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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新年：铁屋中的呐喊
法 霖
一
2013年，我又一次有了冲动，想去清华大学听旷新年讲课，然而，一次一次，都未能成行。
像许多不关心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一样，最初知道旷新年这个人，是因为网络上那篇檄文《致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兼答枪手孔庆东》。
后来，我又陆续读到旷新年的系列文章。不知为什么，越读心越苦。或许是旷的文字太真实了，我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一种挣扎想要后退的感觉。
旷新年
与80年代知识分子的张扬相比，9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似乎失去了疼痛的感觉。以至于到了当下，热衷名利投机的“教授”司空见惯，钻故纸堆的人越来越多，学者们习惯了书斋内的学术研究。
2007年，我第一次来北大听课，便有这样的感觉，他们的思考与现实与生命严重脱节：中文系的教授少谈“文学”，热衷的是“理论”和“思想”，哲学系的教授热衷的是文献和哲学史，历史系的教授更有这种倾向，一种枯燥和压抑的气息暗流涌动。我一直觉得，当下知识分子痛苦的生命被学术包裹得更加严实和缜密，很少有人残忍地撕裂这层痛苦的薄膜。
旷新年的文章无疑揭开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精神现实：沉闷、压抑、痛苦、枯燥、空虚、躁抑、无聊、投机、苟且、奴性、阴暗、虚伪，这些文章摧毁了我对于“知识分子”的期待，陷入如何自救的思考之中。一个很大的脓包，就这样被挑开了，疼痛是肯定的，只是痊愈还需要很长时间。
最近几年来，每到空闲时，我都不自觉被旷新年笔下的那个世界所纠缠，那些“知识分子”现形后的种种表演。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搜寻着他的文章和书来读，循着他的思想，寻觅着他所留下的种种痕迹。虽然我曾努力靠近理解他，试图接触他的精神世界，但是只有这一次，我感觉离那个真实的他，越来越近了。
旷新年，湖南湘乡人，1963年1月出生，198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学士；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曾在网络看见过他的一张照片，眼睛怒睁，脸挺瘦的，面部表情焦灼，好像在警惕什么，看来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心性大变的他，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吗？
几年孤陋的生活，是否磨炼回一些他原本的性格？
背负着无穷焦虑和压力的他，是否此刻清净了一些？
我感受着他的疼痛，体验着他的绝望，倾听着他的呐喊，呼应着他的批判，乃至如此迫切地希望见到他，此刻，他好像就在我旁边，轻轻呼吸着，审视着，思考着。
与几年前公开发表《疯人三书》系列文章时的激烈情绪相比，旷新年明显“平静”了许多。他在2012年11月27日给我的一封回信中说，“谢谢你的来信。请教不敢当。我主要是对于别人干涉我的事情感到愤怒，对别的事情其实不感兴趣。近来比较颓废，不读书，也不做什么事情，也不想什么事情。”这正印证了鲁迅的话：“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力气用得太骤，歇下来的时候，身体就难于动弹了。”当我看到这封信时，忽然很是伤感，难过得要流下眼泪。我隐约觉得，此时的旷新年整个人已经被各种重压抽空了，精力已经用尽了，或许外界的一切再也打扰不到他。就这么一个心性柔软、正直、真诚和善良的人，被他那些有着人性“原罪”的同类折磨成这个样子，究竟谁该为旷新年的悲剧负责？！
二
曾经轰动一时的“旷新年事件”似乎销声匿迹了。而我的心头一直被此事所缠绕，心中充满了悲凉之气。表面上来看，这事因旷先生个人离婚而起的，因为涉及到的都是当今中国名校里的“人物”，其中的真实情形又非常复杂。往深处一看，不难明白，旷新年想要借此剖析“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这才是最大看点。至于离婚，那是旷先生的私生活。看官使出“索隐派”的看家功夫来考证旷新年的家事，那就吹毛求疵了。
看网上的评论，大多是认为旷的精神已经出了问题，旷的悲剧是由于其个性所造成的。当然，我现在不再简单结论。佛教有一个观点，因缘和合。凡事都由内因和外缘组成，缺一不可。旷新年的悲剧里，既有命运悲剧，也有性格悲剧。既有恶劣的生存环境的外缘，也有他不为人所体会到的内因。而我尤其对后者更为关注，至于前者，中国大多数普通人大多处的环境差不多。我现在写下的，已经不只是对“旷新年事件”的理解，也包含对我自己、“知识分子”和这个时代的理解了。
