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814年7月1日～846年4月22日），本名李瀍（chán），临死前十几天改名李炎。唐朝第十五位皇帝（除去武则天以外），840年2月20日～846年4月22日在位,共6年，享年32岁。安葬地：端陵。
唐文宗曾想立敬宗的儿子晋王普为太子，但晋王普于太和二年（828）六月5岁时夭折，文宗追赐他皇太子的名号。太和六年十月，文宗立儿子鲁王永为太子，第二年八月举行了册礼，但太子永在开成三年（838）十月暴死。太子的死使文宗很是伤感，认为自己枉为天子却不能保全儿子的性命，他除了追赐儿子为“庄恪太子”外，还把火气发到太子身边的宫人身上，本人也抑郁成疾。开成四年十月，文宗立敬宗的第六子陈王成美为太子，还没有来得及行册礼，文宗就一病不起了。
开成五年正月初二，文宗密旨宦官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监国。但是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以太子年幼多病难当重任为由，要求重立皇太子。宰相李珏据理力争，也奈何不了手握神策军的仇士良、鱼弘志。他们假传圣旨，将文宗的五弟颍王瀍立为皇太弟，从十六宅迎入宫中。太子成美仍然以陈王的爵位退居藩王府邸。文宗驾崩之后，颍王柩前即位，是为唐武宗。武宗即位后，将已去世的生母韦氏追册为皇太后。
武宗27岁即位。他信奉道教，与道士有往来，这使他多了一些了解现实的机会。武宗知人善任，能够面对现实，也敢于向宰相当面认错，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李德裕提出“政归中书”等政策，在李德裕执政时，国家渐渐回复元气，史称“会昌中兴”。
武宗即位之初，在仇士良等人的胁迫下，大开杀戒。文宗的妃子杨氏、陈王成美、安王溶等潜在的政治对手均被赐死。在开成五年（840）八月为文宗举行的安葬典礼上，仇士良又把枢密使刘弘逸等杀死，以解除对其权势所造成的威胁。宰相李珏、杨嗣复被罢相贬往外地，武宗本来已经下令将二人处死，但在李德裕的强烈请求下，赦免了他们。李德裕在执政期间，中书省的职能作用发挥较好，因而宦官的势力被削弱了。唐武宗吸取唐文宗的教训，对宦官改用阳为尊祟，实则逐渐冷淡的手段。
在会昌二年四月，宦官头子仇士良见李德裕日渐倚重，便散布流言蜚语，称宰相与度支商定，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想以此激怒禁军闹事。李德裕闻讯后立即向武宗面奏此事，唐武宗派遣中使到神策军中宣布御旨：“此事纯系空穴来风，一切都是朕的安排，无关宰相之事，尔等不得信口雌黄。”稳住了局面。在仇士良的阴谋被挫败后，唐武宗没有乘势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以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仇士良自知处境不妙，遂以退为进，以身体有疾提出了辞职。唐武宗顺水推舟，改任他为内侍监。不久，因见大势已去，仇士良被迫致仕。在手下宦官送他退居私邸时，仇士良说：“天子不可令闲暇，一有闲暇必定读圣贤之书，见儒学之臣，就会听到大臣的劝谏，天子就会因此而智深虑远，就会减少玩乐、放弃游幸而专心理政，我等所受的恩宠就会变薄而权力就会变轻了。为诸君考虑，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广殖财货，多养鹰马，每日以打球狩猎声色迷惑天子心志，越是极尽侈靡，就越会使天子喜悦，他就越不知道停息。这样一来，天子必定排斥经术，倦怠政事，我等就可以万机在手，恩泽权力还愁不牢固吗？”一席话，使众人心服口服。这也正是仇士良专权跋扈、恩礼不衰的经验之谈。但这套经验在武宗时不太灵验。仇士良退职不久，就在自己的府邸死去。会昌元年唐武宗前往泾阳县围猎。乙卯（二十五日），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在紫宸殿劝阻武宗说：“陛下近来游猎逐渐频繁，出离京城也太远，早出晚归，荒废了朝政。”武宗当即承认错误。高少逸等人退出后，武宗对宰相们说：“朝廷设置谏官的本意，就是让他们直言朝政得失，朕愿常常听到。”李德裕等宰相齐声祝贺。己未（二十九日），唐武宗任命高少逸为给事中，郑郎为左谏议大夫。
