够证明那是应出版社之约做的翻译，估计达摩克里斯之剑就要落下来了。

八十年代的时候，气氛宽松，可以写点东西了，你看董乐山、冯亦代这时候就发表了非常多的知性小品文。但我生性疏懒又好奇，日渐开放的新时期带来许许多多过去无法享用的新事物——音乐、电影甚至出国旅游，令我应接不暇。我实在不愿像几位好友那样日日夜夜伏在书案上爬格子，所以比起他们来，我实在惭愧，于是还是在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上再做点熟门熟路的翻译工作罢了。透露一句，好友董乐山获奖小说《傅正业教授的颠倒世界》就是以我本人为原型的。

再说你提到的后一个问题。我个人读书，不是为了给作家排座次。但你既然这么问了，就让我想一想。（稍顿）应该是郁达夫。他的文字真诚，很深情、有个性，尤其他的《迟桂花》富有美人迟暮的诗意。孙犁的作品我也读了很多，很简净，字里行间还有对青春的女性的爱，你仔细看，能看出来的。至于当代作家，我最喜欢张中行，他记性太好了，多年的事还记得那么清楚，很了不起，文字幽默风趣。

你刚才提到的王小波，还有王朔的文字，我都比较喜欢，我还读北岛、多多的诗歌，也很好。

高：北岛、多多属于朦胧诗派的，当时算先锋的一群，很多人指责说看不懂。

傅惟慈：看不看得懂，是一回事，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说实在的，我也看不太懂，但我觉得那是好作品，喜欢。多多是我的朋友，我还参与了他们一些诗歌的讨论。

高：算起来，多多只能算您的忘年交，您的心态让我们钦佩，因为您如此支持过年轻人的先锋创作。

傅惟慈：你把我说得太高了，我只是好奇，也不愿意落伍罢了，年轻的朋友们懂好多我不懂的东西，一人一世界，只有通过交流，自己的世界才能变得更开阔。

高：是的，您这话其实传达了一种人生观。话只有越说才越透，路只有越走才越明白。交流，是社会良性运转所必须的轮子和链条。谈话、讨论和创作是交流，读书、译书是交流，旅游、收藏也是交流，只有交流才能让人与人、人与世界和谐起来。

发《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

人类的自由是傅先生一生关注的重点

听说傅先生走了。心中很悲痛。

前些天电话他，说感冒了，去医院打点滴。我说我第二天过去看看，他说还是暖和点吧。那时候他的声音还是洪亮的。

没想到，冬天没有过得去。

第一次见到傅先生，是在成都开科幻大会。他跟董乐山教授坐在最后面，不给办会的《科幻世界》杂志添麻烦。两个人都是大家，都那么低调，给我很深印象。

后来就不断到他家里去探访。四根柏胡同，小院子，安谧，寂静，充满了文化氛围。人多的时候，中国人外国人都有。人少的时候，就我们两个。聊外面的事情，聊文学的事情，聊科幻的事情。听他讲话就像在听时间讲话，听大树的根讲话。

最早的科幻翻译作品，发表在内部刊物上

傅先生是个骨子里乐观的人。讲什么都那么快乐。他受得苦不算少，但他面对什么都乐着。八十多岁的时候，还乐呵呵地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去玩，或者，到印度偏远的地方去看。住那个地方特别差，他不在乎。照了许多照片，自己裱起来，特别专业。

八十九年之后，傅先生更是把玩当成第一要务。他的玩是一种应对现实的态度。他有节操，有坚守，有自己的世界观。他开始收集硬币，而且是殖民地诸多小小国家的硬币。从对这些硬币的收集、研读中，他获得了许多全新的世界模式构想，自己好高兴。

他说想写点东西。

我当时认识一个《中国专利报》的好友小敏，是个年轻的科普作家，把她介绍给付先生。本来以为傅先生会觉得这个报太小，不会给他们写副刊文章。但傅先生二话没说，当场应承下来，连续些了好几篇。

