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子骞做过费宰吗? 闵子骞

 

闵子骞做过费宰吗?

闵子骞(前536—前487),名损,字子骞,春秋末期鲁国人。他是孔子的高徒,为七十二贤人之一,在孔门中以德行和老成持重著称,尤以孝行闻名于世。

闵子骞是否做过费宰,一向存有争议。虽然《论语》明确记载:“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表明闵子骞已经态度坚决地拒任费宰。但是很多人仍然坚信,后来闵子骞在孔子的劝说之下,最终还是怀着为国效力的想法,做了费宰。他们的依据,就是《孔子家语》中的“闵子骞为费宰,问政于孔子”这句话。闵子后裔更是拿出《闵氏世家》、《闵氏家乘》等谱牒资料,以及民间流传的闵子骞故事传说,说闵子骞不仅的确做过费宰,而且在费邑行仁政,施德治,政通人和,物阜民丰,不出一年,因为得罪季氏而辞职。

闵子骞到底是否做过费宰呢?由于年代久远,缺乏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只能依据古代典籍的记载加以辨正。

一、《论语》关于闵子骞的记载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由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这是关于闵子骞事迹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最权威的资料。

《论语》中涉及闵子骞的文字,总共有5条:

1.《论语·雍也第六》:“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2.《论语·先进第十一》:“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3.《论语·先进第十一》:“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父母昆弟之言。’”

4.《论语·先进第十一》:“闵子侍侧,誾誾如也。”

5.《论语·先进第十一》:“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以上所引5条文字,第1条记载的是闵子骞委婉而坚决地拒绝担任费宰;其余4条,是说闵子骞的道德人品,都与“费宰”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在《论语》这一最权威的典籍中,找不到支持“闵子骞做过费宰”这一观点的有利证据。

二、先秦典籍关于闵子骞的记载

与《论语》同时或稍晚的典籍中,也有一些关于闵子骞的记载,辑录如下:

《庄子·德充符》载:“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始也吾以南而君天下,执民之纪而忧其死,吾自以为至通矣。今吾闻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实,轻用吾身而亡其国。吾与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鲁国国君能向闵子骞说心里话,可见闵子当时威望地位已相当高。

《孟子·公孙丑上》载:“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

所谓“有圣人之一体”,是说有孔子的一部分长处;所谓“具体而微”,是说大体接近于孔子,但不如孔子那样博大精深。可见当时的人们认为闵子骞已经大体上接近于孔子了。

先秦杂家著作《尸子》载:“闵子骞肥。子贡曰:“何肥也?”子骞曰:吾出见美车马,则欲之;入闻先王之言,则又欲之。两心相与战。今先王之言胜,故肥。”

这段话表明,闵子骞经过一番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的思想斗争,最终“先王之言”占了上风。

有人认为,《左传》中的闵子马,就是闵子骞。《左传·襄二十三年》载:

季氏以公鉏为马正,愠而不出。闵子马见之,曰:“子无然。祸福无门,惟人所召。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无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奸回不轨,祸被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恭敬朝夕,恪居官次。

这位闵子马,又名闵马父。《国语·鲁语下》有一篇《闵马父笑子服景伯》:

齐闾丘来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闵马父笑,景伯问之,对曰:“笑吾子之大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先圣王之传恭,犹不敢专,称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于恭’,其满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阙而为‘恭’,楚恭王能知其过而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后恭’,道将何为?”

但是,有人说闵子马不是闵子骞,而是另有其人。据称,闵子马(闵马父),春秋鲁国人,周大夫,封地陇西(甘肃临洮),博古善论,有明见。而据《闵氏修建家嗣碑记》所说,闵马父是闵子骞的父亲。

目前所能见到的先秦典籍记载闵子骞事迹的文字,非常之少。从这些典籍中,仍然找不到支持“闵子骞做过费宰”这一观点的有利证据。

三、《史记》关于闵子骞的记载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综合了先秦文献的记载,撰写了《仲尼弟子列传》。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关于闵子骞的记载只有两处,一处是:“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另一处是:“闵损,字子骞,少孔子十五岁。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如有复我者,必在汶上矣。’”

