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尤其是“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日本侵略军在北长驱直入，在上海，南京一带步步进逼，国内“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可是不到半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本精锐板垣师团，歼敌千余人。徐州会战，李宗仁率部毙敌人一万多人。捷报传达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反过去的悲观情绪，唱起“速胜论”的高调来。在我们党内，也有人受机会主义的影响，说什么顶多四年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为了彻底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摆脱错误抗战路线的干扰，把全国军民思想统一到“持久抗战、夺取搞战最后胜利”的轨道上来，并为持久抗战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决定写一部论持久抗战的理论专著。
早在1936年7月，抗日战争还没有开始时，毛泽东就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1937年，抗日战争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又说过，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的报告
为了写好这部专著，毛泽东查阅了大量资料，拟定一下详细的写作提纲，然后集中精力写作，从1938年5月上旬开始，仅仅用不到十天的时间，5万字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就一气呵成了。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作出了中国不会灭亡，也不能速胜，只要经过艰苦、持久的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正确结论。
《论持久战》是一部具有超前认识的创造性著作，它不仅在国内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科学的军事理论，而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昼夜写作，棉鞋烧了才唤警卫员“来一下！”
翟作军在1937年10月至1939年4月，曾经给毛泽东主席当过一段时间的警卫员。翟作军是河南省济源人，1919年1月生，1936年3月入伍，离休前任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翟作军曾这样回忆道：
“主席写《论持久战》，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还一个劲儿伏在桌子上写呀写的。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我们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或者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躺椅上闭上眼养一会儿神，又继续写。饭吃得很少，脸色也不好看。大家深怕主席累病了，便在值班时加倍注意，劝主席多休息。”
有一天，又轮到了翟作军值班。正是夜幕徐徐降临的时候。他照例走进毛泽东的房间，给毛泽东点燃两支蜡烛，分别置于写字桌两端。他故意把点蜡的动作放慢一些，打算趁机劝说主席休息。可是跟往常许多时候一样，毛泽东的眼睛一下都没有离开过纸和笔。他只好一声不响地退了出来。半夜光景，到了毛泽东该吃饭的时分，他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给毛泽东，提醒毛泽东主席趁热吃下，然后睡会儿觉。
毛泽东答应着“你们先睡，工作没搞完睡不着”的话时，手中的笔仍不停地“沙沙沙”写着。见此情景，翟作军进一步恳求主席吃完饭早点休息。毛泽东抬起头看翟作军一眼，微笑着说：“好，等一会儿就睡。”
翟作军考虑到不便多打搅主席，便走了出来。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他估计主席该吃完饭了，想去把碗筷收拾一下，好让主席睡觉。谁知他推开门一看，主席还在聚精会神地写着，放在桌子上的饭菜一动没动，只是不冒热气了。
翟作军回忆说：“我很失望，只好进屋去，把饭菜端出来放在火上热了热，又给主席送去。‘主席，您吃饭吧，天冷，一会就凉了。’我说。‘啊？我还没有吃饭？’主席抬起头，看看眼前的饭菜，好象自己都不大相信，说：‘好，就吃就吃。’我又走了出来，有意多等了一会儿，心想这一回主席总该把饭吃了。哪知道进去一看，饭菜还是没动。主席还在低头写作。那股子专心劲儿，就好像把整个身心都投注到那支笔上去了。我过去看他，他根本就没发觉。我心里一阵难受，说不清是啥滋味。眼前这种情况，进去打搅显然不合适，天快亮的时分，我再次去主席屋里看看，见主席还在写，饭仍然一动没动。”
毛泽东就这样连着五六天茶饭不思地写着稿子，睡觉时间短到不能再短。这样熬下来，两只眼睛布满了红丝，宽阔的面颊明显地消瘦下来，颧骨凸了出来，脸上浮起一层淡淡的黑釉，饭吃得更少了。天天看着主席因废寝忘食艰苦写作致使身体日渐衰弱下去的状况，警卫班几个人的心里都火烧火燎的，十分为毛主席的身体健康担心和焦急。可又没有什么好的法子能让毛主席注意适当休息。
翟作军描述道：“到了第七天，又轮到我值班，主席还是不肯休息，继续在写。这里虽然已是春天，天气还是较冷的，夜间坐久了，还冻脚呢。我怕主席冷，弄了盆炭火搁在主席脚边，又想起主席硬板凳坐着累，就到饲养员那里找了条当马垫子用的毛巾毯给主席垫在椅子上。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听得主席在叫：‘警卫员，你来一下。’我刚想站起身向主席房间走去，忽然闻到一股破布烂棉花的焦糊味儿，心里在奇怪什么东西烧了，走进去一看，只见主席正微弯着身子在脱棉鞋，两只脚上还微微在冒青烟!原来是主席的棉鞋烤着了。我赶快过去伸手帮主席把脚上的鞋脱下来，随手用暖壶的水往鞋上一浇，火灭了，焦糊味儿直冲鼻子。主席的一双棉鞋烧破了好几处，棉花都露了出来。棉鞋是没法穿了，我把主席的单鞋找来让主席换上。
‘怎么搞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就烧着了。’主席两眼看着那双烧坏了的棉鞋，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起来。
我也跟着笑了起来，心想，要不是火烧痛了主席的脚，主席怕还不知道鞋烧了呢。‘主席，您该睡睡了。您老不休息，把大家都急坏了。’我趁势抓住这个机会，又劝主席。
