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有六家，即儒、道、墨、法、禅、兵。赵士林先生将其归纳为二十四个字：以儒做人，以道养生、以禅清心、以墨尽责，以法为基，以兵入市。而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推儒家思想。儒家的经典有四书五经，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其主要思想追求“和为贵”、“中庸”，也即是《易经》所体现的阴阳平衡。
《易经》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位圣人集体创作。伏羲是距今六千四百年前的部落酋长，建都在今河南开封东部地区。伏羲发明卦画、周文王作卦爻辞、孔子作易传解释易经。《易经》是由《周易》改造而来的。
《易经》的核心思想是对立统一，以阴阳是否平衡为判断吉凶的标准。《易经》为“群经之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石。各家思想的哲学渊源均来自于《易经》，如儒家的“太极生两仪”，主张和谐中庸，道家的有、无“同出”、“守中”，“将欲废之，必固兴之”的物极必反观念，“万物负阴而抱阳”阴阳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思想，法家的对立和斗争的强制理念，佛家的“中道”、“色、空”一体等等。
一、儒家的仁爱思想。
儒家的宗师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春秋时期鲁国人，其所处时代是一个动乱的失去规范的时代，动乱之后人心必然追求秩序和稳定，孔子便应运而出，力求拨乱反正，重建秩序，因此其学说自然以“中庸”和谐为目得。他在《易经》的《彖传》中指出：所有政治行为都必须“顺乎天而应乎人”，即适应规律，顺应民心，这是孔子的和谐理念的标准。孔子继承了尧舜、夏禹、商汤、文王等治国修身的理念，又影响了汉代的董仲舒、宋代的朱熹和明代的王守仁，可以说是继往开来，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但是儒家确立社会秩序的追求却是只建立在以仁爱（“亲亲”、“仁民”、“爱物”）为核心的“道德政治”或伦理政治上，虽然在汉武帝之后儒学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光靠儒家思想还不能驾驮国家机器，历代统治者要“富国强兵”实际上用的却是法家维持秩序的治国理念，即以法律为张本，以刑罚为后盾。正如有的学者说的是“儒学法家化”或“法制儒家化”。没有系统的制度去呵护良心，没有严苛的法律去捍卫道德，国家是不会安定的。大家知道，《三国演义》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马谡是诸葛亮的爱将，但是因失“街亭”犯了军法，诸葛亮据军令状斩了他。挥泪表现其仁慈的儒学观念，而执行军法则是法治的精神的反映。
儒学在经过二千余年支配国人思想行为后，到了新文化运动之际（1915-1921），则成为众矢之的了。之后更是江河日下。香港中文大学张德胜先生在其所著的《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一书中说：其后，“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臬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儒家思想就更命途多蹇了。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势日盛，中国共产党已意识到须要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在此背景下，以建立和谐社会为职志的儒家思想，肯定要背负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这里涉及一个如何继承和吸收的问题，现在有些人一提弘扬传统时，就激烈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五四”对封建孝道的批判等，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五四”有其时代的合理性，如当时对极端孝道的批判，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倡个性解放，冲破家族压迫；二是提倡政治解放，推翻专制统治”，反对束缚人的自由，并没有号召民众去打爹骂娘。我们“应该从‘五四’往前走，不应该从‘五四’往后退。”（赵士林《国学六法》）往后退是没有出路的。而往前走必须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吸取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即便是那些曾经非常好的东西，也必须在一种现代的思维方式、现代的文化结构、现代的价值量度、现代的生活态势中调适、融化、消化、升华”。（赵士林《国学六法》）简单一句话，即儒家的和谐理念必须赋予现代社会的内涵，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引领下继往开来。
