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为《南池子探秘》的最后一篇，说说在这里生活了600多年的太监们。据史料记载，明代在皇城内有10万太监和宫女为皇帝和三宫六院妃子们服务，以至于明中叶以后宦官当政，导致明朝灭亡。清朝鉴于历代王朝宦官的流毒弊害，早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就废除了明朝的宦官组织，改设乾清宫执事等11个机构。宦官在明末崇祯帝时有9万人，顺治减少到9000人。然而，康熙十六年（1677年）又缩小了这11个部门，让总管内务府统辖。宫中设敬事房，置总管太监2人，管理宫中一切事务。就是到了清朝末年，宦官机构也几乎没有变化，非但没增加，人数反而减少了。乾隆时宦官机构总共是127个部门，宦官总人数为2866人，嘉庆时是102个部门，1989人，末代的宣统帝退位后，只有四五十个部门，八九百人而已，都生活在紫禁城内。地位最高的是总管四十八部署的督领侍，其次是九个主管。这里指的是有权有势的大太监们，还不包括每天干活的小太监。满清鼎盛时期，在皇城内约有4万太监。后来国力日衰，但是太监人数并未减少。到了末代慈禧当政时，皇宫内的奢华和浪费并不亚于“奢靡皇帝”爱新觉罗弘历。清代皇城内的太监，除了紫禁城和西苑（现中南海）外，至少还有2万太监为皇帝搞好后勤服务。其分布区域主要是，北海以西至沙滩的北区，有米粮库、蜡库、帘子坊、染织坊等；东北的北池子地区武备司、箭库、光禄寺等，还有缎库、磁器口、灯笼裤、皇史宬的南池子地区。以平均数量计算。在南池子地区应该有6000多名太监。这个数字与2010年南池子社区人口基本相同。也就是说，清代南池子大街地区是太监们生活工作的小社会，是半男性“白领们”的天地。这里有羊圈、猪圈、豆腐坊、鸡舍、鹅厅、冰窖、光禄寺等。每天南池子大街里杀猪的，宰羊的，磨豆腐的，往宫里送东西的。其繁华热闹程度可谓不亦乐乎，并不亚于东四西四鼓楼前百姓商业区。只不过忙活的都是太监们，他们无声无息地在为皇帝大家子服务。清朝灭亡溥仪退位，京城各内库、菜库都不再给宫里供应。管库的太监除了偷库里的东西从家里搬外，更多的是往自己的养生寺庙里献银子和财产，准备逃到那里养老。没过多久，北洋政府没收南池子皇城内库，把库里的宝贝都搬走，公开出售皇城内的土地和房产，充当北洋政府的军费。一些富裕的太监也在南池子大街买地盖房子，但大都是小门小户，不久就转卖给汉人了。据传闻，在南池子大街最早开的商铺，基本都有太监们的股份。
太监也娶媳妇成家
太监娶妻，历史并不罕见。早在明代，这就已经成了宫内公开的秘密。“对食”（注：《秋灯录》载：“宫中旧例，内监与宫女各配夫妇，谓之‘对食’。……偶俱相比，无异民间伉俪。”据《西河诗话》载：“如强迫为‘伉俪’，遂称之为‘白浪’。”在晚清的宫廷内外，甚至成了一件挺时髦的事儿。哪个太监要是有了钱，没娶妻子或玩个把女人，倒容易成为取乐的对象。更多的是温饱思淫欲。如小德张，出宫后在天津娶了几房太太，图的是一种发泄欲。他虽然没了生殖器官，但性欲却不一定没有，就是迟至暮年的太监，也会产生正常的欲望，有时甚至会比同龄的常人更强烈。在太监的生活中，占有欲兴许也是一种重要因素。愈是得不着的愈想得到，得到了如果一旦丧失，反而会产生更强烈的逆反心理。传说中，小德张大卸八块地把那个与别人通奸的姨太太埋于地下，可能就是出于这种性报复心理。这种情形，发生在太监当中，毕竟是极少数的。更多的太监，追求的是一种安稳的小康方式。他们渴望一夫一妻，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抚慰他们在宫中受到的各种屈辱。宫中的太监，只要有了钱，一是要在宫外买房子，二是在宫外秘密地娶妻纳妾，三是一旦生活稍稍富裕点儿，还要过继一个儿子，以承香火。还有的太监娶妻，纯粹出于一种富贵的炫耀。如果没有老婆，会被太监瞧不起，更多的是一种性心理的自我安慰而已。再有更实际一点儿的是，有的太监本身就是半路出家。