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有机会阅读到一般人难得一见的文献史料。他撰写《仲尼弟子列传》,是在阅读了先秦典籍的基础上,经过分析、对比、甄别而完成的。司马迁按照古代史官记言记事的传统,下笔极为谨慎,基本上是引用了《论语》的原话。他在《列传》中特地说明:“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于书传者记于左。”也就是说,从颜回到公孙龙(字子石)这三十五人,他们的年龄及受业情况,都是书传中有明确记载的,司马迁便如实抄录;其余四十二人,他们的年龄及受业情况在书传中没有记载,司马迁只是记下他们的名和字,如“冉季,字子产”、“公祖句兹,字子之”,有的只有名、没有字,如“漆雕徒父”、“商泽”。

闵子骞属于三十五人之一(排名第二)。关于闵子骞的两处记载,司马迁更是忠实地引用了《论语》的原话,不敢随意添加文字。比如,他说“颜回者,鲁人也”,“仲由,字子路,卞人也”,“端木赐,卫人也”,却没有说闵子骞的籍贯(后来的《史记集解》郑玄注,说闵子骞是鲁国人),大概是没有找到关于闵子骞籍贯的确切资料,只好付之阙如,可见他下笔之谨慎。“闵子马即闵子骞”之说,司马迁也没有采信。司马迁通过阅读有关文献,得出闵子骞“少孔子十五岁”这一结论,填补了《论语》的空白。

如果闵子骞后来确实做过费宰,司马迁没有必要刻意回避。因为在《仲尼弟子列传》中,有多处提到孔门弟子任职之事,如冉求“为季氏宰”,仲弓“为季氏宰”,子路“为季氏宰”,子游“为武城宰”,子夏“为莒父宰”。既然司马迁没有提到闵子骞做过费宰,只能说明先秦文献资料中没有记载这件事。

四、《孔子家语》及其作者王肃

司马迁去世300多年后的三国时期,出现了一部《孔子家语》。其《执辔》篇,非常肯定地说“闵子骞为费宰”。原文如下:

闵子骞为费宰,问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街勒也。君者,【】策也,夫人君示之政执其辔策而已。”

子骞曰:“敢问古之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内史为左右御,以德法为衔勒,以百官为辔,以刑罚为策,以万民为马,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善御马者,正衔勒,齐辔策,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而马应辔,策不举而极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齐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顺从,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怀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怀,其政美,其民而众称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无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称其人,朝夕祝之。升闻于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丰其年。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专用刑辟,譬犹御马,弃其衔勒,而专用棰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无衔勒而用棰策,马必伤,车必败。无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国必亡。治国而无德法,则民无修;民无修,则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为乱天道也。苟乱天道,则刑罚暴,上下相谀,莫知念忠,俱无道故也。今人言恶者,必比之于桀纣,其故何也?其法不听,其德不厚。故民恶其残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闻于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祸罚,灾害并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

这是 “闵子骞为费宰”第一次出现古代文献中。后人说闵子骞做过费宰,都是援引于此。不过,它是一个孤证,没有其他文献记载作为佐证,难以让人信服。

《孔子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孔子门人所撰,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共有二十七卷,其书早已佚失。今传本《孔子家语》共十卷四十四篇,王肃作注,自称得之于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唐颜师古注《汉书》时曾指出二十七卷本“非今所有家语”。颜师古所云今本《孔子家语》,是指三国时魏国王肃收集并撰写的十卷本。

王肃(195-256),字子雍,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三国时期魏国儒家学者,著名经学家。他的父亲王朗,就是《三国演义》中被诸葛亮骂死的那位魏军军师,也是一位经学家。王肃的女儿嫁给司马昭为妇,生子司马炎(后为晋武帝)。两汉经学,至郑玄合今古文而集大成。王肃欲与郑玄争胜,撰《圣证论》专攻郑氏,并伪托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以佐其说,遍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氏》作注。王肃以帝王之力,其注传立于学官,其所注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

一般认为,《孔子家语》是王肃杂取秦汉诸书所载孔子遗文逸事,又取《论语》、《左传》、《国语》、《荀子》、《小戴礼》、《大戴礼》、《礼记》、《说苑》等书中关于婚姻、丧葬、郊禘、庙祧等制度与郑玄所论之不同处,综合成篇,借孔子之名加以阐发,假托古人以自重,用来驳难郑玄。宋代王柏的《家语考》,清代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范家相的《家语证伪》、孙志祖的《家语疏证》,都认为《孔子家语》是伪书。特别是晚近以来,学界疑古之风盛行,《孔子家语》乃王肃伪作的观点几成定论。