儒学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土壤之上的，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对于现代社会来讲并不完全适用，有的可吸取弘扬，有的得批判剔除。于是有的学者便认为现代社会必需的基本元索，则必须向外借取，他们说：“中国大陆，当权者为了确立秩序，可能要借重儒学，但是走现代化道路所极需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与科学，便不得不向外借取了。”（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对于这个历史任务，张德胜的老师金耀基先生有“怀疑与保留”，他认为：“儒家要为现代中国建立秩序，必须放弃旧范典，另建新范典，而这个新范典是不能不以民主、法治这些观念与制度为核心内涵的，”也“应该向外借取”，但“决不是在传统儒家所提出的‘秩序观’之外，另外加上一套秩序观，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政治新秩序”。也就是说在向外“借取”时要立足于自己的传统，其优秀部分应予“转化”。然而对于“借取”也未作深入阐述，这里应补充一句，向外借取不等于照搬照套，正确的说法是这个新范典的建立必须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建立一个以民主、法治、平等、公正为核心，和谐社会为宗旨的的政治新秩序，西方现行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观念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也不应强加给中国。而且有些东西我们的国学中本来也具有。基督教文化的宗教戒律宣扬“己所欲，施与人”，自己喜欢的才能施舍给别人，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好配对，也并没讲可以强加给别人呀！任何借国学热而全盘肯定儒学否定现代民主理念和借政治制度改革而极力宣扬西方精确制导的所谓“普世价值”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并不能全部成为普世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普世价值。
儒家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念是仁爱，包括三个部份，即“亲亲”、“仁民”、“爱物”。一是爱亲人，二推及到爱社会大众，三是进而爱万物。以仁爱作为衡量善恶的道德标准，追求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应该说此人文精神是积极的。对于道教和佛教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如佛教的积德、布施、慈悲、普渡众生、孝敬父母等均深受儒学影响。佛教高僧弘一法师曾题过一对联：“不近人情举足尽是危机，不体物情一生俱成梦境”，其“人情”、“物情”同儒学的仁爱观念一脉相承。法师的弟子，著名画家丰子恺（婴行）有一幅画，名为“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此联出自清朝诗人何钱的《普和看梅云》：“酒沽林外野人家，霁日当檐独树斜。小几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丰子恺以书画艺术将其表现与演译出来。
画的布局是画面上有一间小屋，屋前有一块小草地，草地上有一张小方桌，围绕方桌三面坐了三个人，空的一面旁是一株正开放的梅花，画面结构协调。右边题了“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两句诗，诗与画相呼应，画龙点睛，留有余地，意境深远，富有哲理，将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得淋漓尽致。显然，这是儒家文化与禅的高度融合。丰子恺无疑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佛教徒。
儒家文化以仁爱为本，对于动物，孟子曾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唐代诗人白居易也有两句诗：“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这些仁爱及物的思想同佛教戒杀生、慈悲为怀不也是相互渗透吗。
孔子关于和谐的哲学思想渊源在《易经》，他在《易经》的系辞传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两仪相合构成统一体太极。孔子一生致力于用仁爱的道德规范去消除或减少两仪的对立，追求实现太极一统的和谐。
二、中国佛教概述
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发源地在印度和尼泊尔，释迦牟尼是其创始人。一提佛教人们便自然想到烧香磕头，生财消灾，送终超度等，其实这是对佛教的片面理解。马克思对佛教的评价是“辨证法在佛教中己达到很精细的程度。”著名学者巴格尔评价佛教：“在世界上伟大的宗教中，只有佛教是有意识、坦率地，以系统理性的分析来对待生活中的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1、中国佛教的输入和发展
中国佛教原为外来的宗教，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但现在在印度实际上已消逝，为其他宗教所代替。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的土壤上经过“嫁接”、成长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结构，之后，由于文化交流，佛教又从中国传到了东亚日本、朝鲜、越南各国。自从公元148年安世高来白马寺译经至1175年宋朱熹、陆九渊时代，中国佛教处于兴旺时期，而隋唐时代更为鼎盛，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其盛况如唐代诗人杜牧描述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据记载，当时梁朝有寺2846所，僧尼82700人，北魏未期单僧尼就有200万人。