唐武宗继位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重点是严惩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本着“治乱世，用重典”，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重从严，绝不姑息。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唐武宗听从李德裕之言裁掉官吏2000多人。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自开成五年二月八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无罪轻重，咸蠲除之。惟十恶、叛逆、故杀人、官典犯赃，不在此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正月，武宗下诏：“朝廷典刑，理当划一，官吏坐赃，不宜有殊，内外文武官犯入已赃绢三十匹，尽处极法。”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对官吏贪污满千钱的，即处以死刑。这样以诏敕的形式，规定严惩贪污的标准，不难看出武宗君相对廉政建设的决心。会昌一朝对官吏贪污的惩治，始终没有放松。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武宗加尊号后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对官吏犯赃依然不予宽宥，并说，“由是退恶进贤，化行令举，刑奸赃之吏，破黩货之家，此宗社降灵，助成时政”。
唐代官俸不高，许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养家糊口，还有许多地方薪俸发放不及时，这样就难免心生他念，转而刻剥于民以自奉。另外唐人重内轻外，人多不愿到外地为官，特别是不愿到边鄙之乡或气候等条件恶劣之地任职，结果造成了京师及一些繁华之地官吏冗多，而有些地方则缺官少吏。武宗在严惩贪腐的同时，提高官吏收入，发放养廉银，贷款给官员帮助还债。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改善官场风气。武宗灭佛，历史上称为“会昌法难”，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合称“三武之厄”。
李德裕一贯反对佛教的蠹政害民。早在长庆四年（824）十二月，就极力反对滥度人口为僧尼。徐到了会昌年间，李德裕位居宰辅，倍受武宗亲重，因此，君臣协力，大力禁断佛教。从会昌元年起，因李德裕等人的奏请，先后裁汰了部分僧尼，拆毁了佛教建筑，对僧尼的一些活动也进行种种限制。
会昌二年，曾下令发遣“保外无名僧”，不许置“童子沙弥’，并令原是“杂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还俗；同时，还下令不许僧尼无限止地占有奴婢，规定僧限留奴一人，尼留婢二人。会昌三年，废除了摩尼寺，杀摩尼师，财产没入官府。会昌四年，下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并拆毁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凡所拆毁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还俗，送归原籍等等。从会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到会昌五年（845），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民间私造的寺院。源自梵文Caturdeśa，意译为四方（catur是四，deśa指场所、地方、国土等），指寺院。音译“佳拓斗提奢”，省称“拓提”。但在汉字传写过程中，因形近而误写为“招提”。四方之僧称招提僧、四方僧之受施物称招提僧物、四方僧之住处称为招提僧坊。北朝魏太武帝于始光元年(四二四)造立伽蓝，名之曰招提，国人遂以招提为寺院的别称，此称呼亦传至韩国和日本。]、兰若(阿兰若。佛教名词，其中若字念rě.梵名Aranya，原意是森林，引申为“寂静处”“空闲处”“远离处”，躲避人间热闹处之地，有些房子可供修道者居住静修之用，或一人或数人。也泛指一般的佛寺。)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他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祅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