‘好，好，你们先睡，我等一会就睡。’主席还是那句老话。说完，又埋头写起来，就像刚才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
过不多久，我发现主席屋里的灯果然灭了，知道主席已经躺下，心里不由得一阵轻松。又过了一会儿，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想看看主席是不是真的已经睡着了，便轻轻走了过去。只见主席正侧身躺着，用手在不停地捶自己的腰。主席见了我，忽然问道：‘你们晚上睡得着吗?’‘睡得着。还睡不够呢！’‘唉，还是年轻人好啊，没心事，我就不如你们。我时常睡不着。’”
毛泽东心里装着中华民族存亡与发展命运的大事，装着全国人民疾苦与前途改善的大事，心事重重复重重，操劳过度又过度，又如何能像年轻人那样睡得着，好生睡个安稳觉呢！
接下来的一天，毛泽东就病倒了。症状主要为头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医生过来仔细检查一番后，说没有别的病，主要是劳累过度和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所导致的。医生给毛泽东开了些药，一再劝说毛泽东要注意好好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了一天。但是心里总是惦念着文稿的事，还没有等病全好，就又坐到写字桌前，一手托着头全神贯注地继续写起来了。
翟作军说：“大概写到第八、九天的半夜，主席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叫我过延河送到清凉山解放社去。我拿好卷卷，返身回屋子带上枪，就拼命向清凉山跑去。一路上，我高兴得自言自语说：‘这回好了，主席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过了三两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主席拿到手以后，就又手不释卷，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起来。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主席送来了一叠书，书皮上写着《论持久战》几个字。这时，我才知道主席前些日子写的原来是《论持久战》。主席拿到这叠书以后，瘦削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主席吩咐我立即把这些书分送给中央几位首长看，请大家提提意见，准备再作进一步的修改。当我兴高采烈挟着书往外去分送时，窗纸上已经透进白蒙蒙的光，天快亮了。”
就这样，经过许多个不眠之夜的绞尽脑汁、奋笔疾书后，毛泽东的一部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著名文稿《论持久战》，及时雨一样问世了。5月底6月初，毛泽东在延安正式作了《论持久战》的报告，有力地批驳了当时党内外在抗日战争问题上存在的“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思想，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意志。
特里尔笔下的《论持久战》写作过程
美国作家特里尔广泛收集并潜心研究毛泽东生平，写出了颇具西方风味、令人耳目一新的《毛泽东传》的专著。在他的这本《毛泽东传》里，有一段关于毛泽东《论持久战》写作情状的描写：
“这一年（即1937年），在延安的毛泽东写了很多东西。很具代表性的就是著述了《论持久战》。毛系统地总结了自1927年他第一次拿枪以来的很多军事思想。毛的一名警卫员着迷地目睹了毛写《论持久战》时的情景。毛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了一点点东西，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毛手臂酸疼时就紧握几下石头使手指得到松驰。5天以后，写满了显示毛桀骜不驯特点的草体字的稿纸已有一大摞，而毛的体重减轻了，眼睛布满了血丝。当他去吃已不止一次给他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把这视为一个重大胜利——如此着迷于写作的政治家真是举世少有。第7天，毛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的鞋被火盆中的火烧了一个洞，而他还在沉思。他喝了一杯烧酒，想一鼓作气继续把《论持久战》的最后一部分写完。可是，到了第8天，他突然感到头痛得厉害，一阵晕厥。医生来给他诊断后，他仍然继续写作。到了第9天，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5万多字的论文。”
著名诗人卞之琳的诗：“《论持久战》的著者”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首名为《断章》的短诗韵味深远、脍炙人口，为人们所熟稔。该诗作者就是才华横溢的卞之琳。在烽火漫天的抗日战争年代，卞之琳被革命圣地延安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所吸引，于1938年暑假，在何其芳、沙汀的积极活动和联系下，兴致勃勃地一同前往那个令许多追求进步的人士包括文学青年向往的延安。同年8月底到达宝塔山下。
卞之琳等热血青年被安排随陈赓旅第七七二团在前方体验生活，当时正值全党全军乃至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热潮中，卞之琳有幸近距离切肤地感受了《论持久战》所呈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魅力。他强烈地感受到了火热的现实。后来，他发挥所长，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课讲学。这一段时间里，在战火纷飞、生死一瞬间的前线，他为毛泽东超凡的智慧和魄力所折服，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豪迈的革命热情和斗志所感动。于是，诗情奔涌，于1939年11月20日，激情满怀地写下了题为“《论持久战》的著者”的诗歌，讴歌了毛泽东和其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手在你用处真是无限，
如何摆星罗棋布的战局？
如何犬牙交错了拉锯？
包围反包围如何打眼？
下围棋的能手笔下生花，
不，植根在每一个人心中。
三阶段，后退，相持，反攻——
你是顺从了，主宰了辩证法。
如今手也到了新阶段，
拿起锄头来捣翻棘刺，
号召了，你自己也实行生产。
最难忘你那“打出去”的手势，
常用以指挥感情的洪流，
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
陈云的建议使《论持久战》成书并广为传播