八十岁之后，我还在师大校园中看到他骑着自行车来访问朋友

我给付先生带去过一些科幻作品。他自己要看。他原来翻译阿西莫夫的《低能儿收容所》、温代姆的《呆滞的火星人》、库特冯内古的大量科幻。我一直想给他出本科幻译文集，但终究因为版权复杂，没有完成。一直非常纠结。但每每去他那里，他还安慰我，说没事。他甚至把所有新书都送给我。没新书的时候，把旧文复印了给我。

在施咸荣先生选集中包含他的两个重要译作

傅先生今天离开了。我太太从澳大利亚给他带回的一个原住民的工艺品也无法送达了。

在我所有的朋友中，最懂原住民生活的人就是傅先生。

他去过太多太多原住民的世界。

他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最根本的原住民。

儿童文学刊物《朝花》的第一本中，也有傅先生的科幻译文

有一次我们两个聊起都认识的朋友巫教授的书《一滴泪》。我说您也应该写一本。他笑着说，“咳，哪个知识分子没有一些个故事？”言外之意，那点小事，算不了什么。

他是珍惜生命的人。他的一生都在看，听，走，想，笑。

翻译、写作、教书他都做过，都做得极好。但他不是为这些来到我们这里的。

他是来快乐的。

他快乐的来，快乐的离开。

这样，他的笑就永恒地留在我们心中了！

听说傅先生离开之后匆匆写的短文

傅惟慈：闲云野鹤(修订版)

能出版这本名人特写集，我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就是傅惟慈。我们私下里都称他傅老师或像他的洋女婿那样称他老傅。我写他的第一篇专访的题目就是《老傅其人》。那是徐坚忠第一个约我写的人物专访，从此就一路专访而不可收。高立志也正是看了写老傅的专访，才要我整理大部分专访文章出集子。

1988年秋我们在桂林开外国文学出版会议，期间老傅的谈吐和处世态度触动了徐坚忠的某根神经，看我是老傅的小朋友，就马上约我回北京后写篇老傅的特写。傅惟慈的地位和品位决定了我从此不能降低标准，每写一篇、每采访一个人都必须有所长进。傅老宽容，大度，让我撒欢般地写他，为我的名人专访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为什么是他？说来话长了。

1988年春上我去设在慕尼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国际青年图书馆开会并做短期访问学者，由对方负担一切经费。图书馆经费有限，就把我安排在慕尼黑大学的学生宿舍居住。虽说是学生宿舍，但条件很好，都是单间，提供铺盖，有公用厨房、冰箱和洗澡间，卧室内还设一个有冷热水的洗脸盆，楼内和室内卫生有专门的清洁工做。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国外的学生宿舍是这个样子，完全像自助旅馆。我在那里感觉像个留学生一样，生活得很开心，在厨房里做饭时还能和各国留学生聊天并因此结识了我的第一个台湾朋友，她的母亲居然是我的保定老乡！世界真是太小了，我的第一个台湾朋友竟然是在德国认识的，还是我老乡随国民党大部队撤到台湾后生的孩子，她知道我是她母亲的小老乡后也倍感亲切，完全忘了那个时候大陆和台湾关系还很紧张，公然和我来往，不怕其他国民党员的台湾同学告她的状。而我则从一开始就没有戒心。

世界就是这么小：我偶然发现这学生宿舍楼里还住着一位瘦高个儿的白发老先生，瘦得像一幅剪影，每天登着自行车行色匆匆的，一看就知道是大陆来的。一个大陆老学者住在学生宿舍里，他是干吗的呢？我很好奇。就在我迷惑不解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传达室里打电话，发现桌上玻璃板下一大张本宿舍楼居民的名单和对应的房间号，其中几个中国人的拼音名字最显眼，一个个看下去，居然发现了FU WEICI这个名字，我马上联想到了著名翻译家傅惟慈。