譬如文化程度不低的王悦徵，娶妻生女后才净身，进了宫，婚姻关系并没结束。还有的没有生子就净身进了宫。一旦出了宫，会马上将妻子或儿女从乡下接来，重新团聚，以尽天伦之乐。比较罕见的还有一种。被太监称作是“桃花运”的夫妻。太监原本大都相貌端正，仪表堂堂，暮年时别当他论。被挑上太监的，年轻时相貌一般看上去往往超乎于常人。再加上宫中没别的事情，除了干活就是伺候主子，有功夫讲究穿戴，时常打扮得风流倜傥，一旦被宫外哪个不懂事又未谙风月的姑娘看上了，感情相投，硬是出了宫，找个职事，两人就凑和过上了。一俟女方悔悟，生米业已做成了熟饭。但此种情景，结局大都不堪设想。最被世人所不解的，还有一种太监，这大多是在宫中受了一辈子罪的老年太监。他们或多或少在宫中受过主子或太监首领的虐待，有了钱出了宫，找个年轻妻妾，自然多酿悲剧。往往这样的太监，时常以虐待为能事，想尽法子虐待妻妾。譬如，有的太监时常将妻妾剥得一丝不挂，用香烟头烫妻妾，吊打、针刺，皮鞭抽打，甚至专门吃饱了没事，想方设法地虐待妻妾的隐秘器官，手段之残忍，无所不用其极。人类能想出的招儿，他都想得出。宫中所受过的残酷刑法，他差不多全要在妻妾的身上尝试一下，实际上，这是一种变态的“性虐待狂”。难怪，过去早年间的京城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老话，叫作：“你要想受没尝过的罪，就嫁太监去！”可见，个别太监在某些人眼中，早已成为了性虐待的象征。（注：太监的性欲发泄，已故陈存仁先生在《男性酷刑太监考》中曾作过这样的记述：“大太监解决性欲则在私宅之内，以金钱购买贫家女子充为妻妾。遇休沐日归私宅与妻妾同寝，太监因不能人道，故性情乖张，对于女子全无怜香惜玉之心。同寝时，面红耳赤，如中狂走。或啃，或咬，或搔，或捶，手口并用，毫不顾惜，非至筋疲力尽，大汗淋漓，不肯罢休。每每经历一二更次，方始疲极入睡。此时为女子者，既饥不能食，又渴不能饮，如遇禽兽，遍体鳞伤，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其所受肉体上蹂躏之苦，概可知矣。故为太监妇者，莫不面黄饥瘦，抑郁以终。但亦有少数女子甘受虐待而与太监厮守者，如民国十三年冯玉祥逼宫时，将宫中所有太监、宫女驱出，即有不少太监、宫女赁屋同归，俨同夫妇，是可怪也。亦有不少太监穷无所归，沦为男妓，当时在地安门外，随处可见。”总之，太监的婚姻是一种畸形婚配。无论哪种方式，太监总是处在主动的位置上，因而也就成了悲剧的主要角色。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婚姻，太监寻求的无不是心理和生理上的抚慰或发泄。
皇城太监与白云观
京城西南的白云观，始建于唐代，元明清三朝一直兴旺，清中叶曾一度衰落。而到了晚清，却香火盛隆。这与独掌大权的慈禧太后有着密切关系。民间还有一个掌故。最初，慈禧的母亲故世后，要寻找一个停灵的地方，她派太监二首领刘承印亲赴贤良寺等仔细访察，到底哪儿停灵好。去了几个寺庙，一听说此事，主持唯恐招来麻烦，大都表示不甚热情。回来一禀报，慈禧十分恼怒，于是吩咐说：“再去白云观瞧瞧。”谁诚想，一说给“皇佬佬”停灵，方丈出乎意料地表示欢迎，举行了一个正式仪式，将灵柩迎进了寺庙。可丁可卯，一连停了七七四十九天。王公、大臣们哪个敢不奉迎慈禧？每到逢“七”祭祀那天，连亲王、贝子、贝勒都蜂涌而至，白云观里热闹非凡。所有这些礼仪，都由刘承印一手操办，连宴席招待也由他出面照应。这样，他与白云观的方丈打得火热，遂花耗了一大笔银子，重新修葺了白云观的西花园，由此成为了刘承印皈依白云观“全真道”的一个见面礼。之后，慈禧应白云观的方丈——“紫衣真人”之邀，到白云观去品尝了一顿“全真”素席，从而，白云观靠巴结上了慈禧而声名大震，瞬间变得有权有势，一般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了。由于刘承印皈依了白云观的“全真道”，他又是宫内的太监二总管（大总管是李莲英），宫内的太监，一来是想找个寄托，二来也想找个靠山，所以稀里糊涂地都皈依了“全真道”。