佛教传入中国时，小乘和大乘兼有，但以小乘为主流，由于其修行以个体人生为对象，以渡自解脱为特征，采取了厌世、否弃人生的消极态度，方法又以逆为顺，修行方式繁琐，加之教徒本身是来自世间的，能出世间修行的只能是少数人，并不为多数人所接受，实际上也并不能完全与世隔绝。佛教处在世间又要求出世间，这是十分矛盾的，也是很困难做到的。为达其宗旨，她们尽可能要求信徒出家到远离世俗的深山老林修持，但可惜的是她们并没离开这个世界，许多世俗之事不得不还要去做，只好容许她们在一定范围内不离世俗，然而不离世俗就会受到世俗的影响，只好要求心境出淤泥而不染，视色为空，不为世俗所动，但是这对于芸芸众生实在是勉为其难，因而其局面并未打开。
与此同时，与小乘佛教同时传入的大乘佛教则开始了中土化的进程，开始时与魏晋玄学，后与儒家人性、心性学相结合而不断壮大，至唐代，以禅宗为代表的大乘佛教则成为佛教在中国的主流。
2、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代表
佛教的主要派别有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和净土宗等，而影响最大的当数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代表，她所以能确立自己的地位，是因为她是儒学化的佛教学说，吸收了儒道两家思想的有益部分，以利他、济世、普渡众生的社会人生为对象，既渡自又渡他。适应了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用现代语言表叙是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其变革的代表人物是六祖慧能，历史上称为“六祖革命”，它是外来佛教彻底中国化的标志，其内容主要有五：
一是“直指人心”为宗旨，强调佛性自己本来具有，不需外求，所谓“灵山莫远求，佛在自心中”就是这个道理，将佛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今年二月，台湾星云大师访大陆曾说：释迦牟尼成道时第一句话便是“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能德相，人人皆可成佛”。当然这是从理上说的，并不是说人人都是佛。
佛教传入中国时，佛性是从一切诸法、从具体中抽象出来的一个绝对的本体，作为偶像加以追求，心佛是分离的。而中国化的禅宗则逆其道而行，将抽象的佛放回到具体的人性中，认为人人具有佛性，佛在自心中，心佛是合一的，即“自性而生，不从外人”，心即是佛，反对形式主义，反对单纯将佛作为崇拜的偶像。越崇拜，佛离众生就越远，高不可攀。禅宗智通禅师（丹霞天然）住洛阳慧林寺时，因冬天寒冷，便烧木佛取暖，受到方丈的斥责，但他的理由是“烧取舍利”。方丈问道：“木佛何有舍利？”他回答说“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按常理，焚烧佛像是大逆不道之举，天然此举并非藐视他一生所追求的佛祖，而是针对学佛中偏面追求形式而忘掉精髓的风气，主张直指人心才是根本。禅宗认为人人具有佛性，即“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五灯会元卷三）禅宗的这一思想使人认识到佛并不再是难于企及的，而是在自己心中，只要认真修持，人人可以成佛，大大地缩小了众生与佛之间的距离。
机锋、棒喝是禅宗特有的，这在历代禅宗的典籍中均有记述。如知通禅师曾到龙潭崇信禅师处求法，有一次他从崇信禅师处出来，因天黑重又返回，崇信点烛给他，待他准备接时突又把烛吹灭，并不言语，实际上是在暗示：光明在自心中无须外求。又如有僧问无际大师希迁如何是解脱，他反问：“谁缚你？”，意思是没有人缚你，而是你自己缚了自己。再问“何为净土？”，他回答：“谁垢你？”，意思也是没有人污染你，如果不净，原因就在自己。这此些都是直指人心的。
二是入世修行，传统佛教强调出世修行，禅宗则求入世修行，当世解脱。那种认为佛教只修来生的观点是错误的。禅宗的经典《坛经》指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禅宗主张入世修行，关注人生，与世俗生活相结合，世间化、生活化。既然不可能回避世俗，又要普渡众生，提高解脱的能力，那么入世修行是必然的。如果不提高抵御外界影响的能力，纵然出世修行也难予解脱，山林中的清风明月也足以令其动情，更不用说令人心烦意乱的松涛落叶、鸟兽鸣咽。然入世修行不可能有繁多的清规戒律，必须因势而导，即“去来自由，心体无滞,”“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圣解”。正如《六祖法宝坛经》中所说的“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禅修”。六祖并不反对戒律，而是在强调“心平”和“行直”，对戒律随缘即可。
三是成佛的根本是无住生心，即无妄念，不被追求所累。提倡“心不系物”，歇息因缘联系。禅宗认为解脱是：“先歇诸缘，休息万事……一切诸法，莫记忆，莫缘念，放舍身心，令其自在……不被知闻觉知所缚，不被诸境所惑。”（《五元灯会》卷三）这方面张中行《禅外说禅》中有段精彩的论述：“是随缘而不离禅。外表是随心所欲，一切无所谓，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喝酒就喝酒，想玩月作诗就玩月作诗。……显然，关键在于心能不能为物所移。禅悟的要求是出淤泥而不染，见可欲而心不乱，即不为物所移。”但实际上，人们往往不自觉地为物所移，在追求或分辨某一事物时，背上了包袱，陷入了执著，如众生常问道佛是什么或佛在那里，禅师的回答常常是问东答西，或是予以棒喝（先吆喝，继以棒打）。褝师为何不正面回答你呢？因为这样的问题根本不须问，提问时你已经把佛同众生分别开了，背上了把佛当作偶像的包袱，为成佛所困绕，这样你就成不了佛。当然，以外来佛为崇拜和追求偶像并非坏事，至少佛的救苦救难精神和慈悲的胸怀一直在影响着信众，只不过修持不是最高层次而已。