毛泽东写完《论持久战》之后，一开始并未考虑出版或者发表的问题，他写作的目的，是在中共高层搞清楚问题，统一认识，因此，他决定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讲一讲。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用了近十天的时间，讲演了自己写好的《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确地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清楚的描述，因此，他首次演讲，就使听者由衷地信服，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
毛泽东发表讲演后，并没有打算公开发表《论持久战》，甚至都没有考虑到要在更大的范围里去讲。《论持久战》之所以能够成书，应该说，陈云起了关键作用。
陈云听了毛泽东的讲演后，感到毛泽东讲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说服力，毛泽东的理论对全党、对全国抗战，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于是第二天就对毛泽东说：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点的范围给干部们讲一讲？毛泽东考虑后，接受了陈云的建议。
但是，毛泽东考虑到，在更大范围去讲，只能是分别到抗大等学校去讲，到延安各党政机关去讲，可是这样做，一是自己非常忙，抽不出来那么多的时间；二是只由自己去讲，听者仍然有限。于是他便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先在党内印发。这样，《论持久战》先在延安油印出来，在党内传阅。
可是，延安油印的《论持久战》数量有限，尽管大家争相传看，仍然有许多干部看不到，特别是在前线的干部，得到油印的《论持久战》更难。于是，毛泽东又决定，印成书，公开发表，不光在根据地发表，也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
公开出版《论持久战》的决定做出后，中共中央当作一件大事来办，采取了特别措施。延安当时缺纸，就设法从国民党统治区搞来一些纸，负责排字的同志日夜加班编校，印刷工人日夜加班印刷，
很快就把《论持久战》印成了书。由于当时条件太差，印书的纸不太好，印出来的书并不太结实，但毕竟可以大批发行了。刚刚印出的《论持久战》封面上，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同时还印有毛泽东亲笔写的一句话：“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论持久战》一面世，就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程思远先生在回忆中就谈到了《论持久战》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论持久战》印刷出来不久，周恩来就把书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她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毛泽东得知后，特意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毛泽东的这一期望得到了回报：《论持久战》的英文本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据说，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本，斯大林的案头上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的文稿。一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发表后，不管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蒋介石、白崇禧、陈诚和史迪威都肯定了《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的发表在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中也引起了很大震动，认定《论持久战》是一部上乘巨著的国民党军队中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和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
白崇禧当时系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的副总参谋长。他从周恩来手里接过《论持久战》后就一气读完。他赞同毛泽东的观点，佩服毛泽东的分析，他认为《论持久战》是一部军事巨著，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因而积极向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推荐。在蒋介石的认可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同时在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以国民党军委会的名义通令全国，把《论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指导思想。
史迪威将军只看了一遍《论持久战》，就认定这是一部“绝妙的教科书”，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认定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他建议美国政府“加快对华援助”，向中共提供有限数量的武器装备，一定会加快胜利的到来。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他是黄埔军校出身，恃才自傲。周恩来向他介绍了《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并送给他一本《论持久战》单行本。他一开始认为这是毛泽东故意炒作的，因而不屑一顾。1938年10月下甸，武汉失守，继而长沙沦陷，抗战形势的发展确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陈诚才意识到抗战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持久性，于是重新捧起《论持久战》仔细研读。他被毛泽东的精辟分析和科学预见所折服，并结合战例在该书的书眉上写了许多批注，并特地请周恩来到湖南衡山给军官训练学员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备问题》。根据这本有陈诚批注的《论持久战》至今仍存放在台北陈诚私人图书馆里。