后来刘承印拜白云观方丈刘宗玄为师，也在白云观“挂单”，同时被称作名誉“方丈”，成为了全真道第二十三代传人。晚清末年，这里简直成了一个神秘的场所。高仁侗因与慈禧以及李莲英、小德张、刘承印这些实权派过从甚密，朝外欲当官者，无不巴结高道士，因而，白云观竟成了卖官鬻爵的地方。许多京外高官竟相把自己的娇妻甚至女儿送到观中认他作义父，以作为进身之阶。譬如，苏杭有一侍郎就将艳美的妻子，送到白云观供他玩亵，由他向慈禧进了美言，居然得到了许多人梦想而谋不到的广东学差的官职。（注：参见《清朝野史大观》。）一时，道观竟成了遮掩丑事的锦罗盖。因宫内的太监大都皈依了“全真道”，所以需为每个新入道的太监起个名字，这样，刘宗玄亲自为太监排列了四十字作为名序：宗诚信崇绪修善法德超。旋律传千古智慧贯天高。耕兴龙门教静参玄中妙。云渡众生戒万载尊师道。由于“全真道”分为众多派别，其中一支龙门派里，又分成若干支派。清末宫内太监皈依的派别属于“龙门刹支霍山派”。刘承印是“开山”第一代“鼻祖”，而到了末代太监孙耀庭这一代，是“龙门刹支霍山派”第七代，即“善”字辈，他居然还被白云观的方丈起了个道名叫作“孙善福”。自打刘承印皈依了道教，倾心于“布道”的事业，在宫内外影响极大，当时就连慈禧太后颇为赏识的太监崔玉贵，也成了他的得意门徒，可见其势力之大。在他的一手操持下，京城许多地方建起了道观，如鼓楼后头的宏恩观，就是他募化集资建起的。当时他与宫中的太监二总管一句话：“要修，就修得和皇宫一个样儿！”果然，此道观修得煞为精致，至今犹在。出于长远打算，刘承印还煞费心机地在京城附近购置了几十顷水旱田，作为庙产，用于“养庙”。在海淀兰锭厂的立马关帝庙附近，他还置了三顷水田，陆续开设了许多买卖。刘承印倾其囊中积蓄，绝大部份用于修建道观、寺庙。譬如，北海夹道的寺庙，就是其出资而建的。他公开宣称，如果太监出宫之后，生活无着，尽可以在这些任何寺庙中养老送终。这在当时是大得人心的善事呵！可见，之所以宫内太监大多皈依了他主持的道教、并不是没有缘由的。据《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珍闻轶事志》记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2年北京市实行土地改革，白云观围墙内及周遭之可耕地近三十亩，悉分归白云观使用，道士们便有了他们可资劳动自养的宝地。由于新时代新风尚，朝真礼神的香客少了，请作醮仪的斋主少了，影响到白云观的宗教功德收入也随之锐减，远不足观中数十单道士衣食，于是在大势所趋下，全力经营菜园、果园，走劳动自养的道路。那时白云观因离去的人较多，稳定的常住道士仅存近二十人……据《中国道教》1999年第03期，太监·乐舞生·道教——《新编北京白云观志》记述：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热潮中，北京市寺庙管理组也对市内寺观庙宇的管理体制实行改革，把尚具有劳动能力的宗教职业人员安排到有从事劳动生产条件的寺观庙宇中去，参加劳动生产与经营管理工作。那时有三位清代宫廷的太监和一位清代神乐观乐舞生后裔，被分配到了北京白云观（白云观院墙内有近三十亩地的菜园和果园）。由于中国道教协会自创立后其会址便在白云观院内……有一位太监名叫孙耀庭，据他说，曾伺候过“光绪”和“宣统”；另一位姓张，还有一位姓刘。前者作管理人员（孙太监，此人颇有文化）；后者一人在罗公塔院内喂鸡（张太监），另一人管账目（刘太监）。他们都自称是道教全真龙门派的道士。还有一位自称神乐观乐舞生后裔的道长名叫刘之维，自言其父师即正阳门关帝庙的监院（关帝庙初建于明末，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初被拆除），是清末神乐观的世袭乐舞生。
皇城花会与东岳庙
