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地下党和抗联名将的爱情故事
按：6月29日，凤凰卫视在《我的中国心》栏目，播出了东北地下党薛雯和抗联名将冯仲云的爱情故事，特转载，以纪念薛雯女士诞辰一百周年、冯仲云去世45周年。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1992年在朝鲜，一群曾经在东北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过的朝鲜抗联女战士，面对一个白发苍苍的中国老人合唱了一首中国歌曲，当时在场的中国人大多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他们惊讶而疑惑地听着，唯独这位中国老人听得极为动容，这首由郭沫若作词的《湘累》，此时让她在异国他乡，再度回忆起那漫长的十二年中，隔天望海，骨肉分离。
也让她想起几十年前，那个独自唱着这首歌，排解相思之苦的爱人，这位中国老人，就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潜伏在哈尔滨，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秘密交通员的薛雯，而让这首《湘累》在当时成为抗联名曲的人，正是薛雯的丈夫，东北抗联重要的领导人之一的冯仲云。
解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事变漩涡中的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发出反日宣言，派出干部组织抗日队伍，发动游击战争，但是设在沈阳的满洲省委很快就遭到大破坏，领导成员大部分被捕，满洲省委被迫转移到哈尔滨，此时在哈尔滨的冯仲云对外是东北商船学校的教授，其实是省委秘书处长，主要负责抗日宣传。
而他当时只有19岁的年轻妻子薛雯，担任当时北满省委内部交通员的工作，负责文件传递和发行。
冯忆罗：因为省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在那个环境下呢，他们不可能住在一起，都是比较分散的，隐蔽的，那么同时，但是它有个常委，有个省委，有个常委，有一个委员，就是像那个政治局委员那样的，那这时候呢，往往需要，比如说省委书记写一个东西，征求其他常委的意见，这个时候不可能让大家再开会，也不能可能像现在这么发文件，就得内角采取隐蔽的方法，一家一家送。
解说：当时的薛雯，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大衣，领子竖起来，戴着豆沙色的宽边毡帽，手里通常拿着一个点心包或点心夹，在夜色朦胧中，扮成日本贵妇的模样，穿梭在道里、霓虹桥和日本领事馆等受到重点盘查的地区，但当时组织经费异常紧张，尽管冯仲云每月有260元现大洋的收入，在他全部上缴党费之后，组织上只发还5元钱作为他一家的生活经费，寒冬腊月，薛雯穿着借来的外套，但是脚下却没有袜子。
冯松光：就是那些伪军哨兵，还有一些什么日本哨兵的，一看，日本人有这习惯，不穿袜子的，说她，这女的是日本人，所以对她来讲，她没穿袜子虽然冷一点，对她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隐蔽。
她说那时候真是钻心的冷，她说我想不起来什么害怕，什么都想不到。
解说：此时对外是东北商船学院冯教授夫人的薛雯，早已是北满省委秘书处一名富有经验的内部交通员，很难想像的是，就在两年前，她还不过是江苏余巷街一个不谙世事，待字闺中的女孩子。
在余巷街，冯薛两家因为门当户对，所以世代通婚，冯仲云是薛雯姑父的二子，两人既是亲戚，又是从小的玩伴，和其他人不同，冯仲云时场督促比自己年幼的薛雯学习，帮她复习算术，教她天文地理，在薛雯眼中，这个云表哥性格忠厚但很要强。
1926年10月，冯仲云以排名第四的成绩考区了当时清华大学的算学系，那一年录取的只有他一个人，但此后的冯仲云却并没有像其他清华学子一样，走上留洋深造和做数学家的道路，他阅读大量当时的进步书籍，逐步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就在李大钊被奉系军阀绞杀后的第三天，冯仲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怀着要投身到社会中去接近群众的理想，毕业后的冯仲云，进入东北商船学校当老师，同时在学校开展地下工作。
