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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子骞做过费宰吗？
闵子骞（前536—前487），名损，字子骞，春秋末期鲁国人。他是孔子的高徒，为七十二贤人之一，在孔门中以德行和老成持重著称，尤以孝行闻名于世。
闵子骞是否做过费宰，一向存有争议。虽然《论语》明确记载：“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表明闵子骞已经态度坚决地拒任费宰。但是很多人仍然坚信，后来闵子骞在孔子的劝说之下，最终还是怀着为国效力的想法，做了费宰。他们的依据，就是《孔子家语》中的“闵子骞为费宰，问政于孔子”这句话。闵子后裔更是拿出《闵氏世家》、《闵氏家乘》等谱牒资料，以及民间流传的闵子骞故事传说，说闵子骞不仅的确做过费宰，而且在费邑行仁政，施德治，政通人和，物阜民丰，不出一年，因为得罪季氏而辞职。
闵子骞到底是否做过费宰呢？由于年代久远，缺乏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只能依据古代典籍的记载加以辨正。
一、《论语》关于闵子骞的记载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由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撰而成。这是关于闵子骞事迹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最权威的资料。
《论语》中涉及闵子骞的文字，总共有5条：
1.《论语·雍也第六》：“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2.《论语·先进第十一》：“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3.《论语·先进第十一》：“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父母昆弟之言。’”
4.《论语·先进第十一》：“闵子侍侧，誾誾如也。”
5.《论语·先进第十一》：“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以上所引5条文字，第1条记载的是闵子骞委婉而坚决地拒绝担任费宰；其余4条，是说闵子骞的道德人品，都与“费宰”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在《论语》这一最权威的典籍中，找不到支持“闵子骞做过费宰”这一观点的有利证据。
二、先秦典籍关于闵子骞的记载
与《论语》同时或稍晚的典籍中，也有一些关于闵子骞的记载，辑录如下：
《庄子·德充符》载：“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始也吾以南而君天下，执民之纪而忧其死，吾自以为至通矣。今吾闻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实，轻用吾身而亡其国。吾与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鲁国国君能向闵子骞说心里话，可见闵子当时威望地位已相当高。
《孟子·公孙丑上》载：“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
所谓“有圣人之一体”，是说有孔子的一部分长处；所谓“具体而微”，是说大体接近于孔子，但不如孔子那样博大精深。可见当时的人们认为闵子骞已经大体上接近于孔子了。
先秦杂家著作《尸子》载：“闵子骞肥。子贡曰：“何肥也？”子骞曰：吾出见美车马，则欲之；入闻先王之言，则又欲之。两心相与战。今先王之言胜，故肥。”
这段话表明，闵子骞经过一番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的思想斗争，最终“先王之言”占了上风。
有人认为，《左传》中的闵子马，就是闵子骞。《左传·襄二十三年》载：
季氏以公鉏为马正，愠而不出。闵子马见之，曰：“子无然。祸福无门，惟人所召。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无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奸回不轨，祸被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恭敬朝夕，恪居官次。
这位闵子马，又名闵马父。《国语·鲁语下》有一篇《闵马父笑子服景伯》：
齐闾丘来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闵马父笑，景伯问之，对曰：“笑吾子之大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先圣王之传恭，犹不敢专，称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于恭’，其满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阙而为‘恭’，楚恭王能知其过而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后恭’，道将何为？”