我立即感到我有事做了，因为我那几天正挑灯夜战，每天下班回来都在宿舍里写着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哥们儿姐们儿奔西德》，写的是中国留德学生的现状和故事，这个题材在当时算是冷门，因为留德的学生人数尚未成气候，去西德留学似乎很难，所以还没人写他们，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他们，所以这开先河的事就历史地落在我肩上了。而我发现这里还夹杂着一个大翻译家，便更觉得有故事了。如果这个人真是大翻译家傅惟慈，那他来德国干什么？是不是像遇罗锦那样是持不同政见者流亡德国的？要不就是公派访问德国滞留不归，生活落魄，才住到学生宿舍里来的。总之，我联想到的都是负面故事，像私人侦探发现了猎物般兴奋。

于是，我敲响了他的宿舍门。开门的还真是我看见过的那个白头老人，他说他就是那个翻译家傅惟慈，不过他不是流亡，也不是公派出访的“叛逃者”，生活也不落魄，他是在慕尼黑大学教中文课的老师，为了省点钱，才住在学生宿舍的，他单身一人，没有必要花高房租住公寓，省下钱来可以满欧洲旅游，再买一台他早就想摆弄一下的莱卡相机什么的。

我居心不良的猜测全落了空，没挖到负面新闻，却和老傅交上了朋友，我当时在出版社工作，认识很多翻译家和学者，他们也是老傅的朋友，因此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晚上我从图书馆下班回来正好和离开北京几年的他聊天。世界就是这么小。

当然，我还经常在他那里蹭饭。我从郊外的图书馆回城里，要转两次汽车和地铁，因此每次回来都很晚，老傅说你一个人那么晚还做什么饭，我顺手多做点就够你吃的了。于是我常晚上到他宿舍吃他“多做出来的”饭，他早就吃过了，就在一旁和我说话。我每次都风扫残云，将半锅米饭和碗里的炒菜全吃掉，形同饿狼，以至于老傅忍不住说“看不出来你这么能吃”。那是我第一次在国外生活，居然能经常吃到地道的中餐，还是这么一个大翻译家做的，实在是幸福。

我们那些天几乎总在谈国内的事，好像出了门就是西单、东四，坐上车就可以去我们熟悉的朋友家谈天。唉，我们感叹，咱们这样的人，在外国待不长的，回去也没什么用，真是，哈哈。

四月天儿里，寒雨绵绵，阴冷潮湿，但宿舍里开着暖气，德国的学生宿舍一年里都供暖气，只要温度降到某个刻度，就供暖，因此屋里温暖如春。傅老师特别告诉我那天晚上电视上播放《日瓦戈医生》，让我一定到他屋里去看。好像这本小说那时刚刚在国内出版，在反自由化的时候差点被禁止销售了。我们斜靠在床上看电视剧，电视机是十四英寸的那种，但是彩色的，那时国内彩电还是稀有货，要外汇和出国指标才能买。傅老师说：这种南朝鲜的彩色电视在西德才二百多马克一台，极便宜，可咱们国内却要卖好几千，还要出国额度，这穷日子过的。行了，你这次回去可以给家里买个彩电了。于是我就憧憬起回国后把大彩电带回家的幸福场景。电视剧对白是德文的，我一句也不懂，听傅先生偶尔翻译一二句给我听。依稀只记得风雪弥漫中奏响着凄惶的乐曲，一对情人的表演叫人欲哭无泪。

那是我第一次在国外待那么久，而且是在一个非英语国家，因为有了老傅，我才没有感到孤独。不知怎的，一想起他来，那张沧桑的脸，那抑扬顿挫略带尖利的北京老头的京腔京韵、那种旗人遗少才有的愤世嫉俗与刻薄，总与日瓦戈和拉拉之间那凄迷的浪漫画面交织一起。

我不知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难忍难熬的日子，老头是怎么过来的，大概不会那么愉快吧！记得有一回同他闲聊，谈到另一位命运坎坷的大翻译家董乐山（他俩是好友），傅老说：“我同老董这类人真应了英国一句成语：square peg in a round hole(方枘圆凿)，同环境总是格格不入。英文这句成语很有意思，也可以反过来说‘round peg in a squarehole’，意思一样，在哪儿活着都不合槽。”我懂得像傅老这些人，凡人的欲望在他们身上似乎更强烈些，所以总感到压抑，总想找个发泄的地方。或许他埋头吭吭哧哧地翻译大部头外国作家作品就是一种宣泄吧。