冯忆罗：但是北满特委呢，就看中了我父亲这个人，因为他的组织关系，正式还没转到，另外呢，也看到我父亲在那个地点，环境很好，对党的地下工作是个很好的掩护的一个地方，那么这时候我父亲就感觉到，需要个主妇了，就给我妈妈写了信，就说你不要再继续念了，你到我这儿来吧，你到我这儿来，你的收获会比念书更高。
解说：怀揣着对云表哥的思念，更因为那份自小产生的信任和敬佩，一收到冯仲云的信，还在北平读中学的薛雯，便独自前往哈尔滨，多年后，薛雯还始终记得她初到哈尔滨，见到冯仲云时的景象。
在我依着云等待渡江的时候，像是迎接我们，突然下了一阵暴雨，洗净了大地上的尘埃，不多时雨过天晴，松花江上风平浪静，碧空中出现了一道彩虹，我和云把这一幕看成是我们彩虹下的婚礼。
新婚后的薛雯，很快就成为协助丈夫工作的好帮手，而这一时期她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冯丽雯：她参加革命多少呢，实际上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她因为对我父亲有一种高度的信赖，崇拜，所以我父亲给她讲了那些道理，然后给她往家寄了好多书，就是当时比较，我记得妈妈说的像郭沫若的书，还有一些包括《浮士德》，这类的新思想的书。
所以呢，她就不是一个，完全传统的一个女孩子了。
解说：一年后，薛雯诞下了第一个孩子，这个幼小生命的降临，一下子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无数惊喜和欢笑，但更重要的是她的出现，无意中成为当时担任满洲省委交通员的薛雯，在工作中最重要的掩护工具。
冯忆罗：过去她不敢坐那个有轨电车的，因为有轨电车挺危险的，如果遇到日本人搜查，他在电车里搜查，她躲不开，这个时候有了孩子呢，她就胆子比较大了，她把文件什么就包在孩子的衣服里头，用被子包好，裹好，完了，她说我一般出去都提个药瓶子，那时候哈尔滨都是用玻璃瓶子，上面刻的字，刻的多少克，多少克的字，提一个小包，人家一问她呢，人家经常问她一个问题。
一看，啊呀，这是你孩子啊，啊呀，这孩子怎么那么小呢，啊呀，她就是有病，长不大的，实际上我才，还没有满月呢。
解说：日军为了破坏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将对中国和苏联进行情报活动的关东军情报部设在哈尔滨，哈尔滨一下子成为日伪间谍特务网的中心，北满省委的印刷机关，在这一时期被敌人破坏，组织上安排冯仲云去汤原指导县委抗日武装，而薛雯继续留在哈尔滨，主要负责给当时北满军委书记老季送文件，忽然有一天，当薛雯带着女儿去送情报时，她发现一向热情的老季表情不对。
冯忆罗：老季就告诉她，她说那个仲云同志走了，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省委现在跟他联系不上，也派人去找了，联系不上，到底什么原因不知道，反正两种可能，一个呢中间交通里头出现问题，一个呢就可能他牺牲了。
完了就，我妈一下子就惊住了。
解说：这是自薛雯和冯仲云结婚以来，第一次长时间的分离，没有想到竟会是永别，薛雯说，自己当时全身发木，禁不住流下眼泪，一直到她从老季家离开时，大闹里仍旧是空白一片，走在路上也感觉软绵绵的。
但就是这片刻的神情恍惚，却让她和女儿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
冯忆罗：走了一段路以后，突然发现有人跟踪，当然在她来讲，两种可能，一个是真跟踪，一个是偶然的，她说我看看他是不是真跟我，她就到秋林公司，道里的秋林公司很漂亮的，她从前门进去，她还不是，她说她绕了一个门进去，完了以后，再从秋林里头转一转，完了赶快出来，她发现那个人跟着她进去了。
解说：此时如果要步行，跟踪的人可以一直跟到薛雯家，当时哈尔滨的出租车是散座制，只要车上坐满四个人，司机就可以开车，从秋林走出来的薛雯，一出门就看见马路边，停了一辆出租车。
冯忆罗：她说我从来没这么，她自己感觉到，她从来没这么勇敢过，一下子冲去，冲过马路，刚好一辆车三缺一，完了她赶快挤上去，挤上去开车的不管，只要上来一个人，门一关走了，就这么把跟梢的给甩掉了。
解说：幸运的是，冯仲云最终还是平安归来，薛雯在她的回忆中捉，尽管当时谁也没有讲话，但是我们心中是不平静的，革命的风浪虽是一个接一个，可我们的爱情却更加牢固，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是更加持久的分离。