四是修行方法不提倡单纯坐禅，认为禅在“担水砍柴”、行、住、坐、卧等日常生活中。禅宗有一公案即是说明，法师怀让见沙门道一和尚常习坐禅，即问其坐禅作什么，答：“图作佛”，怀让即取一块砖在寺庙的石头上磨，沙门道一反问磨砖作什么，答“磨作镜”。再问：“磨砖岂得成镜？怀让答：“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成佛？”此公案并非否定坐禅，而是说禅不全在坐禅中，禅在日常生活中。
五是传授方式为“不立文字”，目得是反形式主义，强调心授。
宋朝之后，禅宗由于生活离世俗太近，太过世俗化，不但有违佛教的教义，且其机锋搞得玄之又玄，能接受者越来越少，走入死胡同，加之对教徒要求太过世俗化，即逐步走向了衰落。如清雍正皇帝《上谕》所指出的：僧侣“个个不了自心……甚至名利熏心，造大妄语，动称悟道，喝佛骂祖，不重戒律，彼此相欺，卖拂卖衣，同于市井……而宗旨愈泯矣！”本来作为对以逆为顺的外来佛教的一种矫枉过正是可以理解的，但一旦走入极端便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之后僧侣或隐遁山林，或以超亡送死为己任，中国佛教几成空白，这也就是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作用。直至近代，由于太虚大师的力挽狂澜，改革佛教，重新确立了“以人生为本”，以“完善人格”、“发达人生”、利他济世为目标的“人生佛教”，拯救佛教于颓危之中，才使中国佛教重新走上繁荣之路。太虚大师的改革，继承了禅宗注重人生的传统，而又加以发杨光大，他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第一次这样明确地提出“人生佛教”的定位，提倡学佛先学做人，完善人格而后学佛的“发达人生进化成佛”理念，并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从他留下的遗偈看，他是认真实践这一理念的，遗偈说：“仰上唯佛陀，完成在人格。心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其意义正如赖永海《中国佛教与哲学》书中所说的：“它把传统佛教中那种远离人间，可望而不可及的‘佛’直接植根于人生，改变了过去佛教与人生脱节，佛教自佛教、人生自人生的形象，使人认识到只要在现实生活中先做成一个完善的、有人格的人，然后再逐步向上，便可‘增进成佛’、‘进化成佛’。”弘一法师有首诗：“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是对人间佛教当世解脱的现实解读。
三、缘起论是全部佛学的理论基石
佛教所述道理很多，其教义均渊源于“缘起论”，即一切事物和现象的产生都是关系和条件决定的，显然这并非唯心主义。赵朴初会长将其归纳“无常”和 “无我”两项，“无常”就是物质是运动的，没有永恒的事物，生灭相续，因果相续，无限延伸；“无我”就是万物是相互联系的相互作用的，所有事物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都是众缘和合而成的，所以就没有独立存在的自我，既然不能独立存在，因此一切自然表现出为“空”，“假相”，宇宙也就没有万有之主宰了。《楞严经》讲“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寓意琴声是众因素合成的。而苏轼却以《琴诗》解读：“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声无自性，它是琴、琴谱、指头、听觉、传递途径等等众因素合成的，这是对“无我”的形象解释。
缘起理论的集中表现有八个字，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系来自《心经》，是全部佛经中最难理解的部分。《心经》认为：理解她就“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空”指事物没自性，并非不存在，认为“空”是不存在的观念是庸俗肤浅的看法。“色”是指人类认知系统能感受到物质和精神的现象。此八个字要点有二个，一是物质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没有永恒的事物，所有现象都是过眼烟云；二是任何现象都是众事物的和合体，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聚合点，个体为“相”即“色”，整体为“无相”即“空”，讲的是个性和共性、个体和整体的关系。个体是整体的表现形式，整体存在于个体之中，个体含有宇宙的全部信息。对此，道教和佛教有共同点，庄子在《逍遥游》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既然能“并生”、“为一”，物我无分别，那么个体自然无自性，“色即是空”了，但应该承认个体是有表相的，这个表相是假相，常人只看到这个假相，而看不见宇宙全息的真相。“色相”并非不存在，而是告戒修持者应通过事物表相时时感受到宇宙的全息。《金刚经》讲：“不可以身相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此段话表述再明白不过，如果强调身相（表相）个体，便跳不出“我”的束缚，又怎能解脱？所以“菩萨应离一切相……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色”、“空”是相互依存的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体。但在这里，佛教强调整体以示空，用心良苦，因为如为“色相”束缚便无法灭欲得解脱，眼中看到的都尽是个人利益，苦海自然无边。