年轻的时候他做过作家的梦，玩命儿写过一阵子，但后来他发现以这激情和这干劲儿干点别的似更合适，于是他及时地退出了通往作家的窄梯子，转向更广阔的人生。少年壮志，一腔子热血，他只身奔赴抗日阵营，先在后方大学读了一年多书，其后日本鬼子逼近，书读不成，就奋而当了“国军”，再后来又在美国援华的一支小分队当翻译。要不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扔得早了两天，也许后来他翻译的几部德国小说出版社就要另请高明了。解放前，他一度思想激进，还被吸收进共产党地下组织。这一段稀里糊涂的历史，在那些严酷的年代叫他成了可疑人物，文革前夕，老傅连教外国留学生汉语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好好一个大才子面临着销声匿迹的下场，有如一位名角儿面临着被挤下大台的惨境。

他不得不服，那年头谁敢不服？但他终于没有沉沦，他玩起“文字游戏”来，一口气译出了托马斯·曼和亨利希·曼兄弟两人的巨著《布登勃洛克一家》和《臣仆》，全由国内最权威的出版社出版。这以后又译了毛姆、毕希纳和格林等人的名著。于是我们的译坛上有了这样一个闪光的人物，在德国文学和英美文学方面他都是权威，这种跨越两种语言文学的人才还是很少的。

他译书颇为勤劳。同时还扶植、帮助了一批青年译者，其中有人已得了翻译“彩虹奖”，他该欣慰了吧？

不，他不。他乃是个“墙外香”的人。学了这么多年，干了这么多年外文，却没见过外国什么模样，好不容易有机会去德国教书、研究，中途又被招回，招回他的人却说不出招回的理由，还是怀疑！后来他学乖了。过了两年又有英国一所大学聘请他去任教，单位的人仍然找他的麻烦，他索性办了退休手续（虽然还不到年龄）。就这样，他以探亲名义，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相继教了课，而且在欧罗巴浪荡了不少地方。我同他初次相遇，就是他在慕尼黑任课期间。

可他还是回来了！因为他无法忍受孤独！

他有着极广泛的兴趣，音乐是一大享受，他收藏了各类磁带和激光唱片，一听就把世界忘却。他喜爱现代派的诗，北京的“后崛起”派诗人们常往他家跑。他也爱凑热闹，跟这一帮子人混到一块儿，大有返老还童之感。

“口衔银匙降生”的傅惟慈注定一生多舛、抑郁犬儒。我惊异于他对晚辈的慈爱和对侪辈的尖刻是那样须臾变化于谈锋之上，我懂得那是岁月蹭蹬使然。一个正直无瑕而不乏浪漫激情的知识青年，不谙权术、睥睨悠谬，只有躲进外国名著中物与神游，陶然忘机，清灯寒夜中走过青春，不知老之将至，就退了休。正因为译书是一种活法，他对其中甘苦视之自然，也未曾想以此登龙晋身，便以平常心安之若素，默默耕耘。得知某译家得某奖后百感交集老泪纵横，他感到不解。因为他自己虽然在五十年代初就跻身文学翻译队伍，但从未把出几本翻译作品当作多么了不起的成就。“贬低一点说，翻译只不过是玩玩两种文字的对比，排列游戏而已，”他在一篇短文里说。

但我没料到的是，他居然宣称要与翻译告别。他在《随笔》上撰文称：“时代变化了，过去那些热心在文学作品中游历大千世界、探索灵魂奥秘的读者群日益稀少。文坛冷落，我也决心封笔。”我希望这只是他一时愤激之言，因为事实证明，近几年他还不断有译著出版，只不过没有再翻译大部头作品而已。有一个原因他没写，那就是出版界对译者的苛刻。很多出版者像收购废品似地廉价购进译文，然后一版再版，译者拿的几乎是一次性“稿费”，千字二三十元而已。总有人在试图如此这般收购老傅，老傅总以“敬谢不敏”回绝，理由是“老了”。我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有人用千字二十五元的高价限冯亦先生几天内为某丛书写万字的序呢。冯先生也“敬谢不敏”了。老傅便像遇上难友那样哧哧笑二声，道：“还有人敢欺负冯亦代！”

