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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堃先生
对很多人来说，杨堃是个陌生的名字。甚至在他的家乡河北省大名县，很多人也不知其何许人也。我的心有些悲凉，这么一位顶级的学术大师竟然不为他的乡人所知晓！翻开《大名县志》，也只在《专家学者人物表》中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这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苍白得不能再苍白的介绍。实际上，作为一代学术宗师，杨堃先生的卓越建树、学术地位，甚至他的传奇人生和不凡家庭，都是让家乡永远为之骄傲、为之激动的文化坐标和精神财富！
——他是与吴文藻、费孝通并驾齐驱的社会学大师，我国民族识别理论的创始人。他提出的民族识别标准，成为我国民族划分的基本依据。
——他和夫人张若名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对博士夫妻，而张又是同周恩来、郭隆真等一同创办天津觉悟社、一同赴法勤工俭学、终生受到周恩来夫妇尊重而被称为“大姐”的人。
——他的《民族学概论》、《社会学与民俗学》等众多著作是中国著名大学和学术机构相关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铁定”的必读书目，不折不扣的经典著作。
杨堃,字象乾，早年从事革命活动时又名杨赤民，曾用笔名杨念基、张好礼等，生于二十世纪第一个年头（1901年）的10月8日，县城大寺街人。杨家本是书香门第，父亲杨东生为当时著名的中医，所以先生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小学和中学学业均告优异。同时大名丰富的民间故事、热闹的乡间节庆、隆重的祭祖活动也为其幼小的心灵抹上了第一层记忆。后来他在法国完成的博士论文《祖先崇拜在中国家族和社会中的地位》，可以说与此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传承，老家的见闻无疑成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以此为起点，杨堃先生开始了他毕其一生钻研的学研究。
“五四运动”后，民主科学的新思潮涌到大名。风华正茂的杨堃信奉科学救国，于1920年考入直隶省立农业专门学校留法预备班,次年以甲等第三的成绩负笈西游，留学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社会学系，斯时年方20周岁。1923年,杨堃先生经郭隆真介绍加入旅法少年共产党。这世间万物充满了巧合，郭、杨这两位老家相距不过20华里的一县同乡，竟在万里之遥的异邦相遇。国共合作后，杨堃加入国民党,当选为国民党里昂支部宣传委员,后又选为驻法总支部宣传委员，积极投身革命活动。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先生代表旅法国民党人发出谴责蒋介石的电文，退出国民党,从此脱离政治，专心学术。1928年先生完成博士论文初稿，赴巴黎大学进修,师从著名汉学家、社会学家、神话专家葛兰言教授,攻读民族学、人类学和考古学。此间学业大进，论文迭出，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功底。1930年夏，度过十年洋寒窗的杨堃先生终于得到正果，同时获得人生三大得意中的两件：一是金榜题名，获得博士学位；一是洞房花烛，同中国第一位留法女博士张若名女士结婚，从而成为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
话说到此，需要对张若名女士，这位绝非等闲之辈的传奇女子，简介一下。若名系清苑县人，14岁考入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与郭隆真、邓颖超等作同学。“五四运动”中，她们与周恩来等人创立了著名的“觉悟社”，组织集会、发表演讲、警厅坐牢，成为风云人物。1920年11月，19岁的张若名和周恩来、郭隆真等赴欧勤工俭学。在法国，若名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继续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敢投身革命。后因受到了警方追查跟踪和党内一些人的刁难，思想产生了波动。兼之周恩来、郭隆真两位相交深厚的老同学、老战友相继回国和赴苏学习，孤独的张若名逐渐淡出政治，走上了青灯黄卷的治学之路。将杨堃和若名介绍到一起的是郭隆真。郭长若名8岁，处处像大姐姐一样关心她，朝夕相处多年，感情深厚。郭认为杨堃与若名志同道合，堪作伴侣，这样两人逐渐走到了一起。若名经过七年苦读，于1930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从而成为当时赴法留学40多名女生中惟一获此殊荣者，也成为中国顶尖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家。
1920年，周恩来、马骏、郭隆真、张若名等觉悟社成员因组织革命活动被捕。在社会各界声援下，坐牢半年后出狱。这是出狱时在警察厅门口的合影，人人佩戴书有“为国牺牲”字样的光荣花。前排左为张若名，右为郭隆真；四排右三为周恩来。