蒋经国读《论持久战》达七八次之多
余致浚，中共地下党党员，抗日战争初期在赣南，打入国民党机关，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在他逝世后，他的家人发现一份材料，里面提到：蒋经国非常佩服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仔细反复阅读过七八次之多。
余致浚遗留手稿中的这份材料里，记载了蒋经国与他的一次谈话：
“1940年初的一个傍晚，从抗日前线传来胜利大捷的喜讯，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是一个晚饭后，我正在办公室赶写社论，政工大队队长张腾龙来找我，我们就兴高采烈地谈起了近日从前线不断传来的捷报。这时，蒋经国突然闯进来了，问我们什么事这么高兴。他是从外面归来，路过我们的办公室，听到我们的谈笑声，就推门进来看看。他好像喝了几杯酒，脸红红的。坐下谈了几句，就要茶喝。一看只有半瓶不大热的水，他就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喝热咖啡。他的办公室和卧室紧挨着我的办公室，是个相当精致的小院子。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室内生了个木炭小火盆，当时正是隆冬，屋里有了火，暖洋洋的显得很舒服。”
“我们正继续谈到前线喜讯时，蒋经国突然把谈锋转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了。平时我们谈话从来不涉及有关中共领导方面的问题，而蒋现在却主动提出来，我们自然是仔细聆听。他对《论持久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文章对于抗日战争的形势、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战争形式的运用，以及战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读了叫人万分信服。他还说，他已阅读过七八遍了，有时间还要下功夫去钻研。同时，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全书已翻阅得很旧了，书上红蓝铅笔画的道道、圈圈密密麻麻，书边周围写满了中文和俄文，看来他对这本小册子非常喜爱，是认真阅读过的。对于毛泽东，他只是就书论书，未涉及其他问题。他称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伟大政治家，表现对周的人格无限的崇敬，虽未谈具体内容，在他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是真心实意说的。”
王明想借《论持久战》做文章，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可笑的是居心叵测的王明，他深明白《论持久战》的份量，唯恐这部著作在自己和毛泽东的较量中加重毛泽东的砝码。1938年6月，毛泽东将《论持久战》文稿送到武汉《新华日报》发表时，王明却扣下文稿，并暗中密告共产国际的负责人，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观点存在着原则性的错误，企图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告倒毛泽东，以取代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时任共产党国际总书记兼管中国事务的是委米特洛夫，他在收到王明的街头信之后，仔细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毛泽东精辟的分析、科学的诊断拍手叫绝，对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王明的行动十分反感。委米特洛夫从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时那里了解到：“毛泽东不会放弃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绝不会放弃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对毛泽东更加由衷佩服。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向中共代表团表示：“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并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
1938年7月6日，在中国抗战一周年前夕，苏共中央《真理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表有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得到确认。王明想借《论持久战》做文章，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论持久战》所揭示的中国抗战规律和英明预见，《论持久战》因之而名垂青史，成为了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经典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也赢得全球军界的认同。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十分佩服。他在《核子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写到：“关于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最好阐述，不见诸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中国的著作。”
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菲利普•载维达曾写到：“图书馆里的书架，都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压弯了。”
和《孙子兵法》一样，《论持久战》也被美国西点军校奉为了必读之书。
《论持久战》的高明，连对手也为之折服。旧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佐山崎重三郎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公开宣称：“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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