具体到《孔子家语·执辔》篇,其内容取自《大戴礼记》中的《盛德》篇。试摘录《大戴礼记·盛德》中的几段文字以作比较:

德法者御民之衔也,史者辔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为衔勒,以官为辔,以刑为筴,以人为手,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懈堕。善御马者,正衔勒,齐辔筴,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手不摇,筴不用,而马为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饬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敬听言不出于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
闵子骞做过费宰吗? 闵子骞
夫民善其德,必称其人;故今之人称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犹存者,其法诚德,其德诚厚。夫民思其德,心称其人,朝夕祝之,升闻于皇天,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丰其年。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譬犹御马,弃衔勒,而专以筴御马,马必伤,车必败;无德法而专以刑法御民,民心走,国必亡。亡德法,民心无所法循,迷惑失道,上必以为乱无道;苟以为乱无道,刑罚必不克,成其无道,上下俱无道。故今之称恶者,必比之于夏桀殷纣,何也?曰法诚不德,其德诚薄。夫民恶之,必朝夕祝之,升闻于皇天,上帝不歆焉;故水旱并兴,灾害生焉。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也。
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故六官以为辔,司会均入以为軜,故御四马,执六辔,御天地与人与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辔,均马力,齐马心,惟其所引而之,以取长道;远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地与人、事,此四者圣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内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辔也;天子三公合以执六官,均五政,齐五法,以御四者,故亦惟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义则国成,以之礼则国定,此御政之体也。

“闵子骞为费宰”这句话并没有出现在《大戴礼记》中,却出现在后来的《孔子家语》中。个中原因,大概只有王肃自己清楚。

五、《费县志》关于闵子骞的记载

既然说闵子骞做过费宰,那么《费县志》应当有所记载。

《康熙费县志》之《名宦》篇中,有“春秋费公闵子损”;《名宦祠》篇中,有“闵子祠”。《康熙费县志》将闵子骞列入费县“名宦”,是承认闵子骞做过费宰。借名人以光地望,是地方志书最喜欢干的事情。

《光绪费县志》之《先贤祠堂》篇中记载:

先贤闵子祠:在县东北闵家寨,金张万公、元邵显祖皆有碑。张万公碑云:“览《费志》,知费为闵侯恭桑之乡。”邵显祖碑云:“详览《费志》,邑之东北六十里许有其故宅,乃遇桓魋之乱,长子沃盈迁于此而卜居焉。”云云。其语甚创。今闵家寨闵姓一族极为繁衍,古志相传非无因也。

并附有金代费县县簿张万公《谒费侯闵子祠记》、元代费县县尹邵显祖《重修费公闵子祠记》。

但是,在《光绪费县志》卷三《职官》篇中,收录了5个周代邑宰,有:南遗(费宰,鲁人)、南蒯(费宰,遗之子)、公山不狃(费宰,鲁人)、王犯(武城宰,吴人)、言子游(武城宰,吴人)。闵子骞也生活在周代,却没有收录。

同样,在《光绪费县志》卷五《祀典》之《名宦祀》篇中,收录了武城宰先贤言子、唐费县令高智周、宋费县令苏唐卿、明费县知县尚贤、明费县知县杨果等7位名宦,却没有闵子骞的名字。

这不是编纂者的疏忽,而是有意为之。因为《光绪费县志》的编纂者不承认闵子骞做过费宰。

光绪二十二年,参与重修《费县志》的费县教谕刘宝鼎,在《重修<费县志>序》中说道:“至于‘闵子宰费’之说,原本《家语》,实为王肃伪作,最足侮辱先贤。”

刘宝鼎所言极是。试想,闵子骞一开始坚决拒绝担任费宰,后来怎么会改变主意呢?岂不是故作姿态、沽名钓誉吗?的确是对闵子骞的莫大侮辱。

所谓孔子劝说闵子骞担任费宰的说法,更不靠谱。一方面,闵子骞不愿做官,孔子不会强迫他;另一方面,孔子并不主张他的弟子做官。孔子说:“学了几年,无意于做官得俸禄,这种人是难得的。”(《论语·泰伯第八》:“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这几句话,简直就是专门为了夸奖闵子骞才说的。