1933年春夏之际，日军统治日益严酷，在哈尔滨的各级中共组织纷纷遭到破坏，就在此时，共青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杨波，书记刘明佛被捕叛变，由于他们的口供，中共哈尔滨区委，中共吉东局，以及呼海铁路党团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冯忆罗：刘明佛很厉害，他领着日本宪兵，日本警察，全市搜捕，冯仲云、薛雯两个人，那么因为敌人没有我父亲的照片，刘明佛就是告诉他们，我父亲怎么样一个形象，他们派人画了像，完了以后，在整个哈尔滨贴出了很大的通缉令，如果能拿到我父亲的脑袋给一万元。
解说：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要求他们夫妻俩隐蔽起来，离开他们曾经居住的也是省委常设基干的地方，搬到了省委从未设过机关的一处偏僻地，住在一个养牛为生的俄罗斯人家中，在这里薛雯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
冯忆罗：但是呢，我父亲就很难办了，就是，当时就提出来，我母亲是下定决心，她信念很强的人，她提出来一定要跟着我父亲，她也不离开东北，也要跟东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要跟着我父亲下部队。
解说：但此时的满洲省委，已经受到了严重破坏，几乎每一个地下工作者都已经或随时可能受到监视，原本想要抱养薛雯大女儿的家庭，也在最后时刻婉言拒绝了薛雯，就在薛雯左右为难之际，组织决定，由薛雯把两个孩子送回老家，安置好了再回来，临行前，省委给冯仲云一段短暂的回家探视的时间。
冯忆罗：我父亲给妈妈做了交代，这时候他说了，就说现在我们的离别，看起来有三种可能，一个呢，你回去，通过上海，党把你送回来，那么你这样的话跟我一起去打游击，打日寇。第二种可能，你回不来，回不来那咱们可能是十年，十五年以后再见面，最后一条呢，也可能我们是永别。
解说：孤儿寡母一行三人，最终辗转回到故乡江苏余巷，面对好奇的亲朋故友，薛雯声称是因为冯仲云在东北生意忙碌，两人无暇照顾幼子，只好托养在家，而在安排好两个孩子之后，薛雯只身前往上海去接上关系，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这个设立在上海的联络站，薛雯才可能尽快回到东北投入革命，但就在薛雯和上海联络站的刘桂清取得联系的几天后，交通站意外地遭到破坏，叛徒的出卖让负责安排薛雯行程的刘桂清被捕。
所幸的是刘桂清在狱中并没有应出薛雯的真实身份，但是转危为安的薛雯却完全丧失了组织关系，无计可施的薛雯最终离开上海，带着大女儿到江阴，她曾听说那一带有新四军在活动，就一边找了一个教书的工作，一边想办法和新四军取得联系，但是呆了大半年还是找不到新四军，薛雯只得带着女儿回到家乡，但她面对的却是儿子早已病死的噩耗。
冯忆罗：农村里头，尽管我妈显得非常乐观，她说很多人对她很好等等，这是一方面，但是嚼舌头的人也特别多，因为毕竟我妈是单身母亲，所以有的传说，那准是我爸爸在外头娶了小老婆了，又是什么在外头死了，这个妇女之间，那么这一传就传给孩子，所以有些孩子就反过来，就把这些风言风语就对付我了，但是我呢，也不敢跟我妈妈说，因为我从小我都觉得，我不能让我妈妈伤心。
解说：尽管和丈夫天各一方，流言蜚语也好，生活困苦也罢，薛雯始终坚信，在这个国仇家恨的艰难时刻，丈夫正在为更崇高的事业奋斗，薛雯在后来回忆到，每当月色皎洁时，我带着女儿到花园里的小溪旁，我想念仲云，唱着《秋水伊人》，此时此刻，这首歌就像为我的境遇而写，唱出我的感情和思念。
薛雯也常常对尚且年幼的女儿，轻声讲起爸爸的故事。
冯忆罗：开始的时候，说你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她都不敢说得很深，完了以后呢，慢慢慢慢的，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就知道爸爸在抗日，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日本人也去了，日本人那些罪行我们也看到一些，完了以后，就讲到，慢慢讲到共产党。
你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你将来长大也当共产党，但是呢，每次讲完了就告诉我，妈妈给你讲的话，你跟谁也不要说，不管谁问你，你小朋友过家家的时候都不能讲。