清代北京城内外寺庙宫观林立，共有千处之多。在统治者的积极倡举和民间汉人风习的涵濡下，世代居住北京内城的数十万旗人多笃信佛、道二教，并在日常生活中与寺观形成密切的关系。寺观既是旗人宗教活动中心，也是他们慷慨捐资、施舍田地的对象，旗人为了实施善举，还参与或组织了形形色色的香会。香会，作为民间祭神修善的自发性组织，有着悠久历史更为重要的，还是它在民间信仰方面所起的作用。清代北京，每届寺观举行节庆活动，各处信士弟子朝顶进香之际，多有香会活跃其间。清廷定鼎北京初，强迫内城的汉官和商民人等尽徙外城（南城），以内城安置“从龙入关”的八旗官兵及眷属，由此形成旗民分居的格局。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末。旗人作为内城主体居民，曾经积极参与民间香会活动，并在这种活动中增进了与民人的交往。
据沈榜《宛署杂记》，至迟明代，东岳庙已有香会，到清代，香火更盛。信徒们依照世间官衙的模式，为东岳大帝设置副贰佐辅以及职能机构——七十六司。庙中神像众多，以东岳大帝居首，下设文武辅臣、司命真君、炳灵君、水、天、地三官、文武财神、子孙爷、子孙娘娘、药王、鲁班、马神、瘟神、月下老人等等，多达千余。无论儒、释、道三教者流，乃至民间俗神，无不斋祀，又设十八地狱，兼察世间善恶。后阁有梓潼帝君，据说颇著灵验，科举之年，祈祷者相属。神座右有铜骡一匹，能治愈人疾病。病耳者则摩其耳，病目者则拭其目，病足者则抚其足。此等效应愈传愈神，曾有旗人将病儿送入观中为道。东岳庙“每于朔望时，王公大人以及世家巨族，执炬拈香，辐辏云集”。尤其三月中旬，春暖花开，开庙半月。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大帝诞辰，进香者人山人海，“民间多结香会，盛陈鼓乐旗幢前导……观者夹路”。具有八百多年历史的东岳庙的特色是石碑多，老北京有“东岳庙的碑数也数不清”的说法。据说有历史记载的就有163通，为京城之冠。“一个百年以上的“老会”无不享有盛名，会碑随之一立再立。从碑阴刊列的会众署名中，可以看到东岳庙香会成员上至宰官，下至凡夫走卒，网罗了北京社会各个阶层，成员组成十分复杂。由皇子、公主、嫔妃、太监、宫女共同组成，或由太监单独组织的香会，声势浩大，尊贵显赫，这些香会在明万历朝活动极其频繁。如1588年成立的“岳庙圣会”由乾清宫太监周宽、李坤、郭进等诸司太监200多人创立，敬侍夫人郝金凤、未封妃孔氏等嫔妃宫女30余人参加的香会。1634年立碑的“四处进贡老会”经信士刘继先发起，大明端妃周氏、康妃李氏、皇贵妃任氏、光庙妃傅氏、成妃李氏、良妃王氏、宁德长公主、太傅成国夫人常氏、司礼监太监、御马监太监、尚膳监太监、南城兵马司副指挥刘崇正130余人及会众、信女人等近千人组成。1607年立碑，建会已有80余年的“神明圣会”由司礼监太监成敬等官，会首刘朝奉、党用、傅诚、刘大用、王祯等倡约会众800余官员组成。该会在东岳大帝诞辰之日延请道士、和尚，建醮迎神，进贡香楮、冠带、袍笏、朝履，并设坛有72坛。会众有诸司太监、大明神庙顺妃李氏、光庙选侍李氏、未封侍长胡氏、熹庙良妃王氏、光庙敬妃冯氏、荣昌大长公主、柱国太师关国公张惟贤、太保后军都督府左都督杨光口、皇姑寺长老大存、原任宣镇挂印总兵官左都督黑云龙等600余人。此类香会财力雄厚，极尽奢华张显。1591年由乾清宫御马监太监创立的“东岳庙建立冥用什物圣会”在东岳庙立碑，碑阴详细记载了该会所献物品清单，数量之多，价值之高，令人瞠目。礼单包括进献东岳大帝及帝后、色魂司及其他各司的十二旒珠平顶冠、珠翠凤冠、黄鞍玉带、袍帛、白绫袜、辇、扇、云马、攒香、炷香、茶、香炉、灯架上烛、白纸、黄绫毂白纸簿籍、水笔、金银笔架、判笔、黑墨、砚台等等一应俱全，甚至还准备了捆绑鬼魂的麻绳。东岳庙白纸献花会，成立年代不详，同治六年（1867年）重整，会众多达九百六十人，清一色男性和太监。按时置办白纸香花，供奉庙内众神。光绪二十年（1894年），再次刻立会碑，“重整旧规，广结善缘，期其久而不弛”，并献十八狱各司铁五供三十六份、铁鼎炉盖一个、蜡阡四对。碑刻题名五百余人，以内务府大臣福锟领衔，以下有内务府属大西天、万佛楼、阐福寺、永安寺、丰泽园、勤政殿、瀛台、紫光阁、宝月楼、福华门、西苑门、水西门诸处僧人、道士、太监的头面人物。