佛是人不是神，佛“虽有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却不能主宰人生的吉凶祸福”。佛学中常说的“业”即是因果，因果说明事物之间的联系，可以马上兑现，也可经历长时间，因果是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有的因虽己成过去，“果”还未现，但最终要显现，佛学称为“宿因”，因果无法逃避，各人因果各自承担，反对介入别人因果，这也许就是传统文化中“天机不可泄漏”的缘由吧！
如果用现代哲学表述，因果是事物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普遍形式之一。原因是引起某一现象的现象，结果是被某一现象所引起的现象。世间一切事物都存在于客观世界普遍联系的这张网中，一切现象均存在于无限延伸的相互联系的因果网中或称链条中。因果有其必然性，但表现形式却具偶然性，我们称之谓“缘”，“缘”是事物发展因果锁链中的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的集合点，也称“机遇”。缘有人缘和物缘之分。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自然界，“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极其深刻地说明了事物的运动规律是以偶然性开路，以必然性 来驾驮的。
厦门晚报2000年1月10日版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新娘进错洞房引出悲喜姻缘》，说的是1989年5月3日，辽西一家企业的业务员赵某推销产品到某市，住在一家宾馆中，半夜一个住在同一宾馆中的正在度蜜月的年轻女人李某因上厕所后不慎走错了门，进了赵某房间并将其当成自己的丈夫张某，从而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
此后，由于张某坚持追究赵某的法律责任，赵某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但张某与李某的婚姻从此蒙上了阴影，不久，李某生下了一个孩子，当孩子渐渐长大后张某发现孩子面庞越来越不象他，作了亲子鉴定后确定孩子非张某所生，张某即提出离婚，从此李某抱着孩子离开了张家，并经常去监狱探望赵某，94年4月李某失业了，孤身带着孩子到南方打工。
5月8日，赵某刑满释放后才知道了这一切，为之深感内疚，但此时已找不到李某。4年后，1998年8月24日，在广州已开办了自己的公司的赵某在一次开车外出返回途中因故停车，车刚停下即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先生，要不要擦车？”，定睛一看，正是李某。当李某也认出赵某时拔腿就跑，赵某追上她后告诉她：“出狱后我一直在找你，你为我受委屈了，我再也不让你受苦了。”
在一般人看来，这一悲喜姻缘完全是天意，但只要作一下认真分析，我们便能够看到这一姻缘的形成有其许多综合因素，赵某如果不当销售业务员，他便不会出差某地；赵某如果自制力强，那也不会发生上述情节；新娘如果不是植物神经紊乱也不会走错了门；张某如果不是心胸狭隘也不至于家破；而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提供就业竞争的环境，张某也不会有机会在广州与李某再次相遇。可见，因果关系是十分现实的关系。据缘起论，此姻缘是众多因素合成的，偶然性所表现出的结果没有自性，是相对的，因而可以说是“假相”，应予看空，在观念上不必耿耿于怀，否则会落入痛苦之中不能自拔。
从实质上看，色和空是对立的统一体，同道教的“有”和“无”以及现代科学所讲的质量和能量是一个道理。色、有、质量的物质构形是空间；空、无、影子、能量是时间。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客观实在形式，物质在时空中运动，在空间中表现为“有”和“色”，在时间中表现为能量的耗费，表现为“空”和“无”，正如《道德经》所说的“此二者同出而异名”。有无一体，色空一体，时空一体，形影一体，阴阳一体。当二者对易时，我们称之为“常道”、“平常心”、“混沌”和“伊甸园”。但对易是相对的，不对易却是绝对的。当它们不对易时，人类往往只以自己所具有的感知器官去感觉“色”和“有”的一面，而看不到“空”和“无”的一面，因而经常陷于痛苦之中。在这里，“空”和“无”并不是不存在，它们只是现有人类这一套眼耳鼻舌身意未能认知而已，同哲学所说的“唯心主义”不是一回事。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其运动形态可以转换。色、空既对立又是统一体。
四、苦海无边，灭贪欲是岸
缘起论是解开佛学的钥匙，是全部佛法的理论基石，人生因缘而起，缘尽而灭。佛学要调节的就是人生的起因，人生痛苦的起因就是贪欲，贪欲是因，痛苦是果，贪欲不除，苦海无边。但除却贪欲不是不要追求，而是要如《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即不被追求牵着鼻子走。只要是人就会有欲望，当代转世活佛盛噶仁波切说：“世界上所有的痛苦与悲哀来自于希望自己得到幸福”，“我和凡人一样具备着一切欲望”。这里所说的“幸福”实指私欲。希望得到幸福是人之常情，但如果目得是为自己，那肯定会有痛苦产生。《续高僧传》指出：“世人长迷，处处贪著，名之为求”，“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