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开成四年(839年)，回鹘国宰相安允合、特勒柴革密谋作乱，被彰信可汗觉察后诛杀。另一宰相掘罗勿正率兵在外征战，恐被株连，以马300匹贿赂沙陀酋长朱邪赤心，借沙陀兵共攻彰信可汗。彰信战败自杀，国人立(厂盍)馺特勒为可汗。时草原发生疾疫，遇大雪，羊马多死，回鹘遂衰。
开成五年秋，回鹘别将句录莫贺为彰信复仇，引黠戛斯骑兵10万进攻掘罗勿，大败其众，杀掘罗勿和(厂盍)馺可汗，焚烧可汗牙帐，回鹘诸部四散逃亡。可汗弟咀没斯和宰相赤心、仆固、特勒那颉啜各率其众抵天德军(治大同川，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驻地，请求归附内地，十月十四日。天德军使奏报回鹘兵侵逼西城(唐西受降城，今内蒙河套地区)，连绵60里，不见其尾，边民恐惧不安。唐武宗李炎乃诏命振武节度使刘沔屯兵云迦关。
会昌元年二月，牙帐附近的13个部落拥立王子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南保错子山。九月，唐廷诏命河东、振武军队严加防范，并给乌介谷米2万斛，助其度荒。十一月，回鹘乌介可汗带兵劫杀了送唐太和公主南归的达干等人，把公主作为人质，向南穿过戈壁，屯兵天德军境上。乌介可汗又派人上表唐廷，提出暂借振武军(治朔州，今山西朔县)一城居住。十二月，唐武宗命右金吾大将军王会等人前往慰问，赈济米2万斛，委婉拒绝其借城要求。
会昌二年二月回鹘再次奏请赈济粮食，要求寻回被吐谷浑、党项掠夺的人口，并再次请借振武城。武宗诏谕城不能借，其他可以应接处理。为防备回鹘突然入侵，唐命刘沔为河东节度使，金吾上将军李忠顺为振武节度使。三月，回鹘咀没斯诱杀了内部劲敌赤心和仆固。那颉啜收留赤心之众7000帐向东逃去，侵掠唐边。四月二十日，咀没斯率特勒、宰相等2200余人归顺唐廷，被任命为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
会昌二年五月那颉啜率其部至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境，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奉密诏讨击回鹘，遣其弟张仲至率兵3万迎战，大破回鹘军，斩首不可胜计，全部收降其7000帐(古代游牧民族一帐指一个家庭)，张仲武杀戮收擒近九万回鹘人。那颉啜逃遁，后被乌介可汗擒获斩杀。挟战胜余威，张仲武派大将石公绪兵进契丹、奚两部，尽杀回纥监使八百余人，从而恢复了唐王朝对两个部落民族的管辖。
这时，乌介可汗虽势力衰微，但仍号称有兵10万。牙帐设在河东大同军(治今山西朔县东北马邑)以北的阊门山。八月，乌介可汗率兵南下，突然进入大同川，掠夺杂居在河东的戎狄各族牛马数万头，转战至云州(治云中，今山西大同)城下，云州刺史张献节闭城自守。初九，诏令征发陈州、许州、徐州、汝州、襄阳等地屯兵进屯太原(今太原西南)和振武军、天德军等防地，待来春再出兵驱逐回鹘。九月，唐命刘沔兼任招抚回鹘使，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唐各道兵马集结于太原，刘沔率兵屯防雁门关。
会昌三年正月乌介可汗兵临振武，刘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3000骑兵袭击回鹘牙帐，刘沔亲率大军随后跟进。石雄到达振武城后，派人从城里向城外挖凿10余个地道，于半夜引兵从地道杀出，直攻可汗牙帐。唐军进至其帐下，回鹘兵才发觉，乌介惊慌失措，弃辎重逃走。石雄率兵追击，十一日，在杀胡山(即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子罕山)唐军大胜。回鹘兵被斩首万人，收降2万余人，乌介负伤带数百骑向东北方向逃去，归附黑车子族，其溃散部队3万多人向唐朝幽州军投降。三年后，乌介可汗在被黠戛斯追击时为部下所杀。那个强盛时曾经“东极室韦、南控大漠、杀白眉可汗、盘马古匈奴地”的回鹘汗国从此一撅不振。