有人从旷新年的系列长文，读出偏激，读出恶心，或读出“旷新年疯了”，我却从中读出了一个善良知识分子可怕的真诚与无奈，读出了一种悲天怜人的情怀，读出了当世不可多见的才华，读出了对弱者的道义与关怀，尽管这些是以一种悲剧的描述方式得以呈现出来。他的系列长文锋芒直指当今高校的诸多弊端，大约有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道与术的分裂
这是一个四不像的时代，没有了任何界线。流氓畅通无阻，红黑通吃。商业不像商业，学术不像学术，商人不像商人，学者不像学者。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好人难之又难，而你不仅不爱惜，反而去践踏，给奸恶之徒以可乘之机。
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研究学者，旷新年对于学院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关注，对于人文环境日益恶化的勾勒，对于个人身心之苦的感受与描绘，对于人生的基本生存意义的苦苦寻求，对于个体尊严的捍卫，都触目惊心地迸发了出来。这些文章让我联想到90年初上海学者王晓明等人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彼此有一种深刻的呼应关系。
第二、师生关系的扭曲
旷新年文中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次，温儒敏让他给北大学报写一篇介绍他的文章。他通篇说的都是歌颂；可是，仅仅因为开头有一句“洪子诚老师是我最喜爱的老师”，温就大为光火，对他咆哮。
现在，有的导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导师想要学生成为学者，学生就成为学者；导师想要学生成为打手，学生就成为打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被迫无奈、别无选择。旷新年说：今天，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投机、钻营、表演，甚至一些令人敬仰的知识分子也迎风起舞，失去了他们应有的尊严。今天谁越无知、无畏、无耻，谁就越风光至极。我们的老师越来越分不清谁是真正优秀的学生，不仅从根本上丢掉了“品德”二字，而且凡是卑己自牧的学生就不会入老师们的法眼。老师们欣赏的是那些“有能耐”的学生，同时歧视、甚至于作践那些“没有能力”的学生。
第三、“知识分子”的“劣根”
旷新年在公开信中称，“身体终于承受不了黑暗和污蔑”，发出了“铁屋子”中的呐喊：
现在才发现，严老师他们这一代是最优秀的，后面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判断力。
为什么对于人心人性不应该有起码的信心？你们毁掉的不是一个好人，你们毁掉的是良心和人道。这不是我的失败，这是人性的失败。
你们一个个道貌岸然，以道德杀人。可是，你们扪心自问，你们哪一个比我有道德？你们有什么资格来和我谈道德？你们连最起码的道德都没有。
你们使北大一天天变得丑恶和下流，今天恶已经完全没有了克服它的力量，我们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是非观念，善良的人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如今，大学也已沦为权力和利益的竞技场。旷新年读书、工作、读博的地方，都是大学，接触的都是所谓“知识分子”，他对于知识界的狭隘和龌龊反戈一击，观察更为独到：
现在的学术界越来越没有真事，只知道打恭、作揖、投机、炒作、跟风、拎包、当官、傍大款。
为什么我对知识界如此悲观，一直不愿意呆在知识界？因为知识精英所过的是一种最不正常的生活，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精英的素质最差，心胸最狭窄，心理最黑暗，我知道我在知识界最没有生存的可能性。
从旷新年的叙述中，可以知道，为了一个系主任的位置，为了一个“学科带头人”，为了人才引进，“知识分子”争来争去，大搞批判，互相防范，丢掉人格，打得头破血流。如今的某些高校，就上演着这样的戏剧。现在大学里人分成了三六九等，一些智商高的猴精猴精的“聪明人”在资源的争斗中脱颖而出，必然斗得更是异彩纷呈，斗得不亦乐乎。而善良的人，注定落个一再被人玩弄的命运。自然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样适用于知识界。如果和这些狭隘的人交朋友，很可能就是谬托知己。