解说：当时的薛雯并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冯仲云，此时也正唱着一首儿女情长的《湘累》，想念着她和儿女们。
此时远方的冯仲云，正在白山黑水之间，陷入与日本侵略军的苦斗中，与妻儿分别后，冯仲云来到哈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和赵尚志一同在日伪“讨伐”最激烈的珠河、延寿、方正等地，艰苦地与敌人周旋。
在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凄厉景象下，冯仲云领导的哈东支队，经历过弹尽粮绝，也曾露宿于零下40度的朔风中。
李在德：人家他那个是近视眼很重，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见，好像真是就摸着走，他们那时候进山里头去的时候，坑坑洼洼的净是坑，有时候下雨实在难走，他都拽着我的手，我在前边，我走一步他也走一步。
解说：日军侵占东北期间，曾经在原北满省委机关与冯仲云相识的金日成，后来在东北抗联，与冯仲云成为了浴血奋战的战友，他们间结下了难忘的友谊，回到朝鲜后的金日成，不断托人打听冯仲云一家的消息，直到1989年，在金日成接见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时，才了解到冯仲云已经离世，得知薛雯和子女还在北京，金日成立即托人带来了礼物，多次邀请他们全家访问朝鲜。
1992年，当薛雯应邀前往朝鲜参加金日成八十寿辰的庆典时，金日成给予薛雯一家人国宾礼遇，这位冯仲云昔日的老战友，对薛雯举起大拇指说，仲云同志是好样的，是具有高尚情操的好同志。
冯忆罗：金日成也这样给我妈妈讲，吃饭的时候，饭桌上，给我妈妈讲，他说那个时候，他说姑娘有的是，我们那个朝鲜姑娘有很多，很贤惠的，很多，想给老冯安个家，他不干，他不要，他说我有漂亮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金日成，他说我今天啊，过去虽然没看见你，我脑子里已经有印象了，今天我看见你，确实这个老冯夸你夸对了，你就是那么漂亮。
解说：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却视薛雯及其子女为亲人一般，不仅经常邀请他们前往朝鲜，在朝鲜期间，也时常安排薛雯与冯仲云的朝鲜老战友们见面聚会，也就是在此时，薛雯才知道，冯仲云当年总是独自在林中的月下，唱着郭沫若的《湘累》思念她们母女。
抗联的女战士们，偷偷听着都学会了这首歌，一首《湘累》竟成了东北抗联队伍中人人传唱的名曲。
1945年8月9日，广东中传出苏联对日选战的消息，一个星期后，日不宣布投降，就在一个月后冯仲云来到了沈阳，他对外是负责涉及中苏之间事务的联络，此时中共中央提出“挺进东北”的口号，从山东、晋察冀，和延安调集了大量的干部和部队，同时中共也做出了成立东北局的决定，9月18日，东北抗日联军领袖周保中，冯仲云、崔庸健，终于见到了先期抵达沈阳的彭真和陈云。
在经历了14年的失散后，满洲省委以及东北抗联的全部关系，终于回归中共中央。而此时，冯仲云思念亲人的感情也更强烈了，事实上，早在1940年，当冯仲云在带领三路军经过讷河地区时，就曾托当地的老百姓试着给薛雯寄去一封信，但事后却没有任何回音。
1947年2月，他再次一连写了五封信寄往江苏老家，仍旧没有妻子的回音。
冯忆罗：我妈妈那个时候在区委，江南办事处区委党校，在区委党校，在区委党校呢，她的同学都知道，她在等待我父亲，完了以后，开始把大家沉闷了一段，因为他们看了报纸，有一个叫冯志刚的，那是抗联的一个师级干部，牺牲了，咱们《新华日报》登的。
他们以为这个冯志刚就是我父亲，他可能是改了名字了，所以她的同学，谁都不敢吭气，谁也悄悄地都布置大家千万别把这个消息告诉薛雯，最后，我爷爷把我母亲的信寄过去了。
解说：薛雯最终收到从冯仲云父亲那里传来的冯仲云的信，在信中，冯仲云只简略地写了几句，只有这14年的在东北苦斗的经历，对妻子写道，只要雯没有违反往日的志愿，没有对不起祖国和组织，那么你还是我的妻，我是这样地等待了12年，我相信我对雯的忠诚是能够得到结果的。
