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相信
龙应台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彷佛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十七岁龙应台
我到剑桥演讲，华飞从德国飞来相会。西斯罗机场到剑桥小镇还要两个半小时的巴士车程，我决定步行到巴士站去接他。细雨打在撑开的伞上，白色的鸽子从伞沿啪啪掠过。走过一栋又一栋16世纪的红砖建筑，穿过一片又一片嫩青色的草坪，到了所谓巴士站，不过是一个小亭子，已经站满了候车躲雨的人。于是我立在雨中等。
两只鸳鸯把彼此的颈子交绕在一起，睡在树荫里。横过大草坪是一条细细的泥路，一排鹅，摇摇摆摆地往我的方向走来，好像一群准备去买菜的妈妈们。走近了，才赫然发现她们竟然不是鹅，是加拿大野雁，在剑桥过境。
接连来了好几班巴士，都是从西斯罗机场直达剑桥的车，一个一个从车门钻出的人，却都不是他。伞的遮围太小，雨逐渐打湿了我的鞋和裤脚，寒意使我的手冰凉。等候的滋味──多久不曾这样等候一个人了？能够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等候一辆来自机场的巴士，里头载着自己十七岁的孩子，挺幸福。
他出来的时候，我不立即走过去，远远看着他到车肚子里取行李。十七岁的少年，儿童脸颊那种圆鼓鼓的可爱感觉已经被刀削似的线条所取代，棱角分明。他发现了我，望向我的眼睛既有感情却又深藏不露，很深的眼睛──我是如何清晰地还记得他婴儿时的水清见底的欢快眼睛啊。
我递过一把为他预备的伞，被他拒绝。“这么小的雨。”他说。“会感冒，”我说。“不要。”他说。细细的飘雨濡湿了他的头发。
我顿时失神；自己十七岁时，曾经多么强烈憎恶妈妈坚持递过来的雨伞。
放晴后，我们沿着康河散步。徐志摩的康河，原来是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河，蜿蜒无声地汨汨穿过芳草和学院古堡。走到一条分支小溪沟，溪边繁星万点，葳蕤茂盛的野花覆盖了整个草原。这野花，不就是《诗经》里的“蘼芜”，《楚辞》里的“江离”？涉过浓密的江离，看见水光粼粼的小溪里，隐约有片白色的东西飘浮──是谁不小心落了一件白衬衫？
走近看，那白衬衫竟是一只睡着了的白天鹅，脖子卷在自己的鹅绒被上，旁边一只小鸭独自在玩水的影子。我跪在江离丛中拍摄，感动得眼睛潮湿；华飞一旁看着我泫然欲泣的样子，淡淡地说，“小孩！”
到国王学院对面吃早餐，典型的“英式早餐”送来了：炒蛋、煎肉、香肠、蘑菇、烤蕃茄……又油又重，我拿起刀叉，突然失声喊了出来，“我明白了。”
他看着我。
“原来，简单的面包果酱早餐称做‘欧陆’早餐，是相对于这种重量‘英国’早餐而命名的。”
他笑也不笑，说，“大惊小怪，你现在才知道啊！”然后慢慢地涂果酱，慢慢地说，“我们不称英国人欧洲人啊，他们的一切都太不一样了，英国人是英国人，不是欧洲人。”
走到三一学院门口，我指着一株瘦小的苹果树，说，“这号称是牛顿那棵苹果树的后代。”他说，“你不要用手去指，像个小孩一样。你说就好了。”
从中世纪的古街穿出来，看见几个衣着鲜艳的非洲人围成一圈在跳舞，立牌上贴着海报，抗议辛巴布威总统的独裁暴力统治，流亡国外的人数、经济下跌的指标，看起来怵目惊心。我说，我只注意苏丹的杀戮，不知道辛巴布威有这样的严重独裁。他说，“你不知道啊？辛巴布威本来被称为‘非洲的巴黎’呢，经济和教育都是最先进的，可是木盖博总统的高压统治，使辛巴布威现在几乎是非洲最落后的国家了，而且饥荒严重，很多人饿死。”
经过圣约翰学院，在一株巨大的栗子树上我发现一只长尾山雉，兴奋地指给华飞看──他却转过身去，离我五步之遥，站定，说，“拜托，妈，不要指，不要指，跟你出来实在太尴尬了。你简直就像个没见过世界的五岁的小孩！”
给儿子的信
安德烈：
在给你写信的此刻，南亚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我到银行去捐了一笔款子。菲力普的化学老师，海啸时，正在泰国潜水。死了，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我记得这个年轻的老师，是汉堡人，个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力普说他教学特别认真，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带学生做课外活动。说话又特别滑稽有趣，跟学生的沟通特别好，学生觉得他很「酷」，特别服他。我说，菲力普，给他的家人写封信，就用你的话告诉他们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好不好？
他面露难色，说，「我又不认识他们。
想想看，菲力普，那个两岁的孩子会长大。再过五年他七岁，能认字了，读到你的信，知道他父亲曾经在香港德瑞学校教书，而他的香港学生很喜欢他，很服他──对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会不会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力普点点头。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分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20％的富有国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还一面骂你们没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阳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去晾，绝不用烘干机。若是有自然清风，我绝不用冷气。室内若开了暖气，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力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同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我曾经喜欢吃鱼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鱼翅是怎么来的。他们从鲨鱼身上割下鱼鳍，然后就放手让鲨鱼自生自灭。鲨鱼没了「翅膀」，无法游走，巨大的身体沈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饿死。我从此不再吃鱼翅。
菲力普说，唉呀妈妈，那你鸡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大量养鸡的吗？他们让鸡在笼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烂肉你说人道吗？
我不管。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