痛苦和幸福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欲望得不到满足便感觉痛苦，欲望得到满足便感到幸福。可见，在基本生活得到保证的条件下，痛苦和幸福只是一种感觉，是因人的分别心产生的，即分别阴阳善恶，可是这种感觉却时时如幽灵一样在人们心中徘徊，并且从儿童时代就开始灌输，这种分别心正是《圣经》里所说的“禁果”，人类自从对事物起了分别心之后，即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人类如果迷于“色相”，过分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自然要陷于苦海之中而不能自拔，这也是佛教要强调“无相”的初衷。
我们说人的欲望表现为四种情况，一是本能欲望，如与生俱来的生理情欲；二是生存欲望，后天生存所必需的如基本衣食住行等；三是生存和生理以外的私欲，如名利、地位和其他超过生存需要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等；四是公益性的欲望，包括功利性和非功利性的。2011年4月15日星云师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关于某先生高调做慈善引起热议的问题时说：“慈善人人都应做。×××好名，为了名声去做慈善，所以有批评的声音，但毕竟是在做好事，我认为不应该批评。批评者自己应该想想，你做善事了吗？从这一点上，你还不如人家呢，不够格批评人家。”这一类就属功利性的公益行为。
佛学认为要解除人生的痛苦就必须灭欲，消灭以我为核心的私欲，调节其他欲望，随缘而不执著，不背包袱，活在当下。
当今时代是物欲横流的年代，要完成这一任务尤为困难，但显得更重要。别看寺院香火缭绕，实际上许多人只是企求佛祖带给他们平安或升官发财，求利、求荣、求财、求名的多，真正修心灭欲的人并不多，他们为物而来不可能心不系物。利欲熏心何来有求必应？菩萨不会保佑你赌博发财。所以应采取措施引导众生灭私欲净心利他济世，佛学的目的不是消灭追求，利他舍已济世的追求是其所提倡的，但这种追求不能勉强，勉强则有痛苦，必须因缘（条件）成熟才能实现，这是当前佛学遇到的重要而又现实的课题，否则他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世人应学习船子德诚禅师的不吊鲤鱼吊明月的心态，其诗道：“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追求满载光明到人间。
对多数人来说，出世修行不可能，对少数出家人来说，亦不能完全隔断同世间的所有联系，基本生存欲望和本能情欲不可能完全消灭，而戒律又只是约束外部行为，抑制欲望，但不能消灭欲望，当你还感到戒律的约束时，它是戒律。当你遵守戒律进入自觉层次时，戒律对你来说就是多余的，你并不感到它的约束。《西游记》中描述的观世音菩萨为约束孙悟空的行为，给他戴上了紧框咒，当他得道解脱时，紧框咒就自然解除了，道理是一样的。因此普渡众生核心问题还在于引导修心，在精神上自觉灭私欲。以往人们习惯认为佛教是完全唯心主义的，其实不然，有失偏颇。佛教以灭欲为基本任务，既然存在欲，就存在可欲对象，如果对象根本不存在，那么“灭”什么？“灭”失去存在的理由。可见佛教并非全盘否定存在。现在的你是存在的，活生生的，三岁的你同现在的你虽有联系，但已不是现在的你，他虽然曾经存在过，但现已经不存在了。同样，现在的你将来也会不存在。因为万物瞬间即逝，正如一首歌词所说的“没有岁月可回头”，所以追求私欲是没有意义的，况且追求私欲而不得会带来痛苦，不如自觉灭欲，走上解脱之路，快乐地生活在人世间。
佛教经过几千年的改造，已深深地和中土文化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基本理论和任务宗旨，同社会发展并不对立，对和谐社会是有益的补充，不应随意戴上迷信帽子，其实佛教也反对迷信。中国佛教所以能繁荣，得益于“人间佛教”的定位，得益于执政当局的助缘和和谐社会的需要。
佛教通过灭欲而解除人的痛苦，达到解脱，使人回归本体状态。本体就是内在自我，是宇宙的本来面目，亦称为“空”，人格有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之分，外我即上述的“色”，生命在出生时内我和外我是一体的，随着时间的流驰，受环境的影响，内我和外我逐渐分离，外我逐步离开纯朴天真无邪的本性。外我离内我越远，其虚伪性就越大。全部佛学的修持在于减少乃至消灭后天环境对人的影响，回归本源，使外我和内我合一。但是在当前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追逐名利地位的欲望却有增无减，嫉妒心、谄曲心、狂妄心、轻慢心、邪见心无处不在，且在拉精神文明的大旗作虎皮以“利他”为表现形式，私欲被许多五颜六色光环所遮盖。从假冒伪劣商品到政绩形象工程，人心被豪华装饰着。既是私欲偏又要表现为“利他”，人心被严重扭曲，离开那个朴素天真率直和实事求是的天性越来越远。人们常说某人“城府很深”，说的是隐藏了喜怒哀乐，有的人心中不快又要强作笑脸，内心痛苦。怎样剥去伪装还人以本来面目，不仅是佛学要解决的，而且是我们社会的精神文明要重视的。灭欲以复归自然，佛教称解脱，道家称得道，实质是一样的。《道德经》讲：“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意思是追求简约和质朴，减少私心，抑制欲望，再次回到纯真的婴儿时代，回到心境的原始状态，回到如尚末雕琢的木材那样的真实和淳朴的境地。佛果克勤禅师讲：“养得如婴儿相似，纯和冲淡”。高峰禅师也讲：“终朝兀兀如痴，与昔婴孩无异”。意思是要修持得如婴儿一般，纯和淡泊，安静得如痴如愚。婴儿的特征是什么？赤裸裸无牵无挂，心不系物，天真无邪。其状态就是忘我、“无我”状态，处于“空”界、无“色”界。世人为何喜爱婴儿？