冯忆罗：但是我母亲一个人，他们也不敢悄悄地，谁也不敢走上去，本来是一个大喜事，但是他们都体谅我母亲的感情，就把她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头，说关了一天，这是千头万绪，而且那两封信吧，虽然篇幅不长，但是看了以后，她也知道我爸爸这十四年怎么过的，而也知道她等对了。
解说：尽管冯仲云在信中写了东北内战风云紧急，但薛雯下定决心，带着已经是新四军战士的女儿和侄女去东北和丈夫团聚。三人随中共北上的部队从江苏步行到山东临沂，沿途时刻受到尚未完全投降的日军的威胁。即使在已受降的地区，也处处有国民党巡查新四军和共党分子“忠义救国军”的把守。为了躲过盘查，薛雯带着两个孩子有时在夜间需要跑步走四五里地，几经周折，薛雯母女终于抵达了丹东。
冯忆罗：到了丹东以后，后来反正组织部我们俩没去，她自己去了，办那个换介绍信，后来回来以后妈妈说，啊呀，她说看来沈阳和长春锦州那一带都占领了，咱们过不去了，她说组织部动员我们让咱们留一下，我就哭了，我都走到这儿了，找爸爸的，这一下留下了以后，我还能不能找到爸爸。
解说：但就在一次报告会上，薛雯偶遇当时民主联军南满军区司令员肖华，薛雯鼓起勇气，向肖华述说了自己的困难，曾经参加过东北局第一次会议的肖华正好认识冯仲云，于是安排薛雯一行人绕到朝鲜去北方，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跋涉，薛雯母女终于抵达了哈尔滨。
冯忆罗：爸爸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他没有准备我们这个时候能到，他知道我们要来，但是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因为他不可能既没电话，也无法发电报，我呢没见过爸爸，我没见过爸爸，而且我就往上看，一步一步地，那一步可以走几分钟，一步一步往上爬，我一看不对啊，他脑袋秃了，我妈给我讲他没有秃脑袋。
妈妈说你喊爸爸，我就傻了，脑子里一片白，不知道怎么回事，很激动，又害怕，这种心情。
解说：冯忆罗至今还记得，当时母亲对父亲没有说一句话，但薛雯在回忆这次重逢时却这样写道，仲云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往楼上走，激动地走不下来了，这别离了12年的苦思，终于到了尽头，经历这样长苦难和战斗的岁月，雯居然还活着，女儿这么大了，还能和他相叙，多么不易。
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东北解放军挥戈入关后，由冯仲云担任省主席的松江省已是和平的新气象。但对于冯仲云来说，这一天的到来使他更加思念那些自己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和群众。在冯仲云的倡议下，哈尔滨市区最重要的几条大街都以抗联英雄的名字命名，在他的积极鼓励之下，以自己曾经的战友们为核心人物和题材的电影《赵一曼》、《八女投江》成为影响鼓舞一代中国观众的作品。
冯仲云曾经答应过自己的战友，只要自己能活下来，就不会忘记他们的子女，这些抗战期间牺牲的烈士子弟，在父兄罹难后，由于无人看管，散落在东北各地，过着困窘的生活，胜利后，冯仲云和薛雯从东北各地找到死难的烈士遗孤，将他们送进当时设立在哈尔滨的烈士子弟学校。
这是当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为东北烈士子弟小学所拍摄的纪录片，孩子们身上穿的校服正来自冯仲云和薛雯的亲自设计。
孙忆新：他们给找来的时候，一个个的都是，那真是流浪儿，在外面简直，穿那个小破棉袄，都露着棉花，扎个麻袋绳，完了都是饿得不行的，都是流浪儿，都是小乞丐，而且有的呢，幸运一点的，他们说从孤儿院里给找过来的，我们这些同学刚一进来的时候，满身都是虱子，头发上也是虱子，鼻涕都是流得恨不得到嘴边，到学校的第一顿饭吃，都是狼吞虎咽，然后呢，薛妈妈交代校长说，第一顿饭给他们吃得好一点，不要吃得太饱，因为他们饿的时间太久了，另外给他们洗澡，马上把新衣服给他们换来。那时候，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我们学校是1948年建立的，全国人民，别说全国人民，就是松江省政府，松江省人民，松江省政府的干部和职员都吃不饱饭，可是冯伯伯和薛妈妈一再交代民政部，别的学校怎么样你先，也要考虑，但是首先要考虑这些烈士的后代，他们一定要吃得饱了，我们不仅一日三餐，我们还有肉吃，我们有的时候呢，还能一个礼拜呢，还能喝到一次到两次牛奶。
