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 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又名

油画贝多芬肖像
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 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又名
约瑟夫·卡尔·施蒂勒(JosephKarl Stieler)绘
1819/1820
贝多芬故居博物馆藏

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

降E大调作品55号

尽管贝多芬评论界习惯上讲他所有的作品划分为三个创作时期,但他的九部交响曲可能最好被划分为四组。第一和第二交响曲创作于习惯上标志着早期到中期的过渡阶段。后面四部交响曲属于我们可以称作“英雄阶段”的时期,这一阶段开始于1803年,其标志为许多大型独创音乐作品的问世。第七和第八交响曲标志着贝多芬创作中期的结束,而且,与前六部作品相比,第七和第八交响曲在大胆创新方面显示了一些倒退。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生命最后十五年中创作的唯一一部交响曲,其非同寻常的结构以及前所未有的大型演出阵容都使它自成一体。

事实上,第一和第二交响曲在预示贝多芬将在交响曲这一领域里取得突破性成就的同时,更多的是对18世纪维也纳古典主义的一种回顾。特别是第二交响曲,与莫扎特1786年创作的《布拉格交响曲,K504》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不仅调式和情绪完全相同,而且第一乐章慢速度引子的结构也一样。贝多芬在完成第二交响曲后立刻开始了《英雄交响曲》的创作,但他的创作是在非常困难的个人环境中进行的:面对日趋严重的耳聋问题,贝多芬的应答就是超越音乐传统的限制,而第三交响曲正是超越传统创作的第一部作品。贝多芬接着创作了下一部交响曲《C小调第五交响曲》更是将交响曲这一形式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在这部交响曲中不仅注意总体规划,而且还在不同层次上使用C大调平行调性来将四个形成鲜明对比的乐章“统一”起来。在《田园交响曲》(第六)中,贝多芬则运用其他方法来解决结构庞大这一问题——他将最后三个乐章合在了一起,并且在整个作品中一直标有力度连线。

贝多芬的交响曲创作并没有一直沿着大胆创新的道路走下去,也就是说他的交响曲创作生涯并非像他的弦乐四重奏那样直线性发展。1806年夏天在很短的时间创作出的第四交响曲和,原因是人们对1805年《英雄交响曲》的首演反应冷淡。不过,更大的可能性则是第五和第六交响曲首演音乐会的失败,这一事件驱使贝多芬于1811-1812年间创作了两部音乐上轻松一点或者至少冷静一点的作品,结果第八交响曲比第四交响曲更标志着对18世纪交响曲创作传统的回归。

当然,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中又恢复了开拓者的角色,不仅对奏鸣曲结构和管弦乐创作技巧驾轻就熟,对合唱与独唱声部的表现力了如指掌,而且将这些融合在一起,创作出了一种到当时为止还不为人们所知的严肃音乐形式。这种交响曲与清唱剧的结合并不是一挥而就的。贝多芬在创作第八交响曲的过程中第一次表露出创作一部d小调交响曲的打算,但直到几年后的1815年才第一次写出谐谑曲乐章主题的初稿,然后又等到1818年才第一次在初稿中描述一部交响曲之间相隔了整整12年。而贝多芬只剩下最后一组更具创造性的作品在等待他去完成,这便是晚期弦乐四重奏。

《降E大调交响曲》的初稿可以一直追溯到1802年,贝多芬当时即将完成钢琴奏鸣曲(作品第31号),而且刚刚写出两组变奏曲的初稿,即《F大调变奏曲,作品第34号》和《降E大调变奏曲,作品第35号》(即《“英雄”变奏曲》)。正如路易斯洛克伍德所示,这部交响曲被构思成四个乐章,又一个C大调6/8拍子的:“柔板”乐章,一个降E大调“严肃小步舞曲”乐章(并含有一个g小调三重奏乐段),以及结构与 作品第35变奏曲相同的一个变奏终曲;第一乐章将有一个4/4拍子的缓慢引子,紧接着便是3/4拍子的快板,第一主题与钢琴变奏曲采用的对舞舞曲中的低音部主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快板”乐章主题的另一早期构思则更接近最后定稿中的三连音音型,但其结构仍然与低音部非常相似。在创作这些草稿与第三交响曲之间,贝多芬还分心创作了清唱剧《基督在橄榄山上》。等贝多芬重新回头创作第三交响曲时,他已经舍弃了慢速度的引子部分,直接写出了第一乐章的主题动机。古斯塔夫诺特伯恩指出,这一新的主题以及与之相关或相对比的乐思使得整个乐章――以及整个作品在规模上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构思及初稿创作。我们可以从诺特伯恩的钢琴改编谱中看出,贝多芬已经决定用一系列单线条的旋律,配以一些较短但同样重要的乐段,以此来构成第一乐章。第一乐章在初稿中就已经剧有了很大的规模;贝多芬显然已经发现,他原本打算创作C大调“柔板”乐章以及“庄严的小步舞曲”乐章不足以与这部交响曲整体的凝重的气氛相配,因此他写出了具有两个对比乐段的c小调“葬礼进行曲”,以及突出木管独奏和圆号三重奏的强有力的诙谐曲乐章和三重奏。