他们喜欢婴儿的朴实。其实，人性还是喜欢朴实自然的，只不过被后天环境所扭曲而已，后天环境让人执著和分别，引导人追逐名利、盘算和坑害他人。2011年4月14日，温家宝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描述高僧弘一法师专著《悲欣交集》曾写道：1913年李叔同在上海对其夫人诚子说：“现在呢，谄几句人家读不懂的一堆字，算是诗人。涂几笔刚成形的鱼虫花卉便是画家；写几篇‘怨女旷夫’的白话，便是作家；这种人的文艺岂能载道？我看哪，你先把话说明白，让人听起来像人说的，再说别的。”此段话一针见血，切中时弊，虽是1913年说的，似乎针对今日。当今文艺急功近利，十分浮燥。只要有人敢写，有人敢吹捧，那就能走红，管他是否为百姓喜闻乐见。此风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为什么相隔近百年，人事已非，而表现形式却如此相似？为什么常说让人听不明白话的人却经常走红，升官发财，沽名钓誉，这真是文艺界的悲哀。
佛学的任务是还人以朴实坦诚，从而造福社会文明。人与人之间，为何不能坦诚相见？为何要成为一种利害关系？如果能自觉灭私欲而获得解脱，至少是减少私欲，那么社会就会和谐安定，个人会幸福快乐。这种状态如禅宗一个公案所述的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普通人未修行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执著于山水等外界事物，修行后即“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认识到外界事物的发展变化，此山此水非彼山彼水，已非原来意义上的山水了。解脱后即进入“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状态，不执住于外界事物，不为境迁，不为物移，不为情忧，不为财迷，不为荣辱所累，不为因果所困，一切都很平常。
婴儿还有一个特征，离先天很近。先天，形成生命的元素在组合聚集和孕育过程中。离先天越近，后天干扰越少，越容易得到解脱。那种状态会使人获得超常的能力和智慧，准确感知外界事物，这也是坐禅入定的基础，没有灭欲平心回归本体，那来的入定？佛学认为人生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是顺着生命的诞生、成长，不断满足人的私欲，最后在痛苦中走向生命解体。二是以逆为顺，调节身心，灭私欲返朴归真，回到婴儿状态，凝集人的精、气、神，最终得到解脱。虽然我们不可能在形体上回到婴儿年代，但处世心态却是可以做到的。
全部佛学的根本问题是灭贪欲，世上其他宗教如基督教的根本宗旨也是灭“得”，二者异曲同工。被誉为基督文化的奠基人保罗在其书信中曾大声谴责私欲：“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将自己刺透了。”生命因欲望得不到满足而陷于痛苦之中，因而苦海无边，原罪彰显。在基督教看来，人类本来处在伊甸园，那是无善无恶无分别的天堂，但自从偷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后则产生了分别心，世界成了对立的两极，有分别心就会产生追求，得不到就痛苦，这就是人类的所谓原罪。基督教的目得是消除原罪，让生命回到天堂。佛教则是灭欲让生命现世解脱，回到西方极乐世界。福州鼓山涌泉寺楹联“胸中无所得半是青松半白云”，描述的就是灭欲的超脱境界。
五、“太极图”的启示
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有一幅图，称为《太极图》，亦称《天地自然之图》，《太极图》将世界分别为阴阴两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如下：
此图最早见载于明代《六书本义》，形成于伏羲年间。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荟萃和基石，源于《周易》。它用圆来表示宇宙整体，命名为无极、太极，在那里混沌恍惚，无形无象，阴阳未开。它用阴阳鱼来表示对立的两端。从此开始了分别善恶、黑白、有无和色空的过程。尔后阴阳和合以生万物，也就是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描述。从此，人类追求黑白的欲望也就开始了，痛苦也从此产生了。如果生命要显现其无善无恶的本来面目，灭欲是唯一途径。《道德经》开篇即讲：“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说的是只有处于心灵清净的无欲状态，才能观察到万物的本来面目，也才能解脱。而如果心中充满各种欲望，贪“得”之心强烈，那只能看到万物的表象，因为欲火遮望眼。有欲的问题还不止是“浮云遮望眼”，而是会有大患，《道德经》进一步指出：“吾所以有大患者，为我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有身指有我（自私），无身指“无我”（无私），只有“无我”才能无患。老子明确地告戒人们：“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意思是最大的祸害是不知足，最大的罪恶是贪得无厌的欲望，这是老子极力提倡“少私寡欲”的原因，《道德经》通篇中为何多次提及婴儿，如“复归于婴儿”、“能婴儿乎？”、“如婴儿之未孩”、“圣人皆孩之”等？因为婴儿来自“无极”和“太极”，欲望最少，他们以无善无恶的无分别状态来感知世界，最为真实，也最为幸福。人心思朴求真，正是基督教、佛教和道教所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在物欲横流的今日更是如此。