你一定知道中国的不肖商人是怎么对付黑熊的。他们把黑熊锁在笼子里，用一条管子硬生生插进黑熊的胆，直接汲取胆汁。黑熊的胆汁夜以继日地滴进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经年累月插着管子，就在笼子里渐渐长大，而笼子不变，笼子的铁条就深深「长」进肉里去
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什么胆汁、用什么中药，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消极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积极」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
你穿着名牌衣服，安德烈，你知道我却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你想过为什么吗？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架到云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驼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担，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什么？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四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放下扁担，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时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
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那已不是人的肩膀。
挑的东西有多重？
九十公斤。他笑笑。
一天挣多少钱？
三十块。
安德烈，你知道三十块钱是三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三球冰淇淋。
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是二十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
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
那天和菲力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突然听见菲力普说，「快看！」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前景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刚好一辆RollsRoyce 开过来，成为背景。菲力普来不及取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了，老妇人抬起头来，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进社会中贫富不均第一名的地方，每四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中。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难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觉你的不安，你其实在为自己的舒适而不安。我很高兴你能看见自己的处境，也欢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记得你七岁时，我们在北京过夏天。蟋蟀被放进小小的竹笼里出售，人们喜欢它悠悠的声音，好像在歌咏一种天长地久的岁月。我给你和菲力普一人买了一个，挂在脖子里，然后三个人骑车在满城的蝉鸣声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却突然下车，然后要把竹笼里的蝈蝈放走，同时坚持菲力普的也要释放。三岁的菲力普紧抱着蝈蝈怎么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蝈蝈是喜欢自由的，不要把它关起来，太可怜……
我想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你的性格特质。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的，也有七岁的孩子会把蜻蜓撕成两半或者把猫的尾巴打死结。你主动把蝈蝈放走，而且试着说服弟弟也放，就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积极的道德行为。所以，能不能说，道德的行使消极或积极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层面进行消极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对于一个专制暴政的长期抵抗……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在民主体制里，这种决定人们时时在做，只是你没用这个角度去看它。譬如说，你思考投票给哪一个党派时，对于贫穷的道德判断就浮现了。哪一个党的经济政策比较关注穷人的处境，哪一个党在捍卫有钱阶级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时是一种你对于贫富不均的态度的呈现。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社会福利占了欧陆国家GDP的45％而美国却只有30％？这和他们对贫穷的价值认知有关。60％的欧洲人认为贫穷是环境所迫的，却只有29％的美国人这样看。只有24％的欧洲人同意贫穷是个人懒惰所造成的，却有60％的美国人认同这种观点。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咎有应得，或者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社会责任，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制度。
海啸的悲惨震动了世界，国家在比赛谁的捐款多，背后还藏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真正的道德态度，其实流露在平常时。我看见2003年各国外援的排名（以外援经额占该国GNP比例计算）