这些年来，旷新年称一直幻想着能够离开这个屠宰场一样的地方，想回到一个实际上几乎已经不可能回去的地方。
今天，知识界在某些方面成为了对社会疾苦麻木不仁的利益集团，成为了一个最势利的阶层，根本就没有同情心，根本就没有人性。对这种状况，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如今，一些所谓“知识分子”们丝毫不掩饰对权、名、利、情、色等的追逐。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变态和冷酷，迷信权力，比其他人更为势利地维护着一个等级森严的“铁屋子”，他们不愿意破坏“铁屋子”，耍尽手段，甚至使自己的朋友陷于黑暗和污浊之中。他们的灵魂为黑暗重重包围。难道真如旷新年所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有干净的人，除了同流合污，只能像朱湘一样跳河自杀？”“最势利、最没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有了一点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整人，只是更加变态。表面上假仁假义，昧着良心到处造谣，暗地里害人，行为完全是黑社会流氓的行径。”
出于对这个学科和整个学术圈子深刻的厌倦和失望，旷新年不愿意与某些知识分子为伍。自从上大学以来，在内心深处就厌恶和鄙视他们。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骨头，没有规则，内心阴暗，行为卑鄙，为了一点点利益，出卖自己，损害别人。旷新年感叹道：“40年来的知识、道德、智慧彻底地破产了。我灵魂坠入了黑漆漆的地狱。”今天的“知识分子”，真正缺少的是什么？不是智商，不是知识，不是聪明，缺少的是笨拙和认真，是做人的基本底线，是人格的力量，博大的善良，精神的大境界。很难想象，连堂堂北大里也有许多精致利己的“聪明人”和“高知坏人”，我们的教育还能指望什么？他们自居启蒙之位置，要启他人之蒙；然而，实际上，即使中国最无知的人也比他们更有知识和更懂得做人的道理。
旷新年说，“这么多年我是靠装傻活着。如果我明白了人们怎么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明白了别人怎么利用、欺骗我，明白了这个世界怎样的无聊、肮脏；那么，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勇气活下去了。对于这个世界除了原理上的关心，我基本上是袖手旁观的。”这样的告白，冰凉而又绝望。
曾几何时，以公平、正义和良知化身的知识分子走下神坛，蜕变成了旷新年所说的“最变态、心理最阴暗、心灵完全被扭曲的一群动物”，“人会变得如此卑鄙、残忍、冷酷、狠毒？”让人唏嘘。真的难以想象，一次又一次地践踏人的意志一步一步地将同类逼到绝境的，居然是面目伪善内心狰狞的“知识分子”！这些被旷新年叫作“吃人”，“挖眼寻蛇打”、“杀人不见血”、“吃人不吐骨头”⋯⋯某些时候，我甚至十分认同旷新年对于虚伪、巧滑和阴暗知识界的“反击”。对于丑恶现象的沉默，实际是一种同谋。对于丑恶过于忍受乃至驯良，实际上也是作孽。鲁迅曾说：“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因为“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后来，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旷新年说，“实际上，我不针对任何人。我在彻底回归自我。”“北大和清华的问题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北大和清华不比别的地方更坏。”“我并不认为害我的人都是坏人。指责某一个人没有什么意义。”
旷新年没有败在“敌人”手里，而是败在了自己的同类当中，这些同类就是北大、清华、南大几所大学中文系的某些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和学术官僚。
第四、生存处境的严酷
旷新年所处的环境，是中国高校中最好的。在有些地方高校，实际上更加没有个人空间，完全官场化的运作，利益牵制以及非独立性，非常复杂，盘根错节。他在文章中提及比较多的出国、评职称，如果一个学者不能摆脱这些东西，更不用去谈以独立之思想来为文、为学，他们还只是被压在物质层面。其实“知识分子”也无非是靠知识和学问谋取一份俸禄，得到一份生存资料，不用像农民那么辛苦，像下岗工人一样没有保障，只是免除了生存的困惑，仅此而已。为得到某些东西，就要出卖人格尊严，无法保持完整独立的人格，付出巨大的心理代价。生活在今天这个趋炎附势、花言巧语、尔虞我诈、充满背叛、毫无诚信的世界上，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学术、教学、房子、生活，竞技的人群，无疑是一种精神的折磨。旷新年写道：
