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韩非子《五蠹》中说：“古时候，人们不用努力做事就足以供养生活，人民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民之间没有争夺。现在的情况与当时不同，人民多而财物缺少，费尽劳力做事还不够供给吃用，所以会发生争夺。尧统治天下的时候，生活极为简朴，现在就是一个看门人的吃穿也不会比这差。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带领人们干活，现在虽是一个奴隶的劳动也不会比这更苦了。古人轻易地辞掉天子不做，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天子的权势单薄；今天的人重视争夺官位，依托权门并不是因为他们品德卑下，而是因为当官的权势很重。所以，圣人研究社会财富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来采取措施，因此刑罚轻不能算仁慈，刑法重不能算残暴，不过结合当时人情风俗行事。所以政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措施也要适合已经变化了的政事。”
这一段话，表现了韩非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与时俱进”。时代在发展，人们的生活、心理、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也在发生着改变。古时候文王施行仁政使得古戎屈服，徐偃王实行仁义的统治却被楚国灭亡；舜派人手拿盾牌和大斧对着苗人跳舞使得苗人降服，对共工氏跳舞却会惨遭失败。由此可见，不同情况下实施同样的政策，结果却大相径庭。先人的做法在当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但是未必适用于当今的社会。统治者应该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与要求，制定不同的政治政策，来使天下得到治理。
韩非子说：“孔子算是天下的圣人，修养品行，宣传正道，可是天下喜欢他的仁、赞美他的义、并且真正信仰而服侍他的人不过七十个。真正看重仁义的人还是少数，真正实行义的人还是很难得。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严格执行刑罚。施行刑罚越重越好，而且不随意变更，使人们有所畏惧；国家的法令越统一越固定越好，使人们都知道。所以君主实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也不轻易赦免，对受赏的人同时给以荣誉，对受罚的人同时给谴责，这样一来，不管品德好还是品德坏的人，都会尽力量为国家办事了。”
这段话，表现了韩非子对儒家思想的排斥。他认为用所谓的仁义思想来教育人民，只能感化一小部分人，并不能达到使全民归顺的政治目的。而作为统治者，单纯的仁慈与理解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将法律放在首位，依照法律治理人民，实行强权政治。只要有功的人就进行奖赏，只要有过的人就进行惩罚。人们本来就畏惧权势，再加上以法律为重的治国方针，便会规范自己的行为，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了。
韩非子严厉批判了纵横家，他认为这些游说之士只为自己谋求高官厚禄，而危害国家利益，是“五蠹”之一。为了使国家不成为战乱的牺牲品，应把重点放在整顿国内的政治上面，即用法律治理国家，增加财富的积累，坚守城池。而不是听取纵横家口中那些势必亡国的连横合纵的计划。我非常赞同韩非子的观点，连横与合纵只是权宜之计，实行不好还会加速灭亡。修明内政才是使国家富强的有效策略。
韩非子在《五蠹》一篇中提到了品行与法律存在的矛盾。“一个人，因为有功劳授予他爵位，却又鄙视他做官；因为从事耕种才奖赏他，却又看不起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肯做官才疏远他，却又推崇他不羡慕世俗名利；因为它违反了法律才给他定罪，却又称赞他勇敢。该斥责的和刑罚的，执行起来如此互相矛盾，所以国家的法令遭到破坏，民众更加混乱。”在这一段话里韩非再次强调了“仁义品行之说”对于治理国家造成的阻碍，而最后提出来的“五蠹”之中的两种：儒学家和游侠实际都是这种矛盾的产物。他们依仗君主对于其品行的赞赏而胡作非为，扰乱政治。其实我觉得不能将罪名加在这两类人身上，问题的根源在于君主。如果君主依法治国，摒弃名声与品行的影响，完全按照刑罚来对人进行评判，那么这两种人自然会从社会上销声匿迹了。
韩非子还提及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存在的矛盾。“人民所认为的正确的计谋，总是追求安全的利益而避开危险和穷困。前进就要被敌人杀死，退却又要受军法判罪，真是太危险了，人们怎么逃避呢？他们争着去为私家服务而求免除兵役，免除兵役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就能安全。”“五蠹”中的“逃避兵役的人”就是这种矛盾的产物。逃避兵役是人们出于自己利益考虑的正常心理，但却对国家不利。因此作为统治者，要制定法律来奖励耕战的人，惩罚这些逃避兵役不依法行事的人。
“五蠹”中提到的最后一种人是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通过金钱买来官爵，使自己的地位提高。韩非子认为他们助长了社会上行贿托情的风气，地位甚至高于从事耕战的人，使得社会上正直的人减少，对于治理国家很不利。同样，君主也要制定惩罚措施，压低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形成国家良好的风气。
总而言之，从韩非的角度看来，治理国家首先要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严格的奖励与惩罚措施，之后拒绝纵横家的荒谬言论，以修明内政为主要努力方向；再次应该摒弃品行与名声，完全依照法律评判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并给予他相应的社会地位；最后要严厉的责罚那些投机取巧、扰乱社会风气的人，形成国家的良好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