1931年初,杨张伉俪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杨先生先后执教于河北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主要讲授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课程。若名女士则受聘北平中法大学教授，主讲法国文学与心理学。这一时期，他们待遇优厚，月进600大洋，雇有保姆料理杂务；生活舒适，住的的是吴文藻、冰心夫妇腾出的“燕南园“别墅。这使他们无忧无虑、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各自的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学术黄金时期。杨堃先生的各种著作和译作如雨后春泉，汩汩而出，《中国现代社会学之派别及趋势》、《中国新年风俗志序》《法国社会学史》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他以西方先进调研方法为工具，以我国社会现实为研究对象，中西交融，古今一体，影响日炽，很快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主将之一。1934年,杨堃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后又主持《民俗研究》季刊，在民族学、民俗学研究方面打开局面，连续发表《民俗学与社会学》、《灶神考》等经典论著，其学术价值至今不废。
为了方便民族学实地调查,1947年到建国初期一个阶段,杨堃先生到云南大学执教，任社会学系主任,开始了意义深远的少数民族考察和民族识别工作。1955年春，已是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参加万隆会议途中逗留昆明，登门拜访了杨堃、张若名夫妇，并共进午餐。30多年老友重逢，自然感慨万千。五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周转达了邓颖超对“若名姐”的问候，更多的是向杨堃询问了许多民族学问题，特别是边疆地区的民族分类及民族特征等，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鼓励杨堃努力研究民族识别工作，特别是确定几条识别标准。在总理鼓舞下，杨堃先生或骑马、或徒步，翻山越岭，深入到剑川、大理、西盟等地的荒僻腹地，对白族、彝族、佤族、哈尼族等进行民族调查。立足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深入的分析研究，先生陆续发表《试论云南白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关于民族和民族共同体的几个问题》等多篇字字千钧的论文，对民族识别理论起到了奠基作用。
杨堃先生在云南大学工作长达31年，这里是他学术价值升华的地方，也是他生活饱经磨难、妻亡子散的地方。1957年，“反右”运动从天而降，若名受到冲击。她当年在法国退出“少共”的往事被翻出来，指为“背叛革命的叛徒”，半年多的时间里，受到无数次批斗。不堪凌辱的才女教授于1958年6月18日纵身投入云大旁边的南盘江中。而他们的孩子，也因此受到株连，在劳教所关押20多年。现在看来，这不仅是杨堃先生一家的不幸，也是历史的悲剧，国家的损失。我们不能把历史简单化、极端化，张若名退出少共，但她并没有投入敌人怀抱、出卖同志。仅凭她早期叱诧风云的革命行动，我以为就比那些虽然一生在党、但一生平庸的所谓党员辉煌十倍！更何况中共是少了一个党员，但中国多了个卓越女学者，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历史就是这样，人们只能评说，而无法左右。直到1963年，在邓颖超的干预下，云大党委才对张若名的错误批判进行了甄别，向家属赔礼道歉。
但杨堃先生的厄运还未结束。1966年，更疯狂的文革风暴来临，杨堃“顺理成章”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斗挨打成为家常便饭，几乎丧生。家被抄4次，几十年积累的数万张读书卡片和调研资料被劫一空，大量珍贵书籍被迫当废纸卖掉。先生以花甲之年被赶出教授住宅，下放劳动，自费治病。直到1978年，经胡耀邦亲自批准，年近八旬的“国宝”级专家杨堃老先生调回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二十多年光阴白白浪费，而这正是杨先生学术思想的成熟时期！
老牛明知夕阳晚，不带扬鞭自奋蹄。此后数年，枯木逢春的杨老先生以争分夺秒的姿态重新投入工作，进入他人生最后一个辉煌时期。他以耄耄高龄，连续出版《民族与民族学》、《民族学概论》、《原始社会发展史》、《社会学与民族学》、《民族学调查方法》、《杨堃民族学研究文集》等6部专著，发表50余篇论文。他还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中国神话学会顾问、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等职，特别是他还带出了一批民族学博士研究生，使得我国民族学研究后继有人，薪火相传。遗憾的是，这一时期我竟与大师擦肩而过，而本来是有条件相见的。笔者1983年到1987年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读本科，1992年到1995年又回去读研究生，而且多次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活动，竟不知道该院民族学所还有这样一位学高八斗、年高德劭的同乡前辈！