可知是一个以清朝内廷人员为主体的香会。东岳庙献花会，照例于东岳庙众神前按时敬献香花。该会始建于康熙初年，会众清一色男性，主要有乾清宫、宁寿宫、寿康宫、雍和宫、圆明园等处总管太监、首领太监，八旗内参领、管领官员以及部分民人。设正、副会首，中军都管、囗号都管、厨茶房都管、陈设都管。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东岳庙献花会因会首财力匮乏，改由弟子傅胜龙接会。十余年后，傅胜龙独力难支，又请数人助力。傅胜龙接任会首，是因为他财力雄厚。白云观祖师圣会改由一品命妇董母索霍拉氏暨男舒明接办会务，是因为“乐善好施”。索霍拉氏除平日施舍香资外，还捐银修殿，又说明“乐善好施”的前提也就是家资富赡。香会的会费又称“香资”。会费除维持日常支出外，节余部分通常置办不动产以收取租银钱。东岳庙献花会会首傅胜龙年事已高，担心“年深日久，废弛失所”，决定将累年余剩会费治立铺面房四间，坐落内城东华门外南池子路东，每年所收租银，交与接会之人，以备年例需用。白云观永庆香会，用会费余额置办香火地三顷，所得租钱，以备火祖圣诞之日献供斋众、各殿海灯油费。这些都是利用会费余额置办不动产收取租银钱的例子。
皇城兴隆寺是太监的“养老院”
北长街兴隆寺，与紫禁城西隅隔墙相望，是一座颇有来历的寺庙。在京城出宫的太监中，堪称声名赫赫。寺内，乾隆年间竖立的一通石碑（此碑文革动乱后仍完好。1976年地震中倒地）此碑详细记述了此庙源远流长的历史渊源。这座建于京畿要冲——北长街的寺庙，始建于明朝，据传说，起初是明朝大太监王振（注：王振，明朝著名太监。据《明史》“宦官传”记载：其为河北蔚县人氏，自幼净身进宫。后侍奉皇太子，任掌司礼监后，罗织党羽，横行朝中。正统年间，他怂恿英宗讨伐瓦刺，兵败土木堡，英宗被俘，王振亦死于乱军之中。其家庙城东禄米仓内的智化寺，在他死后被御赐祠曰“精忠”。）的“家庙”。一度，兴隆寺曾改为“兵杖局”，储存过军械。这座外表风雨剥蚀的占寺，占地面积颇大，从后宅胡同五号院直通庆丰古寺。它不象白云观似的属于“子孙缘”，而是一座“兄弟庙”。凡进寺的太监，出宫前就必须至少交纳寺里一百块钱，否则连门槛都甭想迈入。出宫后，还要在这儿义务服四年劳役，无不轨行为，才能够被正式收纳。这是历来的规矩，任谁也休想破，一旦归了庙，可就谁也管不着谁了。这里没有方丈，只有一名“主持”。出了门，只要警察不管，无论干什么寺庙都没人干涉。晚清末年，住兴隆寺的太监，最初大都是极为有钱的。在宫内有权有势，允许到宫外来住的大太监也不少。后来，皇上出了宫，有钱和无钱的太监都没了饭辙，既使出宫前没交过钱，只要租得起一间房，也能在这儿凑和着住下。按太监的话说，兴隆寺，这时成了“杂八地”。无奈，寺里的主持顺方就圆，立下了一些规矩。说明白点儿，所谓规矩只是冲着没钱的穷太监来的。有钱的太监，竟可以雇人做饭，一天三餐，顿顿鸡、鸭、鱼、肉，满院飘香。若是穷太监，就得事先交下定钱，来寺里三年，才有房住，也勉强能去大厨房领一餐了。自然，寺里的太监，无疑分成了三六九等。有的饥寒交迫、有的则是脑满肠肥，财大气粗。一些太监有钱，娶了老婆竟也带到了寺里住，还美名其曰“享艳福”。更有甚者、携子孙三代来寺里宿下，进进出出，人来人往，闹得比旅店还热闹。可谁也无法管，人家有的是钱呀。在兴隆寺众多太监中，孙耀庭算是多少喝过点儿墨水，大太监信修明自然更是宫内外闻名的“秀才”。王悦徵是信修明的徒弟，知道孙耀庭的师父陈师傅与信修明关系不一般，信修明才时常关照孙耀庭。他内心忌妒，一听提起信修明，便满脸不高兴。寺里着实不好混。这些太监都是在宫里尔虞我诈中混过来的，如今聚在了一起，又没了皇上，还不成天价窝儿里斗？京城最后一位太监孙耀庭就是在这种夹缝中生活过。孙尚贤是南皮县人。晚清，有钱有势的门第把使唤太监当作某种权势的象征，这样，他跟随“狗肉将军”张宗昌的姨奶奶多年，后来进了宫，当了溥仪的殿上太监。最后没了着落儿，才到了兴隆寺。