但是，有人说闵子马不是闵子骞，而是另有其人。据称，闵子马（闵马父），春秋鲁国人，周大夫，封地陇西（甘肃临洮），博古善论，有明见。而据《闵氏修建家嗣碑记》所说，闵马父是闵子骞的父亲。
目前所能见到的先秦典籍记载闵子骞事迹的文字，非常之少。从这些典籍中，仍然找不到支持“闵子骞做过费宰”这一观点的有利证据。
三、《史记》关于闵子骞的记载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综合了先秦文献的记载，撰写了《仲尼弟子列传》。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关于闵子骞的记载只有两处，一处是：“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另一处是：“闵损，字子骞，少孔子十五岁。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如有复我者，必在汶上矣。’”
司马迁作为太史令，有机会阅读到一般人难得一见的文献史料。他撰写《仲尼弟子列传》，是在阅读了先秦典籍的基础上，经过分析、对比、甄别而完成的。司马迁按照古代史官记言记事的传统，下笔极为谨慎，基本上是引用了《论语》的原话。他在《列传》中特地说明：“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于书传者记于左。”也就是说，从颜回到公孙龙（字子石）这三十五人，他们的年龄及受业情况，都是书传中有明确记载的，司马迁便如实抄录；其余四十二人，他们的年龄及受业情况在书传中没有记载，司马迁只是记下他们的名和字，如“冉季，字子产”、“公祖句兹，字子之”，有的只有名、没有字，如“漆雕徒父”、“商泽”。
闵子骞属于三十五人之一（排名第二）。关于闵子骞的两处记载，司马迁更是忠实地引用了《论语》的原话，不敢随意添加文字。比如，他说“颜回者，鲁人也”，“仲由，字子路，卞人也”，“端木赐，卫人也”，却没有说闵子骞的籍贯（后来的《史记集解》郑玄注，说闵子骞是鲁国人），大概是没有找到关于闵子骞籍贯的确切资料，只好付之阙如，可见他下笔之谨慎。“闵子马即闵子骞”之说，司马迁也没有采信。司马迁通过阅读有关文献，得出闵子骞“少孔子十五岁”这一结论，填补了《论语》的空白。
如果闵子骞后来确实做过费宰，司马迁没有必要刻意回避。因为在《仲尼弟子列传》中，有多处提到孔门弟子任职之事，如冉求“为季氏宰”，仲弓“为季氏宰”，子路“为季氏宰”，子游“为武城宰”，子夏“为莒父宰”。既然司马迁没有提到闵子骞做过费宰，只能说明先秦文献资料中没有记载这件事。
四、《孔子家语》及其作者王肃
司马迁去世300多年后的三国时期，出现了一部《孔子家语》。其《执辔》篇，非常肯定地说“闵子骞为费宰”。原文如下：
闵子骞为费宰，问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街勒也。君者，【】策也，夫人君示之政执其辔策而已。”
子骞曰：“敢问古之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内史为左右御，以德法为衔勒，以百官为辔，以刑罚为策，以万民为马，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善御马者，正衔勒，齐辔策，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而马应辔，策不举而极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齐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顺从，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怀之。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怀，其政美，其民而众称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无偶，威察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称其人，朝夕祝之。升闻于天，上帝俱歆，用永厥世，而丰其年。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专用刑辟，譬犹御马，弃其衔勒，而专用棰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无衔勒而用棰策，马必伤，车必败。无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国必亡。治国而无德法，则民无修；民无修，则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其为乱天道也。苟乱天道，则刑罚暴，上下相谀，莫知念忠，俱无道故也。今人言恶者，必比之于桀纣，其故何也？其法不听，其德不厚。故民恶其残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闻于天，上帝不蠲，降之以祸罚，灾害并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
这是 “闵子骞为费宰”第一次出现古代文献中。后人说闵子骞做过费宰，都是援引于此。不过，它是一个孤证，没有其他文献记载作为佐证，难以让人信服。