不搞文字转换、对比游戏，老傅还有不少别的游戏可做。除了四处浪游、按动相机快门外，他又重拾少年时代一种玩法——收集世界各国硬币。他自嘲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旅英起，就“一头钻进钱眼儿”里不克自拔。

冬日的午后，老傅沐在阳光中玩弄他收藏的钱币，依旧陶然，一脸的皱纹童贞相儿。“你看这块硬币，是德国战败后物价飞涨时造的，1923年底，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到了极端，这枚币面值一万亿，实际价值不过1/4美元，买不了两盒烟。”

他递我一张新名片，上书Numismatist，钱币收藏家（或钱币商）。嘿嘿一笑，自称“收集癖患者”。他引用巴尔扎克的话说“一个毫无癖好的人简直如同魔鬼！”

“钩深求索远，到老如狂痴”。老傅说玩上洋钱后，几乎四大皆空。傅伯母夸他好伺候了，不再像小孩子样挑食，吃什么都一个味儿。

短短几年，傅惟慈收藏世界硬币，已有了一定名气，他开始在京城专业杂志上发表考证论文，在各大报上“漫话”世界硬币积藏与研究，俨然成师。

这样很洒脱，他说。他好旅游，当初在欧洲时就靠着教书挣的钱游遍欧洲，拍了很多很专业的风景照，如同油画般美丽。春秋两季，熏风遍野清风月白时节，傅惟慈便告别老伴儿，天南地北地逛去。客家土楼、歙县牌坊、枫桥渔舟，一路走一路拍照。冬夏二季，他又回到他那雅致的古屋小院，与老伴团聚，两老无猜地谈天说地过小日子。大部分时间则摆弄摩挲洋泉于股掌，那二百余国的古今硬币、千万财富，一会儿载他去了非洲草原，一会儿晋见大神宙斯，一会儿与索马里灾民同饮一碗救济粥……这个老傅啊！

他在北京平安里宝产胡同的那座舒适小院令很多朋友流连忘返，院门是那种传统小户人家的“鹰不落”小木头门，门的宽度刚够贴两幅过年的对子，挂着铃铛，一推门小铃铛就叮当作响，很喜庆，院子里搭着花架子，爬满了金银花，满院飘香，喝着茶时，偶尔会有金银花瓣落在杯子里。这小院老傅住了一辈子了，但听说可能会被拆了盖大楼，为此他十分担心。那天聚会时，客人中有著名的德国文学专家、政协委员叶廷芳先生，老傅就很哀伤地对他说：老叶啊，你是委员，帮我们呼吁呼吁吧，让他们别拆这胡同儿，我还想死在这儿呢！说得老叶无言以对，自顾叹气。北京全城都在拆，老四合院和老街区能完整保留多少、保留哪一片，让这些老居民们都担着一份心，惴惴地过日子。但至少目前老傅家的宝产胡同一带还列在整片保护范围内，尽管街对面已经拆得爆土扬场，还起了寒光闪闪的大厦，那是所谓的寸土寸金之地，开发商看见这些胡同眼就冒血。赵萝蕤家的四合院比傅家的小院要历史悠久多了、考究多了，还是被强行拆除，但愿我们的老傅别在晚年遭这一劫，上帝保佑我们的老傅吧，他真是个好人，我总觉得他就像日瓦格医生。我曾逗他说他早晚会成为我小说里的原型，有时去看他都会说“我看原型来了”，他说你有本事就写，就怕你写不出来。在没有把他写进小说之前，我就先写真人吧。

（根据发表于《文汇读书周报》上的两篇特写改写，重要史实经传主本人改定。）

（傅惟慈先生翻译的《月亮与六便士》第一版，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时

封面上都没有先生的译名，定价只有0.80元，印量81500册）

我对傅先生的记忆，已经相隔很遥远了。那时候北京没有那么多车，也没有那么多形色匆匆的人，天空中还荡澈着清脆悠闲的鸽哨声。我骑着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到西城找四根柏胡同。记得那胡同是套在里面要经过曲儿拐弯的，而先生家的院门则是虚掩着的，他从不关门。推门进去是不大的院落，先生的嗓音总是洪亮而中气十足的。从胡同里走出来，马路边有柳泉居饭庄，北京八大居之一，鲁菜，我们在那里有过聚会。