《英雄交响曲》的初稿完成于1803年底,随后,贝多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作品的创作上(包括《“华尔斯坦”钢琴奏鸣曲》和歌剧《莱奥诺拉》)。人们一直未能找到这部交响曲的手稿。尽管贝多芬10月份指示他弟弟卡尔将这部作品卖给布赖特科普夫与黑泰尔出版公司,但总谱可能到第二年才完成。贝多芬于1804年8月计划将这部交响曲以及其他几部作品一起卖给同一家出版公司,但是双方未能谈妥价格。两年后,维也纳的艺术与工业出版署出版了这部交响曲。

这部交响曲于1804――1805年冬进行了一次非正式演出,最后于1805年4月7日正式首演。评论家们认为这部作品过长,构思不够统一。鉴于此,贝多芬在第一版第一小提琴分谱中加进了下面这段话:

“这部交响曲由于比一般交响曲长,所以应该在音乐会开始时紧跟在一首序曲、一段咏叹调或一部协奏曲后演奏。如果演奏时间过晚,它可能失去在听众身上达到的效果,因为前面的曲目很可能已经让听众感到疲倦了。”

人们对贝多芬原本打算将这部交响曲称作《波拿巴》一事著书立说很多,因为贝多芬最初计划以这部交响曲来歌颂当时盛行于欧洲的拿破仑精神以及法国革命所带来的民主改革。贝多芬的学生费迪南.里埃斯叙述了一段家喻户晓的轶事:贝多芬在听说拿破仑称帝的消息后,撕掉了手稿的扉页(上面写有“题献给波拿巴”的字样),并且喊道:“他只是个凡夫俗子!现在连他也将践踏人权来满足自己的虚荣;他现在将凌驾于他人之上,成为一位暴君!”

这一说法已经另外得到了证实,其真实性也为大家普遍接受。但是,正如梅纳德.所罗门指出的,贝多芬在创作第三交响曲之前对拿破仑怀有矛盾的心情,而且在发生里埃斯记录的这一事件之后,他对拿破仑的看法仍然如此。1802年初,莱比锡出版商F.A.霍夫迈斯特曾请他创作一首奏鸣曲来庆祝法国革命或拿破仑的成就,但是他以拿破仑背叛了革命精神为由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拿破仑与梵蒂冈签署了一个协议,重新在法国恢复天主教。一年后,贝多芬又打算将第三交响曲题献给拿破仑(这有可能是一种策略,因为他当时正在考虑移居巴黎)。尽管拿破仑的个人野心让他怒不可遏,但他在1804年8月26日将这部作品交给布赖特科普夫和黑泰尔公司时,又重新确定其标题为“波拿巴”:现存的总谱原始稿上尽管划掉了“题献给波拿巴”一句,却仍然留有未被划掉的铅笔字迹――“为波拿巴而作”。《英雄交响曲》这一标题直到1806年10月第一版出版时才被使用。

尽管人们最初对这部作品褒贬不一(这是可以理解的),《英雄交响曲》受到了贝多芬朋友和资助人的热情称赞。贝多芬本人认为这是在第九交响曲问世前他创作出的最优秀的交响曲。随着时间的流逝,这部交响曲成了交响曲中最常研究和分析的作品之一。诺特伯恩潜心研究了第一乐章的各种初稿;申克尔的分析被公认为经典论文;瓦尔特.利兹勒对第一乐章的研究也因其对动机细部的解释而得到了一致称赞。托维为《大英百科全书》第十四版撰写的《奏鸣曲形式》一文逐句分析了第一乐章。对于这些专家以及许多其他行家来说,《英雄交响曲》不仅标志着贝多芬生涯中的一道分水岭,而且标志着交响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威廉姆.德拉布金(路旦俊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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