兴隆寺里有一个发财诀窍，就是借存寄棺材，敲一笔钱，日久天长，成了寺里的“私用基金”。其实一年没多少钱，可谁看了都眼红。御前太监石俊峰，在清末宫里头虽声名显赫，先后伺候过慈禧、隆裕太后，也跟过“宣统皇帝”，而且有条金嗓子，饰唱京戏中的“老旦”，居然竟与京城一代名角儿宫云甫齐名。但他卖房得到的三千块钱，不过几年就折腾了个净光，只得到了兴隆寺，找“落儿”来了。又混了几年，实在凑和不下去时，他打算返归老家。临走，连火车票钱也掏不起了，这个外号叫“石瞎子”的御前太监，几乎真急瞎了眼，只好让大家七拼八凑了俩钱儿，又赶上碰着，个做买卖的老乡送了他一半盘缠，这才上了火车，最后贫病交加，死于家乡。这在太监中并不是最惨的。身无分文，客死他乡的，数不胜数。进入民国，在兴隆寺栖身的太监，大多是没着落儿的。莫如涿州的田壁臣，他长得五大三粗，是个瞎字不识的老太监，中年“出家”，为人善良。他净了身，却连一天宫也没能进去，只好在涛贝勒府、毓朗贝勒府当随侍太监。最初在九门提督毓朗府里当差，那儿只管一天三顿饭，连衣帽都不管买，这样，田太监到了儿，仍穷得叮当乱响，成了京城王府太监中所流传的一个笑话。入了兴隆寺，他总算找着了个吃饭的地儿。一提起在毓朗贝勒府的生活，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府里不是没钱，就是太抠门。挣的那点儿有限钱，连靴子都买不起呀！”平时，他穿得破破烂烂，人们眼见他在寺里，一件旧蓝袍子穿了多年，连件替换的都没有，春夏秋冬，他总是老一套，从没多少改变。这还算不上特殊。冯乐亭，原来在北府伺候溥杰的奶奶——老太太，离乱中也没攒下点儿钱来，最终到了兴隆寺还是受穷的主儿。他的老友刘兴桥，手头太“大方”，瞎抽瞎花，手中没有积蓄，在寺里只好每天糊些纸盒勉强度日。
八宝山革命公墓曾是太监“养老院”
京西的“褒忠护国祠”，是明朝永乐初年皇帝专为保护司礼太监钢铁墓赐建的。这座祠庙，院子套院子，有近百间屋子，殿堂高大结实，清静典雅。钢铁的本名叫钢炳，因他在靖难之役中有功，皇上特赐名钢铁。后来钢铁和北番女将肖玉梅在这里打仗身亡，皇帝降旨将他葬于这里。这里因盛产红土、耐火土、青灰、黄浆、白土、马牙石、沙石和板石八种矿产，故称八宝山。到了清代，“褒忠护国祠”成为太监们的养老院。下图是50年代“褒忠护国祠”的照片。
1950年“褒忠护国祠”的主持叫信修明。最初是顶替一个叫张宪路的名姓进的司房。他道名叫信修明，是修字辈的杰出人物，人称“神仙张”，在宫内非常叫得响。信修明读过10年书，求过功名，考水师学堂、太医院均末成功。父亲去世后为赡养母亲、年幼的弟妹，19岁时在家娶妻生了二个孩子。23岁时，因贪图太监在宫内优裕的生活，决意自阉当太监。他不顾家人劝阻，秘密净身，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进皇宫当了宦宫。后来，他将自已在宫中24年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写成《老太监的回忆》一书。当时他五十多岁，长得白白胖胖。他原已娶妻并生有两个儿子。辛亥革命后，他出宫进了褒忠护国祠，1930年当上了住持，成立了恩济慈善保首会，专门免费收养太监。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到解放时，祠里已有自种地52亩，合伙种地157亩，出租地269亩。太监们种菜、种果树，自食其力，赶上年成好，蔬菜和果树收入颇丰。这里如同世外桃源，太监们安居乐业，过着半封闭的生活。一天，信修明正在果园闲逛，一个太监跑来说祠里来人找他。信修明匆匆回祠进得配殿，见三个干部模样的人在等他。他们自我介绍一个是北京市郊区工作委员会的，两个年轻人是市公墓筹备组的，接着说明来意：市政府已决定征用护国祠及其土地作为革命公墓用，此次来就是商量太监们安置问题的。信修明不由一惊。但很快镇定下来，说：“护国祠历史悠久，历来归我们代代相传，政府要占我们的地方恐怕不妥吧？”来人中年长的刘东胶回答：“国家对所有土地拥有所有权，可以依法征地用于国家所需。”