当然，这种解脱并不是不分善恶，社会的道德和法律是必须遵守的，只是要求行为上追求至善，利他济世，不损人利己，心态上不为善恶所困。有些善举如带有功利性的捐赠并非至善，凡无私的利他济世的行为才能成为至善。人类自从分别黑白、善恶、有无之后，因“欲”争“得”而争斗，但由于社会的进步，最终一天人类将实现大同的梦想，回归无极世界。
为说明问题，我们来看看另一幅近代画卷，即著名荷兰艺术家摩里茨.科奈里斯.埃舍尔（1898-1972）创作了一幅版画，名叫《解放》，在哲学界影响巨大。如下：
《解放》
该画描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揭示了变化发展规律，对基督教义也是很好的诠释。画的下部是死板而又模糊的黑白三角形，中部是逐步过渡而来的黑鸟和白鸟，黑白对衬，互为背景，它们所携带的信息量是相等的。因而按现代人的观念，这是科学的，存在的。画的上部是自由翱翔的黑鸟，其白色的作为衬托的部分已经看不清是何物了，也就是说信息不对衬。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画的最下部是卷起的，用眼晴看不见画面，但根据作者的思路，一定是黑白混沌的画面，在这里，黑白是同体的，无分别的，无善无恶，“色空”一体，“有无”一体。如果将其比作伊甸园的话，那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可是当进入分别黑白阶段之后，生命便开始了无尽的争斗，物欲横流，贪得无厌，开始了“原罪”的进程。发展至上部，鸟儿可以自由飞翔，这就是“解放”的形象，也是社会的进步，是人本主义否定神本主义的必然。但是，当千万只手紧紧抓住黑鸟的时候，人们却再也看不见那个作为背景的白色部分，贪欲蒙蔽了人类的眼睛，这时如果有人说他看见了那白色的部分，那保证会被扣上“迷信”的帽子。实际上，抓住黑鸟并以为那是世界的全部的人才是真正的迷信，因为他感到黑鸟才是实实在在的存在，除此一无所有。如将黑白比作“有无”和“色空”，那么“无”和“空”并不是不存在。只是人类否定了眼耳鼻舌身意以外的认知系统存在的合理性。
分别黑白、善恶并不是人类的“原罪”，人类的“原罪”在于追求“黑”而无视白，认识走进了死胡同，结果一定是一无所有，因为从事物的本源上看，黑即是白，白即是黑。基督教的宗旨在于灭“得”，救度生命回归本体。
如果说版画《解放》是以具体过程来表现人类“原罪”的形成，那么《太极图》则是以对立统一的整体观来表达对立事物的的同一性，即“有无”一体，善恶一体。而佛教也有一组牧牛图，亦称《十禅图》，则是直接灭欲度人回归本体的全过程形象画图，并配以文字说明。既具体又整体，是过程和目标的完美统一。该画是明朝普照禅师的开悟代表作，将人的欲望比作牛，将其内心的对立面比作牧童。二者都是自我。如图《未牧》、《驯服》《双氓》等。
第一图：《未牧》
“狰狞头角恣咆哮，奔走溪山路转遥；
一片黑云横谷口，谁知步步犯佳苗。”
生命在分别黑白但还未牧之时，本性迷惑，就如一头野牛横冲直撞，没有约束，“狰狞头角恣咆哮”。
第五图：《驯伏》
“绿杨阴下古溪边，放去收来得自然；
日暮碧云芳草地，牧童归去不须牵。”
训服后则“牧童归去不须牵”，放去收来随心所欲。
第十图：《双泯》
“人牛不见杳无踪，明月光含万象空；
若问其中端的意，野花芳草自丛丛。”
经《无碍》、《任运》、《相妄》、《独照》阶段，最后进入《双泯》。《双氓》图只有一个“圆”，牧童和牛皆不见，剩下一片空白，无善无恶，实则是虚，虚即是实，所有生命如野花、芳草一样获得解脱，其生长绝对自由，这境界实为无分别境界，按《心经》所说的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境界，正是人们追求的西方极乐世界。
综观上述图形，东西方宗教文化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则都是以消“欲”灭“得”为宗旨，引导生命自我解脱回归本体达到和谐为目标的。当然，要真正得到解脱会有一定难度的，正如禅宗憨山大师明示的：“荆棘丛中插足易，明月帘下转身难”。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即使在明白光明的条件下也是很难改变的，但只要下定决心，时时省心忏悔，当因缘成熟时则可获得解脱，回归本体。
中国佛教是引进的外来宗教，经过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吸收儒、道的本土文化的精髓，被改造为中国自己的宗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传统文化改造了外来文化，外来文化不应也不可能强加给中国。
儒、道、释经历史的演译，相互影响和改造，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从哲学角度讲，均系渊源于《易经》，他们都在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中儒学以“仁爱”为道德规范，行为上主张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从而使阴阳两极达到相对平衡和谐；而佛、道两家在心态上则以扼制欲望、利他济世、净心超脱、不为两极所困累为宗旨，在行为上“随缘”、在条件不成熟时“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从而达到和谐一统。方式尽管有所差别，但三者互补，终点一致，以圆（统一）为目标，野花、芳草自生自灭，道法自然。
关于“儒、道、释”要说的尚多，有些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借中竺中仁禅师描写刺绣的禅诗表达，其诗道：“二八佳人刺绣迟，紫荆花下啭黄鹂。可怜无限伤春意，尽在停针不语时。”不过可将后两句酌改为“可怜无限修心意，尽在停笔不语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