是《月亮和六便士》带我走进这条胡同的。在《月亮和六便士》之前，傅先生其实已经翻译过大部头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翻译过格林的《问题的核心》，但《月亮和六便士》是真正让我们争相传诵的。现在回头看，吸引我们的还不是其艺术性，而是思特里克兰德这个传奇人物。在那个我们的心灵还未完全敞开的时代，思特里克兰德那种追求心灵自由的态度，像是一道强光，耀亮了我们还难分清自我意识为何物的内心。表面看，思特里克兰德是以艺术为生命的，为艺术可以抛弃一切，或者说把一切作为通向艺术所需的工具。再细想，艺术是其精神支柱，那么一切都又是为了自我的陶醉与满足了，一切都是自我的工具，比如女人。女人只是他情欲的需要，所以只是作为工具的使用，而爱情是付出，所以他就认为是一种疾病了。这样的人物自然是可怕的，但以艺术为前提，却有了一种令人崇拜的崇高。

这本书出版是1981年，可想而知它的意识在当时对我们的冲击力。

我喜欢傅先生的译文，是他所组织的叙述干净、不需修饰，每一句子都是那样平实，却又是那样严谨，挑不出一个多余的字。这样不注入自己喜好，不卖弄自己学识的译者，在译界其实是不多的。

与傅先生聊天，翻译则似乎是他不喜好的话题，或许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或许因为翻译本身也有太多的艰辛，他因此宁愿说一些轻松的话题。他说过，要找到这个作家的一种语感，尽量准确地把原作的氛围准确地重现过来，经常需要反复斟酌。所以他似乎更喜欢聊音乐，甚至他院里的花草。八十年代初，组合式音响就是奢侈的拥有了。傅先生的音响是吸引我们之处，当时谭甫成是经常的听众。傅先生其实并没有多少原版磁带，他的磁带都是他当时在国外的儿子帮着翻录的。傅先生帮我翻录了整整十盘90分钟的TDK磁带，这十盘磁带曾成为我最早的珍藏。都是什么内容？当时不可能有版本的意识，现在记得清楚，最喜欢的是录在一盘上的斯梅塔那的弦乐四重奏《我的一生》和德沃夏克的《第十二号四重奏》，贝多芬的第十二号与第十六号弦乐四重奏录在一盘上，勃拉姆斯的第一与第四交响曲也录在一盘了，贝多芬与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好像都是没有的，巴赫也是没有的。

我在八十年代初开始迷上西方古典音乐，实在因为两个人的影响。一个就是傅先生，另一个是退休的曾驻日内瓦的俞大使。俞大使家里有满满一抽屉当时曾令我垂涎欲滴的原版磁带的。当时有一抽屉原声磁带就是多么了不起啊！

傅先生当时对我们这些求知的年轻人是关怀有加的，因为他极其平和，到了吃饭时就招呼大家一起吃，家里有好吃的都拿出来，他的家就成了我们可以随意进出的一个乐园。八十年代初，多少前辈都是这样的平易可亲，哺育了一个相对最好的时代呵。

相比毛姆，傅先生明显是更喜欢格林的，而格林的好处，我是后来才意识到的。八十年代初时，还没有清晰的属于自己的判断力。

傅先生留给我最深的记忆，就是他的随意平和，他们这一代人，都有过太多的坎坷，但傅先生似乎是最不把一切都放在心上的人，他因此而洒脱。他与我们在一起，一点都没有辈份的意识。现在感到后悔的是，九十年代后，似乎是走进另一个空间了，就再没去过四根柏胡同了，于是记忆也就变成那样的遥远。但傅先生仍然是八十年代很硬朗微笑着站在面前的样子，他也是会永远在那儿，在我一生里，都磨灭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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