在这种怀疑、嫉妒和仇恨的氛围中，被一群既像饿狼又像蛆虫一样的东西包围着，我感到极其厌恶，我甚至因此深深地憎恶了我自己。
当时我身体那么消瘦，我受到打击、折磨，当时极其疲惫，万念俱灰，心中只有死的念头。
我工作很累，得不到任何人的理解，要遭受莫名其妙的嫉妒和敌意。
我纯粹是被榨取的对象。不仅如此，还在忧虑他们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现在回想起来刚工作超负荷地运转的那些日子，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天天就像生活在恶梦里面，对外界根本无法作出正常的反应。
经历过剔肉还骨的痛苦，早已经万念俱灰。我完全把生活看作是一种试验，我要试试看，善到底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看看恶到底有多恶。我想试一试，在这个世界上，既不是作为野兽，也不是成为家畜，而是作为真正的人可不可能存在。
旷新年用林彪“政治绞肉机”的说法道破某些官僚政治的残酷和恐怖。他从小就深深地厌恶和远远地躲避官场。不幸的是，学术界是另一种官场。在大学，他感觉都是处于透明的状态，在国家权力面前无所遁形。他的生活、心灵和身体不得不越来越顺从和依赖于（权力）制度和技术。如果没有经济的独立，谈什么独立和充分的自由？所谓思想、知识、精神和人格充分自由发展，也是一句空话。
三
刚开始我读到旷新年的《疯人三书》时，有一种错觉，甚至想，他怎么可以痛贬自己的导师、同门和同事呢？他会不会太偏激了呢？但是，接下来随着对他的理解逐渐加深，我觉得自己和许多人一样，都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对于一个深陷于痛苦的个体失去了理解的能力。
旷新年是个真性情的人，是个真君子，更是个好老师。他身上的一些品质吸引了我。我不再像先前仅仅把他当作一个“失败者”了，我自觉在深层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上，似乎是离他越来越近——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鲁迅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如今，在北大这样的大学也流行瞒和骗的游戏，已经没有了鲁迅所说的“真的声音”和“真的人”。
旷新年的多篇文章里，探讨了同一个问题：苦难。
1999年9月，他调到清华工作。清华中文系是超负荷的工作，每周要上十节课，超过了正常工作量的三倍。初到清华的半年，对他的身体造成了致命的损害。结婚以后，1997年，他的体重下降到了大学毕业以后的最低点。每一次外出开会，朋友们都会要说他瘦，脸色不好，要他注意身体。听到类似的话，他的内心就会隐隐作痛，所以，他都避免去开会，害怕见到别人，以免增加内心的烦恼和痛苦。从1999年底开始一直到2000年底，旷新年已经忍耐不了身体的伤痛，必须不断地去做按摩。他的感情世界心如死水，生活一直是一种被动的，内心极端痛苦，感觉生不如死。2003年的时候，他就觉得生活的道路已经走完了。2004年，有一种油尽灯枯的强烈感觉。刚刚40岁的时候，身体就垮掉了，而妻子也下了岗。
妻子对他沉重的工作压力和负担根本没有感觉，他常常趴在桌上就过了一夜。由于在家庭里所受到的挫折、压抑、沮丧和绝望，他的记忆力几乎完全丧失了，智力受到巨大伤害。家庭内部的别扭，让他疲劳、绝望和心灰意冷。结婚十年来，他几乎天天失眠，就像跌进了陷阱里。
对于基督徒来说，苦难是神的恩典与历练，更是神的管教。可是，对于没有信靠基督的旷新年来说，苦难成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对于人生诸苦，旷新年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社会政治性苦难，他说：“中国的官本位太严重，利益冲突太激烈，窝里斗的传统太厉害。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的尊重和信任。今天，不论是强者还是弱者，都普遍信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主要的是中国整体的生存环境。中国的人文环境太恶劣了。”应该承认，旷新年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这里按佛学说就是“共业”。在金字塔的社会结构下，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里，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想独善其身，已经成为一种奢侈。
四
