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公司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反映武平一中高三年级师生学习和生活的纪录片《高三》，以武平一中2005届高三（7）班学生林佳燕的日记为主线，从2004年暑期补习、高三上学期、下学期、体检直至高考、录取，全过程地记录了高三（7）班学生及其班主任王锦春在高三阶段整年的学习、生活，真实反映了当代高中学生亦累亦苦亦乐和人民教师的敬业精神。
前两年 福建省的文、理科状元都出自于他手中
林佳燕 中央民族大学
钟晓君 中华女子学院
钟淑梅 中华女子学院
谢 怡 集美大学
刘 伟 厦门大学
王丽华 厦门大学
危冠华 厦门大学
曾晓莉 天津师范大学
钟春风 华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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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是一所典型的农村学校，80%的学生是农家子弟。在高一年段办公室的桌面上，看到农村孩子的“成长记录册”，随手翻到“录取时的理想”一栏，我以为会写着“过上好日子”、“让家里富裕起来，过得开心”或者成为××家，但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写着———考出去，考上大学！
这里的老师告诉记者，这30年高考的历史，虽然时代不同，学生们的理想却始终没有改变，高考是他们生命的转折，他们一直在渴望突破，突破现状、突破困境，他们只有抓住高考这根“稻草”。
武平一中至今已有83年的历史。在校史陈列馆里，除了校史和从这里走出去的名人照片、各类奖章之外，几幅图表显得很醒目，“建国后高考上线人数一览表”以及近几年“高考上线情况示意图”，足以表明农村学校对高考成绩有多么在乎。
“高考成绩虽然不是唯一的生命线，但绝对是极重要的生命线。”副校长王永新说，“没办法，家长、社会甚至县领导，都看着你学校，课上少了他们不答应，成绩下来了他们更不答应，他们只认这个硬道理。”王锦春老师在纪录片《高三》里（曾获第23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对高三学生的一句话让我们记忆犹新，“高三，你要拿出半条命来”！
同样豁出“半条命”的还有高三的老师们。
王永新副校长介绍了学校的《新上高三教师选聘方案》，这里的老师要带高三，是有严格的考核标准的：“一是看高一高二时的教学成绩，将学生的分数折算成学科老师的分数；二是看学生的满意度，要担任高三教师，满意率必须达到75%以上；三是每年的省质检试卷，教师也参加考试，然后进行排名；四是看教学管理工作和综合考核（包括年段长的评价）等等。这四项标准就是能否带高三的硬标准，谁上谁下，不看人情，一票否决。”
奖金的计算有很复杂，也很细致，比如几个上清华、北大；重点线上有多少名；本二线上有多少名；单科的成绩名次；几个是奥赛一等奖、几个二等、几个三等，等等。如果高考成绩能取得龙岩市第一，每名教师平均能获得5000～6000元的奖金，个别教师多则上万；如果落到龙岩市第三名以后，老师就只有1000来块的‘辛苦费’了。另外培养出一名省奥赛一等奖的可以拿到5000元的奖金，上不封顶；而拿到二等奖的不论多少个，培训教师只有3000元奖金，三等奖更少，只有1000元。最多曾经有一名老师拿到2万元的奖金，奖金差别的悬殊，对教师而言是动力，也是压力。”林主任说。“这太正常不过了。在唯有考出去的山区县城，人人都看重高考分数。你去看看厦门、泉州那里的学校是怎么奖的，更高！学生的成绩当然不能完全反映出教师的能力、业务水平，但有能力的教师教出来的学生考试一定不会差多少。”王锦春老师是这样看“多劳多得、优质多酬”的分配制度的。
不同年代的学生，他们都有同样的信念———“考出去”！但各个年代“考出去”其中又包含了不同的意义。
高考，是一种“出走”，有些人出走，是为了一个城镇户口、为了粮票、为了“铁饭碗”；有些人出走，是为了摆脱恐惧、仇恨、贫穷；有些人逃出去了，却又不得不回来；更多的人还在继续做着一个又一个与“出走”有关的梦……
（二）
王锦春老师有一点特别，每一届的毕业典礼上，他都很少说话。他说，无需言语——学生们知道他这时会想些什么，“祝愿”、“希望”是多余的，他知道学生不会辜负他的期望。在过去的许许多多日子里，他都是透明的，他的喜怒哀乐，他的高尚、浅薄，在学生面前从不隐瞒掩饰，他从不在学生面前给自己头上画上一道神圣的光环。王老师深深知道，“为人师表”决不是正襟危坐，没有喜怒，没有哀乐，没有人之常情；“教书育人”也决不是做好好先生，而应有爱有恨，既爱浪子回.头，也恨铁不成钢。
