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一次听说冯道，是在余大师的一本散文集里《历史的暗角》一文中，余大师把冯道标列为一个不讲原则、没有节操、“无才无德，痴顽腐朽”的小人之列。
第二次遇到冯道，是在《三度修炼》的《读冯道，识气度》一文里，此处把冯道描绘成一个进退有度、深厚圆融的智者形象。
第三次遭遇冯道，是在中国史学史的课上，此处的冯道是一个天下有道则显、无道则隐的世故老人形象。
那么，究竟哪个冯道才是对的呢？历史上真正的冯道是怎样的呢？根据《旧五代史·冯道传》记载：“冯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其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道少纯厚，好学能文，不耻恶衣食，负米奉亲之外，惟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
从以上材料可知，冯道并无显赫的家世，祖上有时务农，有时教书，地位都很低，但冯道自幼沉稳忠厚，不挑剔吃穿，又十分孝顺，只知道读书，即使是“大雪拥户，凝尘满席”，也不能改变他对学习的执着。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无论是景仰他还是鄙视他的人，对他的才学都是十分敬佩的。
冯道自号“长乐老”，著有《长乐老自叙》。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的《冯道传》对他有不同的评价，但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冯道的不少好事，就是连称他为“无廉耻者”的欧阳修也没有否定，例如，他“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随军当书记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发到的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在丧父后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景城故乡时，正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谢，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从这里可见，其私德不得不令人肃然起敬。
冯道最受诟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欧阳修自不必说，司马光也称他为“奸臣之尤”，就是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在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之后，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直到范文澜作《中国通史》，还花了不小的篇幅对冯道大加挞伐，主要也是针对他的政治道德。这些批判在以儒家文化为正统以及官本位的理念下，都是不足为怪的。在冯道的故事中，有一个小花絮，成为后人唾骂冯道的论据：《新五代史》本传中曾记载他和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的一段对话。太宗问：“何以来朝？”答曰：“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又问：“尔是何等老子？”复答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后来太宗又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他说：“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有人说他这些话奴才相十足，向胡人卑躬屈膝，大失民族节气。殊不知，冯道这些言行，救得了中原千百万百姓。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这种行为“如诸佛菩萨行”，简直与佛和菩萨一样伟大！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虽然对冯道殊乏好评，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人不夷灭中国（意指中原）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二战结束后，日本被美国占领，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成为日本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太上皇”，当时的日本首相就以一种看似屈辱的态度每天去向麦克阿瑟请安问好，其情似与冯道所处的情境相似，但是正是这一个屈辱的首相把日本带上了战后经济高速起飞的道路，人家现在依然是挺立于世界上、并时不时要龇一下牙咧一下嘴、抖展一下自己羽毛的强国。难道这其中不也有一些值得思索的东西吗？
冯道还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对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冯道为印行经籍标准文本，经皇帝批准由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等人任详勘官，李鹗、朱延熙等书写，依唐刻《开成石经》，并和经注合刊，开雕“九经”：《易》、《书》、《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周礼》、《仪礼》和《礼记》，以端楷书写，能匠刊刻。到了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五月雕印完成，历时22年。同时刻成的有唐代张参撰《五经文字 》、玄度撰《九经字样》等书。因刻书事业由国子监主持，故史称“五代监本九经”，创官刻书籍之始。当时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对此，元王祯评为“因是天下书籍遂广”。
也许正像《读冯道，识气度》一文开头所说的那样：“历史上有一些人是可以盖棺论定的，但有一些人棺材盖儿钉子是钉上了，但是定论确实不易下的，号称‘长乐老’的冯道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许不能单纯用“一刀切”的方法，辩证的方法或许是比较妥当的。这就是“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善”，就像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写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