旷新年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他是一个因骨子里的孤傲性格、因为葆有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悲悯情怀而致使自己沦落为高校权力游戏牺牲品的悲剧角色。就像他所崇敬的鲁迅和张承志一样，在“这个好人被连根拔起的时代”，他要做一个正直、善良、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只好“直面惨淡的人生”，迎接时代的残忍，面对人性的黑暗，经验灵魂的疼痛。他坦言道：“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好人是一种怎样的失败。如果只有良心，而没有运气，就没有存活的机会。既要有活下去的勇气，也要有不活下去的勇气。”
读读他的文章让我感受到这个左派学者炽热的底层情怀，感受他“疼是活着的证明”的呐喊。他关怀那些隐没在社会的底层无名无姓的芸芸众生，隐没在晦暗的生活底层的人群。他批判偏见和不公，诅咒无人性的行尸走肉，他的文字处处充满抗争。他从苟丽的死中，从孙志刚的死中，从卑贱的生存里，发觉了意义：
在我们这个弱肉强食一路狂奔的时代，只有在“弱者”、“失败者”的身上，才可能找到最美最人性的东西。不论怎样，美和人性不存在于“成功人士”、高堂华屋，不存在于“黄金宴”、“人乳宴”上，也不存在于什么“硬道理”中。
1996年，毕业后的第一个半年，旷新年趁着学生生活所残留下来的一点平静的心情，一边收集材料，一边在缝纫机上写完了《1928：革命文学》。与一般学院学者不同，他身上烙着底层生活的痕迹，他体验下层人的生活是多么沉重、艰难、屈辱、可怕。这个鲁迅和张承志的忠实信徒，有着生命的激情和叛逆的勇气。他在《我眼中的鲁迅》一文中写道：
我常常觉得鲁迅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的朴素，不像正人君子、知识分子那样装神弄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鲁迅厌恶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把他们称为“做戏的虚无党”。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个社会被残酷地撕裂成为贫富两极的时代，在这个麻木不仁的时代，“疼”就是良知的证明，“疼”就是人性的证明。是的，没有心灵痛苦，是知识人的耻辱。由于具有一种深渊与疼痛意识，旷新年的思考使他走上了越来越决绝、孤独、狭窄和极端的道路，同时也磨砺了他思想的锋芒。他用“以卵击墙”概括张承志写作的特点，不满今天泛滥的不义、庸俗、和无耻，扯下了主流知识界流行的假面具，批评精英阶层与知识阶级。
鲁迅、张承志是旷新年重要的现代资源，成为他反复书写和礼赞的对象。他需要寻找自己的“类”，建立自己的参照，确认自己的“血统”。他陆续下了《我眼中的鲁迅》《理解张承志的精神历程》和《张承志：鲁迅之后的一位作家》。他身上的某种气质让他难以融入这个时代、这座城市，难以融入到势利的文人学士们中间去。
旷新年的悲剧在于，他想做一只悲悯的羊，却不幸生活在一群披着羊皮的狼中间。他错就错在，不应该把乡村情感带入都市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做人清白，别人同样对他如此。他太相信“人”，一旦发现“人”的卑劣的本性就无法承受。只要读读《圣经》，就可以知道人具有“原罪”的本性。在上帝面前，人性全然败坏，无一个是义人。高远东曾说他是圣人，即便是圣人，也有“原罪”。由于对于人不切实际的期待，在现实面前处处被动。早在他读博士的时候，尹昌龙他们羡慕不论是他的文章还是日常生活都是那么宁静大气。但是，结婚以后，他就陷入了困苦、焦虑和失眠。
写到这里，事情似乎有些清楚了：90年代末以来，中国某些高校流行的官僚思维与权力人格只是戕害旷新年的外部环境，假若他及时调整自己，积极应对，倒不是说就不能挺过去。若说精神、身体遭受磨难、情感挫折，鲁迅、马寅初、顾准、史铁生，都经历过。特别是鲁迅先生，从小到大，婚姻的、生活的、情感的、论敌的、政治的，什么苦没有吃过?鲁迅时时解剖着自己反思自己的“毒气和鬼气”，克服了自己性格中的负面因素，成为一个个性健全的文化巨人。
上天没有故意作弄，命运没有故意对旷新年惩罚。我觉得根本问题不在于有人愚弄他、整他、使绊子、耍手段、玩心眼，而是在于他内心深藏的消沉和浓重的悲观情绪。至于这种性格形成的原因，要追溯一下他早年的成长经历。他在2007年所写的《父亲》一文中曾说：“对于我来说，生活完全是一场灾难、奴役、惩罚。由于父亲的严刑峻法，我从小就产生了强烈的厌世情绪，从小觉得生命是一桩罪，生活是一种罚。如果不是生命那种强烈的罪恶感，不是因为那种对于生活无望的态度，即使后来掉进了婚姻的陷阱，也不至于无力摆脱，不至于完全听任那群恶魔的摆布，不至于要以生命的代价来赎一次结婚的罪。”“有时候，我会觉得父亲身上有一种虐待狂的倾向。有时候，滂沱大雨，我去钓鱼；但是，回家的时候，天突然放晴了，于是，必然遭到父亲的一顿痛打。因为他担心天晴的时候我在钓鱼，会引起别人的非议。”“对于我来说，回家是痛苦的，我必须忍受母亲和弟弟之间的相互咒骂。”