《孔子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孔子门人所撰，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共有二十七卷，其书早已佚失。今传本《孔子家语》共十卷四十四篇，王肃作注，自称得之于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唐颜师古注《汉书》时曾指出二十七卷本“非今所有家语”。颜师古所云今本《孔子家语》，是指三国时魏国王肃收集并撰写的十卷本。
王肃（195-256），字子雍，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三国时期魏国儒家学者，著名经学家。他的父亲王朗，就是《三国演义》中被诸葛亮骂死的那位魏军军师，也是一位经学家。王肃的女儿嫁给司马昭为妇，生子司马炎（后为晋武帝）。两汉经学，至郑玄合今古文而集大成。王肃欲与郑玄争胜，撰《圣证论》专攻郑氏，并伪托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以佐其说，遍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氏》作注。王肃以帝王之力，其注传立于学官，其所注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
一般认为，《孔子家语》是王肃杂取秦汉诸书所载孔子遗文逸事，又取《论语》、《左传》、《国语》、《荀子》、《小戴礼》、《大戴礼》、《礼记》、《说苑》等书中关于婚姻、丧葬、郊禘、庙祧等制度与郑玄所论之不同处，综合成篇，借孔子之名加以阐发，假托古人以自重，用来驳难郑玄。宋代王柏的《家语考》，清代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范家相的《家语证伪》、孙志祖的《家语疏证》，都认为《孔子家语》是伪书。特别是晚近以来，学界疑古之风盛行，《孔子家语》乃王肃伪作的观点几成定论。
具体到《孔子家语·执辔》篇，其内容取自《大戴礼记》中的《盛德》篇。试摘录《大戴礼记·盛德》中的几段文字以作比较：
德法者御民之衔也，史者辔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为衔勒，以官为辔，以刑为筴，以人为手，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懈堕。善御马者，正衔勒，齐辔筴，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手不摇，筴不用，而马为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饬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敬听言不出于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
夫民善其德，必称其人；故今之人称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犹存者，其法诚德，其德诚厚。夫民思其德，心称其人，朝夕祝之，升闻于皇天，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丰其年。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譬犹御马，弃衔勒，而专以筴御马，马必伤，车必败；无德法而专以刑法御民，民心走，国必亡。亡德法，民心无所法循，迷惑失道，上必以为乱无道；苟以为乱无道，刑罚必不克，成其无道，上下俱无道。故今之称恶者，必比之于夏桀殷纣，何也？曰法诚不德，其德诚薄。夫民恶之，必朝夕祝之，升闻于皇天，上帝不歆焉；故水旱并兴，灾害生焉。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也。
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故六官以为辔，司会均入以为軜，故御四马，执六辔，御天地与人与事者，亦有六政。是故善御者，正身同辔，均马力，齐马心，惟其所引而之，以取长道；远行可以之，急疾可以御。天、地与人、事，此四者圣人之所乘也。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内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辔也；天子三公合以执六官，均五政，齐五法，以御四者，故亦惟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义则国成，以之礼则国定，此御政之体也。
“闵子骞为费宰”这句话并没有出现在《大戴礼记》中，却出现在后来的《孔子家语》中。个中原因，大概只有王肃自己清楚。
五、《费县志》关于闵子骞的记载
既然说闵子骞做过费宰，那么《费县志》应当有所记载。
《康熙费县志》之《名宦》篇中，有“春秋费公闵子损”；《名宦祠》篇中，有“闵子祠”。《康熙费县志》将闵子骞列入费县“名宦”，是承认闵子骞做过费宰。借名人以光地望，是地方志书最喜欢干的事情。
《光绪费县志》之《先贤祠堂》篇中记载：
先贤闵子祠：在县东北闵家寨，金张万公、元邵显祖皆有碑。张万公碑云：“览《费志》，知费为闵侯恭桑之乡。”邵显祖碑云：“详览《费志》，邑之东北六十里许有其故宅，乃遇桓魋之乱，长子沃盈迁于此而卜居焉。”云云。其语甚创。今闵家寨闵姓一族极为繁衍，古志相传非无因也。
并附有金代费县县簿张万公《谒费侯闵子祠记》、元代费县县尹邵显祖《重修费公闵子祠记》。