1 挪威 0.92
2 丹麦 0.84
3 荷兰 0.81
4 卢森堡 0.8
5 瑞典 0.7
6 比利时 0.61
7 爱尔兰 0.41
8 法国 0.41
9 瑞士 0.38
10 英国 0.34
11 芬兰 0,34
12 德国 0.28
13 加拿大 0.26
14 西班牙 0.25
15 澳洲 0.25
16 纽西兰 0.23
17 葡萄牙 0.21
18 希腊 0.21
19 日本 0.2
20 奥地利 0.2
21 意大利 0.16
22 美国 0.14
你看，二十二个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里，十七个是欧洲国家。前十二名全部是欧洲国家。为什么？难道不就因为，这些国家里头的人，对于社会公义，对于「人饥己饥」的责任，对于道德，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些国家里的人民，准许，或说要求，他们的政府把大量的钱，花在离他们很遥远但是贫病交迫的人们身上。他们不一定直接去捐款或把一个孤儿带到家中来抚养，就凭一个政治制度和选票已经在进行一种消极的道德行为了。你说不是吗？
所以我不认为你是个「混蛋」，安德烈，只是你还没有找到你可以具体着力的点。但你才十九岁，那个时间会来到，当你必须决定自己行不行动，如何行动，那个时刻会来到。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你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做不到什么。
（摘自《读者》2005年第9期)
对话龙应台
人物周刊：家庭对你性格的形成，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龙应台：我父母是1949年的难民，他们突然被连根拔起丢到一个真空的地方，失去了原来的土地，失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极为重要的社会联络网。因此我从小是在一个孤单、疏离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大家族；一班如果有60个孩子，我就是其中惟一的外省孩子。他们在“中心”，我在“边缘”──边缘的位置，我相信，容易使一个人变成观察者。
成年后回头去看才理解早年的经历。小时候到了清明节，班上的59个孩子，跟他们的家人要忙好几天，准备鸡鸭鱼肉各种牲品。到了扫墓，你就会看到那59个孩子都很忙，59个孩子庞大的家族都出现了。而我没什么可以忙，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更不会有庞大的家族。小小的我就远远地看着坟场上青烟袅袅，人头攒动，但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为何我和他们不一样，这个感觉很特别。
人物周刊：你到了美国之后，思想的改变主要是什么？
龙应台：到美国后，看材料才赫然发现国民党教给我的中国近代史充满谎言。比如国民党在上海的清党，国民党对共产党青年的迫害，是对我的第一个最大的触动。
人物周刊：做知识分子与做官有什么区别？你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曾说，“知识分子只负责提出问题，不负责解决。”
龙应台：在哈佛演讲时，有在场的大陆学者指责我说，你不该批评领导人，你应该提出具体做法，否则就没资格批评。韩愈的《争臣论》里说，“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
官守和言责，是两种不同的岗位。我们所谈的知识分子，是在权力体制以外提出独立看法的人。他可以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让主事者参考，但主责是批评。
负“言责”的知识分子和负“官守”的官员不一样的是，作为知识分子比较自由，可以“快意恩仇”些；但作为官员，因为权力在手，可能大有所成，也可能贻害社会，因此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同时，作为执行者，你当然要求实际的效果，就必须通过各种不同的妥协才能把崇高的理想付诸实践。这种委曲求全与妥协，一步一个脚印的绵密的实践，和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知识分子做官不一定会成功，好官也不见得做得了知识分子。
人物周刊：台北市文化局长任上，你关注较多的是文物古迹的保护。上世纪90年代初，济南曾拆除了一座有80多年历史的非常漂亮的老火车站，理由之一是它是德国人修的，有殖民主义的烙印，你怎么看？
龙应 台：台北市核心区有一座台湾银行所属的大楼，日本人建的，我当文化局长以前就被指定为古迹，但是台湾银行想拆除它，建一座新的大楼──那个地皮太贵了。他们到法院申请撤除该建筑的古迹地位，理由是，它是日本殖民者的老营，不是“中华文化”的东西。法院竟然判决他胜诉，准予拆除。
我可慌了。理论上他们当天晚上就可以连夜拆除。我要保护这个古迹的惟一办法就是它被重新认定为古迹，但是这要经过很多程序。我就在当天夜里12点紧急召开了古迹委员会议，得到委员们的支持，在24小时内重新指定它为法定古迹。后来它被保护下来。
而当时文物保护的最高母法，文资法的总则第一条，古迹被保护的先决条件是，该建筑必须“以发扬中华文化为宗旨”。为了避免以后还有这样民族主义的文化判决，我决定提出修改母法，把总则第一条“以发扬中华文化为宗旨”改为“以发扬多元文化为宗旨”。
古迹的保护从来就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因为你做了保存，活着的人得以理解过去。理解过去，是为了让他知道怎么面对未来。所以在我看来保留在台湾的日本人的遗迹，甚至更早以前的荷兰人的遗迹，西班牙人的遗迹，清朝的遗迹，同样重要。这是一种态度：对历史的尊重，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是文明很重要的条件。
人物周刊：你没有接受就任台湾“监察委员”的邀请，声称要保留一支独立的笔，你怎么理解作家的独立性？
龙应台：独立性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每件具体的事情出来后，我都要具体去衡量，怎么样才叫独立性。监察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是台湾政治里的一个独立的机构，专门弹劾政府官员的，也可以弹劾“总统”。可后来我发现，它是“合议制”的，就是说，你提出的弹劾，必须得到院内大多数“委员”的同意才有效。相衡之下，我觉得，那个力量还不如我站在写作的岗位上呢，所以婉拒了。
人物周刊：2007年，你就“特别费案”为马英九辩护，在台湾引起很大争议，这篇文章是否有悖于你所鼓吹的“独立的笔”？
龙应台：写这个文章