我在总结这一点时，刚发现旷新年的一篇文字，更证明了我的分析，现录如下：
我觉得我的结局是再自然不过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深刻的生命的罪感，在于我父亲给我的教育与这个世界完全是南辕北辙，我父亲从小教育我做人的原则是高尚无私，正气坦白；然而，这个世界却成为了人的低劣本能的竞技场。我知道毁灭我的其实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外部的力量，而是自身的弱点：一是太认真，追求完美，委曲求全；二是太善良和因为太善良而太软弱，遇到任何指责，只会检讨反省自己。我刚一结婚陷入婚姻灾难，就问范智红和任佑卿，是不是我这个人不正常。三是因为对这个世界绝对悲观却又太天真，认为像我这样与世无争，不会有人害我。（真是天大的讽刺，温儒敏反对我离开学校，说我在社会上一天也活不下去，而我却毁在所谓“最高学府”里）
问题不在于做什么，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境界和心态去做。一个真正智慧的人，什么苦都能吃，又怎么不能应对世间呢?之所以不能适应世间，是因为旷新年有执著，执著于自己的个性、性情，这其实也就是习气、业力的根本，未能转化自己的我执。
关于究竟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现象，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其产生的原因来说，既有家庭层面的，也有大学层面的，还有“知识分子”层面的，当然，还有个人层面的，有的人天生就如何如何。所有这些方面的因素耦合到旷新年的身上，所以造成了他如此的思想、心理、能力和行为。这样一个健康的灵魂被当今大学压抑、挤兑、凌辱到几乎崩溃的样本，带给我们的思考很多很多。当旷新年批判高校的社会不公平的时候，难道我们能说他完全是胡说八道吗？全是错的吗？难道那些“学官”、“知识分子”不应该好好地思考一下，自己存在着哪些人性的“劣根”吗？之所以这么说，我不想让人产生仅仅指责旷新年个人内心问题的印象。因为，傻子都会知道，当今社会大环境糟糕到什么程度。
关于人性，中国传统占据主流的人性观是“性善”。法家韩非子对于人性的看法十分深刻，他认为好利恶害的人性无所谓优劣善恶，乃人之常情。他说：“⋯⋯故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慢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因此韩非子主张顺着人性自然而然地发展，用制度来控制引导人的行为。他认为正因为人具有好利恶害的本性，所以就要因循人性，利用法律制度的赏罚机制来控制引导人的行为。
旷新年对于人性的善太过看中，导致悲剧般地“失败”。相比权力的血腥、贪婪、盲目，其实真正败坏的是人心与人性。人心与人性败坏了，嫉妒、污蔑、破坏、构陷、侮辱，还有什么奇怪的呢？旷新年刚开始对于人性的善过于拔高，而对于人性的败坏把握不足，以至于老实、认真、善良、与世无争的他一旦在噩梦中惊醒，才发觉自己被欺负、被愚弄、被蒙蔽、被整，他陷入无比屈辱、痛苦与反击之中。他愤怒地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这样被毁在这里，被毫无意义地毁在中国的最高学府——被他们用如此下作的手段，如此黑暗的方式，如此卑鄙地毁掉。”其实，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人性善不同，基督教的人性观更为深刻。目前社会已经进入工商文明阶段，人与人交往频繁，以利益为目的，即便是北大教授，也都开始追求着合理的利益。旷新年真诚以为能以自己的善能胜过邪恶，只能是以一己之力来对抗人性的恶，注定要失败。因为人的缺点可以纠正，人性的恶是不能仅仅凭借自己或者他人简单改变。
旷新年引用韩德强的话说，一个好人能带出一帮好人。尤其在当下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这个想法过于乐观。旷新年痛斥高等学府背后权、钱、利益交易的肮脏与市侩，怎么骂都不为过，但是，不应该为人性委屈、愤怒与纠结。关于人性，要不惮于以最大的恶来揣测它；同时又要学会用最大的善来理解它，承受一切。铁锤的击打让木头化作粉碎，让钢铁化作绕指柔。要学会把做人的底线放得比海平线更下。人家辱我，骂我，由他，任他。我们所渴望的，所真正需要的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多。要了解人性之恶，种种摆在台面上的法则以及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被吴思先生所定的“潜规则”。受打击的时候，要学会把它当作是上帝的恩赐——是上帝赐给你的考验，让你得以明了苦痛的滋味。你要学会把苦痛当作人生的蜜糖。这样说，并不等于唾弃善，而是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人性善的提升，要么可以通过信仰，要么依靠制度保障，仅仅强调道德自觉或做一个好人影响人，特别影响那些过于“聪明”的“知识分子”，焉能不败？不过旷新年最后终于明白了，“我想要试试我父亲所指引的人生道路到底有无走通的可能。眼看着所谓中国的经济奇迹，看着欲望的戏剧，眼看着人间种种变脸，我现在真有点相信，恶才是历史的动力。”