王老师在做班主任过程中，曾遇到过这样一位学生：由于来自穷乡僻壤，父母又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使他养成了一种自卑、孤僻的性格，看不起父母，也不与城里的同学来往。王老师在详细了解了情况后，找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对他动情地说：“我曾经与你同病相怜，我读高中时家境与你相似，父母生了十个孩子，家里没有更多的收入来源，总是穷，我们都是苦孩子出身。我最难忘的是高一时有一次上体育课的情形。那个下午上体育课，是期末测试匀体向上项目，刚好那天我的裤子屁股上的一块补丁的线脱落了，而老师又要我第一个测试，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毅然地上了。虽然那块补丁在北风中被吹得不停地抖动，但我的心里却很坦然，因为我深深知道，贫穷不是我们的过错，也不是父母的过错，我们和父母都无法选择出身，但我们有权选择奋斗；贫穷改变不了亲情，相反，亲情可以使我们更加‘富有’。这种‘富有’是我们一生快乐的源泉。”王老师的话说完后他非常激动。此后，他的自卑、孤僻的性格有了很大改变。
“真诚、热情、原则、谅解”是他做班主任的法宝。记得九0年，他参加全县的作文教学评优活动，由于板书不合理，时间掌握不好而落选，当他把落选的消息自责地第一个告诉学生，学生们先是静寂尔后掌声雷动时，他感动得热泪盈眶；记得九五年，他的一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因一些误解没被评上三好学生时，他只是用热情的双臂将他紧紧抱住；记得九八年，他的一个姓石的学生因为偷了班里同学大米，他是如何的怒目圆睁、声色俱厉，而当这个学生知错认错，他又是如何地一趟趟往学校政教处跑，求领导们手下留情，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
一桩桩一件件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他对学生的是真爱，而学生回报他的是真情。请看一位学生在毕业多年后给他信中的一句话：“不再相见，并不意味着分离；不通音讯，并不意味着忘记。”
（三）
“如果没有事业，生命有何意义？我要工作！”
只要是武平一中人，甚至是武平教育界人士，没有谁不知道王老师的病史，没有谁不说他是个“工作狂”。
病是无情的。王老师的肝病多次反复，他曾于95年8月、96年1月、98年5月多次住院，成为老病号。而每次病情稍有稳定，他都坚持出院，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谁也拦不住。
请让我们来看看医院重病室的那幕动人的情景：
三十多位学生手捧着鲜花，眼含着泪水静静地围在一张病床前，床上躺着的是他们的全身腊黄、疲乏无力的王老师。静穆，静穆，接着是低声的啜泣，然后终于有人高声地哭了起来，这哭声让在场的医护人员也动容。就在这时，他们的王老师睁开了微闭的眼，当他看清周围的是他心爱的学生时，脸上突然露出了让人看了都心酸的笑容。他吃力地张开嘴，缓缓地说出了下面的几句话：
“怎么，你们这是来看望我，还是来向我的遗体告别？别哭，别哭，我的病不碍事，两个月后我又会站在你们的讲台上。”……
王老师绝对没有食言，两个月后，他果真又站在了高三（1）（2）班的讲台上。迎接他的是讲台上鲜艳怒放、祝愿老师永远快乐健康的康乃馨。
然而学生的美好祝愿毕竟只是祝愿而已。王老师出院时医生曾告诫过他：肝病患者忌酒、忌熬夜、忌劳累。王老师可以做到滴酒不沾，但他的工作热情却不能让他做到不熬夜、不劳累过度。他的做护士的妻子曾经为此哭过多少次，劝过多少次：“你不要命了，你再这样下去，可真就要没命了！有你在，我有丈夫，孩子就有爸爸，我们才有个完整快乐的家呀……”王老师的眼圈红了。他坐在沙发上，无限深情地对妻子说：“生命是有限的，而事业是无限的。我怎能以区区生命使自己碌碌无为呢？”听完丈夫的话，柔情知心的妻子还能说些什么呢？她所能做的，只是从医院不断买回肌苷、护肝片等保肝药片，尽量内内外外地操持家务，以减少丈夫的外在劳动压力。
校领导是最理解王老师的。每次王老师住院，他们去看望他时，都坚决表示要他休息半年，但每次王老师都婉言相拒：“肝病没有根治的可能，除了心情。如果你们不让我上课，我的心情不好，病情照样反复。再说，如果没有事业，生命有何意义？我要工作！”
面对这样一个“工作狂”，谁还能有别的办法？
高三的教室里依然满眼书本，那些面露倦色的毕业生，依然在倒计时中，面对着全年差不多400套的练习试卷，偶尔有人唱歌，也有人会继续斗胆地旷课上网。
从教20年，带过18届高三学生，王锦春老师就像一名斗士带领着他的学生去战斗。“如果哪一天高考不存在，我会感觉像被掏空了，毫无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