解说：薛雯不仅要照顾家中的客人和烈士子弟学校中的学生们，一批从苏联回来的亿万诺沃儿童院的孩子们，也住进了家中，这群从苏联回来的大孩子中，有朱敏、李敏等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也有一群只有十一二岁的小班孩子，他们从小生长在苏联，突然回到祖国，不仅语言不通，生活也不习惯。1950年，当冯仲云出差去北京，看望中组部部长帅孟奇时，他主动提出可以让小班的孩子们到哈尔滨过渡一下。
柴娥丽：就是把我们这些孩子安排在他们家，我们就在，他本来有几个屋子，有两个屋子，有两个屋子男孩子住，两个屋子女孩子住，因为一个屋子只能装三四个人吧，那么多孩子也不够，后来没办法，把那阳台也给腾出来，叫我们睡到那儿，有几个床位。整个他们家就变成我们住的一个寄宿学校似的那样。
解说：为了照顾好这一大家人，薛雯把刚满三岁的儿子送进了全托幼儿园，但是每天要供应十几个孩子饮食需要的面包、土豆、牛肉，对于依靠工资生活的冯仲云和薛雯来说，光靠节俭是远远不够的。
冯丽雯：我母亲就是只要我父亲说要帮助，我母亲得想方设法去帮助人家，就没钱也得借钱，就我们这个，我母亲到处借钱都是谁都知道，怎么说呢，给我们老司机叔叔也借，人家里就因为我们一大家人，就他们两个人，而且她把一些亲戚的孩子爹妈不在了的，她养了一堆人。
然后衣服都这么穿，一个一个，我哥穿的衣服，二哥穿，二哥穿完了改吧改吧成我的了，我穿完成我妹妹的了，从小到大，很少说谁能落一件新衣服。
解说：东北解放后，薛雯担任东北烈士纪念馆的馆长，而馆址就设在原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白楼里，此时在长春一所大学的化学实验室中，发现的三名抗联烈士，杨靖宇、陈瀚章和汪亚臣的遗首，也送到了烈士纪念馆。
冯忆罗：在杨靖宇的头颅没有到烈士纪念馆以前，给杨靖宇没有任何照片，找不到照片的，就完全是有这么一个英雄，但这个英雄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后来就根据我爸爸妈妈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完了以后，请了个油画画家给画了，画完了以后呢，最后像不像，是不是，最后让我父亲去确认的，我父亲确定是这个样子。
那么杨靖宇的这个头颅一送进去以后举行一个仪式，放到柜子上，放好了，我妈妈就站在那里，就哭了，我妈妈嘴一直在喊一句话，就是这个样子的，一点儿都没变，就是这个样子的，一点儿都没变。
解说：三个遗首的灵堂特别陈列在烈士纪念馆的地下室中，但当时纪念馆中年轻的工作人员却因为害怕，谁都不愿意进去打扫，身为馆长的薛雯承担了这项工作。她每天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地下室。
冯松光：而且你像那个陈瀚章的两个眼睛都被挖了，我印象很深，因为那时候开始记事，也就三岁，底下是一个那个有几张桌子，上面铺着红布，红布里头放的是杨靖宇、陈瀚章他们的头，我一进去一看呢，妈妈抱着那个罐子在那儿及拿那个布在那擦，我当时就吓坏了，这是什么东西呀，结果后来吓得哇哇直哭，我妈妈就把我抱起来，抱起来以后，说你不要看了，结果后来呢，我还一边哭吧，那时候小孩还好奇，还要看一看，结果后来我妈妈就说嘛，说这些都是好人。
解说：1955年9月，就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衔仪式上，冯仲云获得了毛泽东亲自颁发的“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毛泽东握着当时穿便装接受勋章的冯仲云的手，对他说，你是冯仲云，东北抗联的，你们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苦，而就在授勋当晚，薛雯随冯仲云一同去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了庆祝授衔授勋的酒会。
冯丽雯：六十年代宴会也挺讲究的，我记得挺清楚，借的旗袍不合身在那缝来缝去，然后回来我记得特清楚，俩人回来了，还抱着一花花，然后后来特得意说我们是金婚银婚，后来我们说哪儿来的花，我爸说，我吃饭坐在最后一桌，走的时候可以把花拿走，就把宴会的那个花最后就让他给拿跑了，两人回来特高兴，我这个都还记着呢，就是两人还挺浪漫，也挺默契。