旷新年为人处事宽容、认真、老实、善良、与世无争，为什么处处受人牵绊呢？除了高校环境恶劣官僚思维与权力人格的戕害以外，还与其处世哲学不无关系。他在《〈狂人日记〉的意蕴——答于仲达君》一文中写道：
在我看来，按照与环境的不同关系，可以将人分为四类：有些人是顺从环境的，有些人是反抗环境的，有些人是改造环境的，有些人是创造环境的。大部分人都是属于第一类，有一小部分属于第二类。第一类人是常人，第二类人是斗士甚至烈士，第三类人是政治家，第四类人是隐士。
如果说韩毓海和孔庆东对我有什么崇拜的话，他们不是如高远东老师所说的那样崇拜我的才华，而是因为我创造了一种特别的环境。
旷新年在这里将自己定位为“隐士”。可是，纵览旷新年的系列文章，我发现与他为难的那些人，似乎并没有被他创造的“一种特别的环境”所感化，反倒是旷先生自己在变态的挤兑面前步步失败。这也说明，在日益行政化和功利化的大学校园，独善其身也越发成为一种困难。在《我为什么愿意被绊倒》一文里，旷新年愤愤地说，“我从来没有想高过谁一头，我一直在放弃，一直在退让。可是，为什么别人还要打上门来呢？他们为什么要做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情？”面对那些对他使绊子、耍手段、玩心眼的“学官”和“知识分子”们，旷新年毫无办法应对。这已经表明，旷新年所谓“创造了一种特别的环境”的说法，太过于乐观。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想必旷新年对此深有体会。1996年，他的妻子规定每个月只能买100元的书。有一次，他和肖夏林在万圣书园买书，超过了100元，她就坐在外面哭了起来。碰到这种情况，估计鲁迅也不会多么高调。李秉中，是鲁迅的学生，在军队当官，想辞职不干了，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反对，认为饭碗可以跟理想分开。鲁迅回信说：“人不能不吃饭，即不能不做事⋯⋯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当鲁迅居然也说“混混”这样话的同时，那一刻我觉得他很亲切。旷新年可以不像孔庆东那样追逐名利，但至少也要顾及一下生活吧？
对于旷新年来讲，数篇文章，数万文字，愤激之词有之，对制度的批判十分到位，但假如旷新年离开了这个制度，假若真让他卖苹果，他还能不能活下去呢？他是不是对这个制度还有若干幻想与留恋呢？旷新年的所谓出国，也不过是在制度的层面寻求的一个出路，他未必有能够冲破这个制度的勇气。这就是那些致力于想做知识分子者的困境，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或许所谓的人格独立和思想独立，也只能说说而已，最多起到望梅止渴的作用。这也是我对于钱理群那些启蒙言辞保持理性思考的原因。
确实，人是受环境制约的，无论你多么高尚，你也无法完全脱离你的环境。就像鲁迅所说的，我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可见，“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消极自由”是不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消极自由”之外，我们应该有、必须有“积极自由”。从根本上来说，如果没有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个人就不可能存在。我们通常说“自生自发的秩序”，然而，真正自然的状态只能是霍布斯所说的像狼和狼一样的状态，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父亲对旷新年的直接影响很深，以至于后来他也并没有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中真正缓解起来。作为一个村干部的孩子，旷新年被剥夺了更多的东西，他从小没有感受到温馨，没有受过爱的教育。他不想让他的悲剧在儿子身上重演。然而，旷新年缺乏生活的动力和勇气，他借助读博士逃避人生，对于生活缺乏积极进取的力量，他自己也慨叹自己虽生活在农村然没有一般农村孩子常有的那种野心，这也是后来长期积郁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遗憾的是，旷新年没有将自身的身心之苦作为重点问题解决，而卷入了恋爱风波，于是事情更为复杂了。