六、闵子骞拒任费宰的真正原因

季氏让闵子骞担任费宰的时间,国学家钱穆认为是在公山不狃奔齐之时(见钱穆《孔子传》第五章)。

公山不狃原是季氏的家臣,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担任费宰。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公山不狃与季桓子产生矛盾,联合另一名家臣阳虎一同反对季氏,抓住了季桓子,季桓子用计逃脱,阳虎兵败逃亡齐国。事见于《史记·孔子世家》。阳虎出逃齐国之后,公山不狃仍以费宰的身份盘踞费邑。

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已经担任鲁国大司寇的孔子,采取了一个大动作,就是“堕三都”,目的是抑私家、强公室。所谓“三都”,是指叔孙氏的郈邑(今山东东平)、季孙氏的费邑(今山东费县)、孟孙氏的成邑(今山东宁阳)。郈邑被顺利地拆毁。堕费时,却遭到了公山不狃的顽强抵抗。当季桓子率领大军前来堕费时,公山不狃和叔孙辄带领费人避实就虚,直捣鲁国都城曲阜,鲁定公仓皇逃到季氏家中躲藏。身为大司寇的孔子,沉着冷静,率兵反击,击败费人,公山不狃逃到齐国,费邑终于被拆毁。事见于《左传·定公十二年》。

季氏苦于家臣之凶恶,便考虑从孔子弟子中选择一位知名者来担任费宰一职。此时的闵子骞正值强仕之年,且居孔门德行之科,可谓最佳人选。怎奈,闵子骞态度异常坚决地拒绝了季氏的任用。

司马迁记载闵子骞拒任费宰这件事,并没有引用《论语》原文“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这句话,而是改为“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这正是司马迁认为闵子骞拒任费宰的原因所在。

当时的费邑,并非鲁国国君所辖,而是季氏的私邑。闵子骞如果出任费宰,做的不是鲁国国君的官,而是鲁国正卿季桓子的官,也就是季氏的家臣。闵子骞如果出任费宰,是为季氏私家做事,不是为国家做事,所以他“不仕大夫”,不愿担任费宰。

据史料记载,费地在鲁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成为鲁国上卿季友的私邑(见《左传·僖公元年》),称作费邑。直到鲁元公二年(公元前427年)一直保持着“私邑”这种状态。鲁元公二年,季氏后裔季孙氏据费邑自立为国,称作鄪国。

闵子骞生活的时代,费邑一直都是季氏的私邑。所以,闵子骞当初拒任费宰,后来也绝无可能出任费宰。

至于“不食污君之禄”这句话,权威的翻译是“不吃昏君的俸禄”。司马迁说的昏君是谁呢?

闵子骞在鲁国,先后经历了鲁昭公、鲁定公、鲁哀公三位国君。鲁昭公确实是一个不成器的人物,据说他十九岁继位时,还像个小孩子一样贪玩;参加父亲的丧礼,不但毫无戚容,反而面呈喜色。后来鲁昭公讨伐季孙氏失败,被迫逃到齐国,辗转至晋国,最后客死他乡。鲁定公是鲁昭公之弟,他继位后,鲁国大权已经被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三家所控制,鲁定公成为一个傀儡,对鲁国政事不闻不问,全由季孙氏掌控。鲁哀公是鲁定公之子,子贡曾批评过他言行不一,他自己也慨叹“茕茕余在疚”。他带头乱礼,将自己宠幸的侍妾立为夫人,将侍妾所生公子立为太子,“国人始恶之”。他受人怂恿,当面砭责季孟二人食言而肥,与卿大夫交恶,君臣之间水火不容,辗转前往越国,生前再也没有回到鲁国。平心而论,这三个国君都是没有什么作为的昏君。

有人说,“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这句话,是孔子听说闵子骞拒任费宰时说的,被司马迁转述引用。其实,孔子不会说自己的国君是“昏君”,只有作为史官的司马迁可以这么说。

以我的个人理解,“不食污君之禄”也可以翻译为“不吃有辱国君的俸禄”。做季氏的官,就要为季氏办事,就会做有利于“私家”而不利于“公室”的事情。吃这样的俸禄,岂不是有辱国君吗?所以闵子骞不愿做季氏的官。

当时,季氏大权独揽,对孔子的意见都不买账,对闵子骞的主张更不会采用。闵子如果出任费宰,结局只有两种:要么实行儒家的仁政,最后只能与季氏闹翻;要么放弃原则,与季氏同流合污。闵子骞正是因为看清了这种形势,才采取了一种不合作态度,坚决拒绝出任费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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