解说：此时冯仲云担任水利部副部长，主管水利科学研究和教育，曾经在东北打仗期间遗留下来的病根却让冯仲云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好几次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书。尽管医生不允许冯仲云在治疗期间阅读书报，冯仲云还是重新读了高等数学、原子能、流体力学等三十几本书。他对薛雯说，病好后，自己不愿做部长，只想带着一批清华的学生，建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子能发电研究所。
但是还没等他来得及展开这个计划，文革爆发了，文革初期，冯仲云并未受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是转入1968年，2月里的一天水电部突然来车来人，请冯仲云去部里核实材料，当时薛雯并不在家，后来得知是核实材料，本以为这是为了解放冯仲云。
冯丽雯：是我妈妈单位的人，抓我妈妈说要去批斗，说要到我父亲的单位，水电部去批斗我妈妈，说要跟个孩子，因为我妈妈已经颤颤巍巍的了，老太太，其实我妈当时也就55岁、56岁，然后我就跟着，让我跟着去了，因为我两个哥哥肯定不会让他们去的，怕男孩闹事，然后我跟着去了，去到部里一看，就是他们批斗我妈妈，就在台上站着，这人呢，都是我妈妈单位的人，后来我一看呢，一会儿他们把我爸给押上来了，押着，你们这年轻人不知道是坐喷气式低头，我爸就死活不低，就是不低头，后来等于就是批斗完了，他们押着我爸走，就还是老要架着他，我爸就一甩不让，自己走，这是我见我爸最后一面。
解说：批斗过后，部里医务室的人发现冯仲云的血压已经高到220，这样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建议放他回家接受审查，但是专案组并不同意，几天后，军管会和造反派突然来人告诉薛雯，冯仲云已经被押送到卫戍区，薛雯再次感到如释重负。因为相比水电部，她觉得部队更加安全，此后的每一天，薛雯都等待着丈夫的归来，直到3月19日，突然通知她去水电部，同时接到通知的还有薛雯的大女儿冯忆罗。
冯忆罗：当时开什么会我们也不知道，我妈也没讲什么话，我也没讲什么话，我们俩就坐着等着，结果时间还挺长的，结果那主任过来，过来以后他说，我给你们个通知，通知你们一件事，冯仲云在3月17号下午，大概是下午吧，几点，死了，我妈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完了他马上接着那个，军管主任马上接着就讲，他说你们今天晚上你们两个我们军管同志陪你，到301停尸间去看一看，明天就把他烧了。
解说：组织上对冯仲云的死不置可否，从这个负责人的神情和话语中，薛雯和女儿明白病死不过是托词，但此时，斯人已去。监狱负责人只是一味催促他们快点为冯仲云办理后事，薛雯和子女们只能忍住悲愤的心情，与丈夫做最后的告别。
冯松光：结果后来我们见到的时候，他等于是白纱布，缠着就露了一个脸，也不让你动，就看到了一个脸，剩下的，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清楚。
冯丽雯：当时我父亲回来的时候，真的我妈也没哭，一句话都不说，然后大概就几天之内，头发就全白了，这是我父亲最后一次，就是离开以后。
解说：1977年，冯仲云成为第一批得到沉冤昭雪的部级干部之一，之后薛雯一直积极投身于宣传东北抗日联军事迹的工作。后来，又以82岁高龄开始写作回忆录，将自己那段刻骨铭心的革命和爱情一点一滴化作她笔下的文字，成为现今研究当年满洲地下工作的重要史料之一。
思念丈夫的时候，她还会独自唱起那首《秋水伊人》。
薛雯：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几时归来呀，伊人呦。几时你会穿过那边的丛林，那亭亭的塔影，只有你留下的女儿呦，来安慰我这破碎的心。
冯丽雯：一直到她得了癌症嘛，整个治疗过程，我们没有告诉她是癌症，但是治疗过程很痛苦，很痛苦，然后呢，哪回只要说她不想吃这个药了，或者说我不想做这个化疗了什么这些，我们不告诉她，她就觉得很痛苦，她就说我们一说妈妈你要坚持呀，爸爸百周年你要坚持，这就都好说，一定坚持下来。
解说：尽管薛雯最终没能实现这个愿望，但是儿女们在她身后将父母的骨灰合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让他们最终能长眠于地下，永不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