用旷新年的话说，他做事认真，做人笨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很少为自己而活，他虽然很有才华，但是对于做学问不是很有兴趣，自己做事乃是因为不愿意失去温儒敏、韩毓海等人的信任。他说：“我这一辈子差不多一直在为别人活着，而不是为自己活着。”他不仅缺乏一些独立生活的能力，而且无法放下自己的观念，因此很累很累。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他的所谓“隐士”的定位多少是成问题的。他无法以清醒觉知的心灵，看清事物之真相，随顺世间而安立自己的生命，又不被世间生活所打扰。以所谓“隐士”姿态面世，假若自己缺乏定慧功夫，无法以觉悟的智慧去面对世间的事业，必然无法清醒地认识自己，认识周围的环境，而选择自己的道路，客观上这也给他人干预自己的生活以可乘之机。这难道就是他愿意被绊倒的代价？
如果没有韩国女友小白的出现，大约旷新年的感情世界会一直死气沉沉下去。
2000年，在广东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年会上，旷新年认识了后来的女朋友。白小姐的出现，给他荒芜的感情世界带来一丝希望，他第一次发现自己还有渴望，更带来意想不到的磨难，因为这给不善于经营自己生活的旷新年出了一道难题。为了结婚而离婚，他一直陷入此事的纠结之中，灵魂不得安宁。对于此事，我无意辨析谁是谁非。
旷新年将他与小白这场恋情看得十分重要。他想以此为契机，重整自己的生活。遗憾的是，别人的介入，问题复杂化了，他无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终于以失败和伤心结束。他曾经用“被迫”这两个字来解释他的恋爱。我的看法是，他渴望以爱情将自己从生活的诸多苦难中拯救出来，以此缓解自己的压力和苦难。这本身就有问题。如他说，“其实，我一方面想要摆脱我的婚姻，另一方面，我又不希望有人真正爱上我。我是在尝试一种没有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去追求一个人。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不是出于绝处求生的本能，不是因为天真地相信，找到一个人以后，我就可以摆脱这种地狱一样的生活，我没有那样的决心和勇气。”这句话透露出一点，那就是旷新年缺乏经营生活的能力，也没有爱的能力。旷新年一直没有深入反观解决身心之苦，如果没有良好的精神状态而匆忙投入另一段感情生活，带着长期积郁生活遗留的阴影，能给对方温暖和幸福吗？所以，遁入爱情未必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飞蛾投火的勇气固然可嘉，可是冰冷残酷的现实不得不让人去思考。再者，他也在无意之间美化了这种爱情。男女爱情，的确可以在人生的某一段时间里滋润自己。然而，更长久的精神依靠，需要的是信仰。
当然，无论旷新年有着怎样悲观消极的内心世界，这些都不能成为干涉他私人感情生活的理由，无论什么人，什么方式，或者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都是欠缺尊重他人的表现。他愿意去追求，就要独自去承担。在这个意义上，我能理解旷新年的愤怒和极端。应该留给他本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让他冷静下来处理自己的事情，平复自己内心的创伤。我希望他咀嚼苦难的成长经历，重建对于生活的希望，如果可能，最好走向信仰。
结尾
北岛在诗歌中写道：“无所不在的网，处处是围城。戴着镣铐跳舞的生活与思想。”
这让我想起鲁迅《过客》里的句子——“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
阅读旷新年的文章，一直陷入心灵纠结与痛苦之中。越到后来，越有一种锥心刺骨的感觉，一种人生本苦的感受，一种无所逃遁的命运：先秦有庄子，魏晋有嵇康与阮籍，明有八大山人，清有曹雪芹，民国有鲁迅，当下有旷新年⋯⋯经历剔肉还骨的痛苦以后，能否从鲁迅《狂人日记》那种梦魇般的世界里彻底走出来？成为命运对旷新年的残酷考验。鲁迅先生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不会从一种虚无主义（激进的人通常靠某种信念来生活，这是靠不住的。比如旷新年）到另一种虚无主义（万念皆灰）。鲁迅高于他人的地方在于：既不执著于希望，也不执著于绝望。这是中道。
（原刊载《传记文学》201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