“那我们多年经营的农田、果园和这祠庙也都归政府所有？”“政府可以折价用于安置你们的生活。”“事关重大，还是允许我和大家商量商量。”送走客人后，信修明回到配殿坐下半天无语。后来，他在太监中散布说政府要来接管护国祠，一切都没收，要把他们送到农村去等谣言。一时祠里人心惶惶。过了两天公墓筹备组的人来后刚坐下，只听屋门一声巨响，一群太监吵吵嚷嚷破门而入。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太监走在最前边，指着来人尖声尖气说：“你们凭什么占我们的地方，我们这儿是皇上赏给我们的，任换什么朝代也不能坏了朝廷的规矩。”一旁的信修明装模作样地对众太监说：“都给我出去，我和政府谈事情你们来干什么？都干活去！”“师父把我们上次谈的条件都和大家说了吗？”工作人员曹恩棠问信修明。“说了，说了，可是大家不干哪。他们这是自发的请愿，就是不走，你看有什么办法？”刘东胶突然插了一句：“那你的态度呢？”信修明一愣，“我，我当然是听政府的了，可是下面人不走我没办法呀。”“那好。”刘东胶站起身，“老曹，你们先和师父谈谈，我去和其他人谈谈。”信修明急得坐立不安。他知道刘东胶只要出去和太监们一说，他的谎言就不攻自破。所以他急忙表态说愿意服从政府安排，但同时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此时刘东胶也向众太监讲明政府为什么让他们搬，怎样安置和保护他们的生活等等，太监们恍然大悟。筹备组的人回到市政府，很快拿出一个搬迁安置太监的意见方案，经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他们第三次来到护国祠。这次，众太监的态度比上次好多了。筹备组的人找到信修明，把方案交给他，信修明安置在条件较好的北长街兴隆寺太监庙，年老的太监安置在琉璃河太监庙，其他太监安置在西斜街太监庙。信修明和众太监们见政府并未把他们赶到农村，依然把他们安置在太监庙，生活方便，就愉快地接受了安置。11月中旬一个晴朗的日子里，褒忠护国祠里热闹异常，祠前停着市政府帮助太监们搬迁的车辆，太监们抱着大包小包进进出出。附近村子里不少人听说太监搬家，都跑来看热闹。护国祠人去祠空，祠院大门上贴着北京市郊区工作委员会盖着鲜红大印的封条。从此，褒忠护国祠结束了太监庙的历史，做为革命公墓的基地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恩济庄太监公墓的来历
荒僻的西郊八里庄，有一处京城闻名的“恩济庄太监公墓”，埋葬着二千七百名太监的孤魂。传说，大明朝亡国，崇祯在煤山上了吊，一名老太监因年逾花甲，来不及跑出宫，便躲在了景和门上。清兵搜宫也没有搜出，但他年老体衰，偷偷地从上边溺尿时，被清兵发现，送到了顺治面前。顿然，他被吓糊涂了，浑身抖如筛糠。一问，才知他是在宫中呆了一辈子的太监，人称“林老人”。问他月银多少，他糊里糊涂地回答说，月银二两。顺治立时传旨，赐他在宫中生活，月银二两，又向他问询了许多明朝宫中太监的规矩。于是，清朝太监制度援例而建。林老人死后，皇上赐他在平则门八里地之外建坟，又御赐“恩济庄”之名，专门设置了守坟人。由此，清朝太监凡死后没有着落的，就陆续葬在了此地。太监先后在坟地上建了“阳宅”，又在附近种植了一大批果木，乃至发展到了四百亩的规模。而且，还耕种了一些田地，以田养坟，成了京城太监“养老义会”的财源之一。这个组织的主要头目之一，就是信修明。对于这块地，各种势力无不垂涎欲滴，但慑于太监特殊的社会势力，都没敢轻易下手。北平社会局见有利可图，借故将四百亩地卖了出去。信修明一怒之下，发动太监捐款，每人两元钱，要将地赎回来！凑了多日仍是不够，他与在东安市场开点心铺的太监张静宜，向小德张借款一万二千块钱。还是不够，信修明出主意，把坟地的树木全部伐掉卖出以充钱款。可是，难题出来了，伐树需要执照。当时，陈泽川与张学良部下一个信奉道教的独立旅旅长董作宾私交甚笃。军阀混战的年头，谁不怕兵？有枪就是草头王。