但是，在《光绪费县志》卷三《职官》篇中，收录了5个周代邑宰，有：南遗（费宰，鲁人）、南蒯（费宰，遗之子）、公山不狃（费宰，鲁人）、王犯（武城宰，吴人）、言子游（武城宰，吴人）。闵子骞也生活在周代，却没有收录。
同样，在《光绪费县志》卷五《祀典》之《名宦祀》篇中，收录了武城宰先贤言子、唐费县令高智周、宋费县令苏唐卿、明费县知县尚贤、明费县知县杨果等7位名宦，却没有闵子骞的名字。
这不是编纂者的疏忽，而是有意为之。因为《光绪费县志》的编纂者不承认闵子骞做过费宰。
光绪二十二年，参与重修《费县志》的费县教谕刘宝鼎，在《重修<费县志>序》中说道：“至于‘闵子宰费’之说，原本《家语》，实为王肃伪作，最足侮辱先贤。”
刘宝鼎所言极是。试想，闵子骞一开始坚决拒绝担任费宰，后来怎么会改变主意呢？岂不是故作姿态、沽名钓誉吗？的确是对闵子骞的莫大侮辱。
所谓孔子劝说闵子骞担任费宰的说法，更不靠谱。一方面，闵子骞不愿做官，孔子不会强迫他；另一方面，孔子并不主张他的弟子做官。孔子说：“学了几年，无意于做官得俸禄，这种人是难得的。”（《论语·泰伯第八》：“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这几句话，简直就是专门为了夸奖闵子骞才说的。
六、闵子骞拒任费宰的真正原因
季氏让闵子骞担任费宰的时间，国学家钱穆认为是在公山不狃奔齐之时（见钱穆《孔子传》第五章）。
公山不狃原是季氏的家臣，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担任费宰。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公山不狃与季桓子产生矛盾，联合另一名家臣阳虎一同反对季氏，抓住了季桓子，季桓子用计逃脱，阳虎兵败逃亡齐国。事见于《史记·孔子世家》。阳虎出逃齐国之后，公山不狃仍以费宰的身份盘踞费邑。
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已经担任鲁国大司寇的孔子，采取了一个大动作，就是“堕三都”，目的是抑私家、强公室。所谓“三都”，是指叔孙氏的郈邑（今山东东平）、季孙氏的费邑（今山东费县）、孟孙氏的成邑（今山东宁阳）。郈邑被顺利地拆毁。堕费时，却遭到了公山不狃的顽强抵抗。当季桓子率领大军前来堕费时，公山不狃和叔孙辄带领费人避实就虚，直捣鲁国都城曲阜，鲁定公仓皇逃到季氏家中躲藏。身为大司寇的孔子，沉着冷静，率兵反击，击败费人，公山不狃逃到齐国，费邑终于被拆毁。事见于《左传·定公十二年》。
季氏苦于家臣之凶恶，便考虑从孔子弟子中选择一位知名者来担任费宰一职。此时的闵子骞正值强仕之年，且居孔门德行之科，可谓最佳人选。怎奈，闵子骞态度异常坚决地拒绝了季氏的任用。
司马迁记载闵子骞拒任费宰这件事，并没有引用《论语》原文“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这句话，而是改为“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这正是司马迁认为闵子骞拒任费宰的原因所在。
当时的费邑，并非鲁国国君所辖，而是季氏的私邑。闵子骞如果出任费宰，做的不是鲁国国君的官，而是鲁国正卿季桓子的官，也就是季氏的家臣。闵子骞如果出任费宰，是为季氏私家做事，不是为国家做事，所以他“不仕大夫”，不愿担任费宰。
据史料记载，费地在鲁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成为鲁国上卿季友的私邑（见《左传·僖公元年》），称作费邑。直到鲁元公二年（公元前427年）一直保持着“私邑”这种状态。鲁元公二年，季氏后裔季孙氏据费邑自立为国，称作鄪国。
闵子骞生活的时代，费邑一直都是季氏的私邑。所以，闵子骞当初拒任费宰，后来也绝无可能出任费宰。
至于“不食污君之禄”这句话，权威的翻译是“不吃昏君的俸禄”。司马迁说的昏君是谁呢？
闵子骞在鲁国，先后经历了鲁昭公、鲁定公、鲁哀公三位国君。鲁昭公确实是一个不成器的人物，据说他十九岁继位时，还像个小孩子一样贪玩；参加父亲的丧礼，不但毫无戚容，反而面呈喜色。后来鲁昭公讨伐季孙氏失败，被迫逃到齐国，辗转至晋国，最后客死他乡。鲁定公是鲁昭公之弟，他继位后，鲁国大权已经被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三家所控制，鲁定公成为一个傀儡，对鲁国政事不闻不问，全由季孙氏掌控。鲁哀公是鲁定公之子，子贡曾批评过他言行不一，他自己也慨叹“茕茕余在疚”。他带头乱礼，将自己宠幸的侍妾立为夫人，将侍妾所生公子立为太子，“国人始恶之”。他受人怂恿，当面砭责季孟二人食言而肥，与卿大夫交恶，君臣之间水火不容，辗转前往越国，生前再也没有回到鲁国。平心而论，这三个国君都是没有什么作为的昏君。
有人说，“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这句话，是孔子听说闵子骞拒任费宰时说的，被司马迁转述引用。其实，孔子不会说自己的国君是“昏君”，只有作为史官的司马迁可以这么说。
以我的个人理解，“不食污君之禄”也可以翻译为“不吃有辱国君的俸禄”。做季氏的官，就要为季氏办事，就会做有利于“私家”而不利于“公室”的事情。吃这样的俸禄，岂不是有辱国君吗？所以闵子骞不愿做季氏的官。
当时，季氏大权独揽，对孔子的意见都不买账，对闵子骞的主张更不会采用。闵子如果出任费宰，结局只有两种：要么实行儒家的仁政，最后只能与季氏闹翻；要么放弃原则，与季氏同流合污。闵子骞正是因为看清了这种形势，才采取了一种不合作态度，坚决拒绝出任费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