此后，唐北部边境一直安定了三十多年。会昌年间黠戛斯也向唐称臣，唐朝也重新控制了奚，契丹等族。
会昌元年（841）九月，卢龙军乱，陈行泰杀节度使史元忠，自主留后，遣监军傔以军中大将名义上表朝廷求节钺。李德裕不允，主张观望待机。果然不出德裕所料，军中杀行泰，立张绛，再求节钺，朝廷仍然故意拖延。后雄武军使张仲武请发兵进击张绛，武宗以张仲武知卢龙留后。李德裕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很快地平定了卢龙军乱。
在平定了卢龙军乱不久，又发生了昭义镇对抗朝廷的事件。会昌三年（843）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欲仿效河朔三镇惯例，要求袭任节度使职务。当时反击回鹘侵扰的战事刚刚结束，在武宗与宰相讨论此事时，宰相多认为回鹘余烬未尽，边境还要加强警备，再讨伐泽、潞，恐怕国力难以支持，主张同意刘稹的请求。谏官和群臣也都表示赞成。李德裕则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讨伐。并从各方面分析了讨伐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武宗听了，高兴地说：“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于是决定对昭义镇用兵。李德裕奉命起草诏书，谕令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要为朝廷立功，为后代造福，二镇表示奉诏。接着便命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河阳节度使王茂元、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合力讨伐，并决定于七月中旬，各道兵马一齐进发。
李德裕总结了贞元、太和年间朝廷伐叛的经验教训，一是各藩镇出兵才离开边境，军饷便由国家负担，则藩帅迁延不再进军；或是取得一县或一栅寨，都以为胜捷，也逗留不前，因此多是出兵无功。这次刚一进兵，李德裕即奏请武宗，命王元逵径取邢州，何弘敬直取鄜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不攻取县邑。因此，各路兵马似尖刀一样，直插入叛镇的心脏地区。二是监军干预军政，束缚了将帅的手脚，指挥不力。李德裕又和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商定，监军不得干预军事，只取少数兵自卫，赏罚与将帅一视同仁。
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出兵迟缓，李德裕就劝武宗诏命忠武军王茂元向魏博方向移动，何弘敬大惊，怕引起内部军变，仓皇出师与刘稹开战。
李德裕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他随时注意前线作战的进展情况，善于抓住薄弱环节，及时正确地处理一些军务。当他发现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从徐州出发以后，行动迟缓，尚未交战，便立即上奏武宗，认为李彦佐顾望不前，没有讨叛的意思，及时改派骁将石雄取代他。石雄代替李彦佐后第二天，即进击乌岭，连破五寨，俘杀叛军数以千计。王元逵进击尧山，又击败了刘稹的救兵，立了战功，李德裕则立即奏请武宗，加授元逵同平章事，大力表彰他的功劳，以激励他将。八月，昭义大将李丕前来投降官军，当时有人怀疑他是诈降，李德裕对武宗说：“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问诚之与诈！且须厚赏以劝将来，但不要置之要地耳。”这一做法，有利于分化瓦解叛军。九月，叛将薛茂卿攻破科斗寨，俘虏官军河阳大将马继等，劫掠并焚烧了十七个小寨。这时即有人产生失败情绪，还有人扬言刘从谏在世时，蓄养了精兵十万， 粮草足用十年，难以攻取，武宗也有些动摇。李德裕则坚持用兵，武宗也决心继续平叛，于是朝官们遂安定下来。李德裕感到河阳兵力较弱，一旦被叛军击溃，将影响整个战局。他奏请武宗，马上从忠武军调拨五千人，增援河阳军，并请求武宗赐甲一千副，弓三千张，弦箭三万支，陌刀二千口，绢三万匹，及时补足了军事装备，很快稳住了阵脚。