遂托他出面通过北平警备司令楚溪春的关系去找北平市长，市里好歹同意了，但必须经过警备司令部盖章。早年，陈泽川在宫里当太监时，与曾为慈禧临睡前说书的一个姓马的师兄弟不错，正赶上马老太太信道教，也与信修明关系密切，她的儿子小名叫马二，在北平是个知名人士，与楚溪春相熟，这样请了几次客，打通了圈套圈的关系网，两个月不到，伐树的执照就拿了下来。司令部图省事，批文执照竟由信修明本人执笔草就，只加盖了一个警备司令部的大章。钱也凑够了，可是北平社会局就是不给这块田地，还专门官冕堂皇地发下一纸公文，竟公开声言，“太监是当今社会的一大弊端”。这激怒了京城内外的所有太监。信修明挺身而出，代表众太监，与社会局打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官司顿时，社会舆论大哗。京城的太监齐心抱起了团儿，无论多少，每人都掏出了钱支持这场官司。连平时以抠门著称的王顺山也当场掏出了八百块现大洋，姚孟山掏了三百块，李莲英的过继子送来了三百块……所有太监自愿捐款，总共凑了两万多块钱。信修明怀揣盖着大红公章的伐树执照，依恃警备司令部作后台，草就诉状，状告社会局。头一句就是为太监说公道话，回驳太监是社会弊端的一派胡言：“冤哉，冤哉！汝当恨汝父母生汝之前，未居于欧西各国，对镜自叹，只恨眼睛不蓝，发泽不黄啊！……”诉状的内容，直刺当局有失公道，还隐隐地痛骂社会局的人没有中国人味，连太监都欺侮！之后，信修明让看坟人陆续种了不少果树，恩济庄太监坟更加林荫茂密，果树飘香。这段始末，被信修明写入了一本奇特的书籍，叫作《己巳不忍录》，在清末太监中名噪一时。信修明在八宝山有自己修的庙。每逢阴历三月信修明的寿日，兴隆寺的太监几乎倾巢出动，起早儿就奔了西郊八宝山那座信老爷庙。其实并无什么仪式，只是在庙里摆上三四个牌桌，吆五喝六地搓麻将。无须重申，仍是老规矩，除了时兴“袁大头”和“中交票”外，谁也不允许拿出别的什么钱币来对付交账。有的太监输急了，总是一边点票子，一边发牢骚。其实，就是当年在宫内，信修明也是个有名的牌手，输赢全都满不在乎，既使先输上几百袁大头，他也是脸不变色，谈笑风生。用不了多会儿，他就时来运转，赢个“满贯”大胜而归。他那一手绝牌，至今已成为太监赞叹不已的话柄，谁知他嘎然罢手，从此不再沾一下牌桌了。他为人处事，总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妙处。最稀罕而使京城太监拍案叫绝的是，他活得硬朗朗，居然子西郊八宝山太监庙里为自己立了一通“活人碑”，连碑文都是自己亲自撰拟的。这在太监堆里，竞相传为趣谈。京城圈内的太监几乎无人不晓，信修明为人倜傥，信奉“千金散尽还复来，天生我才必有用”，恃才傲物，却又广交朋友，到了晚年竟无多积蓄。他见到出宫的御前太监石俊峰，曾用一千多块钱买下一所房子，竟卖出了三千多块钱，便动了心。为了有个落脚之处，他倾其囊中钱款，以一千块大洋的价钱，买下了北长街北头靠护城河的一处宅子。没想到过了不久，连年的战乱，竟使钱“毛”得值不了俩子儿了。这所紧挨着东边药铺的房子，就是想再贱卖出去，也没人买了。他干守着这所房子，穷得真没了辙。然而，他依然浪迹京城，以文会友。恩济庄太监墓最知名是李莲英的“鸡蛋坟”，“文革”中被六一小学红卫兵挖开，没见李莲英的骨骸，据说找到一个头盖骨。其实，在京城有四座李莲英墓，至今也没弄清楚那座是真李莲英墓。现在西八里庄恩济庄太监墓原址，建设部建起了恩济庄小区，门前道路叫恩济庄路。又一说，八里庄这片茔地是雍正皇帝赐银万两所建，连“恩济庄”名称也是雍正皇帝钦赐的，最终在此聚葬了2700余名太监，而其中最为显赫独自占地一方的就是曾历经四朝的清末太监大总管李莲英墓。80年代的卫星照片显示整个墓园尚完整，右下角是一部分坟茔，其北部就为创建于1950年的海淀区六一小学，为公安部干部子弟寄宿制学校。下图左边的三座大型坟茔和区域在小山丘上，应该就是2000余名太监的主要聚葬墓地，前面是果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