1998年8月，一生波澜起伏、大喜大悲的杨堃老人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七岁。他生前鲜回故里，死后也未落叶归根，但他对得起大名这块故土，他是大名的优秀儿子，他为故乡挣来了荣誉，因为他那光辉的姓名之后，紧跟着的总是“河北大名人”。通过他，大名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殿堂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通过他，大名丰厚淳朴的文化底蕴融入了我国社会学、民俗学的高贵肌体。
杨堃先生高寿，得以从事教学科研70年，给我们留下大量成果；他同时治学严谨，使得其学术水平含金量很高。他尊重事实、不盲从、不流俗，总能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没有自己的观点就不配当一位教授。多年的研究生涯，让他在很多领域建树多多。除了民族性、民俗学、社会学这三大板块之外，他对民间宗教、民间文艺和民间神话也颇有研究。特别是神话研究方面，他提出了很多挑战传统和正统的观点。譬如他认为“人类童年"时期〈原始群时期〉不可能产生神话,神话最早仅能产生于五万年至一万年以前,即旧石器时代晚期。而这，与马克思的有关论断是不合拍的；再如他破析了神话与宗教的关系：人类征服自然的愿望和向大自然屈服、并对大自然有所乞求的现实，是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产生的共同根源，但神话又是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原始宗教有四个要素：神话、礼仪、巫术、圣物与圣地；阶级社会的宗教亦可归纳为四个要素：神话〈“圣经"中的神话〉、礼仪〈祭祀典礼〉、宗教人员及信徒、庙宇和寺院。又如，在神化与迷信的关系问题上,他不同意那种认为“宗教是消极的,神话则是劳动人民的、积极向上的、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的看法。他认为宗教与迷信没有严格的区分,宗教与迷信同在,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迷信依然存在。这些观点都反映在他《论神话的起源与发展》、《神话与民族学》等论文中。
我对杨堃先生他那宝库一样丰富的学术贡献不甚了了，只知道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学者。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位杰出的大师级人物，为什么在社会上默默无闻，即便是在他的家乡也毫无影响？当然首先是其学术领域的局限，学术总是和寂寞相伴存在的。寂寞是学术的襁褓，也是学术的魅力。从事学术的人不会看重名声，否则他也不会选择这一行了。特别是像扬堃先生这样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专心学术，不事张扬，不像现在一些人稍有一点成就就四处炫耀，唯恐别人不知道。此外，更重要的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建国以来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使意识形态成为政治一股独大的单极世界，原本与政治平起平坐的学术的地位日益沦丧，屡屡作为整治对象的知识分子也成为“贱民”。文化在贬值，政治却在膨胀，整个社会疯狂地崇拜权力、追逐权力，本来就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如同从魔瓶里释放出来的黑雾，迅速弥漫了社会的边边角角，至今未散。杨堃作为一位专业学者不为世人广知不足为怪，但不为其乡党知晓是不正常的。提起大名前些年出现的三位省委书记，哪个大名人不知道呢？省委书记与学术大师没有可比性，但我以为，学术大师的社会价值一点也不会在省委书记之下。时光飞逝，高官的威仪注定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学者的著作及思想却长存天地之间，且历久弥香。千年历史中，谁还记得司马光、纪晓岚当过什么官呢？让人记住的只是他们的《资治通鉴》和《四库全书》，甚至他们的家乡也因之让人肃然起敬。源远流长、崇尚文明的大名人难道不为孕育出杨堃这样一位优秀的赤子感到高兴和荣耀吗？当然，他带不来项目，引不来投资，可他的社会价值是难以用物质来衡量的，这是大名当代人文精神的泰山极顶，是大名北当代高耸入云的文化昆仑。
当我们反思历史上曾经那么显赫辉煌的大名府何以沦落为国家级贫困县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探索地处京畿要地的河北为何发展迟缓的时候，更多的是抱怨自然变迁和时运不济，我们考虑过人文精神的式微吗？我们考虑过集体人格方面的残缺吗？不要认为精神啊、文化啊对经济与社会发展没有直接的联系，事实是恰恰相反。试想，如果我们都能够甘于寂寞埋头做事，而不是把心思用在个人的升迁提拔上；如果我们都能够立足本职发挥价值，而不是想往机关里面挤独木桥；如果我们能够尊重知识崇拜人才，而不仅仅是追逐地位攀附权力，那么我们的现在是否就会有另一番景象呢？我想是的。
话说到此，我想，大名正在策划发展文化旅游，应当把修缮杨堃先生故居、建立杨堃纪念馆提到议事日程，这不仅仅是多了一个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文化旅游亮点，更重要的是将大大增加大名的文化含量，提升大名的文化品位、丰富大名的人文精神！如是，对新河北人文精神的塑造来说，何尝不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