正当官军大举讨伐昭义镇时，十二月，在调动太原横水戍卒时，因赏赐不足，军士哗变，他们推都将杨弁为首，攻占了太原。这时，朝廷中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建议两地都要停止进兵。会昌四年（844）正月，被武宗派往太原以观察虚实的中使马元实，接受了杨弁的贿赂，回朝危言耸听，大肆为杨弁虚张声势，说杨弁兵多将广，列队长达十五里，盔甲刀戈，耀眼夺目，且物资充足，扬言不可讨伐。李德裕明察善断，当场诘问得马元实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李德裕上奏武宗说：“杨弁微贱，决不可恕。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即时请下诏，调兵进击杨弁，河东监军吕义忠召榆社本道兵，榆社戍兵，闻朝廷令客军取太原，恐妻孥亦遭屠戮，乃情愿还兵平乱。可巧吕义忠奔至行营，遂拥回太原，攻入军府，立将杨弁擒住，所有乱卒，悉数诛夷。弁被槛送京师，当即处斩。杨弁的兵变失败了，从而也坚定了百官对讨伐昭义镇的信心。
在讨伐昭义镇的过程中，李德裕还善于听从部下的正确建议。其年闰七月，李德裕听取了镇州奏事官高迪的意见，曾有效地对付了叛军的“偷兵术”，并令镇、魏兵“进营据其要害”；他还听取了刘稹心腹、降将高文端的合围泽州、断绝固镇寨水道和招降鄜州守将王钊的建议，都取得了成功。
李德裕排除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加快了讨叛战争的进度。八月，邢、洺、磁三州先后投降。刘稹的部将郭谊、王协见势不妙，遂谋杀了刘稹，投降唐军以赎罪。李德裕识破了郭谊等人的策略，认为刘稹年幼无知，昭义镇之所以敢对抗朝廷，郭谊等人是罪魁祸首，如果不加治罪，怎能惩治恶人？武宗赞同他意见，命石雄进入潞州，将正在等待朝廷授予节钺的郭谊、王协等祸首，械送京城。李德裕主张对藩镇武力讨伐，派兵戍守边境，支持武宗的治国理政，给当时的朝廷带来了一些新内容。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够在武宗面前替牛党的杨嗣复、李珏求情，说明了李德裕的个人政治魅力。
唐武宗因为服食丹药于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即改名之后的12天驾崩。他的妃子王氏殉节自缢而死。武宗成为太宗、宪宗、穆宗之后，又一位因为服食仙丹妙药而死的皇帝。
唐武宗端陵位于陕西三原县徐木原西（今三原县徐木乡桃沟村东北），东距高祖李渊献陵约5公里，西北距代宗李豫元陵约6公里。1956年8月6日，陕西省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端陵积土成陵，墓高15米，底部周长360米。呈覆斗型，陵台底东西58、南北60、高15米。陵台位于陵园中央。陵园东西540、南北593米。陵园四个角阙址虽均已平掉，但东南、西南和西北三个角阙址遗迹尚可看出，下宫离陵2公里。
现存四门石狮二对，形制同庄陵。石狮在神门外10米。石狮身高170、身宽100厘米。
神道石刻现有华表1、翼马和石马各2、石人4，鸵鸟一对（其中1个迁展于陕西省博物馆），东西列间距66米。
华表位于乳台阙址北65米。华表高677厘米（石座埋入土中，未计算在内），柱身八个棱面均线刻蔓草花纹，但以南面保存较好。形制同建陵。
翼马位于华表北9.8米，形制同庄陵。翼马身长285、身宽280厘米。
鸵鸟位于翼马北约10米。形制同景陵。鸵鸟身高和长均177厘米。鸟首回顾，身躯肥大，尾部退化，腿短如鸭。现迁至陕西省博物馆。
在西列翼马附近有石马2，均残。从残存部分看，仗马置鞍鞯、披障泥无马镫、饰鞅，尾下垂。
东列现有3个石人、南数第一个在翼马北80米、第二个在第一个北13.15米，第三个在第二个北14米；西列现存1个石人，在翼马北98米。石人身高289厘米。形制同庄陵，唯东列石人的左侧不佩剑，腰带下无前后花结长帛。
据当地群众称，北